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着空空的房间和她使用过的被单，我知道她去哪里了：有一次基特里奇突然告诉我她偶尔会去地下室。
“我讨厌那个地方。”我告诉她。
“不，当我一个人孤独地待在屋子里的时候，我就在想我是不是可以不让自己这么孤单呢？于是我就去了那里。”她说。
“告诉我为什么。”
“我过去常常害怕屋子里的东西，但现在我不害怕了。当下到地下室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就像是到了自我内心孤独的中心，好像这里就是茫茫大海中间的一片陆地。这样，当我从地下室上来的时候，我就不觉得这个房子是那么空荡荡的了。”
“在地下室没有什么东西让你害怕吗？”
“我想是我自己在吓唬自己，我听到奥古斯都·法尔摆弄他的锁链发出的咔咔声，但是，不，哈利，在那里我不会感觉到复仇的味道。”基特里奇说。
“你真是一个可爱的姑娘。”我回应说。
现在，我必须提醒自己，今晚我是有机会把她带到地下室的。当我们对自己都不忠实的时候，我们很严酷、鲁莽地评论甚至是批判镜子里的影像，却没有反应过来镜子里的影像就是自己，当我这样做的时候，我很看不起自己。正如卑鄙、虚伪、迷醉的人一样，我隐约感受到肉眼不能看见的审判员们聚集在那一片死寂中。
突然，一声动物的悲鸣打破了夜的沉寂，这不是普通动物的声音。从这个声音中，我辨别不出那动物离这里有多远，但这声音听起来有点像狼的哀嚎，可附近地区很少有狼。这声音又出现了，现在这声音听起来像一只受了伤的熊发出的畏惧、疼痛的嚎叫，可是附近并没有熊出没，应该是我内心的不安让我觉得这声音听起来是这样的吧。
二十一年前，在那条从高速公路一直延伸到我们身后岸边的泥巴路上，我发现了一个乞丐，他在吉雷·巴特勒家旁边的灌木丛里狼吞虎咽地吃着东西。后来我得知，虽然他静静地躺在那里但实际上他的脸上挂满担心、害怕的表情，他担心嘴里仅剩的食物会被别人抢走。刚才我听到的动物发出的尖叫声，会不会也和乞丐当时的处境一样呢，有谁知道啊？二十一年前，也就是一九六二年的早春，那时我们正在找可以停下一架飞机的地方，因为我们要对古巴的甘蔗地喷洒毒药。难道这一年来的工作经历在那时候没有让我有想发出令人窒息的咆哮吗？
站在空荡荡的卧室里，我的思想和达蒙·巴特勒直接发生冲撞，达蒙·巴特勒是吉雷·巴特勒的远古亲戚。达蒙·巴特勒是奥古斯都·法尔的第一个助手，只是他已经死去二百五十年了。我突然想到这个人并不是因为我看到了他的鬼魂或者是听到了他的声音，只是因为我觉得自己看到了他所看到的东西，所以我的脑海里浮现出了他的样子。
我站在卧室中央，努力地想着，现在在我脑海里的东西不是上天送给我的礼物，也不是别人想要侵犯我的表现，只是某个下午发生的事件迟来的结果。那是十年前的一个下午，那时候我在巴尔港图书馆里阅读达蒙·巴特勒的行船日志，这日志是当地图书馆珍藏的手抄本，正是因为十年前的这个下午，才有了我今天脑海里的图像。虽然我做这些不费吹灰之力，但我仍然在努力地做，因此我尝试着告诉自己，我所看到的景象不过是我把达蒙·巴特勒的日志片段拼凑起来而已：装船的清单、如何避免潜在的危险、待售的单桅帆船……我看到他们处置法国船长的方法就是巴特勒日志血淋淋的本质，只是我现在才想起来，才反应过来。记忆具有多么大的监禁力啊！现在，总算都想起来了，就像开门之前的敲门声一样，我的记忆由于一点点的引导逐渐清晰起来。
法国船长的船被夺后，他的船员遭到屠杀，船长自己被剥光了衣服，赤裸着身子，双手被捆绑着，而他却冲着光膀子的“强盗”吐口水。此时，光膀子的法尔举起他的弯刀，刀刃锋利无比，在手起刀落的一瞬间，船长的头颅像一棵大白菜一样飞出去，重重地掉在了甲板上——达蒙的日志就是这么写的。其他的船员都发誓看到了尸体，而且尸体的脖子还在往外喷血，被捆绑的双手迅速收紧，向上挣扎着靠近膝盖，直到法尔暴怒地踢了他一脚，尸体就躺在甲板上了，双脚抽搐着。头颅落在一旁，嘴巴仍然在动，所有人都看到了。达蒙·巴特勒写道，他听到那血淋淋的嘴唇还在说话，他对法尔说：“Si tu non veneris ad me,ego veniam ad te.”
