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宝战役的硝烟尚未散尽，南粤大地又传来一道惊人的喜讯：解放军东路军于10月14日解放了华南最大城市广州！这两个重大胜利，是中南我军在短短时间内连续取得的，影响巨大，意义深远。《长江日报》为此发表的时评指出：“白崇禧主力在湖南南部被歼，广州的迅速解放，和福建、甘肃、青海、绥远、宁夏、新疆等省的迅速全部解放，是两个多月以来中国战局的几个主要发展。国民党残匪现在只有西南数省和台湾、琼崖等海岛作为最后的逃亡去路了，而在广州解放以后，这些地方的解放，也不会要多长的时间了。”
广东省是中国南方的重要门户。它南临南海，北依五岭，东临福建，西连广西，北与江西、湖南接壤，南与海南岛隔海相望，其地理位置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这里，山川秀美。人杰地灵，物产丰饶，文化兴盛，近代以来一直是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窗口，也是现代中国政局中经常担当着特殊角色的重要省份。1949年4月我军发起渡江战役前后，国民党政府各主要机构陆续南迁广州，广州成为国民党逃亡政府的政治统治中心。
在国民党人的心目中，广东乃“革命根据地”，且与海外华侨息息相通，如果丢掉了广东，不仅“对不起总理(孙中山)在天之灵，而且对海内外人心引起重大的影响”。因此，无沦是蒋介石，还是李宗仁、白崇禧，他们对广东都相当重视。还在1949年初，蒋介石于下野之前，就对广东军政当局的人事问题作了安排，任命薛岳为广东省政府主席，余汉谋为广东绥靖公署主任。薛、余两人，在派系林立的国民党高层不甚得志，但在当时却是粤籍将领中有号召力的头面人物。蒋介石之所以起用他们，无非是借此收买和笼络人心，替他守住广东这块岭南重地。
李宗仁、白崇禧也想把桂系部队尽早撤入广东。一来是广东远较他省富庶，便于解决兵饷问题，二来是广东拥有出海口，对外联系非常方便。程思远先生说：“那时，白崇禧与美国太平洋舰队白吉尔有联系。较早以前，白吉尔从青岛派了他的侍从副官马介廉携来一个收发报机和密电本。从此两白通报频繁。白吉尔通知白崇禧，美国国会在暑期休会以前，通过一项七千五百万美元用于中国一般地区的计划，如白崇禧部能进入广东，白吉尔将通过海道运输，给白部以充分补充和供应，所以白崇禧急于率部入粤，是可以理解的。”与此同时，主持广东军政的余汉谋、薛岳等粤籍将领们出于自身的利益，也欢迎桂系部队入粤。一时间，“将来保卫广东，只能倚靠白崇禧长官所属的广西部队三个军”的说法，成为国民党内不少人尤其是粤系人士的共识。
然而，蒋介石此刻的战略意图却是以经营台湾、防守西南为重点，并不以保粤为重点。这无疑与在广州的国民党军政大员们的打算南辕北辙。李宗仁后来述及这段史实，忿忿不平地说：“上海于五月二十七日弃守时，何应钦、白崇禧曾一再电请蒋先生将精锐部队由海道调至汕头，北上布防，以阻共军入粤，而蒋氏不听。待共军攻大庚时，胡琏兵团竟由汕头乘船退至厦门，最后渡海撤至金门、马祖等岛屿，使粤东完全空虚。行政院长阎锡山为巩固广州防务计，屡请蒋先生把刘安琪兵团从海南岛调至广州增防，蒋先生虽口头答应，刘兵团却迟迟不来，终至粤局无可收拾。”
蒋介石不积极增兵广东，自然有他的通盘打算。但他坚决不同意白崇禧的部队进入广东，则完全是出于历史上的宿怨和现实的顾虑，蒋介石不希望出现两广军人团结守粤的局面，更担心白崇禧掌握海上通道后取得美国人的支持，进而危及自己的地位。于是，在围绕白崇禧部入粤以及如何保卫广东等问题上，蒋、桂、粤三方之间展开了十分复杂且微妙的争斗。
6月底的一天，白崇禧把程思远、李汉魂、邱昌渭、李品仙、黄旭初等人接到长沙开会，讨论中心是保卫广东问题。白崇禧说：“华中部队必须进入广东，广州这个政治中心才能保卫下来，但桂军调粤又需要由国防部下达命令，因此，我们掌握国防部为形势所必需。”李品仙附和道：“只有健公重新主持国防，才能使华中部队南下广东。”会后，李品仙衔命飞赴广州向李代总统面陈意见。
李宗仁虽早有此意，但力不从心，他找到行政院长阎锡山的心腹贾景德，要他向阎痛陈利害，让白崇禧出任国防部长完全是出于保卫广东的考虑。但阎锡山说：他兼掌国防，乃总裁的决定，没有总裁批准，他不敢有所更动。阎锡山不肯通融，李宗仁也无计可施。
当时，广州为国民党行政院直辖市，市府与省府平行，由于战争的影响，广东全省的税收还不及广州一市，加上广州市长、广州公安局长、广州警备司令等要职都为蒋介石的私人或嫡系把持，所以省主席薛岳极力主张将广州由直辖市改为省辖市，一统广东军政实权。对蒋来说，这无异与虎谋皮。一次，为广州市改制问题，蒋介石在黄埔召见余汉谋、薛岳、李汉魂等粤籍将领，当面大发雷霆说：“你们以为可以反对我咯？谁反对我，我就叫谁死在我之前！”内政部长李汉魂于此事出力颇多，成为蒋介石的眼中钉。国民党元老居正曾特地警告李，你如不赶快辞职，将来你生命都要发生危险。
蒋介石的种种行径令粤籍将领们大为不满，粤军元老，曾在何应钦内阁后期出任陆军总司令的张发奎便是态度最激烈的一个。他早就放出口风：蒋家天下，原是广东人打出来的，现在要保卫两广，就必须首先清除蒋介石在背后掣肘。因此，他几次向李宗仁建议：“把蒋介石扣起来”。据李宗仁回忆：“我说：‘向华(张发奎)，这是徒招恶名，无补实际的莽事。’张说：‘德公，你胆子太小！德公，你胆子太小！’我说：‘你不在其位，可以幻想，你如在我这位置，你也不会干的。’”
