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选集》自序

我做小说,是开手于一九一八年,《新青年》(2)上提倡“文学革命”(3)的时候的。这一种运动,现在固然已经成为文学史上的陈迹了,但在那时,却无疑地是一个革命的运动。

我的作品在《新青年》上,步调是和大家大概一致的,所以我想,这些确可以算作那时的“革命文学”。

然而我那时对于“文学革命”,其实并没有怎样的热情。见过辛亥革命(4),见过二次革命(5),见过袁世凯称帝(6),张勋复辟(7),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民族主义的文学家在今年的一种小报上说,“鲁迅多疑”,是不错的,我正在疑心这批人们也并非真的民族主义文学者,变化正未可限量呢。不过我却又怀疑于自己的失望,因为我所见过的人们,事件,是有限得很的,这想头,就给了我提笔的力量。

“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8)既不是直接对于“文学革命”的热情,又为什么提笔的呢?想起来,大半倒是为了对于热情者们的同感。这些战士,我想,虽在寂寞中,想头是不错的,也来喊几声助助威罢。首先,就是为此。自然,在这中间,也不免夹杂些将旧社会的病根暴露出来,催人留心,设法加以疗治的希望。但为达到这希望计,是必须与前驱者取同一的步调的,我于是删削些黑暗,装点些欢容,使作品比较的显出若干亮色,那就是后来结集起来的《呐喊》,一共有十四篇。

这些也可以说,是“遵命文学”。不过我所遵奉的,是那时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愿意遵奉的命令,决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刀。

后来《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并且落得一个“作家”的头衔,依然在沙漠中走来走去,不过已经逃不出在散漫的刊物上做文字,叫作随便谈谈。有了小感触,就写些短文,夸大点说,就是散文诗,以后印成一本,谓之《野草》。得到较整齐的材料,则还是做短篇小说,只因为成了游勇,布不成阵了,所以技术虽然比先前好一些,思路也似乎较无拘束,而战斗的意气却冷得不少。新的战友在那里呢?我想,这是很不好的。于是集印了这时期的十一篇作品,谓之《彷徨》,愿以后不再这模样。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9)不料这大口竟夸得无影无踪。逃出北京,躲进厦门,只在大楼上写了几则《故事新编》和十篇《朝花夕拾》。前者是神话,传说及史实的演义,后者则只是回忆的记事罢了。此后就一无所作,“空空如也”。

可以勉强称为创作的,在我至今只有这五种,本可以顷刻读了的,但出版者要我自选一本集。推测起来,恐怕因为这么一办,一者能够节省读者的费用,二则,以为由作者自选,该能比别人格外明白罢。对于第一层,我没有异议;至第二层,我却觉得也很难。因为我向来就没有格外用力或格外偷懒的作品,所以也没有自以为特别高妙,配得上提拔出来的作品。没有法,就将材料,写法,都有些不同,可供读者参考的东西,取出二十二篇来,凑成了一本,但将给读者一种“重压之感”的作品,却特地竭力抽掉了。这是我现在自有我的想头的:

“并不愿将自以为苦的寂寞,再来传染给也如我那年青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10)然而这又不似做那《呐喊》时候的故意的隐瞒,因为现在我相信,现在和将来的青年是不会有这样的心境的了。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四日,鲁迅于上海寓居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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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篇最初印入一九三三年三月上海天马书店出版的《鲁迅自选集》。

这本《自选集》内收《野草》中的七篇:《影的告别》、《好的故事》、《过客》、《失掉的好地狱》、《这样的战士》、《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淡淡的血痕中》;《呐喊》中的五篇:《孔乙己》、《一件小事》、《故乡》、《阿Q正传》、《鸭的喜剧》;《彷徨》中的五篇:《在酒楼上》、《肥皂》、《示众》、《伤逝》、《离婚》;《故事新编》中的两篇:《奔月》、《铸剑》;《朝花夕拾》中的三篇:《狗·猫·鼠》、《无常》、《范爱农》。共计二十二篇。

(2)《新青年》参看本卷第305页注(16)。《新青年》最初的编辑是陈独秀。在北京出版后,主要成员有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刘复、吴虞等。随着五四运动的深入发展,《新青年》团体逐渐发生分化。鲁迅是这个团体中的重要撰稿人。

(3)“文学革命”指“五四”时期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的运动。

(4)辛亥革命一九一一年(辛亥)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但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没有也不可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革命果实很快就被代表大地主大买办阶级利益的袁世凯所窃夺。

