迪克斯·巴特勒驾驶一辆吉普车来霍夫机场接我。我将再一次和四个队友合住了，迪克斯就是其中一位。我们的公寓坐落在库达姆大街几个街区之外的地方，是一栋六层楼高的建筑物，我们住在四楼，这座建筑物是这条街上唯一的住宅楼了。在楼梯井里，精致的模具里装满了破裂的石膏像。更高的平台上是石膏板贴砌成的墙面，地上铺设着拼花地板，这和我对柏林的第一印象出奇地相似：灰尘扑扑、沉重、半新不旧、灰暗、压抑，还透露出几分意料之外的淫靡。街道的每一个角落，随时都可能有歹徒出没，虽然街道上闪烁着霓虹灯，在我看来都充斥着堕落与邪恶。
我不知道我是否能付得起我的正常生理需求（虽然我还没有任何经历），这些天我意识到性的存在，它就像被密封在圆柱体里的恶魔的孩子，迫切地想要冲出来。当我从“老沙基”经过时，我有了一次特别的经历，当我第一眼看到霍夫机场周围拥挤不堪的街道时，我就莫名地产生了性冲动，这里的空气和建筑好像散发着一股催情的气息。从窗口望出去的西柏林全景就仿佛是战时被轰炸的城市新闻影片，这些建筑物有的还在修复或拆除过程中，有的几乎被炸毁了一半。公告板、推土机、起重机、卡车和军用车随处可见。此情此景看起来哪里像战后十年啊，根本就像是战争才刚刚结束。
我们一路开着车前进，迪克斯·巴特勒一直在东拉西扯。“我很喜欢这儿，”他说，“西柏林人思维特别活跃，纽约人跟他们比起来，根本啥都不是！有一天我在公园的长椅上看德国报纸，一个穿着细条纹西装的家伙正坐在我对面。他用准确的英语对我说：‘看到那里的警察了吗？’我循声望去，是有一个大块头的德国警察。‘我看到了，’我说，‘怎么了，老兄？’这个陌生人答道：‘我敢打赌这个警察解手的时候就跟大象一样！’然后他又重新看起了手中的报纸。哈伯德，这就是柏林，人们能告诉你警察是怎么下蹲的。和他们相比，我们就是在马屎蛋儿里啄虫子的菜鸟！他们之前都是纳粹啊，盖伦少将就是其中之一，他为西德人负责德国联邦调查局的事项，过去他还受过我们的资助呢。”
“是的，”我说，“我知道。”不就是十年前，我父亲在二十一餐厅吃午饭时提及的那位战后与美国军事情报局签订工作合同的德国将军吗？“嗯，我听说过他。”我说。
“他还把自己工作合同的事告诉了曾与他在俄国前线一同工作的所有前纳粹分子，”迪克斯·巴特勒说，“这帮家伙中有很多人想抓住这个机会在战后德国找到一份待遇不错的工作，毕竟现在人力缺口很大啊。你家里任何在东区的人都能给你提供可靠的信息。不过也无所谓，分析一下社会服务区，你会发现东德共产主义者是位于最高层的，纳粹秘密警察则在最底层。朋友，其实这都是一派胡言，现在我不就正在享受着自己的生活嘛！”
迪克斯·巴特勒只字未提我的具体工作是什么，我只好一点一点地自己探索。在我刚到柏林的那几天里，我整天忙于为我的工作作资格认证，假名为VQ/STARTER。我有大量的时间待在这座曾经一派华丽现在却空洞无比的公寓里，这些家具让我觉得压抑。我的床上铺着一张极厚的床垫，摸起来就像地窖的地板一样潮湿。枕头硬得像一根木头，这也让我明白了为什么普鲁士人的脖子看起来都很僵硬。
我具体的工作任务最终证实了，有点像办事员，我都不知道怎么去描述。我在国防部有一张自己的办公桌，只要求一天露一次面，确保是否有需要行政处理的文件因为出现差错没有到达我手里。这个地方虽然狭小，但不像华盛顿的办公室那么拥挤，有足够宽敞的空间容纳我那相对宽大的办公桌。不久之后，他们开始擅自占用我的空间，然后到了第二周，不仅是我的抽屉，就连桌面都被他们占用了。尽管提前被警告过，中央情报局的人来这里的国务院办公室或国防部办公室工作会引发不满，但我仍然对这样令人恼火的行为完全没有心理准备。在第二周快要结束的时候，我决定清理我办公桌上所有未经许可放置的文件了，趁着他们出去吃午饭的时候把它们统统丢进我放在通道里的纸板箱内。当我回来的时候，房间里居然是一片肃静。
那天下午，一个三人委员会来找我，就目前的情况同我开了二十分钟的短会，然后我们达成一致意见，将我的办公桌划分成不同的区域。
