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直像里根在作总统竞选演说。
为什么开这个会，为什么说这套假话，骗别人可以，骗不了汪方亮。
上一个回合下来，是八百八十七比四百零六，郑子云当选为重工业部十二大代表。
听田守诚讲话真是腻味透了，还不如回办公室里去批文件，或是看小说。
可是田守诚刚刚开讲，汪方亮一时还不便开溜。
汪方亮开始一个个地研究台下那些人的脸，省得自己犯困。坐在犄角上那个胖乎乎的女同志打了一个哈欠。据说打哈欠这东西传染，真的，她旁边的人也打了。他赶紧捂上自己的嘴，不看他们，再往别人的脸上看去。
房管处那位会吹喇叭、抬轿子的处长，就坐在第一排的正当中。又是往小本上记，又是频频地点头，一脸的虔诚，像听皇上的圣谕，只差没跪下去领旨。汪方亮早就玩过这套把戏。凡是听到他不爱听的牛皮经，他也是这么装模作样地点着头，装模作样地往小本子上记。其实呢，他不过在推敲本子上他写的诗句。幸好那时还没人敢翻他的笔记本，若有人翻了，没准儿他当时就得蹲笆篱子，用不着等到“文化大革命”了。比如，他还记得这样的一首：
光阴一逝如流水，岁岁西楼。今又西楼，鼠啸虫吟几度秋。 小窗遥望中天月，尽是闲愁。岂是闲愁，落叶西风正满头。
还有：
湖中峙一楼，四望景物收。山水淡墨染，蚱蜢镜中游。古塔浮云接，层峦星斗留。晚烟四处起，回步忆春秋。勾践亡吴后，归来不用谋。西施随范蠡，寂寞五湖舟。千古旧江山，奸枭同一筹。有诗题不得，挥笔画吴钩。
当年在延安的时候，每每中央领导作报告，江青不就是坐在第一排，一边频频地点头，一边往小本上记着吗？汪方亮和江青在延安党校学习的时候，竟有坐过一条凳子，共用过一张桌子的荣幸。那时候，拉她唱段小曲，她就得唱一段。“文化大革命”当中，为了几十年前听过的那几段小曲，汪方亮坐过十年的牢。这叫无毒不丈夫。
田守诚也爱讲这句话：无毒不丈夫。
这回又来了：无毒不丈夫。
田守诚十二大代表的资格，早已划归G省名额确定下来。这种办法科学吗？G省的党员认识他的有几个？就算他在那里出生，又在某市、某县工作过，接触过那里的一些党员，但那数量又占G省全体党员的几分之几？恐怕好些人连他是不是党员都未必知道。他却要代表G省的全体党员去参加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代表他们去履行自己的权利和义务。他知道G省党员心里想的是什么、盼的是什么？他们又知不知道他是个见风使舵的风派人物？他心里究竟有多大一块地盘，装的是人民群众，党的事业，国家的繁荣昌盛，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发展……而不是个人的升迁之道。
现在田守诚正想尽一切办法，把郑子云十二大代表的资格弄下来。
这绝不仅仅是狭隘的个人之争，而是目前党内僵化保守和改革前进两种力量之间的一种较量。
上郑子云，无疑等于给改革派增加了一个亡命徒。
田守诚今天的讲话，一扫过去那种嗯嗯啊啊的官腔，甚至还显出一些结结巴巴的样子，活像一个循规蹈矩的模范儿童，因为赶着看一部新电影，没有给瞎眼的老爷爷带路所发出的忏悔一样的沉痛。
想不到田守诚还有这一手。
“……‘文化大革命’以后，新党员发展了不少，其中有些是不够标准的。老党员中有些原来是够标准的，现在也不那么够标准了，我就是一个嘛。”
台下的人立刻嗡嗡起来。汪方亮看见，房管处的处长感动得几乎泪飞涕零，不断地向左右邻座，发出啧啧的叹赏，像旧戏园子里“玩票的”角儿，花钱雇来的捧场。
“我的工作没有做好，思想跟不上形势，生活上搞特殊化……群众意见很大。我已经向中央领导同志写了报告，向有关部门写了检查，现在，我向全体同志检查，我一定立即改正，付诸行动。”
说得痛心疾首，几乎声泪俱下。
房管处处长，竟带头鼓起掌来，跟着就是海潮般卷过全场的掌声，那掌声里，透着真诚的感动。
多么善良、多么宽容的群众啊，那么容易糊弄。
就在开会之前，田守诚还对林绍同愤愤地说：“让我搬家？没那么容易，房子不合适我还不搬呢。我也不能睡到马路上去。批评我？咱们挨着个儿往上数，谁的房子不比我大、不比我多，现在拿我开刀。”
田守诚越想越窝火。根据他多年的经验，事情的起端决不是房子，而是房子后头的什么。他感到一种巨大的威胁，正慢慢地向他包抄。这让他想起夏日里飘忽的云，眼看着它慢慢地遮住太阳，那欣欣向荣的景象便在它无声无息的影子下，变得暗淡起来，失去了生气。从小田守诚对云就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恐惧，他曾多次在那云影的追逐下奔逃，总以为可以赛过它去，可是它慢悠悠地，毫不费力地就把他罩在阴影里了。
