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文学作为文学的时候，有人很可能会把它当成擦屁股纸，也有人一辈子不会读上一本文学作品。
当文学作为政治奉献给人们的羔羊时，却成为老幼咸宜的食品，人人都会争着咬上一口。男盗女娼、物价上涨、倒卖黄金、小孩尿床、火车误点、交通拥挤、住房困难、工资不长……无一不是文学的罪恶。文明古国中一种不可思议的怪诞。
介绍曙光汽车厂厂长陈咏明的报告文学终于问世之后，不仅它的作者叶知秋、贺家彬有幸加入了众矢之的的光荣行列，连郑子云也被卷了进去。因为他给诬陷陈咏明的宋克回过那样一封信；因为他对这篇文章表过那样的态：“发！出了问题我负责。”
反对这篇文章的人，心里全都明白，说到底，这是小事一桩。根本问题在这里：郑子云几乎在每一个问题的处理上，都有一种让他们说不清、道不明的别扭劲儿。别扭劲儿这东西，既不违反宪法，也不触犯刑律，党员的十二条准则里，哪一条也挨不上边儿。然而，在人们的意识里有许多不成文的规则，它们虽不能制人以刑，却可以像球赛似的把人罚出场外。
按照规定，五次犯规，罚出场外。郑子云却只有三次或者四次。现在的问题是，要给郑子云制造继续犯规的机会。球场上有这么一套心照不宣的战术。
郑子云支持这篇文章的做法，虽然和田守诚的本意满拧，然而，出于这种心理状态，田守诚非但不动气，私下里反倒有几分高兴：郑子云分明又把自己放到风口浪尖上去了。
他希望事情闹大，希望郑子云陷得越深、搅和得越狼狈越好。文章发表的当天，半夜三更，田守诚就给陈咏明打了个电话：“这件事情，你知道不知道？”
陈咏明回答：“也可以说知道，也可以说不知道。因为当初我对作者说过，第一，不要宣传我个人；第二，汽车厂之所以做了些工作，和三中全会以后的政治形势有关；第三，我那个领导班子，是个好班子。”
“你对这件事持什么态度呢？”
“不介入的态度。”陈咏明立刻反问田守诚：“您对这件事又是什么态度呢？”
田守诚没料到陈咏明会这样单刀直入地迫使他表态，好厉害。“我嘛……哈哈，当然是赞成的喽，表扬我们部里的好人好事嘛。”
见他的鬼去。
不久田守诚就在宋克的撺掇下派了干部司的司长，带了二十多个人到厂里来，名义上是考察干部，实际上是来了解文章“出笼”的经过，前前后后在厂里搞了一百多人次的调查。
一开始陈咏明就对叶知秋和贺家彬说过：“千万别写，断送了我一个人倒没什么，可别断送了汽车厂这点形势。”
他们说什么？“文责自负嘛。当然，我们会考虑你的意见。”
谁知道他们怎么又写了。也不知是谁，不知深浅利害地给他们提供了那么多情况。贺家彬在厂里有同学、也有熟人，汽车厂是部里的直属厂嘛。
结果怎么样？不幸而言中。“文责自负”！头脑里缺政治哟。
当冯效先和宋克找上门让田守诚表态，这篇文章的发表是否意在对他们进行指责的时候，他闪烁其词地说：“这个情况我不了解，文章的发表没有经过部党组的同意。”
使冯效先和宋克怒不可遏的是，文章里写到曙光汽车厂历任厂长中，个别人对“四人帮”时期存在的困难，不是激流勇进，而是激流勇退。其中一位还是部里主管局的局长，在曙光汽车厂工作没有做好，回到部里反倒成了部党组成员。了解内情的人一看便知，这说的是宋克。
一派书呆子的胡言乱语！什么时候胳膊拧得过大腿？那个时期，连政治局都让“四人帮”搅得不能过正常的政治生活，一个小小的厂长就能解放全人类？
表扬陈咏明，就说陈咏明好了，何必说那么多呢？这个贺家彬，还在重工业部领工资，还在冯效先手底下混饭吃，也不考虑一下后果，太天真了。知识分子真是一种让人不能理解的怪物。不过文学作品嘛，又不是中央文件，哪能那么周全。即便是中央文件，也不一定每一句话都像数学公式那么严密。对贺家彬，田守诚的态度比较宽容。一个小人物，能掀多大的浪？也许事情不是发生在自己头上，人们也就比较想得开。但对冯效先和宋克来说，绝不是抹抹稀泥就可以了结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固然是党的优良传统，曾几何时，随着职位的不断提高，人的屁股也像老虎屁股一样摸不得了。