7月，蒋介石终于去掉了息影林下，不问朝政的外衣，着手越过李宗仁，指挥国民党军政残局。14日，蒋率王世杰、黄少谷等大批随员飞抵广州，事先并未通知广州当局，仅蒋经国前往迎接。蒋介石发表对时局的谈话：“今日共匪窥伺我国民革命策源地之广东，中正惟以民族大义及革命责任所在，发扬总理大无畏之革命精神，团结全党，拥护政府，为国家独立、人民自由而奋斗。”
16日，蒋介石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召集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与中央政治委员会联席会议，提议成立中央非常委员会，作为最高决策机关。该会由他任主席，李宗仁为副主席，孙科等任委员。同日下午，国民党中央非常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决定成立西南、东南两个分会，以张群为西南分会主席，陈诚为东南分会主席。同时，蒋介石又在会上提出以陈诚为东南军政长官，直辖江苏、浙江、福建、台湾、海南五省区。蒋介石上述举措的隐含用意，程思远先生曾一语道破：“是让白崇禧之不能染指岭南，意甚明矣。”
8月初，长沙宣告和平起义后，白崇禧的处境更为不妙，他一方面筹划“湘粤联合防线”，阻止解放军进军两广，一方面加紧活动，仍图待机入粤。中旬，美国西太平洋舰队司令白吉尔中将由香港到广州，与白崇禧会谈，白吉尔重申：华中部队如能开到广州，他将尽力保障供给。这次会谈令白崇禧信心大增。8月20日，李宗仁召集白崇禧、薛岳、余汉谋举行会议，决定以余汉谋为华南军政长官，统一指挥广东境内所有部队，要求他与白崇禧部主力配合，“巩固粤北，确保广州”。但是，余汉谋却提出，他是否就职，以白崇禧都能不能入粤为先决条件。正在这时，蒋介石又来到广州，就保卫广州的兵力部署问题再次与李宗仁发生争执，要求李收缩兵力防守广州。言外之意，还是不许白崇禧部入粤。在这种情况下，李宗仁不容余汉谋再多考虑，于8月31日下达代总统令，特派余汉谋为华南军政长官。9月4日，国民党非常委员会也作出决定，粤北军事由余汉谋负责指挥，统一部署华南防御。
余汉谋，字幄奇，广东高要人。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革命，在粤军中崭露头角，逐渐成为一员统兵将领。1936年两广事变时，他倒戈一击，反对老上司陈济棠，为蒋介石统一广东起了重要作用。但蒋介石对他并不信任，想方设法地削弱他的势力，余汉谋对此只能有苦水往肚子里咽，经常对亲信说：“同蒋介石打交道，没有自己的本钱是不行的，对自己的职务过于负责也是不行的。”抗战期间，他历任第四战区副司令长官、第七战区司令长官。日本投降后，赴南京出任陆军总司令一职。1949年初，被蒋介任命为广东绥靖公署主任。
按常理讲，回家乡当官应该高兴才是，但是，饱经沧桑的余汉谋对此却相当悲观。回粤之初，他对人说：“我以前没有做过京官，很少接触党国要人，总以为他们对国家大事会有一套办法。去年我在南京搞了几个月陆总(陆军总司令)，和他们接触多些，才使我认识到这班官僚饭桶，二三十年来，他们除了树立私人势力，争权夺利，对国家大事确实毫无办法，根本谈不上为国家人民做好事。照我看，只要共军渡过长江，势必马上解体，可以肯定是无法再支持下去了。我这次回来为桑梓服务，希望团结广东军政人员，进而与广西合作，支持李宗仁收拾残局，如不可能，只好认输，决不陈兵边境。作最后挣扎，使广东同胞重受战祸，加重我的罪责。”
余汉谋活虽这么讲，绥靖公署主任的官却也当得很卖力气，他与薛岳一起，积极扩编军队，补充兵员，充实装备。但他心里清楚，凭现有的兵力保卫广东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他把白崇禧的三个主力军是否入粤作为就任华南军政长官的首要条件。李宗仁当然想满足这个条件。9月4日，李宗仁再次托人转告阎锡山，请阎辞去国防部长兼职，以白崇禧代。阎锡山仍不买账，表示：“我不辞国防部长兼职，如代总统令免，我行政院长不副署。”到了这个地步，余汉谋心知白崇禧部入粤已经无望，只好勉强打起精神，部署广东防御。
这时，广东全境计有国民党正规军刘安琪第21兵团(辖第32、50军)、沈发藻第13兵团(辖第23、70军)、胡琏第12兵团(辖第10、18军)及第39、62、63、64、109军共11个军31个师，12．5万人，另有空军第1军、海军第4军区、5个保安师、5个纵队、虎门要塞司令部、海南警备司令部、广州卫戍司令部、广州保警部队，税警部队、盐护部队、交警部队等特种兵及地方部队4万余人。这些部队，看起来数目不少，但吃饭的多，管用的少，而且刘安琪、胡琏等蒋系中央军，余汉谋是指挥不动的。于是，余汉谋首先把他自己的旧部布置在湛江、肇庆、海南等地，以图万不得已时，退至湛江，以海南为基地，雷州半岛为外围，坐观时局，据守待变。
