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麦克阿瑟并无这种打算。在前一天即11月7日，他在要求解除对空中行动的限制时还抱怨说，中国军队“大规模”介入朝鲜“已彻底改变了整个局势”。现在，他悄悄绕过了这一许可，拿参谋长联席会议10月9日授权予他的训令作为挡箭牌，即在“中共……在朝鲜境内任何地方公开或隐蔽地使用大量的部队”的情况下，只要他“有可能获得胜利”就应继续采取行动。在麦克阿瑟看来，“联合国最根本的和基本的政策，即‘摧毁朝鲜所有进行抵抗的武装力量，以使朝鲜成为一个统一和自由的国家’如有动摇，就会有致命的后果”。在这一小段电文中，麦克阿瑟设法把参谋长联席会议赋予他的军事使命与联合国大会10月7日就朝鲜统一问题的提案糅在一起，混为一谈。尽管有中国人的干预，但他显然不愿意受到约束。
这位将军相信，他的空中力量能够阻止中国人从“满洲”越过鸭绿江进行增援，还能消灭已在朝鲜的中国军队。在这些空中轰炸以后，他打算在11月15日发动攻势，彻底消灭敌军，饮马鸭绿江边。麦克阿瑟再次抛出他的计划，其条件暗示着参谋长联席会议除了批准，别无他择：
如不这样，任何计划都会彻底削弱我部队的士气，其心理后果将无法估计。这会使我们的军事力量在北朝鲜无期限地停滞在一条极其困难的防线上。毫无疑问，这会引起南朝鲜人的极大不满，以致他们的军队会垮掉，甚至可能转而反对我们。
对于英国人提出的沿鸭绿江建立一条缓冲区的建议，麦克阿瑟也不屑一顾，他将这一计划与1938年把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德台区割让给德国的行为相提并论。他认为，联合国的正确做法是：通过一项谴责中国的决议案；如果中国人不撤退的话，还应以军事制裁相威胁。放弃朝鲜的任何部分，哪怕只是将其作为缓冲区，“都会是自由世界近期以来最大的挫折。事实上，如果采纳如此糟糕的主张，我们在亚洲的领导地位和影响就会破产，在政治上和军事上也会难以立足”。如果不让他的部队前进到鸭绿江，就“显然会步英国人之后尘，英国人以绥靖政策承认了共产党中国，失去了其他所有亚洲国家的尊重，也没有赢得中国人的敬意。……”麦克阿瑟“以极其诚挚的心情”提议，“绝不能在此关键时刻减弱攻势，我们必须一往直前，直至彻底胜利。……”
参谋长联席会议在11月9日开会前几小时收到了麦克阿瑟的这份电报，实际上没有人理会这份电报。参谋长联席会议要商讨的首先是中国人的意图，然后是美国可能做出的反应。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中国人的干预出自三个动机：
——中国人力图保护鸭绿江沿岸的水电设施，并在江南岸建立一条警戒线。如果这些便是中国人的动机的话，那么中国人就可能撤退，以换取联合国的一项保证，即“满洲”的主权以及水电设施都不会受到侵害。如果联合国做出了保证而中国人仍继续参战的话，“那么就可以排除对中国人行为的一种可能的解释了”。
——另一种可能是中国人“不宣而战”，以把美国的军力牵制在朝鲜。参谋长联席会议不希望朝鲜战争伤了美国的元气，从而使美国在其他地方出现麻烦时无从应付。然而，中国人的这一目的也许能为通过谈判解决朝鲜问题敞开门户。
——第三种可能是中国人力图把联合国军赶出朝鲜。但如果没有苏联海上和空中力量的支援，这一努力是无法成功的。苏联的干预标志着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开始，也预示着联合国军将被迫撤出朝鲜。
那么，美国应如何行事呢？联席会议的参谋长们认为有三种选择：重新发动攻势，迫使战争以美方胜利告终；在“满洲”边界以南建立并守住一条防线；或者撤退。第一种选择要求增兵朝鲜，即便中国人不会在实质上扩大他们卷入的规模。第三种选择是无法接受的，一旦美国被迫做出这种抉择，“它只能作为全球战争的前奏加以接受”。
参谋长联席会议显然倾向于第二种选择，即在鸭绿江以南建立防线，这种做法“在澄清由中国人的干预造成的军事和政治问题以前，可以作为一个权宜之计”。参谋长们敦促说：“要不惜一切努力……以政治方式，最好是通过联合国……刻不容缓地解决中国干预的问题。”参谋长联席会议要求得到公开的保证，即联合国无意把战争引向中国。他们还建议通过承认红色中国的国家来进行和谈。
