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国务卿迪安·艾奇逊作为证人出席时，共和党人看到了一个机会来同政府就中国陷落的问题进行有利可图的较量。共和党坚定不移的一个信条就是，往好里说，是杜鲁门的笨拙无能；或者往坏里说，是共产党间谍操纵了国务院，致使蒋介石输给了共产党。这样，艾奇逊将要在委员会面前花上所有证人中最长的时间——从6月1日星期五上午10时06分到6月9日星期六下午5时05分。头两天艾奇逊经受了漫无边际、毫无条理的各种提问，一会儿要求他反复列举导致麦克阿瑟解职的各项事件的过程，一会儿要他阐述国务院各种各样的备忘录。
但是艾奇逊设法阐述了他所希望的论点：按麦克阿瑟的计划办事会使美国遭受风险，陷入一场在战略上无可取之处的战争。苏联人很可能就会根据他们的互助条约出来帮助中国人，否则就会有失作为共产主义世界领袖的面子。
然而，艾奇逊最主要的讲话是越过参议员们讲给中国人和北朝鲜人听的。在过去几周中，政府对于把联合国作为一个讨价还价的论坛来结束战争已失去了信心。艾奇逊和其他人认为，由它来作为协调和谈的机构是太不可靠、难以预测。联合国成员国观点分歧重重，这就意味着美国要冒被迫接受不能令人满意的和平条件之风险。美国决定独辟蹊径，其目标是停止战斗，哪怕是在不甚理想的条件下。
艾奇逊把参院听证会当成传声筒加以利用，向共产党提出美国大大降低了的战争目标。美国不再坚持完成统一朝鲜这一由来已久的联合国使命，尽管统一朝鲜仍然作为一项长远目标而存在，但是美国愿意在其他条件下结束战争。如果共产党能给予美国一项保证，即不再对南朝鲜采取敌对行动，美国将接受在三八线实现停火，并同意把所有外国部队（即联合国军）撤出战争，其条件是外国部队（即中国人）也要离开朝鲜。实际上艾奇逊是在告诉共产党，如果他们愿意的话，他们可以停止战斗。
虽然他没有明确承认美国已经降低了它的战争目标，但是他不厌其烦地详尽解释了华盛顿现在为什么愿意在体现着战争开始之初局势的条件下结束战争。
把中国人赶回三八线将遏制“共产帝国主义”，并使双方入侵者不能取得胜利。诚然，战争不一定就能结束。但是在一条较小的战线上继续进行战争，总比麦克阿瑟谋求扩大的战争要来得容易，并付出较少的生命代价。即使战争延续下去，也不能确保“胜利”，却会给盟国带来很大的风险，而美国正是希望通过这些盟国来遏制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的扩张。要求盟国参与诸如在中国的战争这样一些危险的事业，是把不公正的负担加在他们身上。艾奇逊解释说：
我们不能指望我们的集体安全体系将会长久存在，如果我们采取的步骤使得与我们同在这个体系中的人民不必要地而且危险地面临着威胁的话……
我们这个联盟用以威慑敌人袭击的力量，部分地有赖于我们伙伴们的意志和相互信任。如果我们根据建议的那些措施去削弱这种努力，尤其是在北大西洋地区，我们就会危害一个对我们自己的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地区的安全。
艾奇逊不接受麦克阿瑟关于战争局限在朝鲜就不能打赢的观点。在他看来，“打赢”这个词是无关紧要的。“战争究竟具体在哪里结束都没有区别。要紧的是，一项解决办法能不能在那样一个地方得到实现——这个地方中国人将不打算也不愿意再回来打仗了？”
艾奇逊说，继续的惩罚将最终使中国人停止战斗。他不想同中国人打一场赶尽杀绝的战争，他希望能达到一种平衡，以确保朝鲜的和平。
但是艾奇逊的批评者们似乎对他的朝鲜政策陈述并无兴趣，他们一再地回到“国务院丢失了中国”的问题上去，并含蓄地要他屈膝道歉。艾奇逊尽力为政府辩护，但是他担心，如果“只是对此进行不分青红皂白的提问和回答，这一复杂的事情将会被弄糟”。因此，在他作证的第二天傍晚，他提出了一项反建议：给他一天准备时间，他试图就1945年以来的美国对华政策做一次全面发言。委员会同意了，于是艾奇逊收集了厚厚一捆国务院文件，回到他的马里兰州乡间农场去度周末。“借助于咖啡，以及妻子陪伴在宁静的农场房舍中，还有一位安全警卫人员在门口守卫”，他在文件中寻章摘句，不胜疲倦地搞出了一堆笔记。
