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早晨，派尔来到大陆酒店门前的广场上时，我早已看够了我的那些美国记者同行了。那些家伙个子都很高大，闹闹嚷嚷，到了中年仍然孩子气十足，一谈到法国人就尖酸刻薄地挖苦讽刺。其实，说到头，这场战争还是法国人在打。每隔一些时候，碰上一场战斗顺利地结束，伤亡官兵从战场上运走以后，这些美国记者就给邀请到河内去，搭乘将近四小时的飞机去到那儿，聆听法军司令官的一篇讲话，然后被安顿在一个记者营里住上一晚（他们常常夸口说，记者营里的酒吧侍者是全印度支那最出色的），再飞到刚打过仗的战场上去，在三千英尺的高空中俯视一番（重机关枪打不到三千英尺那么高），然后又安全而闹闹嚷嚷地回到西贡的大陆酒店，像一次学校的远足旅行那样。
派尔很文静，似乎谦虚庄重，我们初次见面的那天，我有时候不得不探身向前，才听得见他说的话。而且他总是十分严肃。有好几次，听到楼厅上美国记者的吵闹，他似乎变得沉默寡言——大家都认为楼厅上要安全些，不大会遭到手榴弹袭击。但是他并没有批评谁。
“你读过约克·哈定的著作吗？”他问。
“没有。没有，大概没读过。他写过些什么？”
他注视着街道那边的一家牛奶房，梦幻般的说道：“那铺子真像一个冷饮柜。”我心想，在一个这么陌生的场地上，他很独特地选中了这个来观察，不知道他内心里多么怀念家乡啊。不过我自己初来的时候，走在卡蒂纳街上，不是也首先注意到那家陈列着盖尔兰香水的商店，心想欧洲离开这儿毕竟也不过只有三十小时的飞机航程，这样来安慰我自己吗？他的眼光恋恋不舍地从牛奶房移开，说道：“约克写了一本书，书名叫《红色中国的进展》。那是一本议论精辟的书。”
“我没有读过这本书。你认识他吗？”
他严肃认真地点点头，便沉默不响了。过了一会儿，他又开口来纠正一下他给我留下的印象。“我跟他并不熟，”他说。“我大概只见过他两次。”他这种态度就叫我喜欢——认为说自己认识那人——他叫什么来着？——约克·哈定——那未免有点儿夸耀、我后来才知道，他对于他所谓的严肃作家非常尊重，而他所谓的严肃作家，并不包括那些不写他所谓的当代主题的小说家、诗人和戏剧家。即使这样，我们也还是读直截了当的东西，像约克所写的那些，更为好点儿。
我说，“你知道，要是你在一个地方住久了，你就不再去阅读描写那个地方的东西了。”
“当然啦，我一向喜欢知道在场的人想要说的话，”他谨慎小心地回答。
“然后再拿约克书上说的话来核对一下吗？”
“是的。”也许他已经觉察到我的讥讽，因为他又以他惯常的彬彬有礼的态度说道，“如果你有时间跟我谈谈这儿的大概情形，那我真是求之不得。你知道，约克两年多以前曾经来这儿待过。”
我喜欢他对哈定的这份忠诚——且不管哈定是个什么人。派尔的这种态度跟新闻记者们爱低毁别人，爱说一些半生不熟的讽刺话截然不同。我说，“再来一瓶啤酒，我来把这儿的情形概括地向你说一说。”
他专心致志地望着我，像一个得奖的好学生那样。我先给他解释了一下北方的形势。在东京那一带，法军当时正死守着红河三角洲，它包括河内和北方的唯一港口——海防。那一带是产大部分稻米的地区，每年一到收获的季节，争夺大米的战斗就展开了。
“这是北方的情况，”我说。“法国人，那些可怜的家伙，在那一带也许可以守下去，假如中国人不来帮助越盟的话。一场丛林、大山和沼泽地的战争，你走过稻田，水淹到齐肩头这么高，敌人干脆就看不见，他们埋藏起武器，换穿上了农民的衣服。不过在河内的潮湿气候里，你也可以舒舒服服地腐烂掉。他们在那边是不丢炸弹的。上帝知道这是为什么。你可以管它叫作一场正规战争。”
