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如此，政府阶层的大部分人还是再一次把这一威胁贬为“恫吓”而不屑一顾（虽然，例如利文斯顿·麦钱特就认为“我们应该极其认真地对待”）。东北亚事务科副科长亚历克西斯·约翰逊也这么认为，他向他的上司迪安·腊斯克建议说：“非常值得进一步探讨完全使用韩国军队征服北朝鲜的可能性。”国务卿艾奇逊7个月后在国会作证时承认，他和其他在华盛顿能够接触所有情报的人“都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更大的可能性是：他们（中国共产党人）不会介入，而不是介入”。布雷德利将军在对军界发表讲话时，也同意艾奇逊的观点。
美国驻各国的外交使团也提出了各自的预测。驻莫斯科大使艾伦·柯克对一个“性质如此严重的信息”没有更为直接地转达到联合国或美国而表示惊诧。美国观察中国的主要据点、香港领事馆的总领事詹姆斯·威尔金森说，这是中国的“武力威胁”。美国驻荷兰大使塞尔登·蔡平报告了从荷兰外交官那里搜集到的另外一些花边新闻。中国军队的总参谋长在北京与一位荷兰外交官私下谈话时说，如果越过三八线，中国“别无选择，只有参战”，尽管与美国交战会使中国的发展倒退五十年，但如果中国不抵抗，它就将“永远受制于美国”。这位荷兰人还说，尼赫鲁给毛泽东发电报说，美国、英国和法国已经决定，如果没有联合国的明确授权（并无此说），就不可越过三八线，而印度正致力于阻止这种授权。
英国的反应远不如美国那样模棱两可。英国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对此惊恐不安。他从“玛丽女王号”的舱室（他正在对英联邦国家进行访问）打电报给其外交部，令其与美国人合作起草一份联合国的声明，该声明将阻止中国的干预，并向中国提供一个在联合国讨论悬而未决的朝鲜问题决议时发表意见的机会。（人们可以回想起，美国不希望中国参与联合国的任何会谈，理由是中国并非联合国的成员，因此在朝鲜问题的辩论中不具有法律地位。）
10月4日下午，国务卿艾奇逊在纽约美国驻联合国使团办事机构的一次会议上力图使英国人强硬起来。使中国人参加辩论已为时过晚，这样做只会使问题更加混乱。他同意越过三八线会有危险的观点，但是“目前他相信，犹豫不决和胆小怕事的表现会招致更大的危险”。艾奇逊对周恩来私下对潘尼迦的谈话不屑一顾，因为中国人可以随时对此加以否认。如果中国人“打算参加扑克游戏的话”，艾奇逊说，“他们就应该比现在亮出更多的牌”。他最后说：“我们不应对大概是中共的一个虚声恫吓过分惊恐。”
会议结束时，英国人似乎是感到满意了。
无论如何，中国人的威胁的确使参谋长联席会议急急忙忙地对其已经发给麦克阿瑟的指示加以补救。出于明显的疏忽，先前的指令都没有具体规定在中国人不声明其意图就介入朝鲜的情况下应采取什么行动。经杜鲁门同意，参谋长联席会议10月9日给麦克阿瑟发了一封电报，指示说：
今后中共如不事先声明就在朝鲜境内任何地方公开或隐蔽地使用大量的部队，你应该根据自己的判断，只要在你指挥下的部队有可能获得胜利，你就继续行动。
在任何情况下，如果要对中国境内的目标进行任何军事活动，你都必须事先得到华盛顿的授权。
最后一句话并不是要束缚麦克阿瑟的手脚，或是暗示将不让他有机会打击中国境内的基地。事实上，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在8月份就同意，如果中国人进攻，美国不仅要用在朝鲜的力量进行抵抗，还要“在朝鲜以外针对中国采取适当的海空行动”。总统尚未最后批准这一决定。但是，参谋长联席会议要求麦克阿瑟在轰炸“满洲”的空军基地或封锁中国海岸之前要请示华盛顿，它认为这样就能够确保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决定不会在东京做出。
中央情报局为杜鲁门总统准备一份10月中旬在威克岛会议上使用的情况简介时，潘尼迦提供的信息是情报研究的一部分。中央情报局坚持它前几个月的观点：中国地面部队“能够进行有效的干预”，但“不一定对战争具有决定性意义”。然而它的结论是：“尽管有周恩来的声明、中国军队向‘满洲’的运动、宣传上的严词疾言以及发生的边境侵犯事件，但没有令人信服的迹象表明中共的确打算全面干预朝鲜。”如果中国打败了美国，这种干预将给中国带来“声名大振”的机会，尽管如此，中央情报局列举了一大堆中国不会进行干预的理由。其中主要的理由是：“中国共产党人毫无疑问害怕与美国交战的后果。他们国内计划的规模决定了该政权的整个国内计划和经济将由于战争负担而受到危害。”
中央情报局的这一分析写于10月12日。一周以后，即10月20日，威洛比的情报处在东京这个有利的位置也得出了差不多的结论。但是，远东司令部在整个10月份都不断得到关于中国共产党的部队在“满洲”活动的零散情报。10月20日的《每日情报综述》再次指出，大批中国军队在“满洲”的存在是一个既成事实；因此，他们“有能力”在安东或其他地方“越过”鸭绿江，这也是一个既成事实。但威洛比的结论是：“然而，本地的情报机构并没有权力做出这种决定。它将取决于克里姆林宫是否做好了高度准备，动用正在待命的‘满洲’中共军队打这场战争。”
在东京的一位军官不同意威洛比的估计，并向他谈了自己的看法，但不起任何作用。10月中旬的一个上午，远东司令部海军司令的副参谋长阿雷·伯克海军少将同他参谋人员中的情报官进行了交谈，其中一人回顾了他们一直收到的原始情报，说：“在我们看来，中国人好像在北朝鲜。”
伯克向威洛比汇报了这个情况，威洛比叫来他的情报专家分析这些资料。他们的解释与海军的看法截然相反，威洛比也同意他们的观点。“我也认为他们不在那里，”他说，“而且我也认为他们不会进来。”
两三天以后，海军的情报军官再次得出中国人在朝鲜的结论，伯克又再次报告了威洛比。但伯克这次不认为威洛比的理由是令人信服的了。他回到办公室后对他的上司特纳·乔伊海军上将说，他打算把前来运送补给的运输船的五分之一留在远东，这样在情况紧急时，他便有足够的船只进行撤退。乔伊（和海军部）同意这个意见。这样，在以后的几周里，伯克得以储备了大约90艘运输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