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动渡江战役、进军江南以后，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准确估计时局的发展，适时制定了对广州进行战略包围，解放广州，进而解放全华南的正确决策。其主要内容有：
一、巩固、扩大粤赣湘边江北、九连、翁江、五岭等广州外围解放区，建立从东、北两个方向对广州进行战略包围的基地。
二、准备迎接南下大军，分局机关从香港内迁、军队向北发展，占据湘南及粤汉铁路沿线、粤赣边、闽粤边的要害地区，为南下大军开辟道路；积极开展调查研究，收集敌我双方可能争夺地区和我军预期攻取目标的各种情况，完成对夺取广州等地的若干战前调研和战后接管准备。
三、发动解放区干部群众，开展支前迎军工作，多方筹集物资，修复道路桥梁，为解放广州之役做好后勤保障工作。
根据华南分局的部署，我粤赣湘边纵队与闽粤赣边纵队，运用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和党的建设三大法宝，使东、韩江两大解放区得以巩固并连为一体；广大农村地区获得解放，对于解放广州具有重大意义的若干市镇被我军攻取，广州外围的解放区域不断扩大。地处广州东、北的江北解放区各县和西、南的珠江三角洲解放区，在党的领导下，各项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国民党的统治基础日趋衰落。
1948年12月，江北地委决定成立先遣总队，任命原二团副团长朱骥为总队长，原二团副政委崔佳权为政委。总队直属地委领导。
1949年3、4月间，朱、崔带领干部、战士共30多人，先后到达禺北，开展工作。
先遣总队活动的地区是增城、从化、番禺、花县等广州外围地区，这里群众基础薄弱，经常驻有国民党正规部队。还有地方团队、地主、土匪武装。总队以禺北帽峰山、增西油麻山、从南天山、水山一带为活动基地，逐步向广州外围推进。
在解放军即将南下的形势下，先遣总队的工作开展很快。增城地区以油麻山、禾朗、石迳等老区为据点，逐步建立和健全农会、民兵组织。民兵组织发展到600人，300条枪，大部分老区农会也恢复起来。
我们以老区为依托，积极向永和、新塘、仙村一带新区推进，先后在宋家庄、新塘镇和白面圩建立起三个联络点。以这几个点为立足点，到鸭艹浸窿、春岭、简村、长朗、荔枝园、山岗、水平头、青梅园、乌鸦、邹屋、白水、上邵、黄屋、吕屋、黄沙头、瓜岭、乌石、新街、田心、大敦等村进行宣传活动，每个围村都有接线人，不少围村建立起民兵自卫队和农会。后来，又在大敦组织了一个后备中队，有40余人，一挺轻机和一些长短枪。该村还建立起农会组织，有会员100多人。这些新区，后来在迎军支前工作中，都起到很好的作用。
禺北地区则以竹山窿、旺村、老窿等为据点，积极开辟山背、田心、冯迳下，何棠下等一带新区，宣传发动群众，组织农会、民兵，推销南方债券。
陈刚照等同志活跃在从南、花东一带新区，组织地方武装队伍，成立了先遣总队第二大队，陈任大队长。又先后在龙归市周村、蚌湖黄榜岭、石井张村各成立一个民兵中队。并收编当地零散武装陆就等十余人，再从地方上抽调十余人组成第二大队第一中队，于1949年7月1日在华公山召开成立大会，发表《成立宣言》。
针对新区群众长期受蒙蔽，对我党我军不够了解的情况，总队发出《告增从番花民众书》，阐明我队任务，号召民众支持，参加先遣总队，解放自己，解放广州，为人民立功。