十年前的一个晚上，当我在梦里一直跟随着什么东西或者什么人走到地下室的时候，我并没有想起被斩首后的头颅所说的话，我现在想起来了，并且明白了他在说什么，他说的拉丁文很清晰：“你不来找我，但我会去找你。”赤裸裸的诅咒啊！
为了不让罗斯听到我的动静，我走后面的楼梯下到地下室。在地下室里，有一个窗户的一扇窗格坏了，黑夜的气息从坏了的窗格里透进来，这股气味一闻就知道不是这个岛上的。如果鼻子是记忆的引擎，那我现在闻到的气味让我想起了波托马克运河上的陈腐水域，老乔治城沼泽上那闷热的沼泽气味在缅因州的空气里散发着无尽的芬芳，我想起了波莉·盖伦·史密斯以及她的进攻者。正当我这么想的时候，我撞上了蜘蛛网，黏黏的蜘蛛丝粘住了我的头发，我被吓得发抖。现在我对自己所闻到的气味不怎么肯定，这是老切萨皮克城以及俄亥俄运河上滩涂的臭气吗？当一个陌生人站在走廊上可以清楚地听到远处社团举办宴会产生的大叫声以及哭喊声的时候，我在想那片沼泽或许正散发着它的臭味，使距离它北面几百英里的我都能闻到这气味，那片沼泽地就是那具不知是不是夏洛特的尸体被发现的地方，这具尸体第一次被冲上岸的地方真的很臭！过去我在自留地最底部待着的时候，我很害怕那里潮湿阴冷的空气，如今这样的空气已经成为第一种能让我心生恐惧的气味。现在通向地下室的木制楼梯已经开始腐烂、松动，我已经很长时间不使用这些楼梯了，以至于我已经忘记它们会怎样大声地抱怨。我以前一定进过在战争中受伤的人的病房，现在我所走的每一步都带着无尽的悲伤。
地下室没有光，很久之前灯泡就坏了，只有开着门才能透进一点点光线。我的影子在我的前面，我慢慢往下走，感觉自己的手臂被木桩压迫着，我一直往下走仅仅是为了到达基特里奇睡觉的那间小卧室。正当我准备进入最靠里面的房间时，来自地窖上方的光线在道路的拐弯处减弱了，我几乎什么东西都看不见。从我上次到这里冒险已经很多年了，当我摸到那些床的时候，我能感觉到它们腐坏的程度已经很深了。
基特里奇正躺在一个毁坏程度不那么深的泡沫床垫上。地下室里几乎没有光线，通过反射的灯光可以看见她苍白的皮肤毫无血色。我可以看到她的眼睛是睁开的，当我靠近的时候，她轻轻转了转头，以此暗示她知道我来了。刚开始的时候，我们都不说话，我又想起了几年前的那一幕：那是一个满月的夜晚，月亮远远地从两座黑色大山夹着的峡谷中慢慢升起，而我的独木舟在峡谷之间漂浮着，船上晃动着微弱的灯光。
“哈利，”她说，“有一些事你应该要知道。”
“我希望有这样的事。”我慢吞吞地说，在她说这话之前我已经对她要说的话有一个心理准备了。我很少有被刺痛的经历，但仅有的伤害竟然发生在我的婚姻中——这是即将发生的不可挽回的预兆，我不想再往下说了。
“我不忠诚。”她说。
在每一种死亡中都隐藏着一种庆祝，在每一次狂喜中也隐藏着死亡。这就像我两种不同生活中的灵魂相互交换了地点，每次我和克洛伊在一起的罪恶感都会瞬间消散，但我和基特里奇之间的悲哀却像洪水一样不停地涌来。我内心一直担心的飓风来临了，这个消息对我来说就像晴天霹雳，让我头昏脑涨。“和谁？”我问，“你和谁对我不忠了？”我在内心藏着一个忠诚的观察者，他不会被飓风、地震、火灾或者海上的风暴影响，他在这种情况下仍然能够注意语法的正确性——他是我的一个特殊伙伴。
“有一天下午我和夏洛特在一起，”她说，“但那不算什么事，尽管它很糟糕，”她停了停，“哈利，不是夏洛特，是其他人。”
“是迪克斯·巴特勒吗？”我问。
“是的，”她说，“迪克斯·巴特勒，恐怕我已经爱上他了。我很讨厌这样的想法，但是，哈利，或许我真的爱上他了。”
“不，”我说，“不要那么说，你不可以那么说！”
“可那真的是不一样的感觉。”她说。
“他是一个勇敢的人，但他不是一个好人。”我告诉她，我的声音很坚定，就像只是说出了一个心中已久的想法。不，他不是一个好人。
“那没关系，”她说，“我不是一个好女人，你也不见得是一个好男人，我们都不是什么好人。”她说：“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你知道的。”她又慢慢地补充道：“我宁愿相信，当我们做爱的时候上帝是在场的。和夏洛特在一起的时候是这样，和你在一起的时候也是这样。只是上帝出现的时候是以耶和华的形象出现的，他在我们之上，并且他知道如何判断，他的判断是那么尖锐。但是和迪克斯·巴特勒在一起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自己和救世主很近。迪克斯一点也没有同情心，救世主却选择当我和他在一起的时候靠近我，但是自从克里斯多夫死了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这种感觉了。你看到的，我已经不再关心自己了。”她握着我的手说：“自己和自己做伴已经成为我的监狱，我现在想的是，如果我能让迪克斯感受到我所感受到的同情、怜悯，那该是一件多么好的事啊！所以，你看，我并不在乎，在你或者其他人眼里，迪克斯不是一个好人。”
当我站在她的面前时，一个可怕的图像越靠越近，我终于看清了，那是在车里的我，那是一幅悲惨的图画：我撞在了树上。我从那个被撞得粉碎的我的后面看着那个我，这只是一个关于我开车开出车道的幻境吗？