林绍同告诉田守诚：“听说宋克局长已经派人查过贺家彬的档案了。”林绍同把那个“人”字说得很重。这等于提醒田守诚，宋克的老婆是干部司里一位专管干部的处长。
田守诚不赞同地说：“老宋这事办得太露骨了，传出去又是麻烦。现在人们对查档案的这一套做法很反感，贺家彬不过是个做具体工作的同志嘛。”
林绍同又说：“听说有人看见郑副部长和那个女记者在景山公园外面的街上溜达。”
田守诚立刻垂下眼睛，好像听到什么不愿意听的事情：“这算什么，又不是看见他们睡在床上。”凭他和郑子云共事多年的了解，他知道郑子云不会做这样的事，可他巴不得郑子云做出这样的事才好。田守诚知道，再没有比这种事更能毁人的了。有时他觉得孔老二比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人物都伟大，那得以跨越两千多年时空的封建意识，之所以一代又一代地传递下来，直至现在还主宰着很多人的头脑，靠的就是孔老二这个染色体。不过田守诚是讲求实际的人，他从不把精神耗费在还没有发生的事情上。他对林绍同说：“我看，既然宋克同志他们有这样的意见，你不妨在部里搜集一下对这篇文章的反应，适当的时候在党组会上议一议。”他没有说要搜集什么反应，那是无须说的，林绍同自然清楚。如同一个精明的管家，来了什么品位的客人，席间该上几个冷盘、几道热菜，心里早就有谱。
郑子云在思想政治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和风行一时的“兴无灭资”口号大唱反调，上面不但没有微词，反而在报刊上、内部通讯上，左一篇报道，右一篇转载。
前不久国务院某领导人准备召集重工业部有关同志研究工作，在田守诚提出的有关人员的名单后面，亲笔加上了郑子云的名字。当田守诚按照惯例在前排——通常是各部第一把手的座位——某个座位上落座时，那位国务院领导人高声地招呼着：“郑子云，郑子云来了没有？”
郑子云简单地答道：“来了。”——听起来却踌躇满志。
打倒“四人帮”以后，他似乎一帆风顺。
这一切都不是没有意义的。自然啦，“四人帮”那个时期，郑子云又不是第一把手，部里的事情也用不着他出来亮相、表态，那些个亮相、表态真他妈的坑人，一次又一次地让人自己往自己脸上抹黑。批邓的时候，郑子云又住了几个月的医院，谁知道他真病还是假病。真是吉星高照，生病也生得是时候。“生病”真是天才们的伟大发现。那位国务院领导人就曾经笑眯眯地问过他：“守诚同志，那个时候人们都生病住院，你倒好好的，啊？”
那笑很有点古怪。
那位国务院领导人还招呼着郑子云：“来，来，坐到前面来，坐到前面来。”之后又加了一句“最近你们部的工作很有开展嘛。”
这一切都不是没有意义的。田守诚非常熟悉高级政治生活，每一句话、每一个姿态都是一个信号。这信号表明，郑子云的地位可能有所升迁。但把他撤下来，把郑子云换到他的位置上这个可能目前还不存在。他知道，只要上面赏识他的人不垮台，他就不会垮台。像洋人那样，今天可以是部长，明天可以去饭馆刷盘子那样的事，在中国绝对不会发生。倒不是这个社会对他特别恩典，而是这么一来，便会动摇整个干部制度，危及每一个既得利益者的利益。田守诚是太了解这一点了。只要他政治上不出大问题——他想大致不会了，他已更加谨慎——他这个部长的级别就会一直保持到终年。
再说郑子云也决计不会同意这么干。
但郑子云很可能会另有高就，自然出不了与工业有关的圈子，对他仍然是一股潜在的威慑力量。郑子云虽然不会从个人好恶上对他做什么手脚，何况他们之间并没有什么私怨，但是郑子云太了解重工业部的内情，指不定什么时候心血来潮，就会抖搂出来……还有他那套关于改革的梦想，鬼知道会不会有人赏识，一旦有人赏识，可就乱了套。