由于有竹山窿、旺村、老窿、油麻山、禾朗、石迳、叶岭等老区围村的党支部、党小组和革命人民的支持，使总队工作能够顺利开展。特别在发生了“禺北事件”，两位领导人牺牲的严重情况下，老区人民帮助我们掩埋同志尸体，掩护伤员，借粮筹款，帮助我们解决给养，使我们顺利地渡过了难关。禺北老区人民，殷切期望我们不要“散”，更是对我们最大的鞭策和鼓励！
总队利用当时的大好形势，加强政治攻势，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和策反工作。通过各种关系，对国民党某些要员和地方上一些头面人物，讲形势，讲政策，劝告他们弃暗投明，将功赎罪。总队在1949年6月间，先后发出了《我队推行的政策》、《持有自卫武器的地方人士注意》、《国民党大山官员，珍惜自己的前途！》等文告、传单，在新区和铁路沿线散发张贴，警告敌乡政人员、地主恶霸，不得继续与人民为敌，胡作非为。禺北国民党编训委员会，饬令禺北成立17个自卫大队，每个大队抽一个中队集中使用。对此，总队立即发表《正告禺北后备自卫队》书，揭露敌人借口维持地方治安，实则继续与人民为敌的罪恶阴谋，要大家切勿受愚。“若果被迫编队，要抵抗其抽调，并立即向我总队呈报备案，接受命令，策应配合，待机而起，为民立功。”
这些文告传单，发挥了很大威力，使敌人分崩离析，纷纷与我“搭线”，或持中立态度。先遣总队长朱骥同志，抗战期间曾任国民党第七战区第四挺进队上尉参谋，抗战结束后任番禺县警察第一大队长，由于对国民党卖国政策和腐败统治不满，与民革取得联系，在李济琛先生的策动下，于1947年7月率领该大队一个中队70～80人，实行反蒋武装起义。
活动于禺北、增城、花县、清远边境，先后袭击了九佛、芙蓉嶂、赤泥、白泥等地国民党粮仓及禺北花县一带地区。1948年1月，接受我党领导，发表《反蒋起义宣言》，在禺北、花县一带地区，有一定影响。朱骥的这一历史背景，使总队开展统战工作更为有利。
当时，总队还做了下面一些工作：
一、争取教育来安乡乡长黄秦高，并通过他到莲塘村，争取教育该村上层人物刘国进、刘潮兴、刘胡兴等人。他们给我们推销了100多担谷的公债，借出长短枪10几支，并主动给我们反映各种敌情。莲塘村头面人物的转变影响很大。永和乡乡政府也派人来联系，乌鸦邹马志等地方绅士，也主动向我认购南方债券，借出枪枝。
二、油麻山吴汉猷原是国民党营长，经过宣传教育，带来35支枪，自愿参加我们的队伍。吴汉猷的行动，对附近一带地方影响很大。
三、朱、崔两位领导带领部分队伍和民兵骨干，向凤凰乡乡长何静波借枪。经过宣讲政策，争取教育，借到两挺轻机和一批其他枪支弹药。接着又在该乡棠下村成立第三民兵中队。
四、官僚大地主刘起时，曾任国民党独九旅旅长，日本投降后又任过增城县长。他在来安乡有楼房、农场和数百支枪。增西工委副书记卢章容，通过关系“搭线”，到来安乡府与他接头，动员他弃暗投明，使他以后不再与我为敌。
五、争取教育新塘区白石圩保长黄君如，并在他家建立一个联络点。
我们还利用统战关系掩护伤员，在“禺北事件”中，朱骥的勤务员邝威腿上负伤，在虎窿洗净包扎后，利用荔枝坑统战对象陈桥容的关系，转移到该村隐蔽了10多天。
在我们开展统战和策反工作的同时，对少数顽固不化分子予以惩办。金坑反动头子徐九应，一贯仇视共产党和革命群众，心狠手毒，民愤极大。领导决定派范定率领部分队员，将他抓获就地枪决。
总队由于远离司令部，又在广州外围新区活动，给养比较困难。但由于各级领导能够贯彻党的统战政策，向社会上一些进步人士、中间分子及统战对象推销南方债券，借了相当数量的谷子，还募捐了一笔钱，使困难逐步得到解决。