我内心深处的最后一道防护墙突然倒塌了，我坠入了内心的恐惧中。此时我有一股冲动，想突破身体的重重组织以挣脱这种恐惧，在这样一种力量的推动下，不知道我对于地下室的恐惧感是否已经消失。
“不，”我说，“我是不会放弃你的。”此时我似乎进入了一种恍惚的状态，在这里，我自信地认为自己在基特里奇心中占据着一定的地位，我说：“迪克斯正在来这里的路上，对吗？”
“是的，”她说，“他会到这里的，而你必须离开，我不能让你在这。”即使这里光线很暗，但我仍然可以看到基特里奇的眼泪。她轻轻地啜泣着：“如果你坚决不走，这会像我们告诉休·蒙塔古让他给我一纸休书那天一样糟糕。”
“不，”我又说了一遍，“自从我见到迪克斯那天起，我就害怕他，这就是为什么我要留下来的原因。我想面对面地接触他，为了我自己。”
“不！”她说，她站了起来，“一切都错了，什么都是一团糟，蒙塔古死了，你留下来也没有任何希望。但如果你离开这里，迪克斯会照顾我的，我觉得他更可靠些。哈利，我告诉你，我都不知道要怎么告诉你，你留在这里会让事情变得更加糟糕。”
我现在并不确定基特里奇是在说爱的事情还是在说危险的事情，可是她后面说的话给了我答案。
“哈利，”她说，“如果你留在这里，那会是一场灾难。我知道你为蒙塔古做的那些事，而我在为我自己做类似的事。”
“那迪克斯呢？”
“迪克斯知道的事情足以撼动很多人，这就是你必须要离开的原因；否则，我会被你拉下水的。我们两人都会有生命危险。”
我抱着她，亲吻她。我心里充满了爱与绝望的交织，当爱的激情消失的时候，只有这样才能点亮我们的婚姻生活。“很对，”我说，“如果你觉得很有必要，我就会离开。但是你要和我一起离开，我知道你不爱迪克斯，那不过是一夜情罢了。”
她接下来的话彻底地伤了我的心。“不，”她说，“我想和他单独在一起。”
这是我亲眼所见的最后一刻了，我记得后来我带着小说的手稿从食品储藏室里出来，沿着多恩岛静静地走了。离开的时候，我看到了一个守卫，我把划过来的船又划回海峡，这时候浪很小，我很容易就渡过了海峡，来到了距离我停车处零点二五英里的地方。我记得后来我开车去了波特兰，第二天早上我把银行存款全部取了出来。去取银行存款是基特里奇给我的建议，这让我觉得虽然我们的婚姻关系结束了，但财产关系仍然存在。“哈利，”我记得她最后对我说，“你把在波特兰的钱全部取出来吧，那里至少有两万美元，你会需要这笔钱的。我还有其他的存款。”所以我把波特兰的存款全部取了出来，然后飞到了纽约。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尽可能多地告诉大家发生了什么。因为，一天半以后我得知（当我从电视媒体中得知这个惊人的消息时，陪伴我的所有东西瞬间烟消云散），那天拂晓时分，自留地着火了，人们发现了雷德·阿诺德·罗斯的尸体。可是在其他的所有新闻报道中我都没有找到任何一点关于基特里奇、迪克斯以及那些守卫的消息。
对我来说，那天晚上已经深藏在记忆中最黑暗的位置，就像电影院里专门堆放那些废弃胶卷影片的地方那样黑暗，让人不愿意靠近。当被销毁的胶卷的最后一个画面被粉碎时，我能感觉到它的哀叹声。有一面墙在我的记忆中升起，它把所有的关于那天晚上的记忆全部封锁在内部，那黑暗的内部，就像我们无法知道死亡会将我们带向何方，我依然能看到自留地在火焰中燃烧。
在纽约的第二个月，我强迫自己把我在自留地里的最后一晚记录下来。正如你所想的一样，这对我来说是超乎寻常的困难，我有几天几夜都无法动手写一个字。我相信疯狂之后人的头脑会更加清晰明智，我发现我一直在反复回忆这样的场景：车子的刹车在转动，时间就像一副牌刚好被分成两份，这样的时间和生活的时间完全不同。我开始确定，如果我再次回到那个急转弯，在这个急转弯猛地把方向盘从我手中抽出。为什么那时候我没有看到那条空荡荡的路呢，而是让自己的车直接撞到树上？我看到在挡风玻璃后面严重受伤的自己。我如此清晰地看到受伤的自己时，我才确信：我已经死了。可我觉得自己仍然活着，这不过是一种幻觉，那天晚上的事情是死者有意识地想象出来的。所有的回忆：我开着车，前车灯疯狂地向前，就像一匹骏马发亮的前腿一样，这样的记忆不过都是原来那些期待在我脑海中的反应罢了。我现在才刚刚死，这是一个平衡的时刻，死亡会把我之前不懂的问题全部解决，我会知道所有问题的答案。当我回到多恩岛的时候，如果我曾感觉到不真实的碰触，这可能是因为我在通向死亡的路上。在开始往回走的时候，我知道道路的每一个分岔口，这是不太可能的。如果那天晚上是以我妻子的消失为结束的话，是不是意味着我哀悼的实际上是自己的死亡呢？基特里奇是不是仍然在那个风雨之夜等着我回去呢？其实，在纽约的一年里我都是理智的，死人不太可能会疯狂。
在那一年时间里，我都是过着躲躲藏藏的日子，我不用担心护照之类的东西。你知道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代替护照的，我的护照看起来像臃肿的蛋糕，现在这个护照被一个苏联警卫拿在手上站在玻璃屋里面，他脸上挂着怀疑的表情。我打算通过莫斯科谢列梅捷沃机场进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难道就用这个臃肿的护照吗？他还不知道威廉·霍尔丁·利比这个名字承载着一个人的传奇人生，这个人在严酷的审讯下是绝对不会退缩低头的。