9月7日，蒋介石由重庆电示参谋总长顾祝同，重申他的守粤方针：“应集中现有驻粤兵力，保卫广州革命根据地，为目前剿共军事革命战略之最高指导原则，如有余力，则可扩大范围，以期保卫华南，万不可再蹈保卫长江全线，而放弃京沪重地，以至江防部队，几遭全部被歼之覆辙。”蒋介石强调：“对现驻粤中之第五十、第三十九、第六十三、第一○九军之建制，切莫再分割使用，以免陷于被动，为匪各个击破，今后一切部署，均应准此原则实施，切莫举棋不定，俾确保革命基地。”
根据这一指令，余汉谋又作了一些调整。至9月底，广东国民党军布防的具体情况是：第39、第63军于乐昌、曲江、南雄一带组成第一道防线；第23、第50军和第70军于英德、翁源一带组成第二道防线；第32军和第109军于广州外围的花县、从化、河源、增城、博罗、惠阳一带组成第三道防线；第10军和第18军布防于潮汕，相机增援广州；第62军和第64军布防于雷州半岛和海南岛，保护后撤道路；其余各特种兵及地方部队均驻防于辖区。余汉谋的打算是，争取稳住粤汉铁路的广州至曲江(今韶关市)一线，控制由湖南、江西入粤的交通要道，阻止解放军进军广东，如果一旦顶不住，则撤往雷州半岛、海南岛或广西。
解放广东是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早已明确赋予第四野战军的任务，但形成具体的作战方案则经历了一个过程。1949年5月至7月上旬，军委在给四野的一系列电报中，就进军广东问题曾作了多次指示。宜沙、湘赣战役将要结束之际，毛泽东对解决广东问题有了进一步的考虑。7月16日，他电示林彪、邓子恢等四野指挥员，在作出以大迂回大包围的作战方针，追歼白崇禧部的整体部署的同时，指出：“广东只有残破不全之敌军四万余人，而我则有超过四万人之游击部队，只需要两个军加上曾生两个小师即够解决广东问题，至多派三个军加上曾生部即完全够用，不需要派出更多兵力。”但是，在第二天给林、邓等人的补充电中，毛泽东又对进军广东提出新的意见：“陈赓三个军、十五兵团两个军统由陈赓率领经赣州、南雄、始兴南进，准备以三个月时间占领广州，然后十五兵团两个军协同华南分局所部武装力量及曾生纵队负责经营广东全省。”
接到毛泽东的指示，林、邓于17日当天向军委报告了四野整个南进部署。在汇报进军广东问题时，林、邓说：“陈赓、邓华两部目前即按旅次行军方法向广东出动，但该两部统经赣州、南雄、始兴则太拥挤，故陈赓以两个军经遂川、桂东准备出仁化、乐昌，到桂东后如见攸县、茶陵敌不退，该两军向郴州、永兴前进，准备由南向北切断敌人退路，如到桂东后攸县、茶陵敌已在退，即经汝城向仁化、乐昌前进，其另一个军经崇义、上犹向始兴前进，邓华之两个军则经赣州、南康向翁源前进”。
17日晚23时，林彪、谭政又绐军委和刘伯承、张际春发出一电：“(一)如广东敌人正规军既只有四万人左右(军委六月八日通报粤敌正规军、交通军共有廿二万)，如福建、台湾敌人又无大的增援到广东时，衡州到桂林地形交通条件又能使用于大兵团作战时，则四野五个军与陈赓三个军即经道全州直下桂林、南宁，以期迅速解决战斗，否则陈赓三个军则经全州南进，四野以五个军经广东入广西(据说由广东入广西地形交通均较便)。(二)我邓华兵团准备以二个或三个军经赣州入粤，担任歼敌任务。(三)已令陈赓部全力经遂川、桂东向永新、郴州前进。(四)曾生部现在河南亦拟经江西入粤。”
二野领导人完全赞同军委的指示和四野的部署。刘伯承、宋任穷于18日电告军委、林、邓并陈赓、郭天民，认为陈赓兵团前出广东极为有利：“第一、从战略上，陈赓一路由江西出广东经广西并出云南的迂回兜击，在现时全国敌弱我强及双方分布态势下极为必要。第二、在白匪与其两侧之匪分离而不退广东的情况下，如此可以协取广东，早得广东就势出广西迂回白匪右侧背，而与我北路军协同作战役的钳形机动，使白无法节节抵抗逃出合围。第三、陈赓就现态势南下广东极为顺手，既可避免与湘南友军交叉运动磨擦，且减少粮食与道路的困难，并便于四个军刻在吉安、安福地区集合待命……”。
21日，毛泽东致电林、邓、萧、赵并告刘伯承、宋任穷、张际春、李达及华南分局，同意四野7月17日的整个部署方针，并着重指出：“陈赓与邓华分两路入粤是对的，但请注意桂东桂阳道路、粮食情况。如有困难，则陈赓之重武器及大行李可循邓华道路南进，而邓华则除南始大道外，可在东侧找一条辅助路。”“陈、邓入粤后，准备以陈兵团从北江、邓兵团从东江(可能须先占惠州)两路攻广州，而在攻广州之前，两兵团各须在北江、东江休整一短期(例如半个月至一个月)，与华南分局会合，商定接管广州及全省的整个部署，并配备干部。以上请转知陈、邓注意。”电报中说：“陈邓两兵团速与华南分局方方电台沟通联络，并与军委通电。”“华南分局迅即由梅县移至南雄，迎接陈、邓，会商一切。”“此间当令叶剑英同志提早赴粤。”
遵照军委的这一指示，林、邓于22日14时发出关于陈邓两兵团行动给各兵团的指示，规定第4兵团和第15兵团的行动，即按军委7月17日与7月21日电执行，具体动作由第4兵团首长统一规定，两兵团统归陈赓、郭天民、刘志坚指挥。电报指出：“目前四兵团和十五兵团可依部队的疲劳状况，略休息数日，然后依旅次行军走法，‘天雨不走，每日走五六十里’，开始向南推进，我陈兵团两个军到桂东后，那日如鲁道源、白崇禧仍在醴陵、萍乡、茶陵不退，届时则准备先歼灭湘江以东之敌人，然后再南进，如确系溃敌已退或开始退，则四兵团与十五兵团仍照军委命令执行先攻广东的任务，并准备到广东边境后各作半个月至一个月的休息。”