至于这篇文章在部里引起的骚乱，并不是一次真正的较量，一切迹象表明，还不到当真的时候，他得稳住神。田守诚自信对中国政局的了解，远比郑子云透彻，目前这种自由化的倾向，早晚会有人出来说话，对郑子云的所作所为，他不必花什么力气认真对待，总会有一个时机，让他坐收渔人之利。
部党组会议结束的时候，田守诚看了看表，差半个小时十二点。可以把那篇报告文学引起的争议提一提，这个时间不长不短正合适。说太多也没必要，点点题就行。
他说：“还有点时间。有件事，需要说一下。”看着大家没太在意，他停了停，等着静场。人们被不同话题分隔成若干小块的注意力，重又聚合到一起。只有汪方亮一个人在“咔嗒、咔嗒”地折腾着别人刚从国外带回来的一个打火机。
田守诚接着说：“这两年文艺界很活跃，不少作家提出要干预生活。我们部里也出了个文学家，写了一篇关于曙光汽车厂陈咏明同志的报告文学，也算是干预一下我们重工业部的生活吧。啊——看来我们这个部里，还是有人才的嘛，哈哈。”
他笑，可他明明意识到，哪个单位里要是出了个写小说的，可真是一种灾难。谁知道自己的一言一行会不会被他当成素材写进小说里去？就是被写的人自己不对号入座，了解内情的人也会在背后指指点点：这件事写的就是他。小说还会在全国的新华书店里发行；也许有人会推荐给哪位副总理或中组部、中纪委的某位领导人……
郑子云点上一支香烟，并不吸，只是歪着头，眯着眼睛，看香烟头慢慢地燃。
田守诚说：“我是个大老粗，不懂得文学。但早年在延安还是聆听过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教导，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嘛，啊——”
汪方亮插嘴说：“你最近看报纸了没有？哈哈——”然后得意地环顾左右。
田守诚知道汪方亮喜欢戳人家的蹩脚。部党组成员里，他能看得起谁？最近他的一份关于改革出口本部产品外贸体制的建议，很得一位中央领导同志的赏识，得意之情更是溢于言表。
不过汪方亮这话是什么意思呢？难道他说错了什么？田守诚在其他人的脸上，看不出丝毫的异常。有人出于礼貌，有人早已练就了安徒生在《皇帝的新装》里描述过的那种本领。汪方亮这么一哈哈，田守诚感到不那么踏实了，决定不再绕弯子，单刀直入地说下去：
“文章发表以后，在部里引起了很大的争议。把同志们的反映集中一下，有这么几点：一、作品是不尊重历史事实的；二、陈咏明打击别人，抬高自己；三、把别人的功劳归于自己；四、政治品质有问题。总之，这篇文章从社会效果看，是影响安定团结的。”
宋克急不可待地接着说：“不打倒‘四人帮’，他也搞不上去，现在让我去我也行。我按党性原则办事，所以没搞上去。他拿一百块钱办三百块钱的事，没有鬼办得到吗？”
合情合理！人的一切行为都可以找到合理的依据。
好几颗花白的头颅，深有所感地摇动起来。
孔祥副部长说：“说到底，我们还是集体领导嘛，有了成绩和功劳，应该记在党委的账上嘛，突出个人是不对的。”
孔祥有着四川人特有的嘹亮嗓门，这嗓门儿使他的发言有一种气势汹汹的派头。一双圆睁的眼睛，在眼镜片后面闪着冷冷的、莫测的光。眼下好些事都让他反感。文化人也来干预政治，他们懂得个“鸟”！顶好再来个反右运动，给他们全戴上一顶右派帽子，弄去劳动改造才好。再不老老实实就枪毙他两个。江山是他打下来的，身上两个枪眼还在嘛，现在倒让这帮子文化人来指指点点，笑话！咋咋呼呼！子弹推上膛，全吓得他们屁滚尿流。
