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我当时的那个特殊情况该如何发落，弗朗索瓦丝的“法典”自有毫不含糊的规定：尊长敬客。所以除非发生火灾，她多半不可能为我这区区小儿去惊扰正陪着斯万先生说话的母亲大人。弗朗索瓦丝经常教训说：不仅对父母长辈要孝敬，对亡人、僧侣和王上要恭敬，还应该尊敬受到款待的宾客；这一套敬人之言倘若出自某部著作，我或许会深受感动，偏偏出自她的口中，我听了不免又气又恼，尤其是因为她说得那么一本正经，细声细气；尤其是今天晚上，她把请客吃晚饭看成神圣的礼仪，结果她必定拒绝惊扰宴会的礼仪。不过我还是要试试运气，于是我毫不迟疑地撒谎说，这封信并非我自己要写，我上楼时妈妈吩咐过，看看有没有她要找的东西，务必给她一个答复；要是不给妈妈捎句话去，她会生气的。我明明知道弗朗索瓦丝根本不信，她跟原始人一样，感觉比咱们灵敏得多，能从一般人觉察不到的征兆中一眼看透咱们企图掩饰的真相。她把信封足足端详了五分钟，好似单凭审察纸质和笔迹便可知道信封里的内容，换句话说，便可确定应按她那部“法典”中的哪一项“条款”来处置。随后，她无可奈何地走出房间，那表情等于说：“唉！有那样一个孩子，做父母的也真算倒霉！”转眼间她又回来了，说现在席上正在用冰冻甜食，大师傅无法当着众人的面把信递给我妈妈，得等到上漱口盅的当口才有法子送去。我的焦虑顿时得到冰释，顷刻间乾坤扭转，方才我离开母亲还意味着得等到明天才能重聚，可是呆会儿我的便条至少会把无影无踪的我，喜孜孜地带进妈妈所在的那间厅堂，而且会在我妈妈的耳畔悄悄地谈论我；虽然母亲看到便条肯定会不高兴（而且由于我的拙劣手段将使我在斯万的眼中显得十分可笑，她更会加倍地生气）。一秒钟之前，我还觉得餐桌上的冰冻甜食——“坚果冰淇淋”以及漱口盅之类的享受无聊透顶，邋遢可憎，因为我的妈妈是在我不在场时独自享受的。可现在，那间原来对我极不友好，禁止入内的餐厅，忽然向我敞开大门，就像一只熟得裂开了表皮的水果，马上就要让妈妈读到我便条时所给予我的亲切关注，像蜜汁一般从那里流出来，滋润我陶醉的心房。我与母亲已经不再相隔异处；屏障倒塌了，柔情的丝丝缕缕重又把我和她系到一起。而且，还不止如此，妈妈还一定会上来看我！
我方才苦恼地想：斯万如果看到我给母亲的信，并且猜出我的用心，一定会瞧不起我；然而我后来才知道，他一生之中对类似的苦恼有过长期的体会，谁也比不上他更了解我。自己所爱的人在自己不在场或不能去的地方消受快乐，对他来说，是一件烦恼苦闷的事，是爱情教他尝到的滋味。那样的烦恼苦闷，从某种意义上说，本来就注定属于爱情，而且一旦落入爱情之手它就变得具有专门的含义；但是它钻进像我这样生活中还没有出现过爱情的人的心中，它实际上是对爱情的期待；它漫无目的、自由自在地游动着，并无一定的钟情对象，只为某一天出现的某种感情效劳，这种感情有时是对父母的依恋，有时是对同伴的友谊。
弗朗索瓦丝回来告诉我说，我的信即将交给母亲。那时我感到无比的喜悦。我在感情见习期所领受到的这种喜悦，斯万也早就体会过：这其实不过是哪位好心的朋友，或者我们心爱的女子的哪位亲戚，让我们空欢喜一场罢了。比如说，我们来到哪家公馆或者哪家剧院，知道我们的心上人也来这里参加舞会或者观看首场演出，这时有位朋友先是发现我们在门外踯躅，几近绝望地等待着同心上人接近的机会。那位朋友认出我们是谁，热心地过来招呼，问我们来这里有何贵干。我们就胡乱编套谎话，声称有要紧事必须告诉他的某位女亲戚或者某位女朋友。他连忙请我们放心，说这事再好办不过；他把我们领进门厅，答应五分钟之内一定送她下楼。我们多感激他呀——正等于这时我多感激弗朗索瓦丝！这样与人为善的中间人，仅凭一句话就改变了我们的心境：刚才我们还认为里面的灯红酒绿一定乌七八糟到不堪设想的地步，而且其中必有几股同我们作对的、邪恶的、蛊惑人心的旋风把我们的心上人裹胁而去，让她嘲笑我们；可是顷刻之间，我们觉得这样的晚会还过得去，有人情味，甚至大有好处！若以那位向我们打招呼的朋友的态度来看（因为他也是晚会中的一员），我们可以推断其他宾客不至于会有多坏。原先我们不知道她在里面会享受到什么样的乐趣，那漫长的时辰可望而不可即，残酷地折磨人的感情，如今却出现了一个供我们潜入其间的缺口；在构成那些时间的序列中有那样一个时刻，同其他时刻一样真实，却又更为重要，因为它同我们的心上人关系更为密切，它活灵活现地出现在我们的眼前，我们占有它，参与其间，它几乎是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这就是有人要去告诉她，我们就在楼下的那个时刻。也许，晚会的其他时刻同那个时刻并无本质的差别，并不更令人心醉而使我们痛苦万分，因为好心的朋友已经明白告诉我们：“她肯定会非常高兴下来的！跟您谈谈总比在楼上百无聊赖要好得多。”唉！斯万有过这方面的经验：感到她所不爱的人处处跟踪，甚至一直盯到晚会的门口，她岂能不生气？而第三者的好心并不能打消她的气恼，结果经常是只有那位好心的朋友一人下楼。