我们这个协议可能比其他解决方式的效果好，但这间办公室里的人和我相处起来却没有那么融洽了，不过这也无关紧要。我需要的不过是一个工作场所，能够让别人通过电话或邮件联系到我就行了。
我更多的工作时间是在“市中心”，一间围着一圈带倒刺的电线防护栏的小屋里，这只是情报局众多办公室中的一间。其他办公室分布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其中包括比尔·哈维长官的家里。他的家是一座水泥房子，外有重兵守卫，沙袋和栅栏一样不少，配备的机关枪的火力能覆盖附近的几条街。这地方就是个堡垒，如果俄国人从东柏林杀过来，这座小小的堡垒也能坚持防守好几个小时。
我在“市中心”办公室的第一周是在电话旁边度过的，我期望着从看门人、酒吧老板、服务员领班和高级宾馆服务员那里获取监控报告。刚开始时，还没有同事帮助我快速适应工作，但没过多久我就认识了很多同事，并开始了真正的间谍工作，那段时间还是很有意思的。布里斯托尔、凯宾斯基或者艾姆卓酒店的看门人会告诉我他们掌握的信息，我要求他监视了四个人，卡尔·茨威格就是其中一个，他告诉我卡尔·茨威格从他的奔驰车里出来去了二三二房间。当我下午再次给这个看门人打电话的时候，他已经知道了二三二房间住客的名字，这太刺激了！我感觉自己也变成冷战中的一分子了！
在那几天，每天我都要依据名单挨个给领班或看门人打两次电话询问各种信息，时间一长，我的热情逐渐开始冷却，也没了兴趣去猜测卡尔·茨威格、戈特弗里德、贡特尔或者约翰娜到底是东德人还是西德人，到底是敌人还是朋友。如果服务生无意中听到重要的对话，我就必须发简报到相关部门，他们就会派另一个比我有经验的情报员去询问服务生，我甚至不知道这样的询问是该边喝酒边进行呢，还是该去藏身房。我听说迪克斯·巴特勒就是做这种工作的人。那时候，我的新愿望就是挂掉所有的电话，走出这间房子，做个在大街上自由自在的路人。
我与电话相伴了十天，忽然一个电话通知我去VQ/GIBLETS向FLORENCE作报告。当时我已经耳闻VQ/GIBLETS多次了，知道它就是比尔·哈维的住所（一座水泥房子）。我的同事打电话告诉我说，哈维把他这座防卫森严的房子想成小型的直布罗陀，FLORENCE就是“C.G.”——这是哈维新妻子的名字：Clara Grace Follich。
“这是什么意思啊？”我问。
“呃，你真是两耳不闻窗外事啊，”他说，“C.G.迟早会对基地的新面孔做出行动的，你等着看吧。”
我很快就全面了解了这些事情，C.G.曾是美国妇女军团的一名少校和特鲁司哥特上将的行政助理。她如今嫁人了，也算半隐退了，目前只负责维护和打理藏身房。那天做完报告后我和她一起去柏林，我们坐的是一辆低调的厢式货车，车身没有任何显著的标志或旗帜。我带着毛巾、床单、卫生纸和清洁剂，加上啤酒、红酒、面包、香肠、雪茄和成箱的香烟，我把这些东西统统搬上楼，从老电梯哐啷哐啷直响的门里进进出出好几趟，我拿出弄脏的毛巾和床单（把剩余的食物、垃圾和空瓶留给女仆）。在众多房间中有七间是藏身房，其中三间既崭新又整洁，剩下那四间跟我父亲带我去的华盛顿那间藏身屋一样破旧不堪。
C.G.是一个不太多说话的女人，但你不会怀疑她的脑子是否在运转，她很擅长将每间藏身屋里的东西列出清单来。我还注意到，她在进门前总会先与众不同地敲敲门，大概是为了提醒里面可能正在盘问间谍的情报官员。然而，她的敲门声基本上都没有回应。尽管七间藏身屋都空空如也，她依然一一敲门检查。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当我们歇下来的时候她说，“很多藏身房都是空置的。”
“嗯，是的。”
“当我们需要它们的时候，我们就真的很需要。”
“是的。”
“哈伯德，你今天没有看到任何服务生吧？”
“嗯，没有。”
“如果你看到了，你就会发现他们不是一群年轻人，你能告诉我为什么吗？”
“呃，如果我们的人必须要藏身几天的话，遇上年轻的女服务生，他可能就会与这些女服务生展开恋爱关系。”
“能说详细点吗？”