(5)二次革命一九一三年七月孙中山领导的反对袁世凯独裁统治的战争。因对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而言,所以称为“二次革命”。它很快就被袁世凯扑灭。

(6)袁世凯称帝袁世凯(1859—1916),河南项城人,北洋军阀首领。原为清朝大臣,他在窃取中华民国大总统职位后,于一九一六年一月实行帝制,自称皇帝,定年号为“洪宪”;同年三月被迫撤销。(7)张勋复辟张勋(1854—1923),江西奉新人,北洋军阀之一。一九一七年六月,他在任安徽督军时,从徐州带兵到北京,七月一日和康有为等扶植清废帝溥仪复辟,七月十二日即告失败。(8)“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原是匈牙利诗人裴多菲在一八四七年七月十七日致友人弗里杰什·凯雷尼信中的话,鲁迅在《野草·希望》中曾引用。

(9)“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语见屈原《离骚》。鲁迅曾引用它作为《彷徨》的题辞。

(10)这两句话,引自《呐喊·自序》。

祝中俄文字之交(1)十五年前,被西欧的所谓文明国人看作半开化的俄国,那文学,在世界文坛上,是胜利的;十五年以来,被帝国主义者看作恶魔的苏联,那文学,在世界文坛上,是胜利的。这里的所谓“胜利”,是说:以它的内容和技术的杰出,而得到广大的读者,并且给与了读者许多有益的东西。

它在中国,也没有出于这例子之外。

我们曾在梁启超所办的《时务报》(2)上,看见了《福尔摩斯包探案》(3)的变幻,又在《新小说》(4)上,看见了焦士威奴(JulesVerne)(5)所做的号称科学小说的《海底旅行》之类的新奇。后来林琴南大译英国哈葛德(HARi*洌澹颍龋幔纾纾幔颍洌┑男说了,(6)我们又看见了伦敦小姐之缠绵和菲洲野蛮之古怪。至于俄国文学,却一点不知道,——但有几位也许自己心里明白,而没有告诉我们的“先觉”先生,自然是例外。不过在别一方面,是已经有了感应的。那时较为革命的青年,谁不知道俄国青年是革命的,暗杀的好手?尤其忘不掉的是苏菲亚(7),虽然大半也因为她是一位漂亮的姑娘。现在的国货的作品中,还常有“苏菲”一类的名字,那渊源就在此。

那时——十九世纪末——的俄国文学,尤其是陀思妥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的作品,已经很影响了德国文学,但这和中国无关,因为那时研究德文的人少得很。最有关系的是英美帝国主义者,他们一面也翻译了陀思妥夫斯基,都介涅夫,托尔斯泰,契诃夫的选集了,一面也用那做给印度人读的读本来教我们的青年以拉玛和吉利瑟那(RamaandKrishna)(8)的对话,然而因此也携带了阅读那些选集的可能。包探,冒险家,英国姑娘,菲洲野蛮的故事,是只能当醉饱之后,在发胀的身体上搔搔痒的,然而我们的一部分的青年却已经觉得压迫,只有痛楚,他要挣扎,用不着痒痒的抚摩,只在寻切实的指示了。

那时就看见了俄国文学。

那时就知道了俄国文学是我们的导师和朋友。因为从那里面,看见了被压迫者的善良的灵魂,的酸辛,的挣扎;还和四十年代的作品一同烧起希望,和六十年代的作品一同感到悲哀。我们岂不知道那时的大俄罗斯帝国也正在侵略中国,然而从文学里明白了一件大事,是世界上有两种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

从现在看来,这是谁都明白,不足道的,但在那时,却是一个大发见,正不亚于古人的发见了火的可以照暗夜,煮东西。

俄国的作品,渐渐的绍介进中国来了,同时也得了一部分读者的共鸣,只是传布开去。零星的译品且不说罢,成为大部的就有《俄国戏曲集》(9)十种和《小说月报》增刊的《俄国文学研究》(10)一大本,还有《被压迫民族文学号》(11)两本,则是由俄国文学的启发,而将范围扩大到一切弱小民族,并且明明点出“被压迫”的字样来了。

于是也遭了文人学士的讨伐,有的主张文学的“崇高”,说描写下等人是鄙俗的勾当(12),有的比创作为处女,说翻译不过是媒婆(13),而重译尤令人讨厌。的确,除了《俄国戏曲集》以外,那时所有的俄国作品几乎都是重译的。但俄国文学只是绍介进来,传布开去。