“南方这边又怎么样呢？”
“法国人控制着交通要道，到傍晚七点钟为止：七点以后，他们只控制着岗楼和市区——而且只是一部分市区。这并不是说你就安全了，也不是说大饭店门前就可以不装铁栅了。”
这一切，我以前不知解释过多少次。我好像是一张唱片，为了新来的人——来访的英国议员，新来的英国公使等——经常播放。有时候，我半夜醒来，嘴上会在说，“拿高台教的情形来说吧。”或者说和好教或平川派，这些全都是私家军队，谁出钱就替谁卖命，或是为谁报仇。陌生人觉得这帮家伙生动有趣，但是阴谋猜忌中可没有什么生动有趣的地方。
“如今，”我说，“又出现了一个泰将军。他本来是高台教军队的参谋长，可是他已经把队伍带上山去，同两方面打仗，法国人，共产党人……”
“约克，”派尔说，“写到说，东方所需要的是一支第三势力。”也许我早应该看出那种狂热的兴奋表情，那种对一句话的敏捷反应以及那些数字的具有魔力的声音：“第五纵队”，“第三势力”，“第七日”。我可能会省却我们大伙儿许多麻烦，甚至可能会救了派尔，如果我当时就认识到那个不屈不挠的年轻人在动什么念头的话。但是我没有多待下去，撇下他去琢磨那些局势背景的枯燥无味的实质，自己却沿着卡蒂纳街作每天的散步去了。派尔只得自个儿去了解像一种特殊气味那样摆脱不了的真实背景：斜阳下稻田里的那片金黄色：渔夫的脆弱的白鹭像蚊子那样，飞翔在田野上，老和尚法坛上的一杯杯茶，他的床和他的广告日历，他的水桶和破杯子，他穿了一辈子的破旧衣服，洗出来就挂在他的坐椅边，公路上地雷爆炸以后，前来修路的女工戴着的蚌壳形帽子，南方到处都可见到的金黄和嫩绿以及鲜艳的衣裳，北方则是一片土黄、黑色的衣裳，以及四周那些敌对的重重大山和飞机的嗡嗡响声。我初来的时候，老在计算我出差的日子，像一个学生计算还有多少天才放假那样，我想我那时候还念念不忘伦敦，布卢姆斯伯里广场和乘坐七十三路公共汽车穿过尤斯顿大街的长廊，也不忘乘在公共汽车上所见到的托林顿广场上的春天景色。现在，广场花园里的兰花应该早已开放，我却觉得无所谓了。我只要天天有抢先的新闻报道发出去，可能是汽车车胎爆胎，也可能是手榴弹爆炸，我只要在闷热的中午看到那些穿绸裤子的女人风姿绰约地走动，我要凤儿，我的家已经搬了八千英里，不在英国了。
我在法国高级专员公署那儿拐弯，那儿有“外籍军团”的士兵戴着白色军帽、佩着鲜红色的肩章在站岗。我从大教堂门外走过，沿着越南保安局的墙走回来。那道墙阴沉沉的，似乎使你闻到了尿臭，想到种种不公正的事情。然而这也是家的一部分，就像小时候你不敢上去的那些高楼上的黑暗过道那样。新的黄色刊物又在码头附近的书摊上摆了出来——有《禁忌》与《幻象》，水手们在人行道上喝啤酒，正是土制炸弹的好目标。我想起了凤儿，她这会川大概正在左边第三条街上跟卖鱼的讨价还价，随后还要到那家牛奶房去买牛奶和饼干（那些日子，我总知道她的行踪）。这时候，派尔自然早已不在我的心上了。当我们在卡蒂纳街我们的房间里坐下吃午饭时，我甚至没有向凤儿提到他。凤儿那天穿上了她最漂亮的花绸旗袍，因为那天是我们在堤岸大世界初次见面的两周年纪念日。
第二天早晨醒来时，我们谁都没有提到他。我还没有清醒过来，凤儿已经起身，而且把茶点安排好了。一个人对于死去了的人是不会嫉妒的。这一天早晨，重新过起我们旧日的同居生活，这在我说来，似乎很容易。