自从郑子云在思想政治工作座谈会上作过那个报告之后，郑子云平时那些让他看不顺眼的习惯，更加刺眼了：那总是漂白的硬领；每每坐下来之前总要提提裤缝；给女同志让路；成天挂在嘴上的“谢谢”和“对不起”……郑子云除了知识分子出身这一点之外，再没有什么可抓挠的了。出于一种职业习惯，孔祥希望在每个人身上都能抓到些什么，那让他从心眼儿里感到生活的充实。
郑子云的报告一直梗在他的心里，他说不准那报告究竟有什么地方不对头，弄懂它是相当吃力的。凭着直觉，他感到那是一种威胁。虽说实现它还是一个遥远的未来，到那时，不论他，不论郑子云早已化作白灰。可孔祥希望，就是化了白灰，也应该让人毕恭毕敬地供着。
正面反对郑子云不行，因为郑子云的位置排在他的前面。就连“文化大革命”期间，那套已经嚼烂的套话，他也说不周全。更不要说准备一套系统的理论和郑子云较量一番。
妙！这句话说到点子上了。田守诚觉得这甚至是开向郑子云的一枪。比宋克那句话高明多了，不在具体问题上纠缠，又可以堂堂正正地放到桌面上来。但是没有人接上来。这些年人们变得谨慎多了，私下里说话要多解放有多解放，到了面对面的时候，不是打哈欠，就是顾左右而言他，谁也不愿意得罪那个人。
偌大个会议室，只听见一片“啪、啪、啪”一收一放把玩折扇的声音，和电风扇嗡嗡作响的声音。
蒙在沙发上的灰布套子；久已没有粉刷的、泛黄的墙壁；造型和工艺都极为粗糙的烟灰缸子；十几张或困倦、或木然、或老谋深算、或不以为然、或激愤、或咄咄逼人的面孔，全让人感到沉闷。
不知谁把电风扇的风量开到了最大限度，呛得坐在跟前的郑子云透不过气来。
他站起身，挪到靠近门边的一张软椅上去。对面，是整整一排窗，白杨树的浓阴遮住了视线。透过树叶的缝隙，夏日里，颜色变得深邃的蓝天被切割成不规则的小块。但他知道，越过这片树阴，仍是广阔的蓝天。蓝天！他的心，顿时豁亮了。
人不可不依恋自然，也许这也是一种生态平衡。
应该找一个星期天出去走走。不过好像时令不对，去香山应该在十月底，去樱桃沟应该在春天，颐和园人又太多。可以去潭柘寺，“文化大革命”以前，郑子云带圆圆去那里打过猎。猎枪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抄家的人抄走了，新近又被人送了回来。已经锈迹斑斑，像他一样，老了，生锈了。有个法国电影叫《老枪》，挺不错的片子。《老枪》，这名字听起来有一种老辣、悲怆而壮烈的韵味。是啊，老也并不意味着报废，只要是条真正的“老枪”。
郑子云那不为所动的漠然神情让宋克看了生气。热极了，纺绸小褂的腋窝全被汗水打湿，宋克解开胸前的纽扣，滚圆的、绷在圆领衫里的肚子，示威一样突现出来。他不满意这个会。其实，这个会和往常并没有什么两样，遇到扯皮的事情，总是这么含混和暧昧地沉默着。他不便再说什么，因为他算是当事人，说多了不好，难免不让人感到他带着个人情绪。
他嫉妒陈咏明。正是因为陈咏明，他才从副部长候选人的名单上刷了下来。唉，他是从哪儿蹦出来的？都怪郑子云。要是他不推荐陈咏明呢？推荐倒也罢了，偏偏又把他推荐到曙光汽车厂，这不是要他的好看吗？
他渴望着陈咏明和郑子云的失败，哪怕他们吃饭的时候硌了牙呢！他处处和他们作对，哪怕在和他的切身利益毫无干系的事情上。他挨个打量着与会者的面孔，估量着谁会发言，谁会说什么样的话。可是，有什么用呢？
所以郑子云才会显出一副无动于衷的样子。宋克把长长一截香烟捻在烟灰缸里，那截香烟仍在冒烟儿，他顺手把茶水“忽”的一下倒进烟灰缸，飘着烟丝、火柴梗、烟灰的黑水立刻溢了出来，沾污了浅蓝色的桌布。
孔祥又说：“听说和贺家彬合写文章的那个女记者离过两次婚呢。”说罢，从眼镜片后头，迅速地向郑子云射来两道警告意味的光。他说到“离婚”那两个字时的口气，就跟说到妓院、说到花柳病一样。
会议室里像加了兴奋剂，就连空气的流速，也似乎加大了许多，所有的脑袋全向孔祥扭过去。
郑子云暗暗苦笑：要是叶知秋能够结两次婚，也算没有白白地当过一次女人。既然婚姻法上，明明白白地写着感情破裂可以离婚，为什么离婚在孔祥的眼里，却成为一条应该受到指控的罪过呢？他自己可以胡来，别人却不可以离婚。
