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庆贻说，为了坚守衡阳，第十军对防守阵地也做了改建。
衡阳东临湘江，可以作为天然屏障；北靠衡山，日军携带重武器无法翻越，这是另一道天然屏障；西边是沼泽稻田，阡陌纵横，日军重武器同样不能穿越；所以，日军要想进攻衡阳，最好最便捷的途径，就是从南面进攻。
南面多山丘，中国军人将这些山丘朝南的一面，全部削平，变成悬崖峭壁，日军要攀上悬崖，除非搬来云梯。即使日军攻占了这些山丘，后面的散兵坑照样难以穿越。每一个散兵坑前都有一人多深的壕沟，即使穿过了壕沟，还有铁丝网；即使穿越了铁丝网，还有地雷；即使穿过了雷区，还有中国军人的机枪扫射；即使穿过了机枪扫射，后面会有大炮镇守；即使穿过了大炮镇守，后面还有中国军人的刺刀在等候……
日军每向衡阳城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死亡的代价。
第十军老兵童纪统说，日本小炮很厉害，但是和美国的大炮比起来就差远了。日本小炮打一发，装一发炮弹，而美国大炮一次可连续打6发炮弹。童纪统当时是第十师卫生员。
第十军有一个炮兵营，在衡阳保卫战中，这个营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大战来临前夕，第十军炮兵营还在桂林接收美式大炮。豫湘桂会战一开始，日军一路南下，进展迅速，史迪威创办的桂林步兵训练中心就要撤到昆明，然而，这一路崇山峻岭，训练中心的大炮又如何能够搬运。方先觉知道了这个消息后，就通过老军长李玉堂联系到了桂林步兵训练中心，将这十几门大炮运到了衡阳。
大炮刚刚运至衡阳，日军的进攻就开始了。如果再晚一个小时，这批对于衡阳中国军人来说生死攸关的大炮，就会落入日军手中，后果不堪设想。
卢庆贻说，中国军人第一道防线距离城区10里，而方先觉的指挥部设在一座土山上，战斗最危急的时候，敌军距离军指挥部只有几百米。
卢庆贻眼中的方先觉身躯高大，一表人才，待人和蔼。在方先觉身边担任报务员的卢庆贻从来没有见到方先觉发脾气，他对人说话的时候总是笑眯眯的。直到今天，卢庆贻还能记得方先觉的音容笑貌。衡阳保卫战的时候，卢庆贻15岁，却已经有了一年兵龄了。
一年前，参加长沙保卫战的第十军伤亡惨重，就在长沙征兵补充，当时在长沙上中学的卢庆贻深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感染，就报名参军了。
当时，卢庆贻有一个姑父在长沙防空司令部，卢庆贻每逢假期，就去防空司令部，学会了简单的发报收报。所以，他入伍后，因为有无线电基础，经过了六个月培训后，就被分配在第十军军部任报务员，与方先觉在一起。蒋介石和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的每封电报，都是卢庆贻接收；而方先觉发出的每封电报，也都经过他的手。
衡阳保卫战的47天里，卢庆贻见证了方先觉的每一个细节。
卢庆贻说，他当时使用的电台只有15瓦，发电机也只有15瓦，信号非常不好，声音就像蚊子在叫，如果不凝神静气倾听，是无法听清楚的。因为发报机功率太小，收进发出每一封电报，都要在湖南芷江中转。后来，芷江成为了名噪一时的“抗战受降城”。