“你今儿晚上住在这儿吗？”吃早点羊角面包时，我尽可能随意地问凤儿。
“我得去拿我的箱子。”
“警察可能在那边，”我说。“最好还是由我陪你去。”这是那天我们的谈话中最接近提到派尔的几句。
派尔在迪朗东街附近一幢新别墅里有一套房间，离一条大街不远。法国人总爱把那些大街一分再分，来纪念他们的将军们——因此戴高乐街过了第三条横街就变成了勒克莱尔街，早晚也许突然会一下变成德拉特尔街。一定是有什么要人要从欧洲飞来了，因为沿着通向高级专员官邸的路上，每隔二十码就有一名警察面向人行道站岗。
在通往派尔那座公寓的石子车道上，停放着几辆摩托车。一个越南警察查看了我的记者证。他不许凤儿进屋子去，所以我就进去，想找一个法国军官交涉。在派尔的浴室里，维戈特正用派尔的肥皂在洗手，又在派尔的毛巾上把手揩干。他穿的热带军装袖子上有一块油污——大概是派尔的油吧？我猜想。
“有什么消息吗？”我问。
“我们发现他的汽车停在车房里。汽油用光了。昨儿晚上，他一定是坐三轮车出去的——再不然就是坐别人的汽车。也许，汽油是给人放掉啦。”
“他甚至也可能是步行，”我说。“美国人的作风，你是知道的。”
“你的车是给烧掉的，是吗？”他沉思地说下去。“你还没有买一辆新车吗？”
“没有。”
“这一点无关紧要。”
“对寸。”
“你有什么看法吗？”他问。
“太多啦，”我说。
“请你告诉我。”
“哦，他可能是给越盟干掉的。他们在西贡暗杀了许多人。他的尸体是在通往达科的那道桥旁边的河里发现的——晚上你们警察撤走以后，那一带就成了越盟的地区。也可能他是给越南保安局杀死的——他们随便杀人，谁不知道。或许他们不喜欢他结交的一些朋友。或许他是给高台教军人杀死的，因为他认识泰将军。”
“他认识他吗？”
“人家说他认识。或许他是给泰将军杀了的，因为他跟高台教的人有往来。或许是和好教分子下的手，因为他勾引他们将军的姨太太。或许只不过是有人谋财害命罢啦。”
“或许只是一件简单的嫉妒情杀案，”维戈特说。
“再不然或许是法国保安局干的，”我继续说下去，“因为他们不喜欢他结交的那些人。你真的要寻找杀了他的人吗？”
“不是，”维戈特说。“我只是要打一个报告，就是这么一回事。只要这是战争中的一次行为——哦，每年有千千万万的人给杀死了。”
“你大可把我排除在外，”我说。“我并没有卷进去。没有卷进去，”我又说了一遍。这早已是我的信条之一。人世间的情况就是这样，让他们去打斗，让他们去爱，让他们去残杀吧，我可不牵连在内。我那些新闻界的同行自称是通讯记者，我宁愿要新闻记者这个头衔。我只写我所看见的事：我从不采取行动——甚至表达意见也是一种行动。
“你来这儿干什么？”
“我来取凤儿的东西。你们的警察不许她进来。”
“好吧，我们来找找看。”
“谢谢你，维戈特。”
派尔有两间住房，一间厨房和一间浴室。我们走进睡房去。我知道凤儿会把她的箱子放在哪儿——放在床底下。我们一块儿把箱子拖出来，箱子里放着她那些图画书。我从衣橱里取出了她那几件换洗衣服，她的两件漂亮的旗袍和她那几条长裤。
你会有这么一种感觉，认为这些衣服只在那儿挂了几小时，并不属于那儿。它们像一只蝴蝶飞进了房里，只不过暂时经过。在一个抽屉里，我发现了她的几条小三角裤和她收藏的许多头巾。实在没有多少东西来放进箱子去，比在英国一个客人周末出去度假所带的东西还要少。
在起坐间里，有一张她和派尔合影的照片，是在植物园里那条大石龙旁边拍的。