真岂有此理，什么样的乌七八糟，什么样的糊涂！汪方亮从软椅的靠背上直起身子，提高嗓门说：“我们这是在开党组会。”他还想说，这里又不是茶楼酒肆，说话严肃一些。可是他忍了下去，孔祥是主管政工工作的副部长，他手下那些人一向和他不对付。汪方亮并不怕他们，只是让他们时不时地找点岔子，他还得分散精力去对付，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吧。眼前就有这样的实例：汪方亮准备帮一位老战友把女儿从工厂调到部里工作，孔祥不但卡了他一个多月不给办手续，还告到部纪律检查组。为这点事，纪律检查组郑重其事地找汪方亮谈过一次话。扯他妈的淡！什么东西！装模作样，好像他们一个个都是佛门里六根清净的弟子。他当场就骂了孔祥一顿。当着他手下的那帮子人，列举了孔祥某年某月走过什么后门；小姨子安排在哪儿；二舅子安排在哪儿；某年某月孔祥和某某女士在某某饭店……从那以后，两人很久都不过话。
汪方亮说：“我向作者了解过，在这篇文章发表以前，陈咏明根本没有看过，怎么能说他品质有问题呢？
“我告诉他，部里反应很强烈，问他：‘你有什么看法？’
“他说：‘我认为在中国只能写死人，不能写活人。’
“我很同意他的高见。中国真是人口太多，人浮于事。一部影片可不可以上演，有时也要拿到政治局去通过；一篇文章闹得重工业部人仰马翻，还要我们这些党组成员在这里讨论。我们就那么不值钱？女人可以不可以烫头发，据说某个市委讨论了三次……难怪我们大事抓不好，力气全消耗在拔鸭子毛这样的事情上了。”
田守诚赶紧把撒出去的网往回收：“看来是作品本身不够实事求是，不是陈咏明同志的责任。”
孔祥和宋克的脸色立时显得更加阴沉了。
当第一把手真不容易啊。
郑子云说话了：“什么责任？这篇作品到底有什么应该追究的责任？还是不要忙着下结论。我们可以一项项地、把那些所谓不符合事实的地方做一次核实。我会派人去，然后我们再做结论。至于有人散布说，文章发表没有经过部党组的同意，这个情况，有必要澄清一下。”郑子云两道凌厉的目光，直向田守诚射去。没有两下子的人在这种目光的注视下，会感到张皇失措。然而田守诚却超脱地微笑着，仿佛郑子云说到的事，与他毫不相干。田守诚的涵养可谓功夫到家，即使听了使他顶难堪的话，也还是显得那么谦和。人家不是说吗，会逮耗子的猫不叫。不论和谁有了矛盾，就冲这谦和，道理一准在他这边。有些人就是这么去评判是非的。“据我所知，那天部党组会除我之外，还有别的一些同志也没有参加。这是一。第二，在讨论该不该发这篇文章的时候，党组内有好几位同志还没有机会看到这篇作品，他们是在文章发表之后才看到的。第三，当时表示不同意发表的只是个别的同志，其他同志没有表示可否，更没有形成什么决议。”他停了停，吹了吹香烟头上的白灰，好像不打算再说什么了，沉默了一会儿，又轻笑起来，说：“我们好像成了文学评论家了，要是我干的不是现在这个买卖，我真准备写小说去。现在我打算为这篇文章写篇评论，表示支持。田守诚同志刚才说到社会效果问题，我很同意这个提法。要注意社会效果，但是有一点应该明确，社会效果好坏的标准，由谁说了算？是由领导说了算，还是由广大读者说了算？是只看近期效果，还是也要看远期效果？
“我看这篇文章的社会效果就不错。我认识他们厂子里的几个青年工人，有位同志到家里去闲聊，还随身带着登着这篇文章的杂志。我看了看那本杂志的标价：一元二角钱。我问他：‘你干吗花工资的百分之三点五买这本书？’他是二级工。
“他说：‘过瘾。’
“我问他：‘怎么过瘾？’
“他反问我：‘您看过吗？’
“我逗他：‘没看过。’
“他说：‘您怎么不看？这第一篇写的就是我们厂长。您看看就知道怎么过瘾了。’
“我说：‘文学作品都是夸大的。’
“他说：‘不，这里件件写的都是真事。’