参谋长联席会议虽然认为最佳方案是在鸭绿江以南建立防线，但却未做任何努力让麦克阿瑟实行之。如果他们这样做的话，那么可以想象，战争的停歇期将让艾奇逊获得时间，在联合国和其他地方寻求一项政治解决。参谋长联席会议提议，麦克阿瑟的任务不应改变，尽管应“经常予以审查”。这样又让麦克阿瑟得以随心所欲地发动攻势了。
国家安全委员会11月9日开会时，没有准备采取任何决定性的行动。杜鲁门没有出席会议，主持会议的艾奇逊建议国家安全委员会“仅仅讨论形势”，由工作人员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并起草一份建议。他说：“我们需要更确切地知道我们目前的处境，然后再决定如何行动。”
艾奇逊探讨了一项政治解决的前景。他指出，美国已经小心翼翼地避免在公开声明中描述自己的目标。“在联合国，我们从未赞成过要求把共产党人从整个朝鲜驱逐出去的任何决议。”国务卿说，“我们也没有说过我们要一直待在那里，直至实现我们的目标。因此，在政治上，我们没有承诺要征服整个朝鲜，如果除此之外能够找到某种令人满意的解决方式的话。”在这里，艾奇逊无视联合国以前关于朝鲜统一的决议，而麦克阿瑟眼下正把它们作为他在朝鲜北部采取行动的根据加以引用。但是，艾奇逊和参谋长联席会议都没有采取行动，来协调华盛顿和东京各自奉行的不同的政策目标。
在中央情报局局长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将军看来，没有弄清的问题是“中国人在多大程度上……愿意充当……苏联人的……马前卒”。史密斯说，中央情报局估计，在苏联的物质援助下，中国军队的卷入表明苏联人会冒着在朝鲜进行一场全面战争的风险。苏联人应该愿意美国与中国打一场全面战争，“这将意味着我们在欧洲的承诺……成为空谈”。
“这样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在什么情况下美国将被迫……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即从莫斯科而不是其外围解决问题。……苏联人没有任何风险，因为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在任何时候对他们的卫星国釜底抽薪，并开始和谈。”史密斯接着说，但“苏联人不太可能考虑放弃朝鲜，并在那里遭受一次重大的挫折”。
史密斯的结论是，因此“我们……面临的问题是要么前进，要么后退”。“维持原状或是撤退，在政治上都会造成可怕的后果。”他认为没有“确实的理由去改变（中央情报局）以前的估计，即苏联人并没有做好进行一场全面战争的准备”，尽管他们愿意让美国在亚洲打仗。在史密斯看来，“危险的是，苏联人像东方的地毯商一样对我们步步紧逼，直到非打一场战争不可”，苏联人能够而且将会接受全面敌对的状态，就像在“满洲”的情况那样，而无须进行全面战争。他说：“但是民主国家却无法接受这种有限的敌对状态。”中国人在某些时候会被迫对美国飞机轰炸“满洲”做出反应，“因为这牵扯到中国人的面子”。
布雷德利将军代表参谋长联席会议发言，他回顾了军方在前一天讨论过的中国人的三个可能意图（保护鸭绿江水电设施的警戒线；在更南的地方建立一条固定的战线；把联合国军赶出朝鲜半岛）。布雷德利认为，美国可以保住其目前的阵地，但“越来越严重的问题是，如果我们不进攻‘满洲’的基地，究竟经受得住多大的压力”，守住目前的防线“将会造成严重的局面，因为长此以往，我们将损失大量人员”。布雷德利指出，苏联人最近向中国运送了200至250架飞机，由于这些飞机编队飞行时已听不到俄语对话，他推测这些飞机“已交付给中国人，俄国人已经回国”。
尽管麦克阿瑟认为，授权让他轰炸鸭绿江桥梁可以把中国人赶走，但布雷德利却认为这种观点“有些太乐观了”。然而他接着说：“麦克阿瑟毕竟是战地指挥官，在给他下达的训令发生改变之前，他可以随意推进。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现在不应改变训令，但应经常检查这一训令。”
国防部长马歇尔注意到，美国的军事形势“已复杂化，原因是我们在朝鲜东部兵力分布过散，易受攻击”（他是指第10军所在地区，陆战1师正在从那里向“满洲”推进）。