我的母亲没有来，甚至连一点面子（也就是不拆穿我编的那套找东西的瞎话）都不肯给，反倒让弗朗索瓦丝对我说：“不理！”后来我经常听到大旅社的门房或者游乐场的听差对可怜巴巴的姑娘说同样的话。那姑娘惊讶地反问道：“什么？他不理？怎么可能呢？您确实把我的信交到他手里了吗？那好！我再等等。”而且，这样的姑娘无一例外，都不需要门房给她另点一盏小煤气灯；她只在黑角落里静候，偶尔能听到门卫同跑堂嘀咕几句天气好坏之类的话，接着门卫就发觉时间不早，打发跑堂赶紧把某位顾客吩咐的酒拿去冰镇。——我当时谢绝了弗朗索瓦丝的好意（她自告奋勇要给我泡杯药茶），我也不要她留下陪我，只让她回配膳室去。
我钻进被窝，合上眼睛，尽量不去听他们在花园里喝咖啡时的聊天声。这样过了几秒钟，我感到其实早在我给妈妈写信的那会儿，早在我不顾她会生气向她靠拢甚至以为马上就要同她聚首的那会儿，我已经把见不到妈妈我照常睡觉的路子给堵塞了。我的心突突乱跳，阵阵发痛，本指望以逆来顺受求得安宁，结果反而增添心中的骚乱。突然间，我的烦恼烟消云散，像服了一剂强烈的镇静药，到这时才开始见药效；痛苦消释，周身舒坦：因为我下了决心，不再勉强自己在见到妈妈前就入睡，我要等妈妈上楼睡觉时，不顾一切地去同她亲一亲，虽然这事肯定会惹得她接连几天同我生气。烦恼既消，平静使我感到异常的喜悦，那种异样的感觉，不亚于期待、饥渴和如临深渊的恐惧。我轻轻推开窗户，坐到床前，几乎一动不动，生怕楼下的人听到我的动静。窗外万籁也仿佛凝固在静寂的期待中，唯恐扰乱明净的月色；月亮把自己反射的光辉，延伸到面前的万物之上，勾画出它们的轮廓，又使它们显得格外悠远；风景像一幅一直卷着的画轴被徐徐展开，既细致入微，又恢宏壮观。需要颤动的东西，如栗树枝头的叶片，在轻轻颤动。但它颤动得小心翼翼、不折不扣，动作那样细密而有致，却并不涉及其他部分，同其他部分判然有别；它独行其是。远处的嗡嗡声扩散在不吸音的寂静之中，听来像是从市区那一边的花园中传来的，那么微弱又那么清晰，好比是轻声的演奏，像音乐学院的乐队十分高明地演奏轻音的乐段，每一个音符都像是从离音乐厅很远的地方传来的，但又都清晰可辨。音乐会上的常客侧耳倾听——倘若斯万请客，我的两位姨祖母也能有幸在座——他们似乎在一支军队还没有拐进特雷维斯街之前就已经能听到远处前进的脚步声了。
我心中有数，我当时把自己置于最不利的境地，最终会从我的长辈们那里得到最为严厉的处罚，其严厉的程度，外人实际上是估计不到的。他们或许以为，充其量是犯了真正丢脸的过错所造成的那种后果吧。但是，在我所受到的教育中，错误的轻重次序，同其他孩子所受的教育很不一样。大人们早已使我习惯于把一些错误看得比另一些错误严重（否则我或许没有必要受到那样细心的管教了）。我现在才明白，凡属严重错误都有一个共同的性质：那就是没有克制感情的冲动。不过当时谁都没有这么说罢了。谁都没有指出错误的根源，因为倘若说穿，我或许会认为自己情有可原，或者甚至认为自己本来就没有能力克制。不过对于错误的来龙去脉我并不陌生：在犯错误前，我必定先感到极其苦恼；犯错误后，我又必定受到严厉的处罚。我知道，我刚才的错误，与我过去因而受到重罚的错误属于同一性质，虽然程度上这次要严重得多。倘若等我母亲上楼睡觉时，我迎上前去，她见我为了同她说声晚安居然等候在过道里而一直没有睡觉，那么，她就会再不让我住在家里了。等天一亮，她会把我送去住校，这是一定的。唉！难道五分钟之后我只有跳楼吗？我倒宁可跳楼的。现在我的全部愿望是见到妈妈，同她说声晚安。为了实现这一愿望，我已经走得太远，再想回头已不可能。
我听到大人们送斯万出门的声音；门铃告诉我斯万已经走远。我伏到窗前，听妈妈问父亲：龙虾的滋味是否可口？斯万先生是否又添了一次咖啡腰果冰淇淋？妈妈还说：“我觉得龙虾味道一般，下次我要用别的香料来做。”
“我都不知道怎么说才好，总觉得斯万的模样变多了，”我的姑祖母说，“他都成老头儿了！”
姑祖母一向惯于把斯万看做一成不变的小伙子，一旦发觉斯万比她想象中的年纪要显老些，她就大惊小怪。而其他人则开始议论说斯万的这种老相不正常，太过分，有失面子，只有单身汉才这么老气横秋呢；对于那些单身汉来说，不是觉得大白天得过且过，没什么盼头，就是觉得大白天长得要命，因为他们心目中白天是空洞的永昼，没完没了的钟点自天亮之后就开始增多，他们却没有子女来共同分享这些时间。
“我相信，他那位爱卖俏的妻子够他操心的。在贡布雷谁不知道她跟一位夏吕斯先生同居呀？传得满城风雨。”