星期一上午，艾奇逊做了一个长达三小时的非同寻常的陈述。他借助笔记，讲述了中国古老社会在现代化社会冲击下的崩溃，还讲述了美国为调解国民党和共产党这两股对抗势力而做的不成功的努力。他断然否认了美国对于蒋介石政府的垮台存在任何过错。他说，美援不能保证任何政府的生存，只能对它们自己的努力加以补充。美国也不能代表另一个政府做出决定，哪怕是美国打算拯救的政府。
艾奇逊描绘了1945年处于混乱中的中国，这块“疆土”几十年来不成其为一个国家，共产党人和苏联人控制着北方省份和“满洲”，日本人控制着大城市和铁路公路网，国民党人则苟存于这个国家南方一隅。美国调查团得出的现实结论是，国民党还必须再打上几年以赶走共产党，而胜利的希望是微茫的。乔治·马歇尔将军在中国担任总统特使，他不成功地试图通过谈判实现停火，并说服国民党进行社会和政治改革以取得更广泛的群众支持。两项努力均告失败。国会最后通过给国民党4亿美元的经援和军援（政府要求的是5.7亿美元），但是不同意把军事顾问派往作战地区。（艾奇逊很有分寸地没有说出来，这笔减少了的援助项目是由1946年选出的由共和党控制的国会通过的。）即使有此援助，国民党还是在1948年末开始出现军事崩溃，它从数量上3对1的优势变为1对1.5的劣势。美国陆军1949年1月的一项情报估计说，国民党的军事地位“已经衰落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美国军事代表团团长戴维·巴尔将军说，国民党的领导“是世界上最糟糕的”，80%的美国军事装备已经损失。美国决定不接手这场战争，于是蒋介石垮台了。
以高度概括的形式来说，这就是艾奇逊对委员会所说的情况。诚然，没有任何新东西，因为中国发生的崩溃已经早在各种国会团体面前做了详尽的回顾。艾奇逊的讲话并未能使他的对手们满意。其中有一位是缅因州参议员欧文·布鲁斯特，他指责国务卿因具有对所议主题的深入了解，而获得对参议员们的“不公正的优势”。
艾奇逊作证的其余部分就是对政府战争方针的有力辩护，以及对麦克阿瑟计划将冲突引向中国的全盘否定。他并不怀疑麦克阿瑟的动机：如果将军认为轰炸“满洲”能更快地结束战争，将军是当真的。但是“我们的担心是，他不能使战争结束”。
艾奇逊还被强烈询问了美国曾在1950年春末把部队从南朝鲜撤出的原因。他说，美国已经认识到局势是危险的，但是“相信在南朝鲜人自己能够更好地对付之前，入侵不会发生”。艾奇逊没有透露，实际上国务院曾敦促部队在朝鲜再留下去，他们是在五角大楼的坚持下撤出的。
艾奇逊认为，从战略上说，中国共产党人参战已是铸成大错，这使他们付出的代价是丢掉了几乎是唾手可得的台湾，现在台湾已经遥遥无期地远在他们的股掌之外。国际社会已经不再把台湾看成是中国内战的未了事宜，世界上大部分人现在都把中国视为“国际上的无法无天分子”。中国在对日和约上也不再有发言权。如果中国置身朝鲜之外，它本来是可以指望有此发言权的。而且，中国已经丧失任何近期获得联合国席位的希望。
相反，美国却有几点重要收获。首先是显示了它将履行对其他国家的承诺。战争的扩大推动了重整军备的努力，这是非如此美国人民和国会就不会支持的。“我认为它极其深刻地使人民认识到了整个世界所遭受和正面临的危险的程度。”艾奇逊说。
提问进行得漫无边际，冗长不堪，艾奇逊甚至被问及一些令人恼火的毫不相关的题目（对一次有关远东军事局势的听证会而言），诸如借款给墨西哥开发石油资源；艾奇逊以前的法律事务所同伊朗的联系；助理国务卿乔治·麦吉娶了国际石油地质学家埃弗雷特·法·戈利耶的女儿；中国国民党政权的变节难民的大豆投机活动；允许德国科学家来美国居住；为什么陆军部在1945年派了这位将军而不是那位将军参加中国调查团。甚至艾奇逊所谓的朋友们也变得令人讨厌，他们让冗长乏味的重复性问题充斥了听证记录。韦恩·莫尔斯发难最多，他简直不顾别人已经问过了什么问题，他进行询问时就好像只有他一个参议员出席似的。
当艾奇逊最终结束了听证时，国务院的一位朋友问他这个周末准备做什么。“我有一个计划来试试我酒精的消耗能力，”国务卿回答说，“如果在我喝完之前又爆发一场战争，这场战争我就一定不奉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