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锡山能从学生时代的“成绩一般，土里土气，看不出有什么过人之处”，混到士官系中无人能出其右，自然有别人无法企及的地方。在公众印象中，他身上最明显的标志就是：精明、会算计。
阎锡山的父亲是小商人，山西人称“钱鬼子”，属于能把算盘珠子拨拉到啪啪作响的那种。阎锡山从小随父亲在钱铺做学徒，耳濡目染之中也成了“钱鬼子”，日后当他把这种精打细算的商人手段应用到政治场中时，便开始一路过关斩将，乃至无往而不利。
老阎的地盘原来仅有山西，现在发展到冀、察、绥三省和平、津两市，在他看来就是大赚特赚了。虽然他也面临着被“编遣”的危险，有可能会亏掉一些，但还不至于把前面赚来的本钱全亏掉，因此他就犯不着像冯、李、白那样猴急猴急。
阎锡山不作声，蒋介石总算是轻松了那么一点。其他几个人的发言，白崇禧要带兵远戍，那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蒋介石当然不愿意让他发展成为中央无法控制的又一股地方势力，加上西北又是冯玉祥的地盘，也不会容别人擅闯，所以便提出：“兵工计划先从导淮做起，然后冗兵移边垦荒，充实国防。”
你要去新疆不是不行，不过有那心，不如先就近改造一下淮河再说。
堵住白崇禧的嘴后，蒋介石对冯、李的要求也未一概否决。他拿出一份事先拟好的编遣计划，让阎、冯、李共同签名，说这只是原则大纲，具体怎么编遣可以到南京再商量。
阎锡山在会上一直对蒋表现得唯唯诺诺，态度十分恭顺，当即便在计划书上签名。冯、李见状，也只好跟着在上面签了字。
会后，蒋、冯、李、白相继南下。冯玉祥对南下胸有成竹，离平的时候，还坚邀阎锡山做伴同行。阎锡山则强调自己兼任着平津卫戍司令，负有卫戍平津的责任，不能说走就走，必须稍作停留。
如何对付蒋介石，已成为冯、阎、李内部共同的热点话题。先前在与高级将领和幕僚纵论天下大事时，阎锡山甚至设想到日后与蒋兵戎相见的情景，认为自己不一定就打不过蒋：“汉阳兵工厂只能制造轻武器，我们还能制造炮兵用的重武器。”
当然，不到迫不得已，阎锡山绝不会傻到挽起袖子主动去跟蒋介石打肉搏战，更何况，蒋介石要修理的又不是他一个人，为什么要上赶着冲到前面去呢？对此，他有一个极为精辟的分析：“蒋介石虽占据江南，但他的内部很不稳固，如汪精卫等恨蒋的人很多，李宗仁、白崇禧更是恨他。”
阎锡山估计李、冯、白这一去，十有八九会与蒋介石发生争执，他不愿掺和进去，更不愿替这些人火中取栗，而且凭他老阎多年混迹江湖的经验，遇到这种事切不可抢先，如此才能确保自己前后都有退路。
在阎锡山承诺，至多耽搁一天即行动身之后，冯玉祥才离开北平。第二天，他得知，阎锡山也从北平出发了。
冯玉祥对此仍不放心，他沿途不断用电话联络，听说对方的专车向南开来，方肯继续前进。
冯玉祥坚决要拉着阎锡山南下，自然是因为后者在善后会议上表现暧昧。这就好像赌桌上的三个赌徒，在前面的牌局中，两个输了，一个赢了，赢了的那位就想赶紧拔脚走人，输的注定不会乐意，人家还想在下面的牌局中把输掉的钱再捞回来呢。
更何况，南下是要合起伙来向老蒋争取利益，这种情况下，多个人就多张同老蒋交锋的嘴啊！
令冯玉祥想不到的是，阎锡山的鬼点子更多。专车往南开不假，但在开过石家庄进入河南境内时，突然又折返石家庄，随后回到了阎的山西老巢。
在给蒋介石的电报中，阎锡山的解释是：因父亲患急病，故中途折回，俟父亲病好即去南京。
这是一个让人无法反对的理由，也是阎锡山再次深思熟虑的结果。他告诉幕僚自己为什么一定要这么做：“到南京开编遣会议，我若顺着冯、李说话，必取怨于蒋，会开不成不算，我还得罪了蒋。若顺着蒋说，又必取怨于冯、李，反正是两面不讨好。与其这样，不如等他们闹成分裂之局时我再去，那时双方都需要我，我就好了。”
冯玉祥身上常被人贴上标签，谓之“伪善终日，欺世盗名”，蒋介石虽然没那么矫揉造作，但也一向以忠孝仁爱作为标榜。大家都争着当“为人至孝”的大孝子，当然也不能阻止别人尽孝。
一直以来，阎锡山的优势都是心计，他跟冯玩的是心计，跟蒋玩的也是心计。他颇有几分自得地说：“袁世凯是最厉害不过的，我都应付过去了，蒋介石不如袁世凯多了。”
这个时候，蒋介石可以说既希望阎锡山来南京，又怕阎锡山来南京。正如阎锡山所预计的，如果他与冯、李联合起来跟蒋斗，蒋是非常头疼的。
现在阎锡山虽然迟迟其行，但即便李、冯联手，其能量也不在小。蒋介石担心：南京会议会不会像善后会议那样无果而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