我的母亲倒发觉斯万先生近来脸色开朗多了：“他一不顺心，就跟他父亲当年一样，揉眼睛、摸脑袋。不过他近来这种动作少多了。照我看，他其实已经不爱他的妻子了。”
“那是自然的，他已经不爱她了，”外祖父说，“我收到过他的一封信，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信上说到这件事。我尽量不把它当真，不过他在信里倒把自己的感情表白得很清楚，至少说明他对妻子的爱情已经淡漠下来，哎！你们俩呀你们俩！怎么不谢谢他送来的阿斯蒂麝香葡萄酒呢？”外祖父转身问他的两位小姨子。
“怎么？我没有道谢吗？说句良心话，我还以为自己转着圈儿已经对他委婉地表达了谢意呢。”姨祖母弗洛拉回答说。
“不错，你转弯抹角地说得很得体，我真钦佩你。”姨祖母赛莉纳说。
“你也一样，说得很有分寸。”
“是的，我提到芳邻的那段话，连我自己都深感得意。”
“什么？你们这也算感谢人家！”外祖父失声叫道，“这些话我倒都听到了，不过我怎么也想不到你们是说给斯万听的。你们不必怀疑，我认为他根本没有听出你们的弦外之音。”
“看你说的，斯万可不是笨人，我肯定他领会到了。我总不能跟他提到几瓶酒、多少钱吧？”
我的父亲和母亲在花园里单独地坐了一会儿，后来父亲说：“咱们上楼睡去吧，好吗？”
“你愿意上楼咱们就上楼吧，亲爱的，虽然我现在一点都不困；倒不是冰淇淋里的那点儿咖啡弄得我这样精神，我发觉用人的房间里灯还没灭，可怜弗朗索瓦丝一直在等我呢。我要去请她帮我解开紧身上衣后面的搭扣，你先更衣去吧。”
母亲打开了安着铁花条的门，走进正对着楼梯的门厅。我很快就听到她上楼关窗的声音。我蹑手蹑脚走进过道，心怦怦乱跳，激动得几乎寸步难移，不过这至少不是难过得心跳，而是提心吊胆，是过分兴奋。我看到楼梯井下烛光摇曳，那是我母亲秉烛上楼，接着我看到了妈妈，我扑上前去。她先是一愣，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随后她显出怒容，一声不吭，事实上过去为了更微不足道的过错她都能一连几天不理我。如果那时妈妈对我说一句话，这虽然意味着她不会不理我，但对我来说也许是更可怕的征兆，因为比起严厉的惩罚来，不理我、生气毕竟只能算不足挂齿的小事。她若开口，那就像辞退用人似的，虽说得平心静气，但是下了决心的；送儿子出门的母亲，给儿子一吻是为了告别；而只想跟儿子生几天气就了事的母亲是不肯吻儿子的。然而这时妈妈听到已经换好衣裳的父亲走出更衣室上楼来了，为了避免父亲训我一顿，她急得呼哧呼哧对我说道：“快跑，快跑，别让你爸爸看到你像个疯子似的等在这儿！”
可是我还是反复地说：“来跟我说声晚安！”我一面说，一面提心吊胆地看着父亲的烛光已经照到楼梯边的大墙上。不过父亲越来越近倒正好可以被我用来作为一种讹诈的手段，我希望妈妈为了避免父亲见到我，对我说：“先回到房里去，我呆会儿来看你。”
来不及了，父亲这时已经出现在我们的跟前，我不觉念念有词地说了句谁也没有听到的话：“完了！”
然而我并没有遭殃。父亲向来不像妈妈和外祖母那样对我宽容，允许我这样那样；凡她们允许的，父亲总不允许。他根本不顾什么“原则”，也谈不上什么“人权”。譬如例行的散步，别人是不会不让我去的，即使不让，起码也得给我许个愿。父亲却随口说个理由，或者干脆毫无理由，就在将要出发之前突然取消我去的权利。要么就像今天晚上那样，明明离开晚饭的时间还早，偏打发我快走：“上楼睡觉去，不必多说！”但是，也正由于他如外祖母所说没有原则，也就无所谓坚持了。
他绷着脸奇怪地看我一眼。后来妈妈尴尬地解释几句。他说：“那你去陪陪他吧。你不是说还没有睡意吗？你就呆在他房里好了，反正我不需要你照应。”
“可是，亲爱的，”母亲不好意思，回答说，“这跟有无睡意无关，总不能惯孩子……”
“谈不上惯，”父亲耸耸肩膀，“事情明摆着，这孩子心里不痛快，脸色那么难看，做父母的总不能存心折磨他吧！等他真弄出病来，你更要迁就他了。他的房里不是有两张床吗？吩咐弗朗索瓦丝为你收拾一下大床，你今晚就陪他睡吧。好，晚安，我不像你们那么好激动，我可要睡了。”
我还不能够感谢父亲；他凡是听到他称之为感情用事的话，只会恼怒。我不敢有所表示；他还没有走开，已经在我们跟前显得那么高大，他穿着一身白色睡袍，头上缠着淡紫和粉红两色的印度开士米头巾；自从得了头痛病之后，他睡觉总以此缠头。他的动作就像斯万先生送给我的那幅版画中的亚伯拉罕，那幅版画是根据伯诺索·戈索里的原作复制的，画中亚伯拉罕要萨拉狠心舍弃伊萨克。这已经是多年前的事了。当年烛光渐升的那面楼梯旁的大墙早已荡然无存。有许多当年我以为能在心中长存不衰的东西也都残破不堪，而新的事物继而兴起，衍生出我当年意料不到的新的悲欢；同样，旧的事物都变得难以理解了。我的父亲也早已不会再对我的母亲说：“陪他去吧。”出现这种时刻的可能性对于我来说已一去不复返。但是，不久前，每当我侧耳倾听，我居然还能听到我当年的哭泣声。当着父亲的面我总竭力忍着，等到与母亲单独在一起时我才忍不住地哭出声来。事实上这种哭泣始终没有停止过；只因为现在我周围的生活比较沉寂，才使我又听到了它，好比修道院的钟声白天被市井的嘈杂所掩盖，人们误以为钟声已停，直到晚上万籁俱寂时才又遐迩可闻。