布雷德利回答说，麦克阿瑟分散兵力是为了执行他占领全朝鲜、举行选举的指令。（实际上，布雷德利对麦克阿瑟的命令所做的解释过于笼统，尽管与会者没有人对此质疑。）
布雷德利在回答艾奇逊提出的一个问题时说，麦克阿瑟看来对西部的战局并不担心。艾奇逊追问道：从军事上看，有没有比麦克阿瑟目前的阵地更好的战线？布雷德利答道，“从军事观点来看，战线越靠后，我们的处境就越好”，然而“这种后退行动可能会使我们失去政治支持，并可能会使南朝鲜人丧失斗志”。
艾奇逊继续就此提问。显而易见，“俄国人对纵深防御特别有兴趣”，缓解苏联人担忧的一个办法是在朝鲜东北部建立一个缓冲区，由联合国委派的警察部队而不是武装部队来管辖。艾奇逊接着说，就国务院来说，它打算“在联合国公开地猛烈抨击中国共产党人，使人们清楚地知道，他们的军队不是志愿者”。艾奇逊私下（有时是公开地）说：“我们也许要探寻这样的可能性，即在鸭绿江两岸各10英里的地域内建立一个20英里宽的非军事区。根据这个方案，要求中国共产党人撤出朝鲜，我们将举行选举，然后撤出朝鲜。”但艾奇逊也指出，他的这个想法有一个缺陷。如果中国人接受这一方案，他们会坚持要求所有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并建立一个能同时代表朝鲜南北两方的政府，“而这就意味着它将是一个共产党的政府”。
讨论结束后，国家安全委员会决定不采取任何行动。“目前”不改变给麦克阿瑟的训令，这位将军“在军事方面可以自由行事，但不得轰炸‘满洲’”。与此同时，在中国共产党人到达联合国时将举行政治讨论。（艾奇逊承认，国务院一直在试图“寻求与北京当局打交道的某种方式，但均无结果”。）
从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记录中看不出任何紧迫的意思。委员会在给其工作人员下达的研究任务中没有规定时限，唯一的指导意见是他们应与国务院、参谋长联席会议和中央情报局进行磋商。
国家安全委员会11月9日提出的建议几乎没有任何意义，它使得美国在政治和军事路线上自相矛盾。在中国人干预以前，政策制定者们设想，战争可以在不牵涉北京的情况下结束。根据这一设想，如果中国人进行干预，联合国军就要停止军事行动，转入防御，以待事态发展。然而，中国人的初次干预虽然为时很短，却足以提醒华盛顿：中国能够迫使联合国军离开朝鲜。尽管如此，国家安全委员会却打算允许麦克阿瑟继续以同样的方式进攻，现在又认识到（据布雷德利承认）轰炸“满洲”对取胜也许是必要的。然而，艾奇逊在第二天，即11月10日向总统报告会议情况时，他不诚实甚至是愚蠢地谈到一项与之平行的外交努力，以便开始谈判。艾奇逊的辩护士们——以理查德·诺伊施塔特最为著名，他是一位学究型的政治学家，朝鲜战争期间曾在白宫供职——争辩说，这位国务卿不愿插手军事战略，特别是在他执行的远东政策已经遭到攻击的时候。“直截了当地说，”诺伊施塔特后来写道，“风险在‘军事方面’。如果更换战地指挥官已经是势在必行，那么参谋长联席会议必须做出判断，并报告杜鲁门。”这种说法是书呆子的胡言乱语。朝鲜战争的战略就是军事和外交行动之间微妙的平衡关系，当一项军事行动使一个外交和政治的目标难以或不可能实现时，艾奇逊有权利甚至有义务向总统提出忠告。艾奇逊却反其道而行之。这样，他的心怀城府和麦克阿瑟的自以为是结合在一起，把美国一步步引向灾难。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杜鲁门对这一问题的把握似乎比他的谋臣策士们更胜一筹。1950年的11月之后很久，顾问诺伊施塔特问杜鲁门，他是否曾经对麦克阿瑟的“结束战争的攻势”感到过担忧。尽管诺伊施塔特承认杜鲁门的回答是马后炮，但他认为，这反映了当时杜鲁门观点的实质：
我们其实当时应该做的是停止在朝鲜颈部这个地方（他用手指着一个地球仪说）……那是英国人所希望的。……我们知道中国人在边界线有近100万人左右的军队。……但（麦克阿瑟）是战地指挥官。你挑选了他，就必须支持他。这是一个军事组织得以运转的唯一方式。我得到了我所能够得到的最好的意见，而在前线的这个人说了，这件事应该这样做……所以我就同意了。这是我做出的决定，不管事后怎样来看。
这样，麦克阿瑟就继续筹划一次攻势，以便在年底赢得战争，而且仍然遵循了初秋时他就在执行的训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