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伐结束的那一天起，让蒋介石感到寝食难安的，就不再是“北洋军阀”，而恰恰是身边这些曾经的“革命同志”。冯、阎、桂这三路诸侯均有十余年的发展历史，无论在地盘和兵力上，都处于前所未有的鼎盛期，也均具备对抗中央的实力。相比之下，蒋介石所谓的中央却控制不了多大的实际区域，数来数去，不过苏、浙、闽、赣、皖五省和宁沪两市，政令不出东南。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古往今来，这种腿比腰粗，趾与腿齐，外强内弱的状况都是中央政府的最大忧患，蒋介石又怎能等闲视之，只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都没能找到解决的办法：打又打不过，说又说不得。
就在蒋介石苦思良策而不能得的时候，淞沪警备司令熊式辉面呈一计，顿时让他有眼前一亮、柳暗花明的感觉。
熊式辉说的是：削藩。
“削藩”一词源于西汉文景时期。当时的情况也是枝强干弱，诸侯王纷纷坐大，御史大夫晁错遂向汉景帝上书，“患诸侯疆大，不可制，故请削地以尊京师”，这就是著名的“削藩策”。
一语唤醒梦中人，蒋介石认为“削藩策”正合自己的心意。再一问，原来此计并非出自于熊式辉本人，而是由一个叫杨永泰的人所提出。
听到杨永泰的名字，蒋介石的内心大受触动，因为这是义兄黄郛曾在他面前提及过的一个人。
过去黄郛给蒋介石出谋划策，在“任方面”之外，还建议要“储才”。所谓“储才”，也就是广招人才。黄郛说，旧时政治家都极重幕僚，但到了民国，包括国民党在内的诸党派，几乎全都是紧筑樊篱，“人才更分彼此而显得空虚”。
针对人才不足的状况，黄郛感到既忧虑又着急。他认为，新式政治家面对的挑战和变化比旧时还要严峻广泛，只有引入各种智囊，才能弥补政治家在精力、经验和知识等方面所可能出现的欠缺。
关于“储才”，黄郛最初只是贡献原则，并没有保举特别的人选。后来他随蒋介石一道复出，出任外交部长，才向蒋介石推荐了钱昌照。
钱昌照是黄郛的连襟，此人在经济学、教育学等方面造诣很深。由于黄郛的关系，他一入幕就得到了蒋介石的信任，幕中地位与陈立夫、陈果夫等人并驾齐驱。当时陈立夫管党和政，钱昌照就管经济、外交和教育，凡有关经济、外交、教育方面的文件，他都有权代蒋批阅。
蒋介石是军人，缺乏国际知识，钱昌照就每天给他讲国际上发生的大事，让蒋介石逐渐对国际形势的变化有了了解。同样因为军人的身份，蒋介石之前与知识界少有渊源，而民国时的大知识分子又大多清高，用权势和金钱都不一定能搞定。也是在钱昌照的努力撮合下，蒋介石开始频频和一些大知识分子见面或邀请对方为他讲学，这样他在知识界、舆论界的声誉便渐渐好了起来，人们都说蒋介石“好学、接近学者、起用文人执政”。
钱昌照在蒋氏幕府中所起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但他的专长主要是经济，蒋介石一直感到帐中还缺乏一位足智多谋、运筹帷幄的佐政之才。在复出准备第二次北伐期间，有一次与黄郛闲谈，他便要求黄郛放弃其他职务，直接进入幕府辅佐自己。
黄郛那时候就感到蒋介石与冯玉祥在政治上意见不合，日后势必引起内争，而自己与冯玉祥私交深厚，如果身处中枢，会引起冯玉祥的不满，因此决定举贤自代。
他对蒋介石说：“海内有奇才杨畅卿先生，胸罗经纶，足以佐治。凡我所能者，畅卿无不能，畅卿所能者，有时我还不及，国家大计，望公商之。”
杨畅卿就是杨永泰，畅卿是他的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