那天晚上我的母亲就在我的卧室里过夜；我犯了这样严重的错误，准备受到让我离家住校的惩罚，不料父母却对我恩宠倍加，过去我做了好事都从来没有得到这样的奖赏。我的父亲即使对我恩宠倍加，他的举止言谈仍具有专制武断、奖罚不当的成分，这已成为他行为的特征；在一般情况下，他办事多凭兴之所至，难得深思熟虑。他打发我睡觉去的时候，那种态度我称之为严厉恐怕太过分，其实赶不上妈妈和外祖母严厉。他的天性在许多方面虽说同我很不一样，但同妈妈和外祖母就更有天壤之别。他八成直到现在都没有猜到我每天晚上有多伤心一，而这点妈妈和外祖母却了如指掌，只是她们太疼我了，不忍心让我尝到痛苦的滋味，她们要我自己学会克服痛苦，以此来减轻我多愁善感的毛病和磨炼我的意志。至于父亲对我的疼爱，那是另一种类型的，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她们那样的勇气：他只要一发现我心里不痛快，就对我的母亲说：“去安慰安慰他。”
妈妈那天晚上就呆在我的房里了。弗朗索瓦丝看到妈妈坐在我的身边，握住了我的手，任我哭个不停也不训斥我，她看出必定发生了什么非同小可的事，便问妈妈：“夫人，少爷怎么啦，哭成那样？”我本来是有权盼望妈妈来同我道晚安的，可是眼下的情况那样不同，妈妈看来不想以任何懊恼之情来损害这不同寻常的时刻，便这样回答说：“他自己也弄不明白，弗朗索瓦丝，他神经太紧张；快给我铺好大床，然后上楼睡去吧。”就这样，破天荒头一回，我的忧伤没有被看做应该受罚的过错，而是一种身不由己的病症。方才妈妈正式承认了，这是一种精神状态，我是没有责任的；我松了一口气，我不必在苦涩的眼泪中掺进什么顾忌了，我可以痛哭而不至于犯下过失。在弗朗索瓦丝面前，我深为这种人情的复归而自豪。一小时前，妈妈拒绝上楼到我的房间里来，还不屑一答地吩咐我快睡；如今她那番通情达理的话，把我抬到了大人的高度，使我的痛苦一下子脱离了幼稚的境界，达到成熟，我的眼泪由此获得解放。我应该感到高兴，然而我不高兴。我觉得母亲刚才对我作出的第一次让步，她一定很为之痛心，她第一次在她为我所设想的理想面前退缩；她那么勇敢的人，第一次承认失败。我觉得，我取得胜利是跟她作对；我使她的意志松懈、理性屈服，不过是因为她怜恤我有病，怕我伤心过度，顾念我年幼。我觉得那天晚上开始了一个新纪元，而且将成为一个不光彩的日子留传下来。倘若当时我有勇气开口，我就会对妈妈说：“不，我不要，你别睡我这儿。”但是，我深知妈妈有审时度势之明，用现在的说法，就是很现实主义。这种明哲的态度，使她的理想主义天性有所收敛，不像外祖母那样热得像团火。我心里有数，现在既然毛病发作，妈妈宁可让我起码得到些慰藉，免得惊动父亲。当然，在妈妈那样温柔地握着我的手，想方设法止住我眼泪的那天晚上，她的俊俏的脸庞还闪耀着青春的光彩；但是，我偏偏认为不该这样。她若怒容满面，我或许还好受些；我童年时代从来没有见到过她这样温情脉脉，这反倒使我感到悲哀。我仿佛觉得自己忤逆不孝，偷偷地在她的灵魂中画下第一道皱纹，让她的心灵长出第一根白发。想到这里，我就哭得更凶了。这时候，我看到了从来没有依我亲昵撒娇的妈妈，突然受到我情绪的感染，在竭力忍住自己的眼泪。她感到我看出她想哭，便笑着对我说：“瞧，我的小宝贝，我的小傻瓜，再这么下去，弄得妈妈也要像你一样犯傻劲儿了。好了好了，既然你不想睡，妈妈也不困，咱们别这么哭哭啼啼地待着，倒不如干些有意思的事，拿出一本书看看吧。”可是偏偏房间里没有书。“要是我把你外祖母准备在你生日那天送给你的书先拿给你，你不会不高兴吧？想好了，等到后天你什么礼物也没有，你不会失望吧？”
正相反，我高兴极了。妈妈去拿了一包书来，从包装纸看，那些书又短又宽，仅凭这初步印象，（虽然是笼统的，而且还隔着一层纸）它们的吸引力就已经大大超过新年颜料盒和去年的蚕宝宝了。那几本书是《魔沼》、《弃儿弗朗沙》、《小法岱特》和《笛师》。后来我才知道，外祖母起先挑选的是缪塞的诗、卢梭的一本著作，还有《印第安娜》；因为，外祖母固然认为无聊的书同糖果点心一样对健康有害，但她却并不否认天才的恢宏气魄甚至对一个孩子的思想都能产生影响，这种影响不见得比旷野的空气和海面吹来的风更不利于健康，更缺乏振作活力的功效。但是当我的父亲得知她送我那几本书时，几乎把她看成疯子，因而她只好再次亲自出马，光顾舒子爵市的书店，免得我不能及时拿到礼物（那天的天气热得灼人，外祖母回家时难受极了，医生警告我母亲说：以后切不可再让她累成那样）。外祖母一下就选中了乔治·桑的这四本田园小说，“我的女儿，”她对我妈妈说，“我总不能存心给孩子买几本文字拙劣的书看呀。”