“呃，好吧。假设有一个克格勃的间谍，是个训练有素的调情高手，他可以骗过这些女服务员，从而获取进入藏身房的机会。”
“不管你承不承认，”她说，“你是这群新人里面一开始就很懂行的学员。”
“呃，我觉得自己懂得确实比一般人略多一些，”我说，“我父亲以前是战略情报局的。”
“哈伯德？你父亲不会是卡尔·哈伯德吧？”
“是的。”
“我丈夫认识你父亲。”
“我父亲很尊重您的丈夫。”我一直想知道父亲究竟有没有发出那封信，但我觉得他应该已经发了，因为她刚刚说“你父亲不会是卡尔·哈伯德吧？”这句话的口气略有深意。
“我打算和我丈夫说一下你的情况。”她说。
又过了一周，我没有收到任何电话叫我去见比尔·哈维，但好在我的工作变得有趣多了，一个新同事也从华盛顿调了过来，尽管我只比他早来两个礼拜，但我比他年长，所以他很快就接替了我的工作，我则转移到代理运输部。在那里我负责记录共产党官员的行踪，比如谁来了波兰、谁去了捷克斯洛伐克、谁穿梭于东德与东柏林之间。这其中也包括了收取我方间谍的报告，并绘制出在东德的观察员分布的网络图：出租车司机、各个街头的报摊商贩、东德警察、东柏林酒店服务生，甚至是东柏林著名妓院里的男侍应。一九五六年，那时候还没有柏林墙，所以东柏林的官员常常会夜里冒险穿越西柏林。
这些网络都不是我能控制的，任何新来的间谍都不在我的职权范围内，我甚至都不确定我们收集的信息会不会汇集到华盛顿的文献室，也不知道我们在西柏林的人是否已经执行新的行动。
最终那个电话打了进来，VQ/BOZO想要见我，他就是比尔·哈维。VQ/BOZO这个假名和VQ/GIBLETS-1、VQ/COLT都是同一个人，假名会根据你和他见面地点的变化而变化。VQ/GIBLETS-1是他家里的秘密办公室，VQ/BOZO是他在库达姆大街外主要的办公室，VQ/COLT则是他家后面的回车道。他曾经有过自己的网球场，这条回车道当时就是为各种车辆掉头而建的。如果这个假名是VQ/COLT的话，你就得做好准备随着吉普车上下颠簸然后再跳入比尔·哈维驾驶的凯迪拉克中，当然，这种情况通常很少发生。我听说过我有同事被VQ/COLT召唤到网球场，从吉普车里出来跳进了哈维的凯迪拉克里面，然后等了四十五分钟才见到哈维从GIBLETS一路散步过来。
今天是在BOZO见面，他的主办公室，情况应该会轻松很多。许多人被安排来见他，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事情啊！见他之前，先要坐在一间私密隔间里，大小差不多能放进一个小衣柜，等着叫到你的名字再进去，然后你就在秘书的指引下走过一条空荡荡的走廊到达他的门前。好像之前就说好了一样，我们所有等候的人，包括情报官员、美国官员、西德官员，都不会看彼此一眼。
在隔间里等待的时候，我想做些准备。我之前被提醒过比尔·哈维很可能坐在他硕大的办公桌后面，大衣脱去，手枪从肩膀上的皮套里露出头来。但还有一个关于他的传奇：无论天有多热，他出现在公共场合的时候都不可能不穿他的夹克衫，汗水流过他的脸颊他也淡然自若，因为联邦调查局的训练会让你形成难以磨灭的礼节观念。他也绝不会在公共场合露出那些肩膀上的手枪皮套。
我也被警告过和他见面之后的一转身他就可能会拿出一支手枪，用手旋转滚筒，取出子弹，然后瞄准你的方向扣动扳机。我父亲曾说过只有在联邦调查局待过的人才会这么做。
另外，我们都遵照比尔·哈维的指令，无论执行多小的任务，出行时都要携带枪支。去年一年时间，根据估测，俄国人在西柏林制造了二十起绑架勒索事件，德国人自然就是受害者。克格勃没有绑架任何美国人，不仅仅是因为我们与它有密切的交通联系，但是如果苏联打破了这个规矩，那么可能正如哈维设想的那样，他就是苏联选中的那一个。
我还不够成熟老练，不清楚这样的恐惧将会如何大肆蔓延开来。当我走进他的办公室，我所能感觉到的只有他巨大的恐吓威力，墙上的枪多到可以摆满博物馆的一条走廊。比尔·哈维坐在办公桌后面，正在接听电话，背心的纽扣全部都解开了，肩上探出头来的两把左轮手枪就像他腋下冒出来的号角。他看起来块头很大（走起路来一定摇摆不定），浑身散发出一种金酒和森森药片的气味。