卢庆贻那时候没有枪。他说，衡阳保卫战的时候，枪支非常紧张，前线作战的士兵，一人也平均不到一把枪，而且绝大多数都是汉阳造。有的看起来是枪，但是根本就不能用。军部的勤务兵都没有枪，枪都支援了前线。
衡阳保卫战那年，王乐平15岁，他是被拉壮丁入伍的。当时，正面战场上伤亡实在太大了，兵员严重不足。
王乐平说，当时拉壮丁的标准是“二丁抽一，五丁抽二”，如果一家中有弟兄两个人，就要有一个人去当兵；一家弟兄五个，要有两个去当兵。
王乐平的老家流传着这样一句俗语：“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所以，没有人愿意去当兵。那时候没有村长，村长是改革开放后的名称，再往前叫生产队长，而民国时候叫保长。有一天晚上，保长和一个穿军装的人来到王乐平家，王乐平想去当兵，他觉得那一身军装很精神，还能吃饭不掏钱。可是父亲死活不让去，无论保长怎么说，父亲就是不答应。后来，父亲说，家里没有东西吃了，需要王乐平和哥哥编竹笼卖钱。当兵的二话没说，就走了出去。再回来的时候，肩膀上扛着一袋大米，他把大米放在父亲面前，将王乐平领走了。
王乐平算是幸运的，他当兵还可以领到一袋大米。我采访过的老兵阮明刚就没有这么幸运。当年，阮明刚去走亲戚，中途被保长抓了壮丁，全家人都以为他死了。抗战胜利后，他回到村庄，家人左看右看都不相信是他。阮明刚所在的部队，是张自忠的军队，他参加过台儿庄战役和枣宜会战，张自忠牺牲后，他参加敢死队抢回了张自忠的尸骨。
王乐平想着部队里只有自己年龄最小，可是来到部队里才发现都是和自己一般大的孩子。王乐平所在的那个班有8个人，全是十几岁的孩子，最小的只有13岁，班长年龄最大，16岁，可已经当兵三年、参加过两次长沙会战的老兵了。
王乐平说：“那时候苦啊，中国成年人都打光了，上战场的都是十几岁的娃娃。”
衡阳保卫战的时候，王乐平被编入第十军预十师，驻守在衡阳南面的张家山。他说，守卫衡阳的时候，每个人都没有想着能够活下来，班长识字，他写了血书，其余不会写字的在血书上按血指印，誓与衡阳共存亡。
王乐平口中的衡阳保卫战异常悲壮。
我曾经听好几位抗战远征军老兵说过，他们在丛林中行军的时候，日军的狙击手就躲在大树上，用绳子把自己捆起来，专门射杀树下走过的新一军将官，由于日军使用的是三八大盖，打一枪，扣动一下扳机，新一军那时候是美式装备，冲锋枪，卡宾枪，可以连发连射，所以，日军射出第一发子弹后，中国军人如果发现了日军躲藏的地方，卡宾枪冲锋枪就会对着树丛狂射，日军的火力就被压制住，或者中弹。如果没有把他们和树枝绑在一起，就会掉下来。而绑住后，即使负伤了，他们还能射击。
我曾为日军狙击手的强硬而震撼，然而，当我听到第十军将士的故事后，才发现日军的狙击手和我们的中国军人比起来，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张家山朝南的一面已经被削平了，这种人工制造的悬崖足有七八米高，悬崖顶上是机枪阵地，几挺机枪一组，组成交叉火力，无论日军从哪个方向攀援悬崖，都会置于机枪火力网中。每个机枪点是一个人，里面放置子弹、粮食和水。这名机枪手走进挖好的工事里，将机枪放置在两块砖头那么大的火力眼上，工事的上方用石板覆盖，浇筑水泥沙子。这样，即使日军的炮弹落在工事顶上，工事也毫发无损。很多抗战老兵都说过，美国的水泥很好，炮弹打在这种工事上，只会砸出几星白色粉末。
两块砖头大小的瞭望孔，是机枪手与外界唯一的联系窗口，也是射击孔。每个机枪手走进了这样的工事，就没有打算活着离开，也不会活着离开。这道工事，就是他们的坟墓。