确实，我的外祖母从不凑合买那些智力方面得不到补益的东西，她尤其看重能教我们在物质享受和虚荣满足之外寻求愉快的优美的作品。即使她有必要送人一件实用的礼物，譬如一把交椅，一套餐具，一根拐杖，她也要去找“古色古香的”，似乎式样既然过时，实用性也就随之消失，它们的功用也就与其说供我们生活所需，倒不如说在向我们讲解古人的生活。她希望我的卧室里挂几张古建筑的照片，或者很美的风景图片。可是当她去选购时，虽然照片上的内容不乏审美价值，她总觉得照相这种机械复制方式，让平庸和实用过于迅速地得其所哉了。她要想办法做点手脚，虽说无法完全排除商业性的俗气，但至少要削弱它，在大的方面仍用艺术来取代它，给它引进一些艺术的“厚度”：譬如说，不要实景照片。她问斯万：有哪位大画家画过沙特尔大教堂、圣克鲁大喷泉和维苏威火山？她宁可送我油画照片：柯罗的《沙特尔大教堂》，于贝尔·罗贝的《圣克鲁大喷泉》和透纳的《维苏威火山》；虽说仍是照片，艺术档次毕竟高了一级。但是，倘若摄影师不拍古建筑，不拍自然风景，这些都由大艺术家去描绘，摄影师只拍艺术家画下来的景物，那么，他倒算做得更名正言顺了。一触及流传甚广的作品，我的外祖母就千方百计稽古溯源，她请教斯万，某某作品有没有版画复制品？倘若有，她倒更看重一些旧版画，因为在版画本身之外另有一种价值，例如那些临摹杰作原貌的版画，而杰作原貌今天我们已经无幸拜识了（就像莫冈在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原作变样以前临摹刻制的那幅版画）。
应该说，用送礼物来理解艺术，这种方法并不总能收到辉煌的功效。提香有一幅画，画的是威尼斯，据说背景是环礁湖，我从那幅画上所得到的威尼斯印象，肯定不如照片所能给予我的印象准确。我的姑祖母倘若存心跟外祖母作对，开一份清单，一一列举她送了多少把交椅给新婚夫妻或老夫老妻，那些椅子的最初受礼者是想日常使用的，可是椅子经不起坐者的体重，立刻散架垮掉，那么这笔账无人能算得清。然而我的外祖母认为太在乎家具结实的程度未免鼠目寸光，木器上明明还留有昔日的一点风采，一丝笑容，一种美的想象，怎能视而不见？那些木器虽说从我们已经不习惯的某个方面还符合某种需要，但就连这一点也能像一些老掉牙的成语那样使她欣赏备至，我们却只能从中看到一种在我们现代语言中已经被习惯磨损得影迹莫辨的隐喻。外祖母作为生日礼物送给我的那几本乔治·桑的田园小说，恰恰就像一件旧家具那样，里面充满了过时的短语，早已变成了形象化的说法，除了农村，别处已经听不到还有人这么说了。我的外祖母在一大堆书中偏偏选购这几本，正等于她更乐于赞美一所有哥特式阁楼之类老式点缀的住宅，这些东西能使她心头萌生一种自得其乐的情绪，使她生发思古的幽情，可以领她到往昔的岁月中去作一番不可能实现的漫游。
妈妈坐在我的床边；她拿了一本《弃儿弗朗沙》。发红的封面和莫名其妙的书名，在我的心目中，给弗朗沙平添一种明显的个性和神秘的魅力，我还从未读过名副其实的小说。过去听说乔治·桑是典型的小说家，仅凭这一点，就足以使我想象《弃儿弗朗沙》中一定有某种难以界定的、引人入胜的内容。用来煽起好奇之心或恻隐之情的叙述手段，某些令人不安和催人惆怅的表达方法，有点知识的读者一眼就看出这些同别的许多小说一样；可是在我眼里，它们却是感人肺腑的一种外观，流露出《弃儿弗朗沙》所特有的本质。我并不把一本书看成一件有许多同类的事物，而把它当做与众不同的人，其存在的理由只在于它自身。在书中那些日常事件中，司空见惯的情节里，短而又短的字里行间，我感到一种奇特的语调，别具一格的抑扬顿挫。故事在展开，我却觉得晦涩费解，更何况我往往一连读上几页，心里都在想别的事。这样分心的结果造成连贯情节的中间出现一段段接不上茬的空隙，再加上妈妈朗读时凡描写爱情的地方都略去不念，空隙更有增无已，所以磨坊姑娘与那小伙子之间各自的态度发生令人费解的变化，在我看来就好像打上了非常神秘的印记；其实，他们之间萌生的爱情得到了发展，足可解释那些变化，我却一厢情愿地设想神秘的根源出自“弃儿”这个名称。我不知道这个名称的含义，只觉得听来受用；我不明白那个小伙子为什么叫“弃儿”，这称号给他披上了一层鲜艳、绚丽和迷人的色彩。