然而，他又是充满力量的。他挂断电话，用一种充满怀疑的眼光看着我。直觉告诉我他初次看一个人大概都是这样的，我们总是知道太多不该知道的事，而他是想看穿我们知道了什么不该知道的事。
显然他是正确的。过了一会儿，我意识到我对他的事情了解得太多了。我听说过柏林隧道，我也知道布格斯给他的前妻莉比画过像，因为我就是之前那个KU/CLOAKROOM啊，所以我完全有理由此刻感到浑身不舒服。
比尔·哈维冲我点了点头，正如基特里奇描述的那样，他的嘴巴精致小巧。由于他的声音很低沉，我不得不从座位上将身体微微前倾，听他开口说话。
“我妻子说你很不错。”他说。
“噢，她是一位优秀的女士。”我很快回答道，有点太快了，他对我的怀疑也是理所应当的：因为我本能的反应就是对他撒谎。C.G.来自中西部，而哈伯德家族对那里一直有深深的偏见，他们觉得中西部确实有品德高尚的人，但要期望出现兰心蕙质的好女人的话，比马萨诸塞州赶超纽约州还要难。
但不管怎么说C.G.称赞过我，这才是我觉得她最优秀的地方。然后我再次望向哈维那充满血丝的双眼，我面对的可不是一位普通的男人啊，对他来说，妒忌简直就是家常便饭。
这真是不祥的开端。出于友善，C.G.对她所有的朋友都表达得很清楚：她是一个已婚的女人。当然，我是不会和比尔·哈维说这个的。我只是注意到，他办公室里三台大保险柜的顶端都有一枚铝燃烧弹；他右手边是一块设有很多按钮的仪表板，他的抽屉里绝对还有其他按钮。办公桌上是一台红色和一台黑白条纹相间的电话机，看起来像是刚从火星降落下来的飞船。我不知道这些设施和按钮到底哪一个能引爆铝燃烧弹，但对我来说，很明显，这个房间可以在不到一秒钟的时间内燃烧起来。
“嗯，孩子，”他说，“她挺喜欢你的，”他的呼吸变得有点沉重，他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我，“她喜欢的人可不多。”
“是的，先生。”
“如果你顺从我的话就不要说‘是的，先生’，这句话是当人们觉得你满嘴屁话但还是做好了准备听你胡诌时才说的。”
“噢，好的。”我便马上改口。
“我喊你过来是想同你谈点事，我需要两个年轻人来为我做点事，但我宁愿找到一个能抵两个那样的人。”
我点点头，我这一辈子都不想再说“是的，先生”了。
“C.G.似乎认为你可以胜任，所以我看了你的二〇一档案。你的训练成绩很不错啊，在我看来你的档案里只有一处瑕疵：你结束训练后到了技术服务部，但是你的档案里却没有‘工具包’啊？”我一直害怕的话终于被他说出口了，“工具包”就是指假名啊！“你究竟在技术服务部做了些什么？”
“嗯，哈维先生，我没有被分配任务，所以很快我就被派遣来德国了。对我来说，没有必要拥有假名。”
“在你甚至还不知道你的职务之前来到德国有些不合情理吧，我可是很讨厌泡在德国佬的腔调里，最后死在菲律宾人的手上，”他打了个嗝，“实际上，在基地里，语言并不是最必要的。我们要记住我们要赢的是战争，不是这帮德国佬。你可以和一些德国人相处得很好，我就是。”
他确实是这样，比尔·哈维的德语能算得上是基地最好笑的笑话之一了。他第一次举起了左轮手枪，对准了我的左耳，“在我看来，你应该是知道你来这里了。”
“好吧，哈维先生，”我回答，“我有理由这么想。”
“是什么让你比人事部更了解你自己的前途的？”
我稍作犹豫，但还是开门见山地回答他：“是我父亲告诉我的。”
“家庭原因？”
“是的，先生。”
“嗯？你现在不听话了，是吧？嗯？”他窃笑着，笑声很刺耳，因为喉咙里的痰听起来还有些混沌，就像汽车的发动机运转的声音，“我要把这件事和你父亲说说啊！这里可不像中央情报局，但你父亲一直坚持，我想他仍然能够将他的儿子分配到任何一个他希望的职位上去。”
“他似乎觉得柏林是我应该待的地方。”
“为什么？”
我的脸颊一下子红了，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只好说：“他说那里是战斗的地方。”