张家山的机枪阵地让日军付出了非常惨重的代价。日军始终无法攀援七八米高的悬崖，只要他们接近悬崖，来自不同方位的机枪火力就会把日军撂倒。日军对这种机枪阵地也无可奈何。刚开始，日军还试图通过云梯来攀援，到了后来，不需要云梯了，因为悬崖前日军的尸体层层叠叠，堆满了悬崖前的空地。最上层的日军尸体阻挡了机枪的枪口，工事里的机枪手又无法出去搬挪，就只有把日军的尸体用机枪打碎，这样才能看清楚攻击的日军。
后来，日军进攻的时候，就踩着铺了七八米十几米高的日军尸体，向上仰攻。一直到这时候，日军才会对机枪阵地构成威胁。
日军占领了机枪阵地后，迎接他们的是散兵坑。散兵坑里的战士们站在一米多高的深坑里，手持步枪阻击，他们仍然没有想活着离开，散兵坑的四周都是地雷，无论谁踩上去都会炸开。
王乐平说，衡阳保卫战太惨烈了，中国人和日本人都杀红了眼，比电影上演的要惨烈得多。
很长时间里，我不能理解日本人这种二球精神，明知道前面有机枪扫射，还要扑上去送死。直到在一个偶然的机会，看到了日本的《步兵操典》，我才理解了。
日本的《步兵操典》在二战时期，每个陆军士兵人手一册，里面对日军每个战术要领和战术动作都有机械而顽固的规定，它规定日军在发起冲锋的时候，不能匍匐前进，而必须端着步枪猫着腰冲锋，不能退缩。日军在拼刺刀的时候，也要手指离开扳机，关掉保险。这本机械的操典甚至连士兵在拼刺刀的时候，双手的位置也做了规定。
日本的《步兵操典》强调的是精神战胜一切，它固执地认为只要精神压倒了对方，就能取得胜利。这本书更明确地指出：“决定战斗最终胜负的方式是刺刀突击。”现在让我们来看，实在是笑掉大牙。
日本的攻击战术很单一，炮兵轰完步兵冲，步兵冲完炮兵冲。他们依靠这些简单的战术和当时在亚洲最先进的武器，占领了东亚和东南亚。
日本之所以能够取得这些胜利，这是因为，日本遇到的都是武器远远不如他们的穷困国家。
战争说到底，拼的就是综合国力。
当时一个让欧美人无法理解的现象是，日军各级指挥官上战场的时候，都要带上一把指挥刀，等待着能够手握指挥刀面对面地拼杀。时代发展到了坦克集团群作战，而日本还幻想着用决斗来重铸荣光。
在日本与苏联的诺门坎战役中，德国观察家同样不能理解，日本的武器前面为什么要装上一把60厘米长的刺刀，这把刺刀在坦克面前究竟能有多大作用？为什么号称世界军事强国的日本，却只有一个坦克师？日本高级军官为什么要跟随步兵发起突袭冲锋？这简直是得不偿失的蛮干。
诺门坎战役前，日军关东军最精锐的二十三师团师团长小松原狂妄叫嚣，日军一个师团可以击败苏联三个师，而诺门坎战役的结果是，二十三师团全军覆没，小松原“英勇”地剖腹自尽。
我常常想，如果当年的中国军队拥有了苏联那样的武器，抗日战争会是什么样子？
日军在攻打衡阳南郊的山丘时，就严格地按照步兵操典，机械地运用中国古代的攻城战术，士兵们抬着云梯像蚂蚁一样前赴后继，死再多的人也在情理之中。
日军的聪明程度远远不如八路军。八路军攻打日军的炮楼时，用床板和湿棉被制作而成的“土坦克”抵挡日军的机枪扫射。而日军在衡阳城外的萧家山和张家山，面对第十军的机枪扫射，却只有二球精神。
日军死不足惜。他们不是被中国军人打死的，而是笨死的。