从上述电报可以看出，军委和四野总部都希望陈赓、邓华所部尽快行动，等到广东边境以后再进行休整。但是两兵团的实际情况是部队在酷暑中连续作战之后，非常疲劳，特别是第4兵团，自参加渡江战役以来一直未得休整和补充，部队的体力和战斗力都受到影响。据4兵团随军记者穆欣当时的记载：“西渡赣江，追歼白匪战役，正逢江南的酷暑和雨季，部队还得与炎热和疾病等自然界的敌人搏斗。
这是对我们来自北方的部队很大的考验：烈日晒得战士们的脸上都脱了皮，战士们的衣服、背包经常被雨水和汗水浸湿着，几乎总是湿的，有些人的背包里面已经发了霉。七月十五日至十八日，某部在安福大山中四天行军，山上的野草长得和人一样高，走在草丛中闷得很，再加上火热的太阳一晒，不时有体弱的人晕倒在地上。
夜里，因为房少人多，部队常常在旷野里露宿，免不了要遭受到雨露的侵袭，夜里经常下雨，同志们只有撑起雨伞，把背包放在石头上坐起来等着天亮。由于这些原因，许多同志常常被疾病侵袭着，不时有人在追击敌人的途中晕倒，许多人生了病。”
陈赓兵团素以勇猛善战、吃苦耐劳而著称，执行命令从来都是不折不扣，但遇到这种严重的非战斗减员还是有史以来第一次，眼下实在是无法马上行动。因此，陈赓、郭天民接到林邓的指示后，当即在22日16时复电四野首长，直言陈述自己的意见：“我们完全同意军委七月十七日电示，如此布置对争取主动、解决粮食及行进道路均极为有利。但我们考虑：
1、目前正值酷暑，如马上行动则极为困难。我们这次行动一下，热病七千多人，马热病者百余，如勉强酷暑行军，将发生严重减员。
2、这次行动距离较远，并进入山地行军作战，部队思想与物资均须必要的准备。
我们部队渡江以来，体重普遍减轻(有减轻四五斤，有减轻十余斤)，在进入长途山地行军作战之时，须尽力争取休息一下，对于执行这一光荣的又是比较艰苦的任务，须要在全军进行充分的政治动员。二野补给我们的东西，现在都尚在南京，须争取补到部队，否则部队越走越远，东西丢在后面用不上，部队亦无法行军。
由于以上原因我们提议出发时间最好推迟到三伏以后。”陈、郭在电报中还提出：“由二野尽力担任我们到两广的运输补给，我们在两广作战期间之运输补给，由四野担任。……以上特别是出动具体时间请速指示，以便转入布置准备。”
第15兵团同样疲惫不堪，这时已有病员1万人以上，70％为疟疾与肠炎。其他兵团也大体如此。在这种情况下，部队马上进行新的行动显然是不适宜的。
林彪等人于7月23日向中央军委转上陈、郭的电报，表示：“暑季行军作战部队战斗力消耗特别大”，“同意两兵团的出动时间推迟到三伏天以后”。电报同时说明：为了准备前进途中的粮食、修理桥梁和保护秋收的粮食，该两兵团各在自己前进路上派出一个师左右的兵力，以旅次行军的速度(每日走五六十里)，尽量向南推进。
毛泽东非常关心和体谅前线将士的疾苦，24日回电林彪、邓子恢、萧克、赵尔陆，并告刘伯承、宋任穷、张际春、李达及方方，明确表示：“同意陈赓邓华两兵团南进时间推迟至三伏以后。”“陈赓所提应将南进新任务在部队中进行充分的政治动员一点是很对的，陈邓两兵团及各兵团均应这样做。历次证明，越是将任务及执行任务中可能遇到的顺利条件及困难条件预先说得明明白白，越有利于任务之完成及克服各种困难。”
毛泽东在电报中指出：“该两兵团三伏过后即出动，以旅次行军方法，第一步进至桂东、汝城、上犹、崇义、赣州、南康、大余、信丰地区待命。那时，华南分局方方及由北平南下之叶剑英张云逸等同志到达赣州举行会议。这个会议是很必要的。应在这个会议上解决占领广东的若干重要问题，主要是党政军领导机关的组成，作战步骤，接收及管理广东的各项政策，干部配备，争取和余汉谋等用和平方法解决广东问题，货币问题，外交政策(主要是对香港)，以及准备对付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和军事干涉等。”
7月25日上午7时，毛泽东再电林、邓、萧、赵等，批准四野全军休整计划，同时强调：“在九月中旬以前，除先遣部队外，陈邓两兵团主力不要超过五岭界线。自九月中旬起，准备陈兵团经从化南雄两路出北江，先占韶州；邓兵团可经翁源、连平、和平分两路至三路平行南下出东江，先占惠州。在韶州、惠州集中干部，调整兵力，然后两兵团配合广东我军会攻广州(估计此时广州余汉谋等有和平解决之可能)。”
人民解放军缴获的美式山炮遵照军委指示，四野各兵团和第4兵团从7月底开始相继进入休整时期。8月1日，第4兵团党委在江西吉安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集中解决向西南进军的思想障碍、保证人马健康、政策纪律以及会师团结等问题。会议共开了五天，陈赓根据二野前委指示，作了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报告，郭天民根据渡江行军作战经验，作了司令部工作与后勤工作发言，刘志坚作了如何保证向西南进军胜利完成的政治工作发言，卫生和供应部门领导分别作了有关准备工作的发言。这是第4兵团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8月14日，陈赓、郭天民给刘伯承、邓小平、林彪、邓子恢和中央军委发出一封电报，汇报了这次会议的成效和下一步的工作计划。