“哈伯德，你父亲有没有告诉你关于VQ/CATHETER的事情？”
“我不知道那是谁或者是什么。”哈维看上去可能是听到了一些风言风语。
“我也相信你不知道，”他说，“不错。”
但就在下一秒，我想到VQ/CATHETER可能就是柏林隧道的假名！
于是，他再次看着我，说道：“你讲的瞎话能在一定范围内经得起考验吗？”
“我不是大嘴巴，我的表兄妹曾经因为我太沉默寡言而谴责过我。”
他在左胳膊下面拿出了枪，打开了枪膛，取出了子弹，旋转了滚筒，更换了子弹，关上后膛，最后放回了他的手枪皮套里。枪把从他的腋下伸出来，正对着我。他这一系列动作完成得十分娴熟，似乎这就是一场茶艺表演。
“我准备任用你，”他说，“你虽然还不够聪明，但我仔细考察了你留给我们酒店人员的材料，你展现出了极好的网络感，这可不是每个人都具有的。”
“是的……”
“如果你想，你可以说‘是的，先生’了！”
“是的，先生。”
“到时候我会告诉你什么时候来为我干活。”
“好。”
“他们‘市中心’都告诉你什么了吧？说了我的需求了吗？”
没有人告诉过我任何事情，但我感觉我得稳妥地回答：“他们说你需要一位办事员，一位出色的办事员。”
“我需要一个厉害的，但我可以勉强接受一个还不错的年轻人。”
“如果您正想到我，我愿意尽我所能为您效劳。”
“先仔细听工作的简单情况，我的办事员可不允许出去喝咖啡的。”
“先生？”
“他要坐在我身边——在我防弹铁合金的凯迪拉克里。在苏联这种随时都可能遇到袭击的地方，防弹铁合金不过就是一张潮湿的合金报纸。
“你坐在我旁边可能会丢了小命，那些苏联火箭就专门干这个的。它们和我们的火箭炮看起来很像，但实际上根本不同。他们的火箭炮能折叠进一个和300毫米长焦镜头差不多大小的圆柱形箱子里。你在听我说话吗？”
“在听，我也这么认为。”
“详细说一下。”
“一个恐怖分子可以把自己伪装得像个摄影师，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他可以打开箱子，拿出他的火箭炮然后袭击你的车。”
“然后你坐在我旁边。”
“是的，先生。”
他开始窃笑，痰又一次涌动在他的喉咙里，这让我想起了在游乐场搅拌机里的太妃糖。他咳了一下，把痰吐在了手帕上，然后点着了一根烟，他的双手和嘴巴一样精致。他拿烟的动作很灵巧，两根手指夹着湿的一端放到他的唇上。
“车门开时，”哈维说，“你不会总是比我先出去，有时候我会先走。知道为什么吗？”
“我不知道。”
“仆人是第一个出去的。狙击手，如果那里有的话，将会等着从车里出来的第二个人。哈伯德，你对此怎么看？你害怕在危险地区买一个爆炸性弹头吗？”
“不，我不怕，先生。”
“看着我的眼睛，我是那个你愿意冒着生命危险坐在和站在他身边的那个人吗？”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声音太小了，以至于我都把身子倾到了桌子上。
“如果我告诉您这是我的荣耀，您应该不会相信的吧？”
“为什么？”他坚持问道。
“哈维先生，为了完成您的任务，牺牲自我都将会充满意义！”
他满意地点了点头：“你今年二十三岁？”
“是的，先生。”
“对一个年轻人来说，你能如此识大体，实在是不容易啊！如果你想知道真相的话……是我叫我的妻子关注你的，因为我喜欢你写报告的方式。由于我妻子喜欢你，所以你应该是不会得到这份工作的，但是，我认为你能够帮助我，你能够很好地完成在‘市中心’的工作，然后很好地利用了在你后面进来的另一个年轻人，让他接替了你的工作。准备开始和我工作吧！下周一上午九点，还是在这间办公室见。”他把一根手指放在鼻子一侧，好像是在集中他的思考，“不要上你的德语课了，把你接下来的几天时间放在研究你的手枪上吧，我们要在士兵俱乐部使用陆军射程的手枪。下周一之前多花点时间啊！”他站起来同我握手道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