“护照，”玻璃屋外面的一个朋友说，“这个护照……为什么是这样的？”
事实证明他的英文不比我的俄语好。
“河流。”我试着用他的口音告诉他，我尝试着用俄语告诉他这个护照之所以是现在这个样子是因为当事人掉进河流里了，我不打算承认还有一个原因是我把护照放到烘干机中烘干了。“河流。”我觉得我在说河流，但是一会儿之后，当我在手中的旅游册中看到了一个词的时候，我才意识到我说的是手臂、肋骨以及鱼。显然，我是在告诉他，我把护照放在我的胸前，我的手臂被鱼吃了——上帝知道我的俄语很容易让人迷惑。像一条固执的狗一样，他不断地重复着，“护照——糟糕，为什么会这样？”说完之后，他踮起脚盯着我看——很明显，他们被鼓励这么做。而我被他盯着看出了冷汗，好像我完全是无辜的一样，其实从某种程度上说，我确实也是无辜的。我一直在问自己：我怎么会没有想到安检人员会对这个臃肿的护照产生惊奇，从而引起他们对这个护照的仔细检查呢？
“不好，”他说，“失效了。”
我可以感觉到排在我后面的乘客正在焦急地等待。
“不，请不要说失效，拜托了，”我对他说，“请您帮帮忙。”然后向他伸出手，他很怀疑地把我的护照递给我。我小心翼翼地翻着这个褪色的、褶皱的护照。在没被浸泡到的地方，我找到了关键的那一页，我的护照还没有过期！我指着日期把护照再次递给他。这个苏联警卫一定在明尼苏达州的农场工作过，他的眼睛是蓝色的，颧骨很高，留着短棕发：我不觉得他是二十五岁。“你，”他用手指着我说，“你——等一下。”说完他就进去叫出来一个官员，这个人大概二十八岁的样子，他的头发是黑色的，蓄着胡须，他穿着暗绿色的军装，军装的领子很紧，衣服上还有镶缀。
“为什么？”这个人指着我的护照问，他看我的护照就像在看一个可憎的东西。
我想起了一些俄语单词：冰，水。他们两个人让我想到了芭蕾舞。“兄弟，”我说，“这是因为很多冰造成的。”我做着像在擦桌子一样的手势，然后我指了指远处地面上的那辆非常现代的飞机，我又模仿了飞机的咔嚓声。庆幸的是，我居然能模仿出听起来像一个结冰的池塘裂开的声音，并且我用手握着自己的脚。“水，很多的水——很多的水，很多的水不是可以让护照变成这样吗？”为了让他们理解，我做出了划水的动作，我真是一个笨拙的游泳者啊。
“非常冷。”第一个警卫说。
“非常冷，是的。冰是很冷的，很冷。”
他们点了点头，里里外外地翻看着护照。然后又认真地看了看我的签证，签证上面有他们需要的标志。他们吃力地大声叫出我的名字：“威廉·霍尔丁·利比？”从他们嘴里说出来时，我听到的是：“哈尔丁·布勒。”
“是的，”我说，“就是这个名字。”
他们在黑名单里查了查，发现“利比”这个名字并不在其中，于是他们相互看了看，只能相对叹息了。一方面，他们不是哑巴，他们能够感觉到什么东西弄错了。另一方面，为了放心，他们让我回答了更多的问题，还让我填写了好几张表格，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失落的夜晚吧。他们下班后可能还有另外的计划，但是现在那个棕色头发的警卫还在为我的护照盖章，他给我一个孩子般的笑容。“放行，”他尽力用一种意大利法语的口音说，“放行！”
在接下来的进站过程中我仔细观察了谢列梅捷沃机场，这个混凝土机场是为一九八〇年的奥运会修建的，悬挂着一条大大的红色标语：欢迎来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这些标语的背景墙却是灰色的。我的行李安全通过安检，我写的书的第一部分的微缩胶卷没有被发现，我把它放在行李箱的秘密隔层里——这个行李箱是为机密文件安全通过常规检查而设计的。我通过了最后一道门，看到了用多国语言写的指示牌，告诉人们如何找到苏联国际旅行社的导游。在我还没去找导游之前，就有一个出租车司机向我走来，他是一个纽约风格的出租车司机，大声地近乎咆哮地告诉我托马斯·沃尔夫的格言：世界上从事相同职业的人都是差不多的。我告诉他我要去都市酒店，他收了我二十美元，这个酒店是纽约的旅行社为我订的。我多幸运啊，都市酒店可以说和原来的国民酒店一样很难预订。“我可以安排你住新的国民酒店，”旅行社的负责人曾经和我说过，“但是你不想住在那里的，因为那里住的全部都是团队。”
“是的，”我说，“我不想住在一个全是团队住的地方。”从这里你是不是可以看到我的一些非常明显的特点？当然，我很少去旅行社，去了也只是付现金，询问一下我的签证什么时候下来（我觉得有些旅行社是有政府关系的，可以很快就办好签证）。最后证明，他们确实是有关系的，果然在一个星期内就办好了我的签证，因此我给他们付了小费。尽管这么快的速度可能意味着他们把我的名字放到了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名单上，而这个名单是专门记录那些倒人胃口的、特殊个人旅游者的。现在，在我上出租车之前，出租车司机就以一种做黑市交易的口吻告诉我，他想买我手中的美元。他给的利率是每三卢布换一美元，这个利率比在银行兑换还划得来。
这可能是一个陷阱，我不喜欢他，当然我更不信任他。苏联当局可以把我抓进监狱，就因为我在黑市买卖货币。