这种预感，决不是毫无缘由的神经过敏。三中全会以后，他感到头上像是张了一个口袋，而且那口袋慢慢地，日益地缩紧了。他对自己越来越没有信心，他的的确确感到时代变了，再照过去那套办法混日子难了。过去只要得到一个人的宠信，便可以冒天下之大不韪，现在靠耍弄权术，耍嘴皮子不行了，而要取信于党，取信于民，扑下身子真正地干。
他做过的那些事，真像别人说的，“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全报。”
真有点霸王别姬，四面楚歌的味道。
现在人们都不念旧情了，只讲“四人帮”时期的表现。
“四人帮”刚粉碎的时候，田守诚确实慌乱过一阵子。他的一个老战友和某副总理关系较熟，每次看到那位同志，田守诚都要对他说：“老板对我们重工业部有什么说法，请给通个消息。”
过了一阵，好像没有什么动静，于是他代表部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在全部职工大会上宣布：“我们重工业部，没有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
不久以后，各方面对一位副部长议论很多，那是田守诚当初为了表示支持造反派越级提拔的，实际上那个人和“四人帮”没多少牵连，不过言论中随大流的时候多了一些。还有一些事，是田守诚有意把他推出去出头露面打头阵，因此在群众中造成一个印象，他是积极跟随“四人帮”的。
揪出这个人等于把田守诚也抖搂出来，虽然他心里清楚自己不能算是上了贼船，但眉来眼去，卖身投靠还是沾得上的。田守诚不能不保他，因为很多事都和自己有牵连，但不拿一个出来批，又好像自己对清查运动不积极。经反复斟酌，还是决定先给上上下下造成一个积极参加清查的印象。
批判会名义上开了五十多次，实际上是指定一两个人念念批判稿。田守诚还多次在批判会上说：“他是部长，和下面接触不多，处长以上揭发一下就可以了，因为职务关系，可能会涉及一些国家机密，因此不要扩大，要保密。”
还说：“只要说清楚就行了，部长照样当。不是有些人省委书记照样当，中央委员也照样当嘛。”
那位副部长，竟一点不体谅田守诚的苦情。本来嘛，他很谨慎，事事都请示了田守诚。清查运动一开始，田守诚还同他秘密协商过，要他出面把一位主要的副部长抛出去，一来可以解决清查对象的问题，又可以搞掉自己的一个对手。后来田守诚看看上面的态度不是那么回事，又同这个人商议，暂时不要发动。
现在他不明白，怎么一下又弄到他的头上，田守诚反而什么事也没有了呢？因此，每每批判会结束时，他都要指着念批判稿的人，大骂一声：“胡说八道！”
最滑稽的是清查小组的成员，还是那几个“三朝元老”。一九七六年初挂的是“批邓办公室”的牌子；“四人帮”揪出来以后，挂的是“揭批‘四人帮’办公室”的牌子；清查运动一来，挂的是“清查小组”的牌子。有人做了句打油诗：“老瓶装新酒，换汤不换药。”
还有人匿名送来一块木牌，正面写的是“批邓办公室”，背面写的是“清查小组”，他们想用哪一边，翻个个儿就行，便当得很。
田守诚故作镇定地说：“谁不相信我们，可以向上写材料。”
前前后后，只用了五个多月的时间，田守诚就草草收兵了，还在全部职工大会上宣布：“揭批‘四人帮’的运动，重工业部和全国的形势一样，一片大好，不是小好，越来越好。现在运动已经基本结束，重工业部二十多个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已经基本查清，基本解脱。”
遗憾的是这位副部长很快就揭发出，田守诚在一九七六年重工业部的展览会上，亲临现场指挥，把大厅的大幅横标“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改成“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成果”。
又揭发出：一九七六年七月攻击国务院务虚会，是田守诚的主意。那人说：“叫我怎么说呢，我在全国计划座谈会上的发言稿，抄的是田部长的稿子，抄了第一个问题，又抄了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以后我不抄了，干脆把田部长的稿子贴在后边了。”
…………
回想起来，后悔无穷。那一切全发生在一九七六年“四人帮”垮台之前的几个月。真是鬼迷心窍。
一九七六年周总理逝世以后，几乎所有的副总理都因病休息了，经常出来活动的只有张春桥。他以为大局真就那么定了，以为自己看准了方向……
从此，他像比人矮了一截。汪方亮也好，郑子云也好，还不是因为这些事，处处都想压他一头。想干什么？看准了他的位子吗？