作家的名字知道得更多了,我们虽然从安特来夫(LAAndreev)的作品里遇*搅丝植溃⒍景纤绶颍ǎ虯Artsy-bashev)的作品里看见了绝望和荒唐,但也从珂罗连珂(VAKorolenko)(14)学得了宽宏,从戈理基(Maxi*恚牵铮颍耄└受了反抗。读者大众的共鸣和热爱,早不是几个论客的自私的曲说所能掩蔽,这伟力,终于使先前膜拜曼殊斐儿(KatherineMansfield)的绅士也重译了都介涅夫的《父与子》,(15)排斥“媒婆”的作家也重译着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了(16)。

这之间,自然又遭了文人学士和流氓警犬的联军的讨伐。对于绍介者,有的说是为了卢布(17),有的说是意在投降(18),有的笑为“破锣”(19),有的指为共党,而实际上的对于书籍的禁止和没收,还因为是秘密的居多,无从列举。

但俄国文学只是绍介进来,传布开去。

有些人们,也译了《莫索里尼传》,也译了《希特拉传》,但他们绍介不出一册现代意国或德国的白色的大作品,《战后》(20)是不属于希特拉(21)的I字旗下的*端赖氖だ贰玻玻病秤种好以“死”自傲。但苏联文学在我们却已有了里培进斯基的《一周间》(23),革拉特珂夫的《士敏土》,法捷耶夫的《毁灭》,绥拉菲摩微支的《铁流》;此外中篇短篇,还多得很。凡这些,都在御用文人的明枪暗箭之中,大踏步跨到读者大众的怀里去,给一一知道了变革,战斗,建设的辛苦和成功。

但一月以前,对于苏联的“舆论”,刹时都转变了,昨夜的魔鬼,今朝的良朋,许多报章,总要提起几点苏联的好处,有时自然也涉及文艺上:“复交”(24)之故也。然而,可祝贺的却并不在这里。自利者一淹在水里面,将要灭顶的时候,只要抓得着,是无论“破锣”破鼓,都会抓住的,他决没有所谓“洁癖”。然而无论他终于灭亡或幸而爬起,始终还是一个自利者。随手来举一个例子罢,上海称为“大报”的《申报》,不是一面甜嘴蜜舌的主张着“组织苏联考察团”(三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时评),而一面又将林克多的《苏联闻见录》称为“反动书籍”(同二十七日新闻)么?

可祝贺的,是在中俄的文字之交,开始虽然比中英,中法迟,但在近十年中,两国的绝交也好,复交也好,我们的读者大众却不因此而进退;译本的放任也好,禁压也好,我们的读者也决不因此而盛衰。不但如常,而且扩大;不但虽绝交和禁压还是如常,而且虽绝交和禁压而更加扩大。这可见我们的读者大众,是一向不用自私的“势利眼”来看俄国文学的。我们的读者大众,在朦胧中,早知道这伟大肥沃的“黑土”(25)里,要生长出什么东西来,而这“黑土”却也确实生长了东西,给我们亲见了:忍受,呻吟,挣扎,反抗,战斗,变革,战斗,建设,战斗,成功。

在现在,英国的萧,法国的罗兰,也都成为苏联的朋友了(26)。这,也是当我们中国和苏联在历来不断的“文字之交”的途中,扩大而与世界结成真的“文字之交”的开始。这是我们应该祝贺的。

十二月三十日。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五日《文学月报》第一卷第五、六号合刊。

(2)《时务报》旬刊,一八九六年(清光绪二十二年)八月在上海创刊,梁启超主编,是当时鼓吹变法维新的主要刊物,一八九八年七月停刊。

(3)《福尔摩斯包探案》英国作家柯南道尔(1859—1930)作的侦探小说。福尔摩斯是书中的主要人物。

(4)《新小说》月刊,一九○二年(清光绪二十八年)十月在日本横滨创刊,梁启超主编。该刊除登载创作小说之外,也刊登翻译小说。

(5)焦士威奴(1828—1905)通译儒勒·凡尔纳,法国小说家。著有科学幻想及冒险小说《海底两万里》、《神秘岛》、《格兰特船长的女儿》等多种。

(6)哈葛德(1856—1925)英国小说家。林琴南曾依靠别人口述,用文言翻译过他的《迦茵小传》、《埃及金塔剖尸记》、《斐洲烟水愁城录》。

(7)苏菲亚即别罗夫斯卡娅(UAX艷`KLSOIb,1853—1881),俄国女革命家,民意党领导人之一。因参加一八八一年三月一日暗杀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于同年四月三日被沙皇政府杀害。清末中国无政府主义者所办的刊物《新世纪》第二十七号(一九○七年十二月),曾介绍过她的事迹,刊出她的照片。