衡阳保卫战的时候，德国和日本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艾森豪威尔的第二战场开辟后，德国不得不两线作战，东线的德军已经被苏军赶出了白俄罗斯与乌克兰；西线的德军正在法国与美英联军胶着厮杀，节节败退，希特勒已经预感到了第三帝国的灭亡为期不远。日军同样进行两线作战，在辽阔的太平洋战场上，美军占领了塞班岛和关岛；在中国辽阔的战场上，日军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中国南部城市衡阳，日军十余万人被阻隔在了衡阳城下。日本内阁也摇摇欲坠，日本天皇也寝食难安。
衡阳保卫战前夕，日军十一军军长横山勇完全没有把衡阳这座南方小城放在眼里，横山勇手下拥有8个师团，而他只用六十八师团和一一六师团来攻打衡阳。两个完整的师团将近5万人，而衡阳守军是残缺不全的第十军，仅有17000人。所以，横山勇相信衡阳最多只用三天就能攻下，然后，日军就可以长驱直入，进入西南。
日军第六十八师团从南面进攻衡阳，守卫在衡阳南面的是第十军预十师。
当预十师侦察到当面之敌是日军六十八师团时，一下子乐了。就是这个六十八师团，在常德会战的德山之役中，让预十师吃了大亏，师长孙明瑾壮烈殉国，新组建的预十师发誓报仇，现在预十师的师长就是当初预十师的副师长葛先才，他们想报仇，苦于一直驻防在衡阳，而现在，没想到上天入地都找不到的仇敌，居然自动送上门来。天底下还有比这更快乐更幸福的事情吗？
苍天有眼啊！
所以，战争一开始就进入了白热化。
在战争的间歇，方先觉曾来到萧家山和张家山阵地视察，他指着前方阵地对预十师的士兵们说：“要让这里变成日军的坟墓。”士兵们响亮地回答：“人在阵地在。”葛先才也回答：“来一个死一个，来两个死一双。”方先觉感到预十师的将士们根本就不需要鼓动，他们一个个士气饱满，杀气冲天。
仇恨燃烧着预十师士兵的眼睛和胸膛。
卢庆贻说，衡阳保卫战一共分三个阶段，6月23日至7月2日，是第一个阶段；7月11日至8月2日，是第二个阶段；8月4日到8月8日，是第三个阶段。其实，这些都是后来的人们在总结的时候，人为划分的，当时在战场上，就是没黑没明地打仗，谁还知道分什么阶段？
日军六十八师团师团长佐久间为人就死在第一阶段。
6月27日是战争进行的第四天，日军在付出了上千人的代价后，才推进到了五桂山阵地前。整整四天，日军推进了不足200米。
五桂山阵地上，有中国军队一个连在坚守。日军整整攻打了一天，还没有攻下一个连把守的五桂山阵地。黄昏时分，日军施放毒气，这个连仅剩的83人全部壮烈殉国。
第二天，日军六十八师团师团长佐久间为人带着四个联队联队长，还有作战参谋长和参谋一干人，来到烧焦了的五桂山阵地上，向衡阳方向瞭望。这些人属于六十八师团最高级别的将官和佐官，六十八师团所有的头头脑脑们都集中在这里，他们人手一把指挥刀，人手一架望远镜，他们站在五桂山阵地上，不可一世。
他们没有料到，这时候阎王爷已经来敲门了。
中国军队的哨兵看到一伙老鬼子举着望远镜向这边瞭望，望远镜的镜片在阳光下一闪一闪，估计这伙鬼子都是当官的。哨兵把这个极为振奋的消息报告给机枪阵地，机枪阵地测算了一下，距离有点远，效果不够理想，又赶紧把这个利好消息报告给后面的炮兵阵地。炮兵阵地只要听说这伙老鬼子是在五桂山阵地上，就知道距离有多远。开战前，炮兵将中国军人每一处防御阵地都测算了一遍，就准备在反击的时候，用炮火支援中国军人。没想到，反击还没有开始，六十八师团的官老爷们却自动送上门来了。