真是虎落平阳被犬欺，龙在浅滩遭虾戏。
一切他都忍了。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然而十二大代表，说什么也不能让郑子云上去。第一回合还不算定数，事在人为。这也许是他最后的一搏了，不可能再有一次，机缘、年龄、局势，都对不上茬儿了。假如他注定要沉下去，他也得拽住郑子云一块下沉才算够本儿。说实话，他究竟比谁坏到哪儿去？郑子云又比他好到哪儿去？如今，想要卸磨杀驴呀？！他田守诚还是干过工作的嘛。
让他伸着脖子等刀落下来？笑话。也不看看他是谁。
小鸡子临死之前还蹬跶几下腿呢。
田守诚像演出成功的名角，矜持而得意地笑着。汪方亮真想把田守诚推到一边儿去，站起来说：“扯淡，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
光天化日之下，有这么骗人的吗？
明明是田守诚和孔祥把上级机关批评田守诚的文件扣压了两个多月，对全体党组成员进行封锁。
孔祥给上头回话时还振振有词：“这件事关系到党组书记本人，别人不好说话。党组副书记、常务副部长郑子云同志又生病在家，最近无法讨论。”云云。
这是田守诚的主意，凭孔祥那个脑袋根本就想不出这些话。
后来在上级机关屡次查询处理结果的情况下，孔祥才不得不拿给郑子云看。
郑子云也太认真，当时就发起火来：“你们有什么权力扣压上级机关的文件？有什么权力对党组成员封锁隐瞒？我必须提醒你，这是严重的渎职行为。这个问题，我建议你们将来在党组会议上，对全体党组成员做个严肃的交代。现在请你立即把这个文件送党组同志传阅，并且召开党组会，按照文件要求提出处理意见，将结果上报。”
孔祥这才不得不拿给党组成员看。还让林绍同在一边儿眼也不眨地守着，生怕那个文件会化成一股烟儿飞了；又好像那是政治局常委的会议纪要，他们一个个全是窃国大盗，会把这东西传给自己的秘书、朋友、亲爱者，然后卖给外国间谍，赚上一笔大钱；又怕他们会摘记要点从而扩散开去，使怀恨田守诚的那些人，腰里又多别上一颗手榴弹……
接着，郑子云又给全体党组成员写了一封公开信，认为上级机关的文件是实事求是的，建议党组认真研究讨论，做出相应的决议。现在群众意见不少，如果党组在处理这一事件中态度鲜明，原则坚定，措施有力，对机关中更好地树立原则空气，纠正不正之风，振奋革命干劲，加强安定团结会起很大作用。如果党组不能正视群众意见，态度模糊，措施无力，只会使群众意见更大，使机关更加涣散。
结果怎么样？田守诚还不是拖到汪方亮和另一位副部长出国考察、在京党组成员不多的情况下，才开会讨论，不了了之。会上没有作出任何相应的、实质性的决议。那些违法乱纪、抗拒调查、欺骗中央、打假报告等等不正之风，根本没向上级机关如实报告也未进行任何处理，上级机关的文件更没向全体干部传达……盖子一直到现在还捂着。
要是汪方亮才不会这么干呢，等着上头再查嘛。要是上头真有决心，肯定会把这件事㨄个底儿朝天，干净彻底地解决好。如若虚晃一枪，凭你郑子云能折腾出什么名堂？那边万一撤了火，郑子云不就晒在那儿了吗？何必弄得那么僵，以后还怎么共事呢？
在这点上，郑子云真不如田守诚有功夫。要不田守诚怎么能当第一把手呢？其实当第一把手，说容易也不容易，说难也不难。最大的诀窍就在于平衡好上、下、左、右的关系。有这才能的人不多，汪方亮自叹弗如，但比郑子云还是强一些。
“……由于‘四人帮’的毒害，在思想上造成的混乱，以致在一些同志中间是非不分；好坏不分；香臭不分……比如，不上班的捣蛋，上班的反而成了混蛋……”
来了！进入了实质性的发言了。
这指的是郑子云。
汪方亮站起身来，把椅子弄得砰砰乱响，倒背着手，大摇大摆地从台上这一头走到那一头，他真要回办公室歇着去了。
汪方亮一点也不喜欢这栋办公楼，窗子很小、结构笨重，像一张大脸上生了一对小眼睛。结实得像一架重型轰炸机，七六年地震的时候纹丝没动。当初基建的时候，不知往地基里灌了多少吨水泥，反正重工业部有的是钱。
因为窗子小采光不好，即使在大白天，走廊里也要开着灯。长长的走廊，看上去像十三陵地下宫殿的甬道。
没去听报告的人不少。听得见打字机在咔嗒、咔嗒地响着，有谁在走廊的拐角那里谈笑，尽管压低了声音，还是可以隐约地听到：“宋克这回惨了，听说党组提出的副部长候选人里没他。”
“该！他以为排挤陈咏明就能轮上他呢。哎，有没有陈咏明？”汪方亮停住脚步，有兴味地接着听下去。
“好像有。”
“看来部党组还过硬，田守诚那一伙人也不见得就玩得转。”
“没那么简单，这是个势均力敌的局面，这次你进了我退点，下次我进了你退点。”