报告指出：“到会干部由于曾学习过将革命战争进行到底及二中全会决议，已有了一些思想基础。此次会议则比较系统的和反复的说明了继续进军，歼灭残敌，解放西南，解放全中国，将革命战争进行到底，一劳永逸的必要性和战略上的重要意义，我们的任务是比较艰苦的，但十分光荣的，向西南进军可能遇到的困难与克服困难的新的有利条件，有力的批驳了怕走路，怕困难，怕艰苦，不愿到西南去，半途而废等错误思想，又强调了由上而下加强管理，卫生、后勤、经济物资保证，发扬友爱，人马健康工作的重要性和组织各项工作，并具体报告了上级从各方面对我们关心及物资准备补发情况……因此，一致反映对此次会议感到满意。认为解决了问题，认为现在继续进军，歼灭残敌，解放西南，解放全中国是英明的，认为过去某些同志说上级不公平，其他野战军比二野好，二野命苦，上级不关心我们等说法是没有根据的，错误的，从总结最近行军西进中，对长途行军的后勤管理、友爱、卫生、物资保证、人马健康工作引起了极大的重视，并由于上级的具体关心和典型经验的介绍，提高了信心，感到有办法。”
报告中说：“此次会议基本上解决了到会干部的思想问题，但个别干部中还存在一些不够健康的情绪，如对争取今冬明春解决西南，到云南有一个目的地，觉着有了底，认为云南比好地方比不上，比西康、新疆好得多，以及对云南产麦子，气候好，北方话等合自己的口味，特别感到兴趣，尤其是部分干部生长了一种盲目乐观的情绪，认为到云南去好动员，没有什么问题，似乎认为没有困难等。对上述偏向在结论中注意批驳了，但这些情绪可能反映到部队的动员工作中去，我们已加以注意。”
下一步的安排，报告说：“兵团团干会后，各军均已开始以师(兵直、军直同)为单位召开排以上干部会议，传达兵团会议精神，时间五天至七天，然后以团为单位，召开党的积极分子会议，进行传达讨论，然后依靠与集中所有干部及党的积极分子的力量，在战士中普遍展开传达讨论，上课讲话等进行反复的动员，并展开下决心、订计划、开誓师大会等，把动员起来的热情组织到进军中的人马健康、工作、政策纪律、会师团结、学习山地战、打好仗等具体行动中去。在部队休整动员的同时，各级均分别召开司政供卫部门会议，讨论与布置长途进军中，各部门具体保证工作。”
毛泽东8月19日电复陈赓、郭天民：“十四日电悉。
(一)我们认为你们的动员和准备工作是适当的。
(二)邓兵团归你们指挥，你们应对该兵团动员和准备工作加以督促和检查。”
8月至9月初，第4、第15兵团和四野其他兵团一样，进行了为期一个多月的暑期休整，先后开展了恢复体力，突击治疗病员，部队轻装，进行山地、河川战斗的战术训练等工作，并广泛进行了进军广东的政治动员和尊重地方党委、游击队及遵守城市政策等教育活动。经过这次休整，各部队完成了北方部队初到南方后，在思想上、组织上、战术技术上等一系列的重大转变，为南下广东追歼残敌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此期间，中共中央进一步完善了解放两广的战略部署。1949年8月1日，中共中央批准成立新的华南分局，任命叶剑英为第一书记，张云逸为第二书记，方方为第三书记。华南分局隶属华中局领导，负责解放广东及经营两广的工作。8月9日，叶剑英离开北平南下，经武汉、九江、南昌等地，于9月3日到达江西赣州。根据毛泽东的指令，叶剑英将要在这里召开一次“商筹全局”的重要会议。
赣州为赣南的首府，是一座具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古城，发源于武夷山脉和南岭山脉的贡水和章水，在此汇合为赣江，该城距广东北部约百余公里，为江西通往广东、福建的要道。在叶剑英到达赣州之前，参加解放广东的军队和地方的负责同志，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也都陆续赶到这里会师，他们是：第4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赓、副司令员郭天民、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刘志坚；第15兵团司令员邓华、政治委员赖传珠、第一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洪学智、政治部主任萧向荣；原华南分局书记方方；两广纵队司令员曾生、政治委员雷经天等。张云逸同志因在北平参加新政协第一次会议，当时未能抵达赣州。
毛泽东对赣州会议特别重视，9月8日致电叶、方、陈、邓，并告林、邓：
“(一)你们业已聚会于赣州，极为欣慰。你们会议内容应照中央迭次电示及面告剑英者扼要做出决定。
(二)方方等同志领导的华南分局及华南各地党委和人民武装有很大的成绩，新的华南分局及即将进入华南的人民解放军主力，应对此种成绩有足够而适当的估计，使两方面的同志团结融洽，互相学习，互相取长补短，以利争取伟大的胜利。
(三)你们一面开会，一面即可命两兵团开始向南进军。第一步进至韶关、翁源之线，准备在该线休息若干天，然后夺取广州。
我们认为不应分兵去惠州，待夺取广州再占惠州为适宜。因为四野主力九月中旬即可向芷江、宝庆、衡州之线前进。白崇禧必然不战面向广西撤退(他决不会在湖南境内和我决战，所布疑阵是为迟滞我军前进之目的)。我陈邓两兵团应争取于十月下半月占领广州。