守卫在炮兵阵地的是中国军队一个炮兵连，连长白天霖，黄埔军校第16期炮科毕业。当哨兵发现了这伙老鬼子的时候，他也已经发现了，这伙老鬼子距离炮兵阵地仅仅800米。白天霖的炮兵连有八门大炮，都是开战前历尽千辛万苦从桂林拉到衡阳的。现在，这八门印着洋码子的大炮就要发威了。
白天霖一声令下，八门大炮齐发，佐久间为人和身边簇拥的老鬼子全部倒了下去。不久，身负重伤的佐久间为人和几名鬼子佐官都死了，而没有死的，全部重伤，不能再指挥作战。
预十师终于报了仇。
六十八师团的指挥系统瘫痪后，横山勇将六十八师团划归一一六师团师团长岩永汪指挥。
战争仍在继续。
按照战后的分法，第一阶段的战争是10天，在这10天里，日军不分昼夜进攻，中国军人昼夜不分抗击，衡阳西部和南部本来苍翠青绿，森林覆盖率很高，而现在树木全部被打断了，山峰也被削平了，地面上血肉模糊，由于连续作战，双方的尸体来不及掩埋，空气中散发着恶臭。
连续十日十夜交战，双方的体力都消耗到了极限，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烈日暴晒，尘土蒙面，汗流浃背，眼前鲜血飞溅，耳边重炮轰鸣，飞机低空掠过，脚下血水横流……每个人都失去了人形，每个人的身体都透支了，每个人的神经都快要崩溃了。
日本战史有这样的记载，他们认为衡阳保卫战是“中日八年作战中，唯一苦难而值得纪念的攻城之战”，“两师团之原任大队长所剩无几，大部分之步兵队已变成由士官代理大队长，勉强支撑战斗之残局”。
八年抗战，日军攻占了中国多少城市，而唯有衡阳被他们认为是“唯一苦难”的，之所以苦难，是因为他们死伤惨重。仅仅在衡阳保卫战的第一阶段，日军就付出了25000人的伤亡，一个师团被打残。
衡阳保卫战到底有多惨烈，日军也有形象的记载。六十八师团和一一六师团的大队长所剩无几，大部分由士官代理。日军作战有一个特点，每当冲锋的时候，大队长这些中下级军官总是身先士卒。而当时的中国军队又何尝不是这样？每次冲锋的时候，营连排长总是手持驳壳枪和大刀喊：“跟我上！”东方军队都将身先士卒作为军官的优秀品质。
日军大队长之上有联队长、师团长，大队长之下有中队长、小队长。衡阳保卫战中，日军大队长由士官担任，那就说明中队长和小队长也伤亡殆尽了。战争的惨烈由此可见一斑。
衡阳保卫战后，日军一一六师团一二零联队旗手星野博写过一本《衡阳最前线》，书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在守卫战中，连长、营长、团长上阵带头冲锋反击……危机时，师长、军长亲自上前线，激励部下。衡阳的第十军昂扬着真正的军人的崇高精神……”
让对手敬服，这是军人的最高荣誉。
卢庆贻说，第一阶段的战役中，敌我伤亡比高达5∶1，这在抗战以来的所有战役中都是少见的。
第十军并不是当时装备最精良的部队，也不是战斗力最强悍的部队，但是，第十军有一个好军长方先觉，方先觉绝对是一个军事天才，他在战前所构筑的种种工事，就扭转了中国军队在人数上的劣势。
一头狮子领着的一群绵羊，能够打败一只绵羊领着的一群狮子。方先觉是狮子，横山勇是绵羊。
第十军构筑的所有工事都不是单一的，都是紧密结合，环环相连，每一个工事都有独特的作用。