“你这家伙老他妈阴阳怪气的。仔细想一想，三中全会以后，田守诚那一伙风派人物不是节节败退吗？再想搞鬼，不那么容易了。”
“你还是个‘歌德’派啊。”哧哧哧，那人笑了。
“该歌德就得歌德。有希望，你信不信？”
“唉，是这么个情况，不过困难不少哇。这不，就拿咱们这个小小的部来说，田守诚不是又发动攻势了吗？”
…………
汪方亮暗笑，哪里来的两个“军师”。真成问题，现在党组开什么会，研究什么问题，下面很快就会知道。
像汪方亮这种经历过很多事情的人，什么冲动、激动、感动之类的情绪，已经像快要采尽的矿源，可是那两个人的谈话，竟让汪方亮心里发热了。他心里生出一种感谢之情，感谢什么呢？作为一个党的高级干部，他感谢人们对中央的信任，感谢人们对目前仍存在的许多困难，国家尚不能迅速解决的谅解……汪方亮原以为，这些感情，许多年来人们已经失去，而实际上，它正在恢复……缓慢，可是有希望。就为这个，也得再好好地干上几年，老百姓在盼着呀。
是啊，人人只说当官好，可是想过没有，自己的一言一行，实际上成天被群众拿着戥子在称呢？也许有一天，职务的升迁，不是以级别、工资、干部待遇为标志，而是以更多的责任和义务为标志，就像巴黎公社那样。那就会像沙里淘金一样，提炼出真正的人民公仆，淘汰掉那些昏聩的官迷。
怎么，他竟也发起郑子云那套书呆子的议论来了。
他掏出钥匙，打开办公室的房门，一回头看见肖宜抱了一小摞白纸走了过来。
肖宜向他点点头，也拿出钥匙去开田守诚办公室的门。
肖宜那条过短的、露着花袜套和一双猪皮鞋的裤脚——他的每条裤子都是那么短，是布票不够吗——以及他那副总像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表情，老是引起汪方亮的同情。
尤其最近，汪方亮知道肖宜心里更不舒畅。
田守诚又在搞平衡。肖宜不过是这里面的一个牺牲品。这就像有人下棋，有人就得当棋子儿，让下棋的人在棋盘子上摔得叭、叭直响，没准儿还要被摔成两半儿。
自从一九七七年底，那位在清查运动中被田守诚抛出来的副部长被撤职查办之后，“文化大革命”中支持过他的那一派群众，对田守诚怨声载道，都在骂他：“过河拆桥，忘了你怎么上的台，坏事干得一点不少，部长的乌纱帽戴得还挺牢。”
田守诚的的确确是靠着那一派的力量，在“文化大革命”后期被结合进领导班子的。
于是，往上告状的、寄揭发材料的不少。
田守诚不在乎人家骂。骂又怎么样，能把他的级别骂掉，还是能把他的乌纱帽骂掉，还是能把他的工资、房子骂掉？该忘本就得忘本，不然记着那么多东西，背着那么多的债，人还往不往前走？
只是那些揭发材料让他发怵，所谓知情者也。
怎么办？他想出这一手，给另一派头面人物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作个政治结论，灭灭他们的威风，平息一下清查运动中受挫一派对他的愤怒。
肖宜从来没有感到过什么威风。当初只不过是一种献身的热情。他常恨自己生得晚，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没能在革命战争年代为党的事业冲锋陷阵，是一生的最大遗憾。终于赶上了一个“文化大革命”，可以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抛头颅、洒鲜血……现在又要重翻老账，给他做政治结论了。他有错没错？有，他的错在于给人当枪使，干了好些让他后悔莫及的蠢事。
直到现在，见了曾是对立派的同志，肖宜还感到无限的悔恨和歉疚。他们为什么要像仇人一样地互相厮打，狂骂？好像一个失去了理智的人，用自己的右手砍断自己的左手……那时候，他们都是疯子。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疯子，希特勒是战争疯子。
汪方亮叫住他：“肖宜同志，许久没过问你的事了，你的结论最后是什么？”
肖宜似乎不大愿意谈及：“‘运动中犯有严重政治错误’，理由是我有反对某副总理的言论。”
汪方亮勃然。照这样下去，将来反对某副部长也会成为严重的政治错误。什么时候了，还搞这套极左的玩艺儿。“你签字啦？”
肖宜冷然一笑：“没有。这道理说不过去，我不准备接受，现在正僵持不下。”
得帮肖宜想个办法，硬顶也不好。对付田守诚，汪方亮相当有办法，他摸透了田守诚的脾性：乌纱帽重于一切，自身利益高于一切。抓住这个特点，就能牵着他的鼻子走。
设计院有个副院长，因为给田守诚提过意见得罪了他，三年没给人家分配工作。那位副院长找汪方亮帮忙，汪方亮就对田守诚说：“听说那位副院长在‘文化大革命’中整过你？”
田守诚不知汪方亮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很谨慎地说：“没听说呀。”