她手上牵着派尔的狗——一条中国黑狗，连舌头也是黑的。这条狗实在太黑了。我把那张照片收进她的箱子里。“这条狗怎么样啦？”我问。
“不在这儿。他也许是带着狗出去的。”
“说不定它会回来，你们可以分析分析它脚爪上的泥土。”
“我不是勒考克，甚至也不是梅格雷，而且这是打仗的日子。”
我走到书架面前，仔细看了一下那两排书——这就是派尔的藏书了。《红色中国的进展》，《对民主的挑战》，《西方的任务卜一这些，我猜想，就是约克·哈定的全部著作。还有不少《美国国会公报》，一本越南成语辞典，一本菲律宾战争史，一本现代文丛版的《莎士比亚戏剧集》。他靠什么来消遣呢？我在另外一个书架上才发现了他的轻松读物：一本袖珍版的托马斯·沃尔夫小说，还有一本神秘的选集叫《人生的胜利》和一本美国诗选。另有一本讲国际象棋难题的书。一天工作之余，这些书似乎并算不了多少消遣，不过说到头，他还有凤儿陪他。藏在那本选集后面，还有一本纸封面的书，叫作《结婚生理学》。也许，他正在研究性的问题，就像他研究东方问题那样，纸上谈兵。关键的词是结婚。派尔是相信卷入进去的。
他的书桌上光光的，什么也没有。“你们倒收拾得很干净，”我说。
“哦，”维戈特说：“我得代表美国公使馆保管这些东西。你知道，谣言传得多么快。说不定有人会来乱拿东西。我把他的所有文件都封存起来了。”他说这几句话时很严肃，甚至连笑也没有笑。
“发现有什么破坏性的东西吗？”
“要是我们的盟友遭到什么破坏，那我们可担当不起，”维戈特说。
“如果我取他一本书留作纪念，你不反对吧？”
“我就装作没有看见。”
我挑选了约克·哈定的《西方的任务》，扔进箱子里，和凤儿的衣裳放在一起。
“你是我的朋友，”维戈特说，“有没有什么可以私下告诉我的吗？我的报告已经全都写好了。说他是给共产党杀害的。也许，这是一场反美援运动的开端。不过，就在你我之间——听着，这样谈话太枯燥无味啦。到街口去喝一杯味美思黑茶和鸡尾酒，怎么样？”
“这会儿太早了。”
“他最后一次见到你时，没有对你吐露出什么秘密吗？”
“没有。”
“那是在什么时候？”
“昨儿早晨。在那次大爆炸以后。”
他停下来，让我深思——我的回答，而不是由他去深思。他直接地问道，“昨儿晚上他来找你时，你不在家吗？”
“昨儿晚上？我一定是不在家。我没有想到……”
“你哪天可能需要一份出境签证。你知道，我们可以无限期地拖延下去不发。”
“你真的认为，”我说，“我想回家去吗？”
维戈特凝视着窗外晴朗无云的大白天。他很伤感地说道，“大多数人都想回家。”
“我很喜欢这儿。在国内——问题可不少。”
“他妈的，”维戈特说，“美国经济专员这就要来啦。”他冷嘲热讽地又说了一遍，“经济专员。”
“我还是走开的好。他会想要把我也封存起来。”
维戈特精神不振地说道，“祝你好运。他可要跟我说个没完没了啦。”
我出来的时候，那位美国经济专员正站在他的柏卡德牌汽车旁边，很费力地向他的司机说明什么。他是一个身体结实的中年人，屁股特别肥大，一张脸光光的就像从来不需要一柄剃刀似的。他大声向我叫道，“福勒。你可不可以向这个倒媚的司机解释一下……？”
我替他解释了。
他说，“我就是这样告诉他的，可是他却总假装听不懂法语。”
“也许是口音的问题。”
“我在巴黎待过三年。我说法语的口音再坏，一个这种倒媚的越南人也该听得懂。”
“是民主之音吧，”我说。
“你说什么？”