陈兵团预计十一月进至梧州区域。四野主力则于同时进至柳州、桂林区域。十二月即可深入广西，寻找白部作战。刘邓率二野主力，十一月可人贵州境内，十二月可人重庆。如此，则我各路军可以互相配合。你们对进军时间及攻击目标等项，有何意见，盼告。”
同日，叶剑英、陈赓将前一天(9月7日)召开作战会议的情况向军委，林、邓做了报告，报告说：“解决广东问题，我们依照军委意图先行消灭北江、东江之敌，进占曲江、惠阳，创造和平解决条件，争取和平解决。同时准备对付坚守广州顽抗之敌。”
在报告两兵团的集结地区和集结时间之后，叶、陈提出了两个作战方案：
1、如果国民党军扼守曲江、英德之线顽抗时，“四兵团除以一部由铁道西迂回敌之左侧外，主力沿粤汉路及东西两侧并进；十五兵团由三南插至英德或以北断敌归路，求得歼灭敌之四个军。以两广纵队经惠阳向南迂回并相机占领惠州，视情况必要时以一个军加强之，华南局主力则积极向潮汕方向佯攻，牵制与迷惑敌人”。
2、如果国民党军集中主力退守广州、虎门时，“我决以四兵团沿粤汉路南下进至广州以北、以西，十五兵团进至广州以东，两广纵队则插至广州以南，截断广州、虎门间之联系，合力聚歼广州之敌。华南分局部队仍监视与钳制潮汕之敌”。报告最后建议：三野叶飞兵团攻占厦门后以一部出汕头、潮州作战，最好同时行动，并向东佯动，以资配合广东战役。
9月12日，毛泽东复电叶陈：“八日电悉。两兵团第一步集结并休息数日，第二步齐头进至曲江、翁源地区并休息数日，第三步协力夺取广州，除此以外均同意。”
叶剑英是闻名中外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参谋长，地位高，威望重，他来到赣州之后，两兵团负责人一致请他统一指挥。叶剑英却仍坚持由陈赓统一指挥两兵团和两广纵队的作战行动，并将这一意见上报中央和华中局，得到批准。至于军队系统和华南分局的关系，各兵团负责人都表示接受分局领导，凡属带方针性问题和全盘计划都提交分局讨论，以取得党、政、军、民的配合，不必另组前委。我军领导人这种相互信任、大公无私的坦诚胸怀，各部门之间服从大局的团结精神，国民党军队是根本做不到的。
进军广东的各项准备工作紧张而周密地展开。9月11日至19日，叶剑英在赣州连续主持召开了三次华南分局扩大会议，分别讨论了解放广东的作战计划、华南各地党政军领导机关的组成及干部配备、支前工作和接管城市的政策等问题，并作出了一系列决定。
当时，我中共党组织已在华南地区建立了粤桂边、粤桂湘边、粤赣湘边、闽粤赣边、琼崖、滇桂黔边、粤中等七块游击根据地，继1947年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琼崖纵队之后，1949年又先后成立了粤赣湘边纵队、闽粤赣边纵队、粤桂边纵队、粤中纵队和粤桂湘边纵队，部队发展到8万余人。
这些地方武装无疑是解放华南的一支重要力量。叶剑英和方方一起，制定了广东地方武装配合作战的计划，并联名发出《关于解放广东部署给各区党委的指示》，该指示对各纵队在潮汕、惠州、西江南北岸、茂名等地配合大军作战问题，作了具体布置。
叶、方向各区党委强调：“此次华南解放战争，是华南最后彻底解放的一战。各地务须在党政军民中作充分的动员参战、支前。但因华南情况复杂，特别是英、美、法等帝国主义侵略深入内地，故我们一切行动，特别足以惹起帝国主义借口干涉的事件切应避免，我们对帝国主义的方针是既不示弱，也不轻易挑衅。
因此在与帝国主义边邻地区(如惠、东、宝之与香港，如中山之与澳门，如粤桂边之与越南法帝，如汕、湛之与外侨)，各地都应派出能掌握政策干部，站稳立场，不上帝国主义及国特挑拨之当，不作群众冲动之尾巴。一切关于外侨处理问题，必须迅速请示分局及中央。”
叶剑英还向此次奉命打回老家的两广纵队负责人特别强调了涉外问题。曾生回忆说：“会议结束后，叶剑英同志接见了我，和执行入粤先遣组任务的何维、卢克华、曾小芳三位同志，方方同志也在座。叶剑英同志首先详细地询问了先遣组三位同志的经历和工作情况，并亲自做了记录。
然后口头交代任务。他指出：百年来我们中国受帝国主义的侵略侮欺，广东人民对帝国主义是很仇恨的。但我们当前的主要敌人是国民党反动派而不是帝国主义，告诉广东的同志不要把对象搞错了。他还传达了毛泽东、周恩来同志的指示，规定我们的部队不能越过樟木头一线。
最后叶剑英同志口述赋予粤赣湘边纵队的任务，要求先遣组的同志牢牢记在脑子里，见到林平同志后口头传达。先遣组的任务交代完毕后，叶剑英同志问，两广纵队回到广东后有什么打算？我说：遵照党的指示办。
他说：广东解放后，你们可以一部分集中驻守珠江三角洲，一部分干部和部队分散到各区去，加强各区的工作。你们驻守珠江三角洲，而对香港、澳门，对内要搞好治安，对外要加强监视，但要避免发生涉外事件。这个问题很重要，一定要抓好。”
几十万大军入粤作战，后勤和支前任务十分艰巨。而组织如此大规模的支前工作，对广东来说还是第一次，困难是很多的。为此，华南分局作出《关于支前工作的决定》，对支前工作的任务、困难作了具体分析，从地方政府和野战军两个方面提出了严格要求，对于支前的组织领导、粮食的筹集、民工担架的动员以及公路桥梁的修建都作了详尽的规定。《决定》号召：“广东全省特别是粤北全区各级党政机关，必须将支前工作作为目前最重要最紧急的中心任务，各方面的工作，均应围绕着这一中心任务来进行。”