1949年7月18日，总队在禺北冯迳下村召开各区领导干部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朱骥、崔佳权、许明、谭勉、王芝、陈刚照、钟沛、李志刚等8位同志。不料，在7月21日凌晨4时，敌广州警备总队分几路向我扑来，包围了冯迳下。在突围中，崔佳权、朱骥、陈刚照、黄超华(女)、李新发、邱坤和另一名新战士壮烈牺牲。钟沛、胡振潮和一名战士被捕，于解放前夕被敌人杀害在流花桥。邝威、周妹两同志在战斗中负伤。
突围出来的同志，并没有被吓到，经过讨论，决定派李志刚前往司令部汇报请示，反映同志们继续留在禺北，坚持斗争的决心。
李志刚向黄庄子政委、王达宏副司令员详细汇报了禺北事件的始末。黄政委指出：造成这次损失，主要是“太平麻痹，丧失警惕。”他对我们当时的处境表示十分关切，要我全都撤回司令部。李志刚代表总队同志再次表示继续留下，坚持斗争的决心，两位首长非常高兴，当面嘉许先遣总队为“不倒翁”，这对全队同志是很大的鼓舞和鞭策。
经过支队研究，决定取消先遣总队番号，成立禺北办事处，许明为主任，李志刚、孔德楠为副主任，仍直属司令部领导，增西地区则划回地方党领导。当时，由于突围时经费全部丢失，队伍给养发生困难。除依靠油麻山、禾朗、石迳等老区支援外，各同志广泛发动亲友、进步人士借款或捐助。李志刚还通过香港致公党总部，募捐了数百元港币。经过大家努力，给养困难逐步得到解决。
禺北办事处从成立到广州解放约2个月的时间里，以帽峰山、竹山窿等为据点，先后开辟了纱罗潭许屋、帽峰山脚赖屋、高屋、头陂石屋，而延伸至太和圩沿途的一些村庄，而且新发展到太和以南的若干平原区围村，如龙归、南村、北村、江屋、李屋，在那里建立了联络点或交通站。
9月中旬，南下大军已到达粤北，敌人已全面崩溃。为了配合南下大军夹攻残敌，解放广州，支队司令部命令办事处马上动员原有力量，并迅速扩大队伍，有步骤有计划地做好下列几项工作：
一、积极地策反地方团队，争取他们反戈一击或保持中立，同时，扩大民兵力量；
二、探清各交通线敌军据点的实力和部署，并了解敌军上下调遣情况；
三、尽可能打探广州市内敌人主要机关、军营和仓库虚实；
四、组织群众，为解放广州的战斗作好支前准备工作。
办事处接到司令部的紧急命令后，即在头陂石屋召开全体干部会议，参加人数包括山区、平原区工作干部共30多人。会后同志们迅速回到工作岗位，孔德楠、李志刚再赴平原区。孔德楠与伍观琪来到太和、龙归、鸦湖、蚌湖、江村、高塘、人和、石井、鸦岗等乡，开门见山地与那些乡长、团队长公开谈判，要他们倒戈反正，或保持中立。到了十月上旬，绝大部分表示服从，随即收编了团队8个大队，16个中队为后备民兵队，震动了禺北17个乡政权，得到司令部嘉奖。10月11日，反动团队头子张金星托人“搭线”，拖了10多条枪、1挺机枪来投诚，编为一个中队。当时办事处属下的武装力量发展为一个营，由许明任营长兼教导员。下面成立了4个连和一个警卫排。
13日，李志刚带1名战士下山去接收平原地区国民党政权，于14日晨到达太和圩。许明和其他同志也于此时到达太和，南下大军先头部队也于当天到达。我们高兴地会师了，禺北解放了！
接着全体同志继续前进，先后接收了龙归、嘉禾、江村、高塘的国民党政权，设办事处于江村警察所。办事处在禺北共征得大米115万斤，供应了从江西经佛岗、从化、龙归，进军广州的解放军约3、4万人的粮食，受到司令部嘉奖。与此同时，我们还协助大军在禺北收缴了民枪21400支。并发动群众抢修人和桥，使大军得以顺利进军。解放军进军广州时，办事处派小队长李荣带小队战士配合，沿途收缴国民党警察所的枪。
10月中旬，禺北划归珠江地委领导，少数同志调回增城，其余大部分留在禺北工作。
翁源县城龙仙镇，是南下大军入粤最早解放的一个县城。据参战部队指挥员反映，解放一个县城，象龙仙战斗那样，花费那么长的时间，付出那么大代价，是渡江后很少遇到的。