“我想，那是约克·哈定写的一本书。”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他有点儿怀疑地看看我提着的箱子。
“你这箱子里放着些什么？”他问。
“两条白绸裤子，两件绸旗袍，几条女人的衬裤——我想大概有三条。全都是本地货。不是美援商品。”
“你到这屋子里去过了吗？”他问。
“去过了。”
“你听说到这消息了吗？”
“听说啦。”
“真是一件可怕的事，”他说，“真可怕。”
“我想公使一定很不安吧。”
“可不是这样。他这会儿正跟法国高级专员聚在一块儿，他已经要求晋见一次总统。”他拉住我的胳膊，向离汽车远一点儿的地方走去。“你跟派尔很熟，是吗？他会碰上这样的事，我实在想不通。我认识他的父亲。哈罗德·派尔教授——你应该听说过他？”
“没有。”
“他是世界闻名的水下侵蚀学权威。几个月前《时代周刊》封面上刚登过他的照片，你没有看见吗？”
“哦，我想起来了。背景是一座崩溃的岩石，前景是金边眼镜。”
“对了，那就是他。我不得不草拟一封电报，通知他家里。这件事真糟。我很喜欢这个小伙子，就像是我的儿子一样。”
“这就使你跟他爸爸有很深的关系啦。”
他把那双儒湿的褐色眼睛转向着我，说道，“你怎么啦？这么好的一个年轻人……怎么这么说……”
“很抱歉，”我说。“人死了，各人的反应全都不一样。”也许他真的很爱派尔。“你在电报里怎么说呢？”我问。
他一本正经地把电文一字一句背给我听：“令郎为民主事业像军人那样牺牲了，特此奉告，并深致哀悼。这份电报是由公使签名发出的。”
“像军人那样牺牲，”我说。“这会不会使人有点儿搞不明白呢？我是说，对于国内的人。经济援助代表团听起来并不像是军队。你们也得紫星勋章吗？”
他压低了声音说，含含糊糊地显得很紧张，“他负有特殊的任务。”
“哦，对了，我们大伙儿全都猜到了。”
“他没有说过，是吗？”
“哦，没有，”我说，这时候又想起了维戈特的那句话，“他是一个文静的美国人。”
“你有什么预感没有，”他问，“他们干吗杀了他？是谁杀的呢？”
我突然一下生起气来了，我厌恶他们这帮家伙以及他们私下贮藏的可口可乐，他们的活动医院，他们的过于宽大的汽车和他们不太新式的枪炮。我说，“有预感他们杀了他，因为他太天真了，不能容他活下去。他年轻，无知，愚蠢，而且给牵扯进去啦。他跟你们每一个人一样，对大局一无所知。你们给他钱，给他约克·哈定写的关于东方的书，又对他说，放手干吧。为民主主义把东方争取过来。他始终没有见过什么他在教室里没有听见过的事情。他读的那些书的作者和他听过的那些演讲人，使他上了大当。当他看见一具死尸时，他连伤口在哪儿都找不着。一场红色威胁，一个民主军人。”
“我原以为你是他的朋友呢，”他用责怪的口气说。
“我是他的朋友。我情愿看见他留在国内，阅读星期日报纸副刊，注视着棒球新闻。我情愿看见他平安无事地跟一个典型的美国姑娘待在一块儿，而那姑娘倒是个读书俱乐部会员。”
他很尴尬地清了清嗓子。“当然啦，”他说，“我忘了那件不幸的事。我是站在你这边的，福勒。他那次搞得很不好。不瞒你说，为了那个女人，我跟他长谈过一次。你瞧，我有这种有利条件，因为我认识派尔教授夫妇。”
我说，“维戈特在等你，”说完就走开了。这时候，他才第一次看见凤儿。当我回头看看他的时候，他还在痛苦而迷惘地注视着我：是一个永远不理解的同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