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方继续增兵。
10万大军云集在上甘岭周围。
此时，第45师伤亡4000人。第134团已无兵可调，团长刘占华甚至亲自带领团部卫生员、司号员、通信员、宣传干事，打起了冲锋。
坑道里挤满了战斗员、伤员和烈士的遗体。硝烟、血腥混合在一起。粮没了、水没了、药也没了……
此时，秦基伟军长，作为一线的指挥员，已经连续七个昼夜坐在坑道指挥所里，几乎没有睡过觉。
据秦军长自己回忆，前方激战到关键时刻，他抓起电话，直接接通了前线，对前线兵士说：“你们打得不错，我代表志愿军司令部向你们表示慰问……”
话还没有说完，接话的士兵就急了：“军长，请少说废话，还是拣有用的说吧！”
这位大气的秦基伟军长在回忆中感慨地说：“士兵们说得对，打到那个份上，每一秒钟说不定都有生命在牺牲，就应该说正事。”
秦基伟军长拨通第45师师长崔建功的电话，对他说：“我第15军，流血不流泪。伤亡再大，也要打下去！为了全局，第15军打光了也算不上什么。国内像第15军这样的部队多的是，打光了随便就能拉一个来，可上甘岭只有一个，丢了五圣山，你可不好回来见我喽！”
崔建功师长表态：“请放心，打剩一个连，我去当连长，打剩一个班，我去当班长。只要我崔建功在，上甘岭还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
秦基伟说：“阵地不能丢，伤亡也要下来。”
秦基伟感到意犹未尽，继续说：“请转告部队，打到最后一个人，我秦基伟上去守阵地！”
话说到这个份上，还有什么说的，打吧！
兵团副司令王近山将军后来回忆说：“上甘岭是我指挥的最后一次大规模的现代化战争，这场战争我不仅下命令到军部，还直接指挥到师、团，甚至指挥到连、排、班，真是惊心动魄的血战啊！我的指挥所就设在离这两个高地不远的地方，望远镜里战士们和美国鬼子浴血激战，我看得清清楚楚，我也是两天三夜吃不下饭，我们不光缺飞机、大炮、弹药，就连最基本的空气、阳光、水都没有！连拉屎的自由也没有！因此只好拉在坑道里面，再加上阵亡战士的尸体、伤病员身上所散发的气味，那空气是什么滋味。我在巡察时就遇到过在炮声中突然飞来一只残缺的血淋淋的手和腿什么的。”
在坑道里的受伤士兵，由于没有酒精、没有绷带，疼的用嘴咬着床单，有的死后床单竟然从嘴里拿不出来。
上甘岭阵地上，有人随手抓了把土，竟然数出32粒弹片；一面红旗上，有381个弹孔；一截不到一米的树干上，嵌进了100多个弹头和弹片。
王近山副司令员说：“不算2.4万名伤病员，每平方米平均就有咱们阵亡的两三个官兵。”
战斗激烈时，王近山那股子“拼命”和“疯劲”上来了，一把夺过卫士的冲锋枪，拎枪就往掩体外冲，警卫班的五六个战士费了好大劲，才把他拉回来。
后来，兵团党委作出决定：“任何时候都要有卫兵守在掩体口，不允许王司令随便出去。”
这场实力、意志、智慧的大较量，这场人类极限的大较量，志愿军能坚持下去吗？
志愿军司令部把不准。
第3兵团把不准。
第3兵团副司令员王近山把不准。
他打电话问秦基伟：“是继续同敌人拼下去，还是适可而止？”
秦基伟：“打下去！但是兵团在人力和弹药上要大力支援。”
秦基伟的意思：一、要撑；二、独木难撑，需要支援。其实，仗打到这个地步，能不能坚持下去，秦基伟的心里也没底。
秦基伟军长有两个特点：一、冷静，刺刀戳到屁股照样不慌；二、头脑灵活，遇事爱琢磨，不僵化。
于是，他召开作战会议，指挥员们纷纷表示，一定打下去！听了大家的意见，秦基伟下了决心。
1952年，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届慰问团第二分团来到了五圣山前线慰问。这届慰问团由刘景范为总团长，陈沂、李明灏、胡厥文、周钦岳为副总团长，有9个分团1097人。慰问团要求到前沿，去看看子弟兵如何打仗。最后，两位代表——工业劳动模范牛汝森和作家陆柱国到了前沿观察所，用望远镜观察阵地上如何打仗。
两人一看，就落泪了。他们边看边哭，最后索性号啕大哭起来。陆柱国说：“我不走了，我要留在这里，把上甘岭的英雄们写成小说，让全国人民、全世界人民都知道他们是些什么样的人，是为什么在打仗，是在怎样的条件下打仗，是怎样打赢这些仗的。”
陆柱国走遍参战的每一个连队，噙着眼泪听那些惊天地泣鬼神的故事，在熬过许多个不眠之夜后，写出了《上甘岭》。这部作品，后来被新中国的电影工作者搬上了银幕。
作家巴金在采访的基础上，写下了另一个动人故事《团圆》，这就是电影《英雄儿女》的故事蓝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