“我跟他开玩笑：‘厂长是你亲戚吧？’
“他正色地说：‘瞧您说的，不信您去厂里问问。’
“你们知道我当时的感觉是什么？我羡慕陈咏明，要是我的部下对我也有这么深的感情，我就太知足了。
“当然，也不是没人有意见。因为他撤消了大庆办、政治部和车间的专职书记……
“我们绝不能挫伤这样的干部。挫伤了他，就等于挫伤了几千名工人群众。这样的干部不多，我们应该保护他。这个人也有毛病，过于严格、不通人情、方法生硬、使人下不来台、民主作风差，别人有不同意见，他不能耐心地说服。但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对一个人不能求全责备，对这篇作品也应如此。虽然结构上、语言上、技巧上还有些缺点，没有很准确地表现陈咏明这个人，但作者有勇气去表现社会主义新人，这一点就应该肯定。”
田守诚决计不再在这个问题上纠缠下去。这就跟下围棋一样，眼瞅这块活不了，就别再往里头填子儿。于是，匆匆宣布散会。
一觉醒来，身上是绵软的，嘴里也发苦。郑子云翻身起床，冲了一杯热茶，然后在临街的窗前站下。
马路上，几个游泳回来的年轻人，把五颜六色的游泳衣挂在车把上，小旗子似的随风飘扬。一辆自行车的后座上坐着一个女孩子很像圆圆。短短的头发、两手满不在乎地抱在胸前，交叉着两条晒得黝黑的长腿，也不怕从车上闪落下来。
圆圆又和夏竹筠吵架了。就这么几口人，日子过得并不安宁。大至一个社会，小至一个家庭。安定团结！要是人的愿望能像萝卜、白菜那样可以栽培就简单多了。想让它长什么就种什么。她说话越来越随便，太过地刻薄，也许像他。就连对夏竹筠也不够尊重：“您又想把我拉到骡马市去？！您应该当个配种站的站长。”
天哪，女孩子。
最近她对婚姻问题很敏感，而且明白地拒绝和家里人交谈。还振振有词地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您也有您的秘密。”
他有吗？他要有也许就好了。遗憾！生活里原该有许多的支撑点，一个不行，其他备用的还可以投入运行。
街上有树，有行人。但在炎热的阳光下，全像晒蔫了似的，显出没精打采的样子。只有马路对面的树阴下，那个卖冰棍的老太太，不屈不挠地吆喝着：“冰棍——巧克力冰棍——”郑子云常看见她，和他差不多的年纪，筋骨蛮好的样子。矮小、干瘪，棕黑色的面孔，像一具风干的面具，带着劳顿生活的痕迹。但她那还是很有弹性的吆喝声里，还有一种可以和生活挣扎一番的力气。他呢，却已经在生命和死亡的边缘地带摇晃了。秘书、保姆、办公室、汽车……已经使他软化。物质生活愈是发展，人体对自然的适应能力可能就越差，而精神的触角却越发地敏感。
他分明烦躁。为了什么？上次的党组会并没有给他留下什么大不了的烦恼，他经历过的多了。一九四二年整风，五二年“打老虎”，五七年反右，五九年反右倾，六六年“文化大革命”……这算得了什么！
他渴望人和人之间的相通、谅解、支持。圆圆却说：“傻瓜才说这种话呢，都什么时候了，您还翻那本老皇历。”
现在该翻哪本皇历呢？她的话不对。现代青年人的偏激。
寂寞，寂寞极了。让烈日晒得冒烟的那条马路，让人联想起阿拉伯的沙漠。
郑子云开始盼望有谁敲门，或有谁打来电话。哪怕跟谁聊聊常宝华的相声也好。
隔壁的电话铃果真响了。郑子云微笑，巧！
铃声响了很久，夏竹筠才去接它。她的语气干干巴巴，不怀好意。
只听见她一连串地发问：
“喂，哪里？”
“你要哪里？”
“找谁？”
“你是谁？”
“找他有什么事？”
对方大概连个喘息的机会也没有。心里有鬼或是反应慢的人，让她像扫机枪似的这么猛一通扫射，准得丢盔卸甲地落荒而去，往他家打电话的人，应该先穿上尼龙避弹衣，或戴上防毒面具。
夏竹筠在隔壁叫了：“老郑——你的电话。真讨厌，又是那个姓叶的女记者。”
声音那么大，叶知秋在话筒里一定听到了。
