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卷 第一部 1978~1983 没有规则的骚动 企业史人物 难忘“任项”

中国改革开放初期,颇有一些地方大员领风气之先,锐意改革无畏进取。在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上,有安徽万里和四川赵紫阳,当时有“要吃米,找万里”、“要吃粮,找紫阳”的民间歌谣。而在对外开放上,则有广东任仲夷和福建项南。

任仲夷、项南均是在花甲之后才被委以地方要任的,他们的前后任期均不过五年,却在粤闽两地烙下最深刻的印记。

任仲夷66岁从辽宁调职到广东省任第一书记,不久即被人封了个绰号——“任你胡来”。据记载,“私营经济”一词便是任仲夷第一个公开提出的,他到广东后发现,当地的个体户已相当多,雇工上百人的都有,他便要求广东社科界着手研究“这算不算剥削”,当时一个叫郑炎潮的研究生即把自己的论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私营经济》寄给任仲夷,任很兴奋,认为论文为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他批示说:个体经济蓬勃发展是不可阻挡的趋势,只能扶持不能压制,得为它正名,就叫“私营经济”,让它发展壮大。

任仲夷办深圳特区和蛇口工业区,给袁庚等人很大的政府权限,任之自由成长。甚至,他还支持袁庚等人在特区大胆探索政改,推行领导干部直选、舆论监督首长等,深圳特区甚至一度仿照西方“三权分立”体制,没有设人大和政协,代之以“立法委员会”和“政务咨询委员会”。有官员批评说“特区除了国旗是红色的以外,已经没有社会主义的味道了”。某省一位官员在参观完深圳后回家伏床痛哭,说:“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

1981年初,宏观经济调整。年初,中央召开工作会议,通知全国各省区首脑必须全部到席,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国民经济的调整,会议期间,有人散发一封由4个青年人写给中央领导的关于经济调整的来信,信中提出了“缓改革,抑需求,重调整,舍发展”12字方针,其言辞凿凿,句句都向特区飞去。性情刚直的任仲夷面对这一挑战当然无从躲避,他在会上发言:信的出发点是好的,但药方下得不对。如果按照“12字方针”办,特别是要“缓改革”、“舍发展”,广东怎么能先行一步呢?任仲夷的这番话,与会议的基调并不吻合,有的甚至背道而驰。众人俱把目光投向了邓小平。邓不断地抽烟,却一直对任仲夷的发言不置可否。任仲夷回粤后,只是在调整上做了一些“文章”,特区和与此相关的开放政策均未有大的变动。在紧缩空气更为浓烈的1982年,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还编写了一份《旧中国租界的由来》的材料,并附上了一位当时中央领导人的批示:“此件发全国各省市。对于经济特区,要警惕这类问题。”任仲夷当时如履薄冰,他日后坦承,“若非邓公支持,我早就过不了关”。

项南经历与任相似。他出身于革命世家。父亲项与年是闽西最早的中共党员,母亲坐牢,叔叔被杀,中共元老习仲勋赞誉是“满门忠烈”。他早年追随胡耀邦在团中央工作,1958年就被打成“反革命”,直到21年后的1979年5月,中共中央才批准撤销《关于项南错误的决议》及原处分的决定。1981年,受胡举荐,他南下主政福建。据说他坐火车赴任,只随带一位秘书,以至于接驾的福建干部无所适从。

项南到福建,大行变革之道,先是全面推广“包产到户”,解放农村生产力,继而向邓小平建言,扩大厦门特区范围,他还承担责任,拍板向科威特借来低息贷款兴建厦门国际机场。他是最早看到乡镇企业战略意义的高层官员,当1980年代初种种刹车声四起的时候,项南在各种场合呼吁:“社队企业究竟是上还是下?我说是上,要坚决地上,勇敢地上,要排除一切阻力往前冲!”他甚至还公开宣称,“要把乡镇企业看得比亲儿子还要亲!”

在1984年,他更是积极鼓动国有企业厂长放权,一手策划了福建厂长的“松绑公开信”。他为政亲民,去贫困山区调查,十多日连日奔波竟“形同丐民”。1981年到任不久,《福建日报》公布了两个经济犯罪案件,他专门起草了一个社论,从头到尾只有140字:“有些案件为什么长期处理不下去?今天本报又公布了两个重要案件。坏人受到揭露处理,这很好。有些问题群众看得很清楚,干部也有很多议论,问题的性质已经非常明白,但是就是处理不下去,而且长期处理不下去。为什么?一是自己屁股有屎;二是派性作怪;三是软弱无能。你这个单位的问题长期处理不下去,算哪一条,不妨想一想。”此文一出,连《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也注意到了,称福建出了一个“清新的官员”。

任项风格,对华南经济的复苏和开放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因而后世有“任、项二人以一己之力推动粤、闽发展”的公论。而令人扼腕的是,两人结局却均不太妙。

任仲夷在广东干了5年,年年风雨飘摇,他多次向中央写检讨书,在胡耀邦等人庇护下才勉强过关,1985年,他退居二线。当日,他对老朋友、曾任毛泽东秘书和中组部常务副部长的李锐说:“我总算是平安着陆。”项南却没能“平安着陆”。1986年,受他一力扶持的闽南晋江地区爆发“假药案”,受此波及,他被中央罢职,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一位因经济事件受免职处分的封疆大员。项南对这一处分始终不肯认错,时任中顾委副主任的薄一波提醒他:“你年纪不算大,签个字,还可以安排工作嘛。”但他到死也没有在处分决定上签字。胡耀邦晚年与人谈及项南时说:我没有保护好项南,这是我经常感到不安的一件事。”

项南晚年寡言少语,默然度日,未为平生冤屈做任何抗辩。而任仲夷则继续他犀利的作风。2004年,91岁的他接受《南风窗》专访,在《邓小平与广东的改革开放》一文中他坦言:“邓小平在他一生最辉煌的十八年中,在中国造就了一个比较富裕的社会,一个相对开放的社会,一个生机勃勃的社会,但也留给了我们一个尚未能解决的贫富悬殊问题的社会,一个未能彻底解决腐败蔓延的社会。”

1997年11月,项南去世。有人为他写传记,书名曰,《敬畏人民》。

2005年11月,任仲夷去世。一时并称的“任项”,全数凋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