当时，担任翁源县长的是国民党一个少将师长官家骥(翁源人民称之为官家牛，形容其很凶)。他是一个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刽子手，杀人不眨眼。1947年冬，他来翁源当县长时，带了一批喽罗，作为他的帮凶。所以，上任不久，便四处搜剿我游击队，大有一脚踏平翁源之势，气焰十分嚣张。就是到了解放前夕，大军已经兵临城下，他仍口出狂言：共军他有他的肚皮，我有我的机关枪。可见这个家伙何等猖狂。
1949年4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强渡长江，以雷廷万钧之势，直逼江南。四野十五兵团、二野四兵团和两广纵队，于8、9月间进抵赣南。在赣南州，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参谋长叶剑英主持召开了关于解放广东的一系列会议，着重研究和部署解放广东的各项工作。其时，四十八军一四三师四二九团追歼逃敌已先期挺进到与翁北相连的全南县，并与活动在全南县乌桕坝的北江第一支队武工队长梁增托接上了头，紧接着何俊才率领北一支主力五团前往大吉山会见大军，向南下解放军领导汇报了翁源的敌我情况和迎军支前工作，并请求大家协助解放翁源。后来经大军研究同意，派一四三师四二九团解放翁源。
9月13日，四二九团从江西大吉山夜行军挺进到翁源岩庄的中洞、小石示、礼岭一带，待命出击。与此同时，北一支三团和独立第二大队共100多人由团长兼政委徐锡鹏率领，开至三华至六里的勒马山，封锁敌向西的退路；北一支一团主力营则封锁敌南逃退路。
14日下午4时，大军分兵三路，从岩庄出发：第一路由童少明等率领山炮营进军坝仔、江尾，消灭这里的敌人后，旋即进攻龙仙；第二路由李群等同志带领二营经贵联、桂竹翁口拱桥，避过南浦自卫队直插大塘头，后到了草子塘(现县氮肥厂)，又分兵两路，一路经高屋(现电池厂)、罗坑水、杨屋一带，另一路经江下大桥、田心、井头到八泉一带包围龙仙；第三路由林奕龙、陈志超、李北海等同志带领四二九团团部及一营，由中洞经半溪、饶村、梅村、联益白乱滩，避过江尾自卫队从左侧直插河口大桥，在县府西北面社岗下与二营形成对龙仙的钳形包围，团指挥所设在社岗下。
15日凌晨三时，大军向国民党县府东西北三面的外围碉堡发起总攻。战斗打得很激烈，特别是社岗下和客家围，敌人利用其坚固的碉堡和较强的火力，进行顽固抵抗。我军作战非常英勇，不怕牺牲，前仆后继，经过一个多小时激战，把敌外围的6座碉堡全部拨掉。迫使敌人龟缩到牛岗背内的碉堡(现县府水塔处)和县府东门的一个地堡，不敢出来。此时，敌兵回报官家骥，说：“解放军打到县城来了。”官还不相信，“难道解放军从天而降？！”命令部下“死守阵地，与解放军打到底”。
敌人虽然往内龟缩，但战斗还在时断时续地进行，直至早上7时，大军指挥所又发射了三颗绿色信号弹，向敌人发起第二次攻击。经过一轮猛烈攻击，很快将敌人两个内堡攻破，消灭了固守在南门吉祥旅店的赖剑夫刑警队和赖亚正特务队，摧毁了敌人的外围防御工事，迫使残敌退守在最后的据点当楼里，解放军占领了城内的主要街道。使县府孤悬在大军的包围之中。
为了减少市民生命财产的损失，避免建筑物被破坏，大军在紧紧包围敌人最后据点和做好强攻准备之后，决定对敌开展政治攻势，争取官家骥投降，解放龙仙镇。龙仙武工队长陈心镜到八泉向大军汇报了城内的情况，说城里居民和商家们由于对大军缺乏了解，存在许多顾虑，不敢出来。针对这种情况，大军和地方干部黄社祯、陈华、高基圣、李振光等来到市区，窜街走巷，分头向市民做耐心细致的宣传解释工作，讲明大军是人民子弟兵，是为人民翻身解放打仗的，大家不要害怕。通过宣传，解除了市民和商家们的顾虑，便纷纷敞开家门，开铺营业，为大军提供很多方便和帮助。