(8)拉玛和吉利瑟那都是印度神话中的人物。(9)《俄国戏曲集》共学社丛书之一,一九二一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它包括戏曲十种:果戈理的《巡按》(贺启明译),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雷雨》(耿济之译),屠格涅夫的《村中之月》(耿济之译),托尔斯泰的《黑暗之势力》(耿济之译)和《教育之果》(沈颖译),契诃夫的《海鸥》(郑振铎译)、《伊凡诺夫》、《万尼亚叔父》和《樱桃园》(三者均耿式之译),史拉美克的《六月》(郑振铎译)。(10)《俄国文学研究》《小说月报》第十二卷的增刊,一九二一年九月出版。内收郑振铎《俄国文学的启源时代》、耿济之《俄国四大文学家合传》、沈雁冰《近代俄国文学家三十人合传》、鲁迅《阿尔志跋绥甫》、郭绍虞《俄国美论及其文艺》、张闻天《托尔斯泰的艺术观》、沈泽民《俄国的叙事诗歌》等论文,以及鲁迅、瞿秋白、耿济之等所译俄国文学作品多篇。

(11)《被压迫民族文学号》即《被损害民族的文学号》,《小说月报》第十二卷第十期专刊,一九二一年十月出版。内收鲁迅译的《近代捷克文学概观》(捷克凯拉绥克作)和《小俄罗斯文学略说》(德国凯尔沛来斯作)、沈雁冰译的《芬兰的文学》(HermioneRamsder作)、沈泽民译的《塞尔维亚文学概观》(ChedoMijatovich作)、周作人译的《近代波兰文学概观》(波兰诃勒温斯奇作)等论文,以及鲁迅、沈雁冰等所译芬兰、保加利亚、波兰等国文学作品多篇。(12)指那时曾留学英美的某些绅士派如吴宓等人,参看《二心集·上海文艺之一瞥》中的有关论述。

(13)关于创作是处女,翻译是媒婆的话,见《民铎》第二卷第五号(一九二一年二月)郭沫若致李石岑函:“我觉得国内人士只注重媒婆,而不注重处子,只注重翻译,而不注重产生。”(14)珂罗连珂(DACAdK`KFGJOK,1853—1921)通开柯罗连*疲俄国作家。主要作品有小说《马尔加的梦》、《盲音乐家》、《我的同时代人的故事》等。

(15)膜拜曼殊斐儿的绅士指陈源。他曾在《新月》第一卷第四号(一九二八年六月)《曼殊斐儿》一文中,称英国女作家曼殊斐儿是“超绝一世的微妙清新的作家”。后来,他根据英译本翻译屠格涅夫的《父与子》,一九三一年六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16)郭沫若曾根据德译本翻译了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的一部分,一九三一年八月上海文艺书局出版。(17)为了卢布参看本卷第9页注(12)及《二心集·“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

(18)意在投降参看本卷第220页注(52)。(19)“破锣”反动派对“普罗文学”的污蔑。当时,一般称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为“普罗文学”;“普罗”是Proletariat(无产阶级)的音译“普罗列塔利亚”的简称。

(20)《战后》德国作家雷马克的小说《西线无战事》的续篇,当时有沈叔之的中译本,一九三一年八月上海开明书店出版。(21)希特拉(AAHitler*保福福埂保梗矗担⊥ㄒ胂L乩眨鹿ㄎ斯头子,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祸首之一。下文的I字旗,即德国法西说钠熳印!癐”,纳粹党的党徽玻玻病场端赖氖だ贰∫獯罄*作家邓南遮在一八九四年出版的小说,当时有芳信的中译本,一九三二年十月上海光华书局出版。(23)里培进斯基(oAYAXTVGJTJSOT\\,1898—1959)通译里苯够樟*家。所作《一周间》,当时我国有蒋光慈的译本,一九三○年一月北新书局出版。又有江思、苏汶的译本,一九三○年三月上海水沫书店出版。

(24)“复交”国民党政府在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四日宣布和苏联断绝邦交,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二日宣布复交。(25)“黑土”苏联的黑土区面积广大,有以“黑土”作为它的代称的。如丹麦文艺批评家和文学史家乔治·勃兰兑斯(1842—1927),曾在他写的《俄国印象记》一书中称俄国为“黑土”。(26)指英国作家萧伯纳和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罗曼·罗兰在俄国十月革命后对苏联持友好态度,一九三一年发表《与过去告别》一文,热烈支持无产阶级革命。萧伯纳,参看本书《谁的矛盾》及其注(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