汪方亮一惊一乍地说：“哎呀呀，你这是背了黑锅了。很多人在下头议论，说他三年没分配工作，是因为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给你提过意见，你现在是报复人家。”第二天田守诚就过问了这件事。
汪方亮的另一位朋友，田守诚也是一直不给安排工作。
汪方亮做出老谋深算的样子对田守诚说：“老陈这个人你得安排工作。”
“为什么？”田守诚问。
“你现在不给他落实政策，将来组织部会落实。这个人情你不送，让组织部去送？他有点祖传的医道，对疑难症很有点办法，他那里四通八达，找他看病的人，什么品位的都有，”说到这里，汪方亮有意放低了声音，“而且听说他的嘴很不好。”
不出一星期，陈局长安排了工作。
汪方亮走过去，意味深长地对肖宜说：“你拿着那个结论去问问田部长，反对某副总理是严重政治错误，反对邓小平副总理算什么性质的错误？不逮偷牛的，逮那拔橛的，有这个道理吗？”
这时一位勤杂工人走了过来，对汪方亮说：“汪部长，您昨天下班的时候没有关窗，弄得满屋子都是灰，我们打扫卫生可麻烦啦。”
“是吗，啊哟，我忘记了，实在对不起。”
肖宜把从打字室拿回来的、那一叠刚刚打印好的文件，重重地往桌子上一摔，上面的几页，散乱地飞落在地板上。肖宜也不去捡，只是用脚连踢带捻地踢到墙角里去。
那份文件既无抬头，又无落款，文件上的每一个字，像一只只居心叵测的眼睛，嚣张地、阴险地看着他。
一，重工业部的十二大代表，已有部长一名在选，另外两个名额，不宜再安排部一级的干部。
二，代表年龄，不得超过六十五岁。
三，另外两名代表，应在业务干部中推选。
右角上，还印有“绝密”二字及发至各支部的字样。
既然厚颜无耻到这种地步，何不痛痛快快地写上：不准选郑子云。
真敢干！就在中央所在地的北京，就在国务院下面的一个直属部。
这还像个共产党人吗！肖宜想起马克·吐温的小说《竞选州长》，然而现在早已不是竞选州长的时代。
肖宜恨不得划根火柴，把这叠东西烧掉。他抱着双肘在办公室里来回踱步。自然，这是有计划、有步骤的，包括田守诚正在礼堂里作的动员报告。动员什么？动员大家不选郑子云。
他的心跳得快极了。他一再对自己说：“冷静，冷静。这和你有什么关系，谁当选还不是一样？”然而，另一声音却在他心里顽强地呼喊，愤怒地指责：“你还是个共产党员吗？你能对这样的事听之任之，无动于衷吗？”
可是，想到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践踏的赤诚，他又硬起了心肠。何必为别人卖命？
别人？谁？难道这代表的荣誉是某个人的私有物？选举自己信任的、符合标准的代表，不是每个党员的权利和义务吗？不选郑子云，难道让田守诚这样的利禄之徒，代表重工业部和G省的党员去履行自己的权利和义务，然后再爬上中央委员的地位，利用职权为非作歹？他拿起了桌上的电话……
哦，算了，算了，不就是这一个人吗？他又把话筒放下。
也许就在某个关键的时刻，比方说，某个关键的表决，就差这一票呢？
肖宜用拳头捶自己的脑袋。
电话铃响了。
是田守诚的夫人打来的。“老田呢？老田不在？告诉他，今天早点回家，D工业部的H部长晚上请我们吃饭。”
一句问好也没有，一句谢谢也没有，好像肖宜是个收录两用机。
肖宜知道那位H部长，就在五届人大会议上，竟还提出把谁谁英明、伟大写进宪法里去。
这一伙人，又在串联什么。大概他们要在十二大上做文章。
肖宜从那一叠文件上拿起一张，折好，放进上衣口袋，把其余的送到里间田守诚的写字台上，然后把办公室锁好，噔、噔、噔，三步并成两步地下了办公楼。在车棚里找到自己那辆破自行车，往郑子云家里，飞车而去。那样子，真像唐·吉诃德骑在那头小毛驴上，可他觉着自己像是骑了一匹高头骏马，耳边是马蹄嘚嘚，军号嗒嗒。
郑子云简直没法相信。他把那张被他揉成一团的纸，又重新摊开，抚平。一、二、三条，写得清清楚楚，哪一条也是目标明确地指向他。他把那纸丢在茶几上，身子更深地埋进沙发里去。暮色里，传来了呜呜的黑管声，让他联想起古代边塞上的号角。
他想起苏轼的《定风波》：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鞵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寒侵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索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情。