《决定》还特别强调：“此次支前工作，所需人力物力为数甚巨，稍一疏忽，就会造成很大浪费，这是必须引起全体同志严密注意的。我们一方面固须用尽一切力量，保证部队供给，便利大军作战；但是另一方面也要爱惜人力物力，照顾群众的困难。广东人民经过蒋匪长期的搜刮掠夺，生活已相当困难，此次又支援我大军作战，困难必更增加，如不适当的加以照顾，我们就有可能脱离群众。因此，担任支前工作的同志，必须精确计算，周密布置，严格执行制度，切勿疏忽大意；部队同志则应防止虚报冒领，防止挥霍破坏，一切需要应与支前机关协商，统一筹划，不要乱收乱要；遵守支前机关的各项制度与规定，不要贪图自己方便，造成整个损失。节省人力物力，对于目前支援战争及将来的生产建设均有重大的意义。”
如何评价原华南分局的工作？这不仅关系到南下干部与当地干部相互之间的团结与信任，也是毛泽东事先就一再强调过的重要问题。在叶剑英的主持下，华南分局第三次扩大会议专门作出了《关于过去华南及广东工作的决议》，(决议》认为：“方方同志等领导的华南分局和各地党委，自一九四六年以来，在广东及华南各省领导人民的武装斗争和各项工作，是有了很大成绩的。
这表现在已经解放了广东一千三百万以上的人民，创造了八万以上的人民武装，组织了一百五十万以上的农会会员，并在广东全省三分之一以上的地区，初步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这些成绩，就使得华南敌后的人民战争，得以坚持下来，配合了三年来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同时又给人民解放军主力进人华南及广东作战，最后完成解放华南及解放广东全省的任务，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决议》指出：“自然，这也不是说华南的工作并没有丝毫缺点，缺点是有的，但缺点是次要的，是可以而且应该原谅的，只有这样才合乎事实，才合乎孤悬敌后的这种情况。因此，对于方方同志等所领导的华南分局，各地党委及人民武装，在这一时期工作上所获得的这些成绩，我们完全同意中央九月八日电示，认为应该作出足够的和适当的估计，使今后新参加华南及广东工作的各方面干部，与原来坚持在华南及广东工作的干部取得认识上的一致，以达到互相学习尊重，互相取长补短，融洽、团结，以争取解放整个华南的伟大胜利。”
从9月21日开始，华南分局在赣州召开高级干部会议，传达扩大会议精神。21日当天，方方同志首先作了一个题为《关于广东情况的介绍》的报告，详细介绍了广东的自然条件、民俗风情、解放战争以来对敌斗争、目前各边区党委武装的分布与实力等情况。
方方，广东普宁人，1924年在第二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毕业后，投身于广东工农运动，1926年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0年，他随邓发同志进入闽西苏区，历任杭武县县委书记、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等职。红军主力长征后，他和张鼎丞、谭震林等同志一起，在闽西南领导坚持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
抗日战争中，他担任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书记，领导华南地区党的组织和抗日工作。抗战胜利后，他奉命赴北平，成为叶剑英同志领导的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团的一员。不久，作为军调部第八小组中共首席代表，到广州执行停战协定和解决我华南抗日纵队北撤问题，同国民党当局阻挠我东江纵队北撤的行径进行了坚决斗争。
完成这一任务后，党中央调他到香港任中共中央代表，不久任中共中央香港分局书记，领导广东、广西、云南、闽粤赣边党的工作。1949年4月，香港分局奉命改称华南分局，方方仍任书记，5月，他率分局机关从香港迁到梅县，8月接到中央让他北上的指示后，一路跋山涉水，于9月初赶到江西赣州与叶剑英等同志会合，就任新的华南分局第三书记。
方方长期战斗和工作在华南，对广东的情况非常熟悉。他针对与会干部大都是北方人，极少接触过广东人的情况，首先介绍了广东人的性格特点和民俗风情。他告诉大家：“广东人是著名强悍好斗。流行的一句广东话‘唔做衰仔’，就是不要跟不上别人，以落后为可耻。因此，广东人有一股傻劲。在广东常常发生械斗，乡与乡之间，或姓族与姓族之间常因争风水、争水利，械斗数年不止，甚至历代成为世仇。如今年新会一带械斗，出动了机关枪、火箭炮，伪政府无法压止，在这些械斗中死人不少。”
