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役，第二野战军以强大军事压力和政治攻势使成都地区国民党30余万人大部起义，一部被歼，只少数溃散和逃往西昌地区。至此，国民党军在大陆上的最后一个战略集团被歼灭。国民党当局盘踞川西，待机反攻的企图被粉碎。
成都战役的胜利，是在毛泽东“我对白崇禧及西南各敌均取于大迂回动作，插至敌后，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之方针”指导下取得的，是毛泽东军事指挥艺术、军政兼施政策的光辉结晶，也是当时西南局邓小平、刘伯承、贺龙领导全军坚决而又精巧地执行毛泽东的指示的结果。
成都战役之所以迅速取得胜利，主要是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治委员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战略指导思想，出敌不意地，以大包围、大迂回，突然俯击敌之侧背，断其退路战略方针的结果。
在我军已经基本上取得了全国胜利的情况下，敌人是想尽量保存实力，避免与我进行决战的。我军则以远距离的、迂回包围，首先切断敌退路，而后歼灭之。
在解放西南的进军中，华北18兵团等部位于川陕边，扬言进军四川，迷惑和抑留胡宗南集团，我第二野战军主力猛打、猛追，突然地插至胡宗南集团的背后，断其南逃云贵的道路，而18兵团等部在我第二野战军即将切断敌退路时，勇猛追歼胡宗南集团，使敌完全处于被动，来不及变更布置，陷入我包围圈内，全部被歼，这是战役胜利的基本关键。
同时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治委员和贺龙司令员严密组织各部队的密切协同。在地区辽阔、交通不便、作战持续时间长、敌我行动变化多、参战部队建制不一的情况下，严密组织各部队的协同，是极其重要的。
刘伯承司令员在用兵时历来强调：组织各部队的协同必须首先高度发扬整体观念，在这个思想基础上，一方面应严格要求部队根据指定的方向、道路、位置前进；一方面又要求各部队积极主动的协同友邻，不给敌以任何可乘之隙。在完成了对敌包围后，适时转入攻击准备，调整部署，加强纵深配备，恢复部队体力，进行侦察，研究战术，及时提醒部队不进行无准备、无把握的攻击，从而打退了敌人的突围，保证了我以小的代价，换取了大的成功。
另外，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治委员也惯于把强大的军事打击和强有力的政治争取紧密结合。敌处于他们在全国范围内即将被彻底消灭的情况下，内部必然发生空前的分化和动摇，这是我对敌展开政治攻势最有利的时机。
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治委员紧紧掌握住这个时机，在进军中大力宣传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并向国民党西南军政人员提出了四项忠告，号召他们停止抵抗，投向光明，改过自新，立功赎罪。对被包围之敌，又采用各种方式，展开政治争取工作。因而争取了几十万国民党军起义和投诚，这不仅减少了流血，而且减少了破坏，有利于西南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使战役取得了完满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