他听见夏竹筠带着外孙子回来了，可能新买了一挺玩具机枪，整个单元里充满了那挺机枪的嘎嘎声和外孙子的叫喊声。郑子云赶紧站起来，把还留着一个缝儿的房门关严。
但依然不断听到夏竹筠的声音：“别穿着鞋在沙发上踩。”
“别揪猫尾巴。”
“哎呀，你这坏孩子，怎么把肥皂扔暖瓶里啦。”
“别掐那盆花。”
“别……”
“别……”
日子过得挺热闹。要是她知道他最近又打了一次退休报告，准会又跟他大吵一架，一个男人要是有了一个女人就算完蛋了。颠三倒四。天翻地覆。
“笃笃！笃笃！”准是那小胖子拿着机关枪在门上敲。
一开门，果然那小胖子在门口站着，叉着腿，头上那顶硬盖帽子太大，遮住了他的眼睛。一下把那挺机关枪杵在郑子云的肚皮上。“快举手投降，不然我就枪毙了你。”
天哪，赶快走开吧。
郑子云举起双手：“好，好，投降，一边儿玩去吧。”
那小子“嘎嘎嘎”又是一梭子，跺着两条胖腿，嚷着自编的战歌，凯旋而去。
投降！郑子云微微笑了笑，在他的字典里，没有这个字眼儿。
为了取得和田守诚斗争的自由，他打过六次退休报告。官儿可以不当，但是，十二大代表非当不可，这不是为了个人的什么，而是为了战斗。他感到三中全会以后，特别是最近一个时期，也就是国民经济调整时期以来，那些历次运动中永远正确的“左派”，那些“凡是派”，那些“四人帮”的残渣余孽，正聚积成一种社会力量，把城市人民生活改善得还不够快、住房问题、物价问题、那些多年的错误经济政策遗留下来的困难以及恰恰是由于没有解决极左思想路线的影响，所以在三中全会以前直到一九七八年，经济上仍然发生了高积累、高指标、大基本建设、不重视人民生活、浮夸风、引起人民群众不满等等，统统归结为三中全会的路线错误。明里不敢说，只好打着四个坚持的旗号，反对三中全会精神。其实四个坚持和三中全会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没有四个坚持，哪里能有三中全会呢？然而现在就是有人要分裂它。
一想起这些，郑子云便感慨万千。
唉，我们这个党并非没有人材，并非没有人懂得客观经济规律，更不是没有把经济管理好的本事，也不是没有人看到危机和矛盾。问题是总有人在践踏民主，逼得人非说假话不说真话不可，所以才会出现田守诚那样的风派人物，他今天说拥护，明天就不拥护，口头上说拥护，心里很可能不拥护。
想到这里，郑子云也为田守诚感慨：难道他一开始就是这样的吗？
三十年来的经济建设的经验，说句官话，叫有成功有失败，说句真话，基本上是失败的教训。干了三十年，才敢于正视和承认这一点。
如何建设具有我国特色并符合自己国情的经济形式，直到三中全会以后，才真正总结出一条路子。
在党的历史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次会议，如果说它的重要性相当于长征时期的遵义会议，一点也不为过。三中全会只开了几天，许多重大事情都是在三中全会前期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决定的。他参加了那些工作会议，对全过程是清楚的。当时“凡是派”的一些人还在台上，首先是“实践是检验客观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提出和对“两个凡是”的否定。在思想意识上解开了全国人民被捆绑的手脚，以后一系列的改革、调整、平反之所以能够进行，都是建立在三中全会这一思想路线基础上的。如果没有这条思想路线，就是抓住了“四人帮”，人们还是在过去的老路上摸索，不可能有什么真正的变革。
但是几十年的习惯势力、行之多年的旧体制，改变起来真不容易。困难重重，阻力很大，慢一点跟不上形势，快一点又会出乱子。什么样的人没有啊，任你千条万条，我有一定之规；推一推，动一动；一看二慢三通过……就像当初人们都留头发，清兵进关要大家剪一部分头发、梳辫子，当时很有些志士仁人抵抗了一阵子。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能剪。后来闹了个留头不留发，才只好都拖着辫子。二百多年以后要剪辫子了，又是许多人不肯剪，好像自从开天辟地以来，人就是留辫子的，忘记了老祖宗原是没有辫子的。
加上个人得失，或调和、或平衡、或保守、或看起来下了台，但势力和影响还很大，随时准备伺机而动……局面相当复杂。
郑子云预感到，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将是继三中全会之后民主、科学、前进、法制又一次与调和、保守、封建、迷信甚至还有专制的大较量。他要参加这场战斗，为维护三中全会的精神，他要争取这个发言的机会。