但这个司机确实在努力吸引着我的眼球，以至于我想看窗外都不行，我并没有根据他的行为形成对俄国人的第一印象。在一个国家的主干线上旅行，就像在隧道里行走一样，车上的嘈杂声——我坐的是一种苏联特有的小型廉价出租车——给我留下的印象比苏联的风景还要深刻，司机的声音在我的耳朵里一直回荡着：“好吧，你告诉我，嘿，你带了多少美元在身上？”
我们一路经过了一望无际的白雪覆盖的地方，有些地方的雪很干净，有些地方的雪很脏，还有一些地方的雪已经融化了。在这些雪融化了的地方，泥土是那么肥沃，在阳光的照射下充满了生机。一部分的莫斯科开始显露出来，在路边可以看到造型时尚的小屋，这些小屋都是一排排的，门很大，像张大的嘴巴，一些小屋的油漆层开始脱落了。紧接着映入眼帘的是高高的栅栏围起来的住宅区，整个住宅区都被不太干净的雪掩盖着，看起来就像受潮的石膏涂料，正一个劲儿往下掉。在人们还没来得及用泥铲粉刷高墙的时候，给人的感觉是：这里是一个不幸的地方。苏联谢列梅捷沃机场三月的天气就像水泥墙一样灰蒙蒙的，这里的共产主义气息也在猛烈地冲击着我，就像这个司机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穿着过时、不整洁、爱出风头、一直很沮丧、热衷于黑市交易。当然，这个司机很有可能是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便服人员。这个司机真的会是吗？
我看到一条大横幅横跨高速公路：苏联的传奇。在那些字里我看到了“列宁”两个字，这无疑是一条教育人民的横幅。你会在多少低劣的、欠发达的第三世界国家的路边看到这样的宣传横幅呢？扎伊尔是一个，尼加拉瓜、叙利亚共和国、韩国、乌干达等国家都是这样，谁在乎呢？我在车里甚至都看不到外面的世界，不过隐约可以看到莫斯科的街道已经出现了。车子侧面的窗户已经溅满了泥，看不清外面，司机只能从雨刷刮过的挡风玻璃看到前方，这雨刷已经使用过度，仍然在一遍遍地刮着满是泥土条纹的玻璃。司机的额头和脸庞就像八月的天气那样阴沉。
现在我们来到了宽阔的林荫道上，这条路上的车辆并不多，我看到路边陈列着许多庄严肃穆的古老建筑——政府办公楼以及专业的政协大楼。路上也没什么行人，这可是周末，而且还是市中心。
我们停在了一个广场上，这个广场在一幢绿色的六层高的古建筑前面。这栋建筑上写着都市酒店的俄语名，我已经到了都市酒店了。我现在的家离我原来的家已经很远很远了。
司机想要十美元小费，我打算给他两美元。不得不说他有一股独特的力量，而我也不知道哪根筋出错了，最后居然给了他五美元小费。可以说，我再也不是原来的我了。
看门人是一个既矮且壮的有着宽硕下巴的老男人，他就像一个退休的黑手党士兵。在他灰色外套的翻领上有一个“一战”时的英雄标志，他看起来是那种不愿对陌生人显示出任何一点真诚的人。
他也没有立即跑过来帮我搬行李，他就是要让旅客在外面进不了酒店。为了能够进入酒店，我不得不给他看旅行社出具的证明。进入酒店里，酒店大厅很糟糕，整个大厅的色调从雪茄皮的棕色变化到火车皮的绿色。地板是陈旧的镶木地板，当你踩在上面的时候感觉像踩在廉价的油毯上一样。我感觉自己到了时代广场边上那些令人不高兴的酒店里了，这些酒店沉浸在缭绕的迷雾中等着被拆除。
这就是著名的都市酒店？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就是大革命之前布尔什维克党聚集的地方。巨大的大理石质的楼梯围绕着一个柱状的观光电梯盘旋而上，这个观光电梯是以精美的铁艺装饰表面的。
坐在前台的女士穿着毛衣，她的鼻子被冻伤了。她戴着眼镜，看起来很普通，而且她假装没有看见我，直到我主动跟她说话。她的英语带着浓重的地方口音，那口音让人想起了一些痛苦的事，就像对于没有天分的女孩来说跳芭蕾舞是一件痛苦的事。操作电梯的男孩，在他身上同样可以看到“一战”时的标志，他的脾气很粗暴。四楼的看门人是一个长着深棕色头发的女人，扎着蜂窝式的发型，她的脸是标准的俄罗斯人的脸型——她看起来像是看门人的妻子。她坐在一个透明的玻璃凳子上面，面朝电梯，还在一个小花瓶里养了一支玫瑰。当我来到她面前的时候，她就皱起了眉头，因为她要为我找钥匙，那些钥匙太多了，而且全是铜质的，重得像一麻袋零钱。
去我房间必须经过一条又长又黑的走廊，经过走廊之后还要转一个九十度的弯通向另一个陈旧的房间。这个房间的木地板上有很多裂缝，在这些裂缝里面有很多长方形的木条夹嵌在里面。在之前提到的走廊里有一条狭窄的红色地毯铺在上面，这条地毯差不多有一个足球场的一半长，一直通向我的房间。这个酒店的地板实在是太差了，差得让我觉得（如果之前我说过坠入冰河的话）我是从一个冰窖落入到了另一个冰窖里。
我的房间大概有十一英尺宽，十四英尺长，天花板有十二英尺高，从房间的窗户可以看到一个灰色的球场。房间里有很多抽屉，有一张狭窄的床，在大大的床单上有一床很薄的欧式风格的被褥。床头还有一个像泡过水的圆木一样重的枕头，房间的墙壁上还有一台电视机。
我打开电视机，电视机屏幕上全是雪花点，这些雪花点在不停地跳动着。这是台黑白电视机，正在播放一个儿童类节目，看到这么差的画质我就把电视关了。我坐在狭窄的单人床上，将手放在我的头下想休息一会儿，突然我想起了什么似的，立即爬起来，把窗帘拉上。我再次坐下，我在想，如果我进来的时候没有引起官方的注意，那我至少可以在这里待一个星期，顺便把我遇到的问题分分类。我心里有很多问题，这些问题我几乎没法解决，我只能把它们分分类罢了。