卢庆贻说，当时，方先觉提出了三不打：看不清不打，瞄不准不打，打不死不打。当敌人先头部队靠近的时候，秘密火力点的机枪不打，埋伏在暗堡里的士兵不动，只用散兵坑里的步枪进行阻击。而散兵坑里的步枪要求“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鬼子先头部队与散兵坑里的中国军队纠缠胶着的时候，鬼子的大部队就会急急赶来增援，这时候，火力点的机枪才从不同的方位，不同的角度，以相同的火力向日军倾泻弹雨，枪弹如同暴风骤雨，将鬼子团团包裹，旋转着，啸叫着，钻进了鬼子的皮肉，咬出了道道伤痕，让鬼子手舞足蹈，呼天喊地，四蹄朝天，一命呜呼。即使日军开来坦克也不顶用，坦克无法攀越七八米高的悬崖；即使鬼子抬来云梯也不顶用，埋伏在暗堡里的中国军人一群一群冲出来，只需把拉开的手榴弹丢下去，悬崖下的鬼子和云梯都被炸成了几截。那种景象爽心悦目，云梯与尸体齐飞，鲜血共火光一色。
日军的《步兵操典》中有记载，每次冲锋分三个梯队，第一梯队是前锋，第二梯队是主力，第三梯队是援兵。而第十军的散兵坑对付第一梯队，机关枪对付第二梯队，手榴弹对付第三梯队。各打各的，有条不紊。所以，我怀疑方先觉一定看过日军的《步兵操典》，所以他才能在衡阳保卫战中对症下药。方先觉实在是防守战专家。
再反观日军，无论是六十八师团和一一六师团，还是横山勇，在第十军的立体防卫面前，黔驴技穷，只知道使用人海战术。而人海战术，是冷兵器时代才会有的一种落后战术，在现代战争中，再多的人海也禁不住机枪的扫射。
7月2日后，已经焦头烂额的日军六十八师团和一一六师团精疲力尽，不得不转入部分休整。然而，这些天，日军还是没有停止进攻，只是严重受挫的日军再也不像以前那样攻击凌厉，他们以毒气开道，企图攻占中国军队阵地，然而，这时候的中国军队已经掌握了要领，他们知道用毛巾浸湿捂在鼻子上，可以避免毒气的吸入。而陈纳德的航空队也从芷江机场起飞，空投防毒面具，等到日军发现了陈纳德的航空队，呼叫长沙机场日军飞机起飞拦击的时候，陈纳德的航空队已经转身离去，消失在云层里。
这些空投的防毒面具如同一面盾牌，让日军的毒气失去了作用。
7月5日，300多名中国军人戴着防毒面具，趁着夜色，将丢失了的张家山阵地再次夺了回来。在衡阳保卫战第一阶段的战役中，张家山反复争夺20余次，最后被日军施放毒气才占领了。而中国军队有了防毒面具后，又将张家山夺了回来。
日军始终无法想明白的是，夜战近战是《步兵操典》上的基本课程，本来是日军的强项，他们用这种不怕死的精神从亚洲北部打到了南部，在中国的正面战场所向无敌，然而在衡阳城下，他们夜战近战的宝典失效了，他们遇到了一群更不怕死的中国军人。
7月6日，卢庆贻接收到了由芷江转发的一份电报，电报是蒋介石签发的，电报内容为：一、嘉勉第十军将士，并指示再坚守两星期；二、嘉奖预十师师长葛先才恢复张家山阵地有功，奖励青天白日勋章一枚。
第二天，一架飞机飞临衡阳上空，将几枚勋章投到了地面，这些勋章包括此前通报嘉奖的几枚，分别是给军长方先觉，师长葛先才、周庆祥，团长陈德壁的。
卢庆贻说，衡阳保卫战整整47天，他每天都要把战况发给重庆方面，包括阵地的失守，阵地的夺回，排兵布阵和病员伤亡情况。
刚开始的时候，第十军接到的命令是坚守七天，部队准备了二十天的粮食。而直到战争结束的时候，部队坚守了整整47天。二十天之后，部队已经没有可吃的东西了，日军也将衡阳炸为了焦土。衡阳县县长王伟能带着没有来得及撤离的市民，给士兵送来粮食。但是，那时候衡阳城里所有能够燃烧的都烧焦了，大米也被烧成了黑色的坨坨，战士们就把这些黑坨坨砸开，用水煮了吃。
当时，全国的眼睛都盯着四平方公里的衡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