至于他自己，快七十岁的人了，再不说真话还等什么时候？
哪怕这次就死在这个战场上，哪怕再给他戴上一顶右倾机会主义，或走资派的帽子——又不是没有戴过，但他相信早晚有一天会给他平反，即便在他死后。世界总是向前发展的。
想到这里，郑子云的心平静了。在他那强烈的，炽热的愿望里，没有不敢被人直视的东西。
他决定和田守诚面对面地谈谈这张见不得太阳的纸上写着的东西。
没想到郑子云坐在他的办公室里。
来者不善。
田守诚不动声色地问：“身体好些了？怎么不在家多休息一些日子？”
郑子云捋着手里的一支香烟，也不点它，就那么来回地捋着，像一个老兵在枪声打响之前，沉着地擦着自己的枪栓。
他们沉默地对峙着，仿佛对垒的两军战士，在等待着战斗的信号。
“坐吧。”郑子云说，然后伸出两个手指头，夹起茶几上那张轻飘飘的、让田守诚费尽心机的纸片：“守诚同志，你能解释一下吗，这是什么意思？”
田守诚好像不懂中国字的外国人，把那张纸看了很久。“哪里弄来的，这东西？”
“哪里弄来的，是没有意义的问题。作为党组副书记，常务副部长，我有权请你回答刚才那个问题。”郑子云点上了烟，慢慢地吸着，也不抬头，也不看着田守诚。不着急，有的是时间。
一切声音全都隐去了，田守诚只听见自己的心跳。一声声的、像点将台上的鼓声，缓慢、沉重、有力，向很远很远的地方震荡开去。周围又像有无数对眼睛在逼视他，回避、不出战都是不可能的。他只有硬着头皮说：“这个嘛，无非是希望代表的面更广泛一些，尽可能把广大党员群众的心愿带到大会上去。代表大会，代表大会嘛。”
“这是党组会上通过的？”
田守诚也从烟盒里抽出一支烟。打火机不灵，咔嗒几下也没打着火，郑子云把自己的火柴盒扔了过去。田守诚仍然固执地咔嗒着打火机，终于打着了，田守诚点着香烟之后，又把火柴盒扔还郑子云。
他吸了一口烟说：“几个人议了议。”
“那么，给我看一看党组的会议记录。”郑子云伸出右手。田守诚那光滑的像腻子腻过的脸开始打皱了。“呃，这个……是几个同志私下议了议……”
“几个人？谁？”郑子云站起身来，走到田守诚的对面去。
“……”田守诚无言以对。
“几个人的私下议论就可以成文，代表党组发到各个支部去？是谁给你们的权力篡改中央关于党员代表的选举条件？怪不得群众反映，重工业部的事情，只有四个人说了算，部党组说了是不算的！”用不着田守诚回答，他也知道是哪几位。
“我们并未以党组的名义印发。”田守诚早已考虑周到，既无抬头、也无落款，谁也抓不着什么。“监守自盗”这种事情会落个什么下场，他心里相当清楚。
“那你们为什么没有勇气签上自己的名字？以你们个人的名义也并非不可嘛。问题很清楚，就是要在群众中造成一种错觉，这就是部党组的意见。借组织手段，强加于群众。我要求召开部党组会，把这件事向党组成员，向广大党员群众说说清楚。我以为这种非组织活动，是非常错误的。这种情况，在我们部里，已经发生过多次，在党的政治生活中，是极不正常的现象，是无视党的原则的表现。我们不能在大会上讲的是一套，心里想的、实际上干的又是另外一套，否则，我们怎么还能称作共产党人？”
田守诚心里冷笑。也不知道谁，嘴上一套，心里想的、实际干的又是另一套。
说得冠冕堂皇。不就是为了自己一个代表席位吗？那么重的病不好好休息，却累死累活地到处做报告，讲改革，讲调整，不是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又是干什么？但他还是压住火，说：“有意见可以提，有问题慢慢解决，何必意气用事呢？何况你身体不好，有病，不适于激动。”
他要稳住郑子云。这么多年的官场生活，也没把他教训出来，老像个运动场上的新手，横冲直撞，不懂得规则，也不理会裁判员的哨子。对这种人要躲着一点，不然就会被他撞个筋斗，摔疼了犯不着。再说这件事，到底不那么正大光明。天底下顶高明的骗子也骗不了自己。
郑子云听出田守诚话里有话，他透彻地一笑。意气用事？在这种人心里，一切党性原则都已化为乌有，或在作报告的时候才会引证的条文，他再也不能理解什么是共产主义的理想了。
“不要把事情岔开去。这件事情必须立刻解决，或者你通知各个支部立即收回，或者我上报有关领导机关处理。”
真是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谁曾经这样评价过郑子云？想起来了，是那位已经让人刨了骨灰的理论家。骨灰可以扔出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这句话可没有过时。一个人的话不能句句都错，这句话就千真万确。
“既然你这样坚持，我们就研究、研究吧。”