我的母亲朗读时固然常常不忠实于原文，可是她朗诵起来也着实令人钦佩。凡读到感情真挚处，她不仅尊重原意，而且语气朴实，声音优雅而甜润。甚至在日常生活中，倘若有人（且不说什么艺术品）引起她类似的爱怜或钦佩，她也能从自己的声音、举止和言谈中，落落大方地避免某些东西，做到恭谦待人：为了不使曾经遭受丧子之痛的母亲勾起往日的旧恨，她避开活泼的词锋；为了不使老人联想到自己已届风烛残年，她不提节日和生日；为了不使年壮气盛的学者感到兴味索然，她不涉及婆婆妈妈的话题。她如此恭谦大度，实在令人感动。同样，我的母亲读乔治·桑的散文，还能读出字里行间所要求的种种自然而然的温情和豁达亲切的意蕴。乔治·桑笔下充满善良和高雅的情操，外祖母的教诲早已使妈妈学会把这两种情操看做生活中的高尚品格（直到后来我才让妈妈明白它们在文学作品中未必是高尚的品格），所以她朗读时细心地从声音中排除掉一切狭隘情绪和矫揉造作的腔调，以免妨碍感情的洪流涌进字里行间。乔治·桑的字字句句好像是专为妈妈的声音而写的，甚至可以说完全同妈妈心心相印。为了恰如其分，妈妈找到了一种由衷的、先于文字而存在的语气；由它带出行文，而句子本身并不能带出语气；多亏这种语调，她在朗读中才使得动词时态的生硬得到减弱，使得未完成过去时和简单过去时在善中有柔、柔中含忧，并引导结束的上一句向开始的下一句过渡；这种过渡，有时急急匆匆，有时却放慢节律，使数量不等的音节服从统一的节奏，给平淡无奇的行文注入持续连贯、情真意切的生气。
悲哀一俟平息，我便沉溺在妈妈伴我过夜的温情之中。我知道如此夜晚不可再得，我最大的心愿莫过于在夜间如此凄凉的时刻有妈妈在房中相伴；这种心愿同生活的需要和大家的期望太对立了，简直是南辕北辙，所以那天夜间我暂得的满足不过是勉强的例外。明天我的苦恼照常还会出现，而妈妈却不会再留在这里。但是只要我的焦虑一时得到平息，我就不知焦虑为何物了；况且明晚毕竟还远，我心中盘算：到时候再想办法，时间并不会给我带来更大的神通，因为事情毕竟不由我的愿望决定；只是现在事情还没有落到我的头上，这就更使我觉得侥幸避免是可能的。
就这样，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每当我半夜梦中回忆及贡布雷的时候，就只看到这么一块光明，孤零零地显现在茫茫黑暗之中，像腾空而起的焰火，像照亮建筑物一角的电光，其余部分都沉没在黑夜里。这块光明上尖下宽：下面是小客厅、餐厅、花园中幽暗小径的开头一截（无意中造成我哀愁的祸首斯万先生要从那面走来）和门厅（我要由此而踏上楼梯的第一级），而攀登起来令我心碎的楼梯则构成这个不规则棱锥体的非常狭窄的锥干；顶部是我的卧室、卧室外的过道、过道口的玻璃门，我的母亲就是从那里进来的。总之，老在晚上那个钟点见到、同周围事物完全隔绝、在黑暗中孤零零地显现的，就是这么一幕简而又简的布景（等于一般老式剧本的开头为供外省演出参考而作的布景提示），为了重演我更衣上床的那出戏，这些道具是少得不能再少了；似乎贡布雷只有楼上楼下，由一部小小的楼梯连接上下，似乎只有晚上七点钟这一个时辰。说实话，倘若有人盘问我，我或许会说贡布雷还有别的东西，别的时辰。但，那将是我有意追忆，动脑筋才想到的一鳞半爪；而有意追忆所得到的印象并不能保存历历在目的往事，反正我决不会自愿地去回想贡布雷的其他往事。它们在我的心目中其实早已死了。
永远消亡了？可能吧。
这方面偶然的因素很多，而次要的偶然，例如我们偶然死去，往往不允许我们久久期待首要的偶然带来的好处。
我觉得凯尔特人的信仰很合情理。他们相信，我们的亲人死去之后，灵魂会被拘禁在一些下等物种的躯壳内，例如一头野兽，一株草木，或者一件无生物，将成为他们灵魂的归宿，我们确实以为他们已死，直到有一天——不少人碰不到这一天——我们赶巧经过某一棵树，而树里偏偏拘禁着他们的灵魂。于是灵魂颤动起来，呼唤我们，我们倘若听出他们的叫唤，禁术也就随之破解。他们的灵魂得以解脱，他们战胜了死亡，又回来同我们一起生活。
往事也一样。我们想方设法追忆，总是枉费心机，绞尽脑汁都无济于事。它藏在脑海之外，非智力所能及；它隐蔽在某件我们意想不到的物体之中（藏匿在那件物体所给予我们的感觉之中），而那件东西我们在死亡之前能否遇到，则全凭偶然，说不定我们到死都碰不到。
这已经是很多很多年前的事了，除了同我上床睡觉有关的一些情节和环境外，贡布雷的其他往事对我来说早已化为乌有。可是有一年冬天，我回到家里，母亲见我冷成那样，便劝我喝点茶暖暖身子。而我平时是不喝茶的，所以我先说不喝，后来不知怎么又改变了主意。母亲着人拿来一块点心，是那种又矮又胖名叫“小玛德莱娜”的点心，看来像是用扇贝壳那样的点心模子做的。那天天色阴沉，而且第二天也不见得会晴朗，我的心情很压抑，无意中舀了一勺茶送到嘴边。起先我已掰了一块“小玛德莱娜”放进茶水准备泡软后食用。带着点心渣的那一勺茶碰到我的上腭，顿时使我混身一震，我注意到我身上发生了非同小可的变化。一种舒坦的快感传遍全身，我感到超尘脱俗，却不知出自何因。我只觉得人生一世，荣辱得失都清淡如水，背时遭劫亦无甚大碍，所谓人生短促，不过是一时幻觉；那情形好比恋爱发生的作用，它以一种可贵的精神充实了我。