当我想起了我的生活在一个漫长的夜晚突然终止，正如你所想的，这让我陷入了深深的沉思。曾经有一个导演告诉我，当他的一部电影被封杀之后，他和他的摄制组以及演员们是如何生存下去的。他们曾经被迫分开，但他每天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告诉自己：伯纳德，我必须要重新拍一部满足市场要求的电影，一定要证明给制片人看，那部失败的电影不过是一个意外而已。然后他就马上起床刮胡子，坚定地告诉自己：这部电影已经完了，你已经疯了，你不可以再拍电影了！他告诉我，他是逐字逐句地对着镜子说这些话的。对他来说，虚构的电影比真实生活更加真实。
难道我和那个导演一样吗？一年以来，我都躲在布朗克斯的一个出租屋里，不敢见任何人。这一年来，我努力地在自己和基特里奇之间筑起一道防护墙，因为一想到她我就会陷入无尽的哀伤。很多时候，一个月的时间在不知不觉中就过去了。在这一年的日日夜夜，我白天工作，晚上睡觉，周而复始，我好像在纺织一根线，期盼着这根线可以引导着我走出这个山洞。
偶尔地，沉睡在心底的对她的爱没有任何征兆就苏醒了，我觉得自己快发疯了。越是这种状态，我就越可能犯错，也就越有可能被捕。在布朗克斯住了一段时间以后，布朗克斯对我来说已经变得不安全了，我必须又一次搬家。
而且，他们一定还在四处寻找我，这是必然的。我不出现的时间越长，他们就有越长的时间去布置如何抓捕我。他们肯定很疑惑我有没有去莫斯科，我觉得这是多么可笑啊——这是一个身处困境的人在自娱自乐——当我住在布朗克斯的时候，他们却怀疑我在莫斯科，这太可笑了。
当我把一切问题的思路理清后——尽管我还不能把每一件事都列举出来，我决定去旅行，这是我第一次想去苏联旅行。我不知道为什么想去那里，我陷入了矛盾中，我想他们曾经在布朗克斯郡、纽约追捕我却没有抓到，但如果我最后被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抓住了那该怎么办呢？我要带上微缩胶卷吗？这个胶卷里有我对所发生事情的自述，如果真发生了那样的事，我自己都觉得自己不可原谅。为什么我会这么想呢？即使我通过了苏联海关的安检，如果苏联当局知道我来了，那我又应该怎么办呢？如果夏洛特已经叛变了，那么我的假名字肯定会被苏联记录在案的，但是这个猜测也只是一个正常人的想法罢了，也有可能不是这样的。过去我一直在为中央情报局的秘密组织工作，我的思维和常人的并不一样。如此一来，我就想带上我写的书的第一部分的微缩胶卷。我并没有负罪感，但冥冥之中似乎我在循着一条令人疯狂的路走下去。我拿起我的手稿，好像这些手稿是我最重要的寄托一样。我永远也不可能丢弃我写的书的第一部分。其实，这个住在步行街的犹太老女人知道我在写一本书，因为我曾经租住在她的房子里。
“噢，索耶先生，”当我告诉她我要走了的时候，她说，“我会想念你的打字机的声音的。”
“嗯，我也会想念你和洛温塔尔先生的。”
洛温塔尔是一个八十岁的关节炎患者，而这个犹太女人是一个七十五岁的糖尿病患者——我们之间并没有接触多少，只是这一年来我们都会简单地问候，能做到这样，我已经很满足了。愿上帝保佑他们——我觉得他们的生活对我来说很无趣，或许我应该深入了解一下他们的生活。我能感觉到和她说话的时候我是一种屈尊的状态，因为对我来说，尊重那些非常节俭的中产阶级是很困难的。当我希望他们对我的过去感兴趣的时候，我又不愿意热情地跟他们讲述，最终我只能用假职业和假名字和他们相处。可能叫我这个假名字的人还有一个叫作菲利普·索耶的配偶，我用这个名字是因为我不想留给威廉·霍尔丁·利比任何线索，关于我的所有信息都是假的，所以我也没什么话要跟洛温塔尔先生说。当我们在大厅见面的时候，只会简单地问候几句。我的房租可以增加他们的生活收入，而我待在这里我的隐私也相对安全。待在屋子里时我经常想，什么时候厌倦了用电炉煮出来的汤，我就可以出去吃顿饭或者去看一场电影。我慢慢地写作，写作对我来说是一件漫长而痛苦的事。
书稿的最后一部分已经完成了，但是我的进度真的很慢。曾经有一段时间，我觉得自己就像悬崖边上的卵石，随时都可能掉落悬崖。莫斯科就像一块闪烁的广告牌一样吸引着我，我找了家旅行社，而且为了去苏联我还专门自学了俄语。最后，我跟洛温塔尔夫妇道别，我告诉他们我要去西雅图，洛温塔尔夫人回答我说：“你会完成你的书，并且会给你的家人看的，是不是？”
“是的。”我说。
“希望他们会喜欢。”
“谢谢，”我说，“我也希望如此。”
“或许你需要一个出版商。”
“确实是。”
“如果你出版了，你给我寄一本过来吧，我会付钱的。我希望你会在寄给我的那本书上签名。”
“噢，洛温塔尔夫人，”我说，“如果我出版了，我会免费给你邮寄一本的。”
这样的对话，她是永远都不会忘记的。如果那些寻找我的人发现我在布朗克斯的这个藏身处，他们肯定可以从她口中得知我在写些什么东西。