约11时左右，北一支林奕龙同志偕同大军领导同志找到翁源县戡乱建国委员会副主任、县参议员、县商会理事长马云章，和他商议解放县府的事，要他把劝降信送给官家骥。马云章出于无奈，先后两次将信送到固守在当楼内的官家骥，但事隔多时，不见回音。至下午4时，大军已经忍耐不住敌人的拖延，山炮营的大炮对准县府当楼连发两炮，正好打中四楼一个斗角。
然后又找到马云章，直言对他说：“请你们通知市民离开大楼附近，我们要开炮轰击。”在场的商家们听了，连忙跪下求饶说：“使不得，千万使不得啊！我们会想办法劝官投降。”作为商会董事长的马云章见状感到事关重大，保护商家利益责无旁贷，他只身冒着生命危险进入敌堡面晤官家骥，劝他放下武器，投靠人民，才是惟一的出路。官家骥见大势已去，无法抵抗，只好表示愿意投降，并派自卫总队副总队长陈公愚同马云章到“济生堂药店”与解放军签订投降协定书。5时左右，林奕龙同志代表我军接见了官家骥和谍报组长赖剑夫等3人，讲明我党我军的政策，责令他们放下武器，接受投降。不久，在当楼的最高点竖起了一面白旗，官家骥及其政府官员列队走出当楼，集中到县府门前的草坪上向我投降。至此，翁源县城龙仙镇宣告解放。俘虏了官家骥、赖剑夫、赖亚正及保安队一个营以下军警人员360多人，党政人员150多人。缴获迫击炮2门，重机枪1挺，轻机枪18挺，冲锋枪12支，步枪546支，弹药一大批。我方牺牲24人。
大军解放龙仙后，16日早晨，徐锡鹏团长迅即从勒马山率部赶到离周陂约五、六里远的少光村，包围新丰县流亡政府。新丰县长许子平见大势已去，即派出保安营长何冠群(与我党有联系)，许于钧、许会谦前来少光村与徐锡鹏和翁南大队长许展棠等进行谈判。在谈判中何冠群表示同意放下武器，但要等到明天，这是许子平的态度。
我方经过分析，认为许子平提出等明天，是企图在今晚突围逃跑，我们一定要在黄昏前解决许子平。徐锡鹏将计就计，作好两手准备。一方面命令三团的连队和驻在石示下的一团主力营，在黄昏前赶到少光村，把兵力埋伏在周陂附近，把新丰流亡政府紧紧包围住，防止敌人逃跑。另一方面，以宴请的方式进行谈判，拖住何冠群等敌方代表，直至我方作好战斗部署，便以“护送”的方式，派出10多名武装人员跟随何冠群突进“新丰县流亡政府”，直接面见许子平。许子平眼见解放军站在面前，已知无力反抗，只好缴械投降。缴机枪3挺，长短枪200余支，物资弹药一批。
翁源解放后，及时成立了县委和县政府。徐锡鹏为县委书记兼县长，苏秉鉴、张国莆为副县长。全县人民在县委和县人民政府以及北江第一支队支前司令部统一领导下，发动群众立即投入支前工作，支援南下大军解放广州。在大军过境的岩庄、坝仔、江尾、南浦、龙仙、兰李、三华、六里、利龙、官渡、翁城、新塘、江镇等地，分别设立13个供应站，具体负责大军过境时所需的柴米油盐蔬菜草料等物资供应工作。
仅龙仙镇英村乡(今南浦镇)为大军筹集了9．6万斤稻谷，7头大猪，40只肥鸡，390多个鸡蛋，130多斤黄豆，400多斤花生，还组织了700多人为大军运送军用物资。
岩庄乡支前委员会为及早抢修好从小砾到鲁溪的公路和大小桥梁，组织了数百名民工修桥补路。坝仔大桥是翁北通往龙仙的重要桥梁，是大军过境的必经之桥。原遭国民党的严重破坏，他们发动了300多民工砍来树木。
经过三天三夜的苦战，把大桥修好。与此同时，茶园、展旗等乡还筹集了30余万斤粮食，200多头大肥猪，3万多斤黄豆以及柴草等大批物资，及时供应大军，保证了大军后继部队的需要。据不完全统计，全县共出动民工一万多人，其中有近千名青壮年，为大军抬担架、运送军用物资一直到广州，配合大军解放广东作出了积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