也许，这感觉并非来自外界，它本来就是我自己。我不再感到平庸、猥琐、凡俗。这股强烈的快感是从哪里涌出来的？我感到它同茶水和点心的滋味有关，但它又远远超出滋味，肯定同味觉的性质不一样。那么，它从何而来？又意味着什么？哪里才能领受到它？我喝第二口时感觉比第一口要淡薄，第三口比第二口更微乎其微。该到此为止了，饮茶的功效看来每况愈下。显然我所追求的真实并不在于茶水之中，而在于我的内心。茶味唤醒了我心中的真实，但并不认识它，所以只能泛泛地重复几次，而且其力道一次比一次减弱。我无法说清这种感觉究竟证明什么，但是我只求能够让它再次出现，原封不动地供我受用，使我最终彻悟。我放下茶杯，转向我的内心。只有我的心才能发现事实真相。可是如何寻找？我毫无把握，总觉得心力不逮；这颗心既是探索者，又是它应该探索的场地，而它使尽全身解数都将无济于事。探索吗？又不仅仅是探索，还得创造。这颗心灵面临着某些还不存在的东西，只有它才能使这些东西成为现实，并把它们引进光明中来。
我又回过头来苦思冥想：那种陌生的情境究竟是什么？它那样令人心醉，又那样实实在在，然而却没有任何合乎逻辑的证据，只有明白无误的感受，其他感受同它相比都失去了明显的迹象。我要设法让它再现风姿，我通过思索又追忆喝第一口茶时的感觉。我又体会到同样的感觉，但没有进一步领悟它的真相。我要思想再作努力，召回逝去的感受。为了不让要捕捉的感受在折返时受到破坏，我排除了一切障碍，一切与此无关的杂念。我闭目塞听，不让自己的感官受附近声音的影响而分散注意。可是我的思想却枉费力气，毫无收获。我于是强迫它暂作我本来不许它作的松弛，逼它想点别的事情，让它在作最后一次拼搏前休养生息。尔后，我先给它腾出场地，再把第一口茶的滋味送到它的跟前。这时我感到内心深处有什么东西在颤抖，而且有所活动，像是要浮上来，好似有人从深深的海底打捞起什么东西，我不知道那是什么，只觉得它在慢慢升起；我感到它遇到阻力，我听到它浮升时一路发出汩汩的声响。
不用说，在我的内心深处搏动着的，一定是形象，一定是视觉的回忆，它同味觉联系在一起，试图随味觉而来到我的面前。只是它太遥远、太模糊，我勉强才看到一点不阴不阳的反光，其中混杂着一股杂色斑驳、捉摸不定的漩涡；但是我无法分辨它的形状，我无法像询问唯一能作出解释的知情人那样，求它阐明它的同龄伙伴、亲密朋友——味觉——所表示的含义，我无法请它告诉我这一感觉同哪种特殊场合有关，与从前的哪一个时期相连。
这渺茫的回忆，这由同样的瞬间的吸引力从遥遥远方来到我的内心深处，触动、震撼和撩拨起来的往昔的瞬间，最终能不能浮升到我清醒的意识的表面？我不知道。现在我什么感觉都没有了，它不再往上升，也许又沉下去了；谁知道它还会不会再从混沌的黑暗中飘浮起来？我得十次、八次地再作努力，我得俯身寻问。懦怯总是让我们知难而退，避开丰功伟业的建树，如今它又劝我半途而废，劝我喝茶时干脆只想想今天的烦恼，只想想不难消受的明天的期望。
然而，回忆却突然出现了：那点心的滋味就是我在贡布雷时某一个星期天早晨吃到过的“小玛德莱娜”的滋味（因为那天我在做弥撒前没有出门），我到莱奥妮姨妈的房内去请安，她把一块“小玛德莱娜”放到不知是茶叶泡的还是椴花泡的茶水中去浸过之后送给我吃。见到那种点心，我还想不起这件往事，等我尝到味道，往事才浮上心头；也许因为那种点心我常在点心盘中见过，并没有拿来尝尝，它们的形象早已与贡布雷的日日夜夜脱离，倒是与眼下的日子更关系密切；也许因为贡布雷的往事被抛却在记忆之外太久，已经陈迹依稀，影消形散；凡形状，一旦消褪或者一旦黯然，便失去足以与意识会合的扩张能力，连扇贝形的小点心也不例外，虽然它的模样丰满肥腴、令人垂涎，虽然点心的四周还有那么规整、那么一丝不苟的绉褶。但是气味和滋味却会在形销之后长期存在，即使人亡物毁，久远的往事了无陈迹，唯独气味和滋味虽说更脆弱却更有生命力；虽说更虚幻却更经久不散，更忠贞不贰，它们仍然对依稀往事寄托着回忆、期待和希望，它们以几乎无从辨认的蛛丝马迹，坚强不屈地支撑起整座回忆的巨厦。
虽然我当时并不知道——得等到以后才发现——为什么那件往事竟使我那么高兴，但是我一旦品出那点心的滋味同我的姨妈给我吃过的点心的滋味一样，她住过的那幢面临大街的灰楼便像舞台布景一样呈现在我的眼前，而且同另一幢面对花园的小楼贴在一起，那小楼是专为我的父母盖的，位于灰楼的后面（在这以前，我历历在目的只有父母的小楼）；随着灰楼而来的是城里的景象，从早到晚每时每刻的情状，午饭前他们让我去玩的那个广场，我奔走过的街巷以及晴天我们散步经过的地方。就像日本人爱玩的那种游戏一样：他们抓一把起先没有明显区别的碎纸片，扔进一只盛满清水的大碗里，碎纸片着水之后便伸展开来，出现不同的轮廓，泛起不同的颜色，千姿百态，变成花，变成楼阁，变成人物，而且人物都五官可辨，须眉毕现；同样，那时我们家花园里的各色鲜花，还有斯万先生家花园里的姹紫嫣红，还有维福纳河塘里飘浮的睡莲，还有善良的村民和他们的小屋，还有教堂，还有贡布雷的一切和市镇周围的景物，全都显出形迹，并且逼真而实在，大街小巷和花园都从我的茶杯中脱颖而出。