“广东人一般是豪爽、热情、喜交朋友，富于冒险精神。敢拼、敢干。如明末清初许多华侨是坐了木船漂洋出海的，这便是拼与干的精神的表现。因此广东人做事一般是大胆的、勇敢的，参加革命很积极。从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以至最近三年的解放战争中，广东人民中涌现了不少的革命干部，广东游击战争的坚持与发展，这也是有广东广大人民的援助。但广东部分城市居民，受坏的影响较久，有骄傲、自大毛病，自以为开化较早，见得事情多，弄小聪明，不只轻视外省人，也轻视山县及乡村人。”
在谈到风俗方面时，方方说：“广东因与外洋接触较早，礼节不大讲究。”“好吃是广东人的一个特点，广东人对于吃的讲究是很出名的，穿着倒也随便。广州的点心有各式各样，蛇、老鼠、狗、猫、禾花雀、禾虫……很多别省人不敢吃或没见过的东西，在这里都有人吃。那是外省人会觉得惊异的。”“男女社交关系，广东人较随便，一般说来，城市与山地里的人比较随便些，农村中大乡大姓的地方较为严格。
在某些乡村，例如看戏，偶然回头一看，便有人喝骂，因为以为你是看他们的女人了。”“民众一般的爱好清洁，天天都要洗澡，这与北方人不同，广东人洗澡只用一个盆或一个桶，因为他们常常洗，只周身一淋便算了。北方人因不常洗，一洗便要一二个钟头，这与广东人不同。”
方方特别指出一点：“有人以为广东人有特别排外倾向，我以为那是并不确实的。从大革命到目前，广东党的领导干部．及许多工作同志许多都是外来干部，如内战时期聂荣臻同志、李富春同志等都是外省人，当时红军四六团长李英同志是湖南人，四七团李英平同志、四八团长由时彦同志都是四川人。他们都是外来干部，都领导过广东斗争，都没有碰过什么排外问题。
又如现在湘粤赣边的林平同志是江西人，黄松坚同志及梁威林同志是广西人，左洪涛同志是湖南人，他们都领导得很好，他们的领导都没有碰到过什么反对。因此，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团结问题，只不过是如全国的一般问题而已。”
在回顾了三年来华南党组织的发展和对敌斗争的基本过程之后，方方指出：“在这三年来的斗争中，在普遍发展游击战争这一点来说，虽在中央正确领导下和全国胜利推动下有些成绩，但终究是游击队，若没有今天南下大军，我们自己在不犯大错的情况下，也还得要三年的时间才能解放广东，而像广州那样的大城市能否解放还成问题。
现在广东快要彻底解放了，广东三千多万人民可因此而少吃许多苦头，广东人民正准备热烈欢迎南下大军，南雄的农民，曾一连几天准备好花生作为小小的礼物来欢迎大军，他们正在小梅岭上北望大军的南下。这是广东广大人民普遍衷心庆幸的大事。”方方的这个报告，生动具体，对与会干部们了解广东、认识广东起了很大的帮助作用。
在随后几天中，陈赓同志作了军事问题的报告，两兵团的其他负责人，两广纵队负责人，粤东、粤北和赣南三个区党委的负责人，也在会上讲了话，9月23、24日，叶剑英作了一个长长的综合报告，分别阐述了任务和情况、城市政策、城市管理，团结会师、加强领导等五大问题。
他首先介绍了全国解放战争的大好形势，提出了解放华南的任务、途径和办法。同时还提出了准备对付帝国主义可能发动的武装干涉和封锁的任务。他特别强调城市管理要严格执行政策和纪律。最后，在谈到团结问题时，他说：“团结会师，这是中央所再三指示我们的”，“闭结问题要特别注意”，“现在是五湖英雄集中在一起，要把英雄主义发挥到集体中去，要正确而恰当地去处理事情。全体干部要团结起来。”叶剑英的这个报告，集中体现了十多天来一系列会议的主要精神，对广东的解放及其以后各项工作的开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这时，按照四野总部的部署，衡宝战役已经在9月中旬打响，西路军13兵团解放了沅陵、沪溪、溆浦、辰溪、怀化等地，突破了敌“湘粤联合防线”的北段，中路军12兵团又紧紧咬住了白崇禧集团的主力，与此同时，东路军第4兵团第13、第14、第15军，第15兵团第43、44军和两广纵队，也相继抵达各集结地点。9月28日，叶剑英、陈赓联名签发了《广州外围作战命令》，决定将东路军22万人分为右、左、南3路军，执行解放广东的任务。右路军由第4兵团的3个军共12万人组成；左路军由第15兵团的2个军共8万人组成；南路军由两广纵队、粤赣湘边纵队、粤中纵队共2万人组成。命令规定：第一步由右、左两路军先歼曲江、翁源、英德、佛冈一线之敌，尔后，右、左两路军沿粤汉路及其两侧并肩南下，会攻广州；南路军急进至广州虎门之间，截断敌南逃之路；在粤各地方武装作全面性出击，牵制当地敌军，配合主力作战。
29日，陈赓、郭天民、刘志坚将进攻广州的部署上报中央军委并四野、二野首长。10月1日，军委批准了这个部署计划。进攻广州的命令向部队下达后，正好传来人民政协会议闭幕和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消息。这个喜讯极大地鼓舞了全体指战员。陈赓司令员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高级干部会议上立下铿锵有力的誓言：“我们一定要百分之百地完成中央人民政府所给我们的一切任务。”各部队官兵更是群情激昂，纷纷表示决心，一定要用战斗的胜利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献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