研究，研究。这两个字的妙处，真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它在时空上给人回旋的跨度，在大字前头还可以加上个“最”。如果给所有的词汇也来一个评奖，它的实用价值应该名列前茅，也许有人会情不自禁地高呼，“‘研究、研究’万岁！”郑子云想，等他将来退休没有什么事情可干的时候，他就要研究、研究这些个“研究、研究”。也许他还要写一本书，写他当初怎样研究，后来又怎样研究，各种不同的人是怎样研究，应该怎样研究……
“好吧，我等你的消息。”这种场合总要给对方一个台阶。
田守诚的脸，重又像腻子腻过一样的光滑了。他永不会有尴尬那种感觉，郑子云也不会有，尴尬是小孩子们的事情。
临到他们分手的时候，那气氛如同他们刚刚在一起谈论的是在远隔太平洋的美国，下一任总统究竟是里根还是卡特？
送走郑子云之后，田守诚一把抓起茶几上那张像溃军手中的破旗一样的纸片，哗啦、哗啦地撕个粉碎，团成一团仍进纸篓。
他妈的，刚才这一仗真是刺刀见红，又让这家伙赢了一着。
田守诚懊恼地想到，最近一个时期他连连失误。这说明他着急了，没有耐心了，沉不住气了。不好，这很不好。这是一种走下坡路的迹象。好像他的机智、才能，如同落花，随着流水一同逝去了。难道他真是老了吗？他和郑子云差不多年纪。可是那个病秧子，过得倒满有劲。
田守诚呷了一口热茶。真苦，冲得太浓。然而心头觉得猛地一爽，他又赶紧喝了两口，慢慢地咽下喉咙，好像这杯浓茶，可以把肠胃里的晦气冲走。这两年他的茶越喝越浓，好像吸烟、饮酒，越来越上瘾。唉，生活里的味儿越淡，烟、酒、茶的味儿就会越浓。田守诚往茶几上瞥了一眼，果然，给郑子云沏的那杯茶，他一口也没喝。郑子云是不喝浓茶的。那个人生活过得似乎很有节制，好像在填写一张每个空栏都留得不大的表格，简明，紧凑，枯燥，乏味。看多了让人扫兴，败胃口。不知他老婆和他一块儿怎么过？！他竟会养出两个孩子，真是难为他了。这样的人应该出家当和尚。
一抬头，田守诚看见肖宜站在门口，他一定在那儿站了好久。干什么？窥测他的心理活动吗？幸亏人类在科学技术上的进步，还没有达到这个水平，否则岂不天下大乱。如果人人都像一本书，谁想打开就可以打开，谁都知道谁心里在想些什么，人和人其实都是一样的，吃着五谷杂粮，有着七情六欲……那还了得？那就不会再有神圣和卑微，权威和服从，也就没有了田守诚。
肖宜那副神气真怪，好像怀里揣着把攮子，正在犹豫着现在就给他一攮子，还是再呆一会儿？
“小肖啊，有什么事情吗？”
老站在那里，怪讨厌的。
“有点事。”肖宜的下巴哆嗦着。“您刚才和郑部长谈话，我不好插嘴。您不是问郑部长，那东西他是从哪里弄到的吗？”肖宜激动得很，话说得结结巴巴，直让田守诚起急。“那东西是我，我给他的。”
好家伙，这一攮子真厉害。
肖宜下了决心，准备说完这番话就卷着铺盖卷滚蛋。
走？没那么容易。田守诚早知道，从第一天当秘书起肖宜就不愿意，觉得在他这里不自在，不舒服。可是他走了，田守诚还上哪里去找一个比肖宜更富有代表性的人物呢？
哪怕发生了这件事，田守诚也不肯放他走，扩散出去就更加不利，相反，把肖宜留下舆论上才是有利的。再说田守诚能白让他攮这一下？不自在？不舒服？越是不自在、不舒服，就偏让他在这儿受着。
这一手田守诚真没料到。通过两三年的观察，他原以为肖宜已经变成世外之人，看来这个观察极不准确，以后要加倍提防他。
田守诚斟酌着字句：“肖宜同志，这样做会影响安定团结的，不过嘛事情已经过去了，以后注意就是喽。”
肖宜却不肯接受这赏赐。“影响安定团结的是这件事情的本身，而不是我。任何一个正直的共产党员，都应该反对这种错误的做法。而且我希望给我另外调换一个工作，这个工作我在能力上不能胜任。”
田守诚决计不和肖宜去论那事情的短长，和他有什么好扯的。是又怎样，不是又怎样？肖宜又不是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委员。
田守诚随口念出一条经文：“这是工作需要嘛，有什么意见，我们以后再找个时间交换一下？啊？”
把肖宜打发走之后，田守诚觉得这个上午什么事也干不下去了，都来凑热闹，好像商量好了一样。
忍气吞声。逆来顺受。
他受了多少罪啊，这个官儿，好当吗？啊！？
工间操的铃声响了。十点整。大喇叭里，立刻响起了体操教练那威风凛凛，像在指挥千军万马的嗓门，比他这个部长耀武扬威多了。
“现在开始做广播体操，预备——一、二、三、四……”听声音就知道那人底气挺足，血气方刚，谁的气也不会受。要是有人敢揉搓他，他一拳头就会让人家脸上开花。
唉，人要是有所求，就得有所失。算来算去，还是收入大于支出，不然这个买卖还能干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