现在，我身处苏联，我从床上起来，打开旅行袋，开始收拾行李。我把旅行袋里的所有东西都拿出来，除了那个装着我写的第一部书稿的档案袋，因为我根本不可能打开它来看。现在是莫斯科时间周日下午四点，对我来说这个时间应该是早上八点，我的时差还没有完全倒过来。我很困，又精疲力竭，我是晚上八点离开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的，我已经连续八小时没有休息了，又飞了十个小时（还在英国的希思罗机场中转），最后在莫斯科时间下午两点到达莫斯科，纽约时间是早上六点，我的神经已经完全颠倒了。由于现在是纽约时间早上八点，难怪我现在觉得充满活力，经过一夜的休息肯定是充满活力的。但事实是我并没有得到休息，这只是一个假象，所以我需要出去走走。
我来到外面散步，这是我第一次踏入莫斯科。如果说美国四十年来在电视媒体上宣传共产主义是邪恶的——尽管这样的手段足以让每个人相信共产主义是邪恶的——但我还保有一点自己的见解。共产主义究竟邪不邪恶？如果这个理论真的很邪恶很恐怖，那这个理论为何又能凝聚这么一个庞大的复合体呢？或许那些说共产主义很邪恶的理论，其本身就是邪恶的。
因此，当我第一次踏上莫斯科的大街时，我觉得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我感觉自己就像那些在监狱里关了二十年最终被释放的人一样，对这个世界充满好奇和恐惧，因为他们并不了解他们所进入的这个世界。例如，他们到商店不知道怎么买一条裤子，因为他们已经二十年没买过裤子了，在监狱里有人直接把裤子发给他们。现在，我不知道自己在这里可以做什么，我不确定，没有谁来证明我可不可以走出酒店来到街上。我在大堂里来回徘徊着，观察着来来往往的人流，没过多久我就浑身不自在。如果我继续待在这里，可能会引起怀疑，所以我鼓起勇气准备冒一次险，走到酒店出口，正准备走出去时，却被一个满脸疑惑的门童看到了——我花了点时间才反应过来，他有可能不知道我是一个已经入住酒店的客人，所以他一脸疑惑地看着我。
无论如何，现在我已经走在街上了。将车停在酒店附近的出租车司机不停地叫喊着我，他们觉得我是一个乘客，因为我看了他们一眼。我不顾他们的叫喊，继续走自己的路。我没有做出任何举动回头查看自己有没有被跟踪，因为我不想让别人看出来一丁点我懂得逃脱的策略。幸运的是，我没有感觉到被跟踪，我穿着一件非常陈旧的夹克，戴着一顶黑色的针织帽子，这顶帽子盖住了我的耳朵，这让我看起来像一个商船上的船员。一切都挺好的，我感觉像是重获自由。
我知道，在离酒店不远的一个广场上有一座捷尔任斯基的雕像，这个人是苏联秘密警察组织契卡的创始人，他的名言是：改革就是一把利剑。同时他也是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创始人之一。在他的雕像后面，是声名狼藉的卢比扬卡广场，我是从书上、照片上、任务报告的情报中知道这个地方的。我非常了解这个地方，熟悉程度甚至超过美国的任何一座监狱——我在自我想象的礼堂里已经无数次听到过卢比扬卡的地下室里传来的饱受折磨的尖叫声。现在，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还想靠近它，可是正因为在犹豫中，我就径直从都市酒店走向捷尔任斯基广场了。现在，呈现在我面前的是一座大厦，这是一座十九世纪晚期风格的建筑，这座大厦有七层，这就是卢比扬卡，这是一间专门的停尸房。在用作停尸房之前，它是革命前的商业王国，是专门用来为沙皇服务的保险公司，现在，大厦的窗户上仍然可见白色的窗帘。在大厦的入口处，还有用作装饰的打磨得发亮的青铜器，这座大厦的墙是已经被严重污染的卡其色。这是一座阴沉的、老旧过时的建筑，在这个周日下午的晚些时候，你会看到有很多穿着官员制服的男人从这里进进出出。这里的空气就像新英格兰冬天森林里的空气一样寒冷，但是在这里，我没有听到尖叫声。这个卢比扬卡——应该是我以后的家——并没有让我激动或者畏惧。
我沿着广场一侧的街道走着，街上都是灰色的灯光，稍微暗点的地方几乎连路都看不见。“破旧的商业街。”我的脑海里忽然蹦出这句话，如今这么灰暗的地方曾经是不是也辉煌过呢？我能够明显地感到萧条和悲凉。在这里，有一刻我深刻地体会到忧郁也是一种不错的体验——这是我一个星期以来第一次真正的思考吗？因为我一直认为，承认自己的困境、清晰地认识自己的处境才是保护自己的心灵免受伤害的第一步，忧郁是保护心灵的一座堡垒，因为忧郁的人可以更深入地理解内心世界，不再受世界上肮脏事物的影响。是的，如果我能在莫斯科找到我一直以来寻找的忧郁感，那么这个地方对我来说无疑是一种很好的保护。当我这么想的时候，我又走在了另一条通往广场的街上，走在这条路上的感觉非常好，就像是从一条罗马小巷出来走进伟大的圣彼得堡广场一样，只是这里没有梵蒂冈，而是一条由鹅卵石铺成的路，这条路有半英里长、几百英尺宽，一直通向克里姆林宫。在灰色的视线里，铅黑的黄昏慢慢笼罩下来，俄国人还在排着长队等着进入列宁墓瞻仰他的遗体，他的遗体就保存在红色广场下面。两千多人，两人一组地排着队，每分钟可以进去二十个人的样子。依照这样的速度，全部进去需要一百多分钟。这么多人站在这刺骨的寒风里，如此漫长地等待，只为了瞻仰一眼列宁。