贡布雷，从十里开外远远望去（当我们在复活节前的最后一个星期乘火车来到这里，从铁路那头望去），所见只有教堂一座。这教堂概括了市镇的风貌，代表了市镇，并向远方的人们宣告，这里有座市镇，它在为市镇说话。然而，当你走近贡布雷，市镇看上去就像一位身披深色大氅的牧羊女迎风站立在田野中间，市镇上鳞次栉比的房屋，等于是挤挤攘攘贴在牧羊女大氅周围、拱起灰溜溜背脊的羊群。中世纪遗留下来的城墙，有些地方已经倾圮，但当年完美的弧形残迹犹存，一截截围住了城区的房舍，同古画中的城池一样。就居家而论，贡布雷不免有些凄凉，街面上的房屋都取材于当地出产的青石，门前有台阶，房上是尖尖的山墙，给门前投下一片阴影，弄得街上相当昏暗，以至太阳刚下山，家家户户的“大厅”就得拉帘掌灯。好些街道是以圣人的姓氏命名的（其中不少同贡布雷早年的几位领主的历史有关）：圣伊莱尔街，圣雅克街——我姨妈的房子就在那条街上，铁栅外是圣伊尔德迦尔特街，花园的旁门开出去是圣灵街；贡布雷的这些街道在我的记忆的角落里依然存在，而且蒙上了五光十色，同我今天心目中的人间的色调大不相同，所以我实际上觉得它们色色俱全，还有那座高踞于市镇中心广场的教堂，我觉得比幻灯机的投影更虚幻，有时候我甚至认为，倘若有幸能再穿过圣伊莱尔街，到鸟儿街古风盎然的“鸟儿客栈”去租间客房，那简直比同戈洛结识、同热纳维耶夫·德·布拉邦特交谈更神妙虚幻，像是同隔世的天外来往一样。从“鸟儿客栈”的地下室的气窗里飘散出来的厨房的气味，至今我还时有所闻，依然是那样热乎乎的，一阵一阵地飘到我的鼻前。
那时我们住在我外祖父的表妹——我的姑祖母——的家里，她是莱奥妮姨妈的母亲。自从奥克达夫姨夫去世之后，莱奥妮姨妈从此不肯离开贡布雷，不肯离开贡布雷的那幢房屋，不肯离开她的房间，她的床。她不肯“下来”了，总那么躺着，那么凄凄切切，有气无力，病病恹恹，老想不开。她那个套间的窗外是圣雅克街，这条街到头是“大草坪”（同市中心三条街交叉的街心绿化地带“小草坪”遥遥相对）。街面灰溜溜的，单调划一，几乎家家门口都有砂岩砌成的三级高台阶，整条街像是由哥特石刻匠人在原块石头上凿出来的一道深沟，本来打算在上面刻耶稣降生的马槽或者耶稣受难的坟场的，我的姨妈实际上只占用两间相通的房间，她每天下午呆在其中的一间，好让用人给另一间通风。那是乡绅家常见的那种房间。世界上有些地方，大气中或海面上游动着亿万种肉眼看不到的原生动物，它们在闪光、在散发出芳香。那两间房内也一样，也有千百种气味令人心醉，那是从品德、智慧和习惯中散发出来的芳香，氤氲中悬凝着一个人内心深处隐而不露、丰富至极的全部精神生活；当然，也还有例如从附近田野里传来的那些自然气息和时令色彩，但是它们一到这里便失去了野趣，变得人情味十足，而且凝滞闭塞，跟用当年从果园里摘下之后便藏进柜子的水果制成的果汁冻那样香甜而透明；它们固然也随季节的更迭而变换，毕竟具有了柜藏的风味和家用的格局，新鲜面包的温馨消融了白色冰霜的凛冽，就像村里报时的大钟，悠闲而准时，散淡而有序，既漫不经心又高瞻远瞩。洁净的床单，清新的晨意，虔诚的气氛，和谐地融合在一片宁静之中，不过这种宁静，只给人增添愁绪罢了，倒为并非身临其境、仅是匆匆过客的人提供了汲取无尽诗意的宝库。这里的空气如此幽闭，好似一朵纤细娇美的花，沉寂中饱含营养，而且香甜诱人，使我一踏进门槛便油然而起馋涎欲滴的感觉，尤其是在复活节那个星期的开头几天，那时早晨还寒意料峭，当时我刚来贡布雷不久。我去姨妈那边请安，她们先让我在外间稍候。乍暖还寒时节的阳光，扑到炉火前来取暖，两砖之间的柴禾已经蹿起耀眼的火苗，给整间屋子抹上一股油烟的气味，弄得像农舍大火炉前的一面火墙，又像宫堡华屋的壁炉上的大炉罩。呆在那样暖和的地方，但愿外面雨雪交加、洪水横溢才好，这样也可给深居的舒适更增添冬蛰的诗情。我在供桌和交椅之间走动着。那些交椅蒙着毡绒面子，靠背上方总安着方括弧形的头靠，熊熊的炉火，像发酵的面团，散发出令人垂涎的芳香，空气也随之布满气泡；清晨湿润而明媚的朝气早已催发出这一层层的芳香，而且把它们一片片翻动，把它们烤黄，给它们打上绉褶，使它们松软膨胀，从而做成一大块虽无形迹却香甜可感的乡村糕点，简直像一大张“脆皮夹心饼”。这里的壁橱、柜子，还有画着枝叶图案的壁纸，发出比点心更香脆、更细腻、更有名、更干燥的异香，我回到房里，总不免怀着难以启齿的艳羡，沉溺在花布床罩中间那股甜腻腻的、乏味的、难以消受的、烂水果一般的气味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