我开始注意街上的俄国人，他们看起来几乎都是中年人。即使是年轻人，他们身上也有一股年迈的气息，让他们看起来也像中年人。一直以来，红色广场都是一个活跃的地方。让我感到惊奇的是，即使是在周日的傍晚，这个地方也是这么热闹、活跃。广场上的灯光微弱，人们被冻得发红的脸上洋溢着欢乐。公共汽车带来的游客——本地的俄国人——正在离去，也有人才刚刚到来。穿梭在红色广场上的人正在享受着简单的快乐，那些努力工作的人才能获得机会到这么重要的地方参观。这些人可能是摩门教徒或者是耶和华的见证人，参观这里，可以让他们通向自由之路。
这看起来多像电影里的情节啊。红色广场的中心比四周都要高，所以当人们在观看红色广场的时候，从远处只能看到他们膝盖以上的地方。他们的脚被鹅卵石的道路遮住了，这让每个人看起来都像是在跳动，因此，当他们走动的时候，或者说当他们上下跳动的时候，他们看起来就像是长距镜头一样。我不知道红色广场的历史，也就是说，我不了解是什么样的大事件才铸就了这样一个神圣的广场，但这让我有了一种解脱感——从布朗克斯的打字机的声音中、从莫斯科的城墙中解脱。就在幻想的一刹那，我也准备庆祝，融入这欢乐的气氛之中，我自己也不知道要庆祝什么。或许这只是一种来自旅行结束的快乐吧。
我回到了都市酒店，这次回来时有很多人和我打招呼：门童、电梯管理员以及我的楼层管理员。我回到了自己的房间里，坐在我的床上，又坐在床边的椅子上，把我的旅行袋拿了出来，看了看我藏微缩胶卷的地方，然后又把旅行袋放到橱柜里，这时候我才突然意识到自己很累了。我很厌倦外面寒冷的空气，现在我的思绪杂乱无章，血液在体内无力地流动着，散步之后的疲倦感充满全身——在莫斯科的每一个人走起路来都是大跨步，即使是散步，速度也很快。而我，一个美国人，只能加快步伐紧紧地跟随他们。现在隐藏在我内心中的孤独让我感到疲惫不堪，我不知道以前是不是也有过这么些日子让我备感孤独。
我下楼去吃饭，但饭菜似乎不怎么合胃口。我坐在一张可以坐八个人的桌子上，坐在一群陌生人之间，桌布很皱，但不算太脏，就像一件穿了几十年的衬衫一样。现在桌子上唯一的菜是基辅鸡，这是一种橡胶鸡，常规的官宴必备菜，这种鸡含有丰富的黄油，尝起来就像润滑油一样，可是现在桌子上的鸡却散发着一股酸酸的味道。桌上的燕麦粥煮的时间太长了，黑面包很粗糙，新鲜的蔬菜就是一片番茄。过了很久，饼干和茶才上来。服务员是一个肥胖的中年女人，她只关心自己，她叹了好几声，似乎她能做到的唯一和她自己无关的就是做好她的工作。
当我离开桌子以后，我才意识到我进入了酒店的咖啡厅，一个不允许客人进入的餐厅，而真正为客人准备的餐厅是从大厅旁边的一个玻璃门进去的。在这个餐厅里，市场上的商人、官员和他们的妻子在一起排队。在餐厅里面，有一支跟耶鲁大学毕业舞会伴奏乐队一样充满活力的乐队正在演奏，他们的声音回荡在整个餐厅里。
我回到电梯口乘坐电梯，我想回去睡觉了，我希望自己能够入睡。当电梯到达我的楼层，那个留着蜂窝式发型的楼层管理员递给我钥匙时，还投给我一个真诚的微笑。我感受到了，心里挺开心。很显然，我一天经过她的桌子无数次，终于能够让她确定我是住酒店的客人了，给我钥匙或者从我手里拿到钥匙是一件令她特别开心的事。这个现象真是奇怪，我对存在主义大师萨特表示敬意。
我锁上门，脱掉衣服，洗洗脸，再擦干手。水槽有了裂缝，肥皂里有沙粒，浴巾又小又粗糙，手纸也一样。这可是莫斯科的十佳酒店啊，顿时我感到特别愤怒，这样的国家又怎能配做我国最大的敌人呢？他们甚至没有做我们敌人的资格。
然后我上了床，并没有如期入睡。我的第六感暗示我，有些东西要降临了。我决定起床看看我的手稿，手稿会让我了解一些我牵挂的事，这些事是发生在那一年我租住在洛温塔尔夫妇的房子里的。可是这时候，我记起来了很多关于手稿的事，这份手稿伴随着我度过了无数个夜晚，每当我写不出最后一部分手稿的时候我就会拿出来看看。是的，即使基特里奇出现在这些章节里，第一部分手稿还是要一直保留的，毕竟，在第一部分手稿里我还没开始写我和基特里奇之间真正的爱情故事。另外，当我在放映这些胶卷的时候，有时候我会大声喊出声来，这样的行为会让我的思考变慢。如果有些时候我很想念基特里奇，我就会背诵手稿的第一部分内容，这样的做法并不总是有效，但如果遇到有效的时候，我就能够“转危为安”了。死去很久的鬼都不会出现，我可以和基特里奇单独相处。现在，我的第一部分手稿是唯一和基特里奇相关的东西，因此，我开始背诵手稿的第一句，我大声地背、慢慢地背，我将那些句子都读出音调来了。这些话从我的嘴里自然而然地出来，这些话是黑暗之中的一股力量，当我睡着的时候，这股力量就投入了黑暗的战争之中。
我开始读第一章。即使我在默默地读一些句子，但我还是在认真地看着胶卷。这是我一半的过去，我是以一种我能够一直记住的方式来记录我这一半的过去的，这是我代笔几年的经验。当然，这也是我比较好的一半的过去：“几年前，我忽视了一九五五年进入美国中央情报局时签订的合约……”这是我的手稿第一部分开头的序言（当然，一本两千页的手稿总是需要序言的）。
于是我又回到了影印书本，我把白色的墙壁当作投影幕，我用特制的红外线激光笔来翻页。我看到了哈利·哈伯德早年在中央情报局的一些情况，哈利·哈伯德这个名字似乎和我自己是相互分离的，而我则像一个陌生人重复地翻看着这个名字。我看着这些最初的文字，感觉很亲切，就像看见了我那不完美的过去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