“是，我是郑子云。”
叶知秋的声音里，有种神经质的兴奋：“我收到编辑部转来的一封匿名信。”
“什么意思？”郑子云看见夏竹筠伸长了耳朵停住了手里正在摇动的绢扇。
“说我是个道德败坏的女人，除了和合作者睡觉，还和被写到的主人公以及某副部长——也就是阁下，勾勾搭搭，编辑部不该发我那篇文章，诸如此类。”
“我很抱歉。”郑子云打心眼里感到歉然，好像是他侮辱了她一般。
“你觉得奇怪吗？其实并不新鲜。连大名鼎鼎的某记者，写了一篇为好人伸冤的报告文学，不也让人糟踏得一塌糊涂吗。”
“我能为你做点什么吗？”
夏竹筠“啪”的一声把小折扇摔在茶几上。郑子云下意识地用手护住电话机，好像夏竹筠会过来砸它。
“不，不必，谢谢。告诉您的意思，不过是希望您当心暗箭，我估计这匿名信是田守诚手下那些人干的。再见！”
“再见。”
太过分了。
有过很多不愉快的事，郑子云可以不去计较，但不计较不等于不存在。
郑子云在思想政治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似乎引起了理论界和实际工作部门的重视，各个方面到部里索取讲话稿和听取重工业部研究、开展这方面工作的情况的人络绎不绝。接待来访者的工作，一直由部调查研究室的同志负责，因为在开展这项工作中，他们是起实际作用的人，是了解情况的人。他们读过不少书，做过不少研究，还到几个工厂去蹲过点，郑子云在讲话中提到的不少情况，都是他们总结、提供的。
田守诚事前对这次会议持否定态度，会后又对会上未能贯彻大庆的政治工作经验和“兴无灭资”的讲话精神很有意见，后来不知又从哪里听到了什么风声，突然通知部值班室，凡是到重工业部了解这一工作开展情况的单位，一律由林绍同组织接待。
用意很清楚。郑子云不愿把这件事的动机想得太庸俗。但到底，那是同志们日日夜夜辛劳的结晶。
现在，又去糟踏一个无权、无势，没有反抗和保护自己能力的弱女人。这些人对付恶，是那样的懦弱、胆怯，对付一个女人，却是那样的强大、勇敢。何等的可悲啊。
夏竹筠连珠炮似的发问：“你抱歉？为了什么？你要替她做什么？”天哪，她想到哪儿去了。
郑子云定睛看她。
闪着珠贝一样色泽的拖鞋里，是一双如普希金在诗文中多次热情描绘过的、迷人的小脚。那双脚，裹在进口尼龙丝袜里。白色丝绸的睡衣上，绣着两只暗红色的凤凰。茜色的、洒满银色小花的绢扇，斜躺在丰腴的腿上。
精致，淡雅。现代物质文明的精华。包括那头用乌发乳染黑、用阿莫尼亚水弄鬈曲了的头发。
只是她座下的沙发套子，相形之下，太过寒伧。
在这简单的，凑凑合合、得过且过的客厅里，她像天外来客一样显得不真实，这让郑子云想起“七仙女”“画中人”那一类的故事。
他们结婚四十年了。每每郑子云越是细细地打量她，便越是感到陌生。
“你是不是应该到医院去看看？”他说。
夏竹筠恨透了郑子云这种居高临下的绅士派头。一个喜欢胡搅蛮缠的人，老是激不起对手的反应，比有个可以打平的对手更让她感到恼火。夏竹筠和许多浅薄的女人一样，并不知道夫妻间最理想的关系，莫过于恩爱和谐，互敬互重。她喜欢炫耀自己对丈夫的支配权以及自己在家庭里的统治地位，尤其喜欢当着外人，一展夫人的威风。而郑子云这种该死的绅士派头，明明地透着一种彻骨的轻蔑，像一道铁门，把她拦在一定的距离之外，使她超越不得。
“你不要用这种口气和我讲话。”夏竹筠恨得用扇子骨敲着沙发的扶手。
“我觉得你好像得了一种猜忌狂。你防范这个女人，防范那个女人，恰恰不防范你自己。为什么把你自己看得这么轻，又为什么这样死乞白赖呢？我对有些女人感到不理解。她们年年过三八节，天天高喊妇女的解放，回到家里却和依附于丈夫的旧式妇女没有什么两样。我以为仅仅把妇女解放运动理解为争取政治、经济地位上的平等是不够的，妇女解放还应该靠自己的自强，而不是靠——”他停下来，看着夏竹筠的头发、服饰。“她应该不断地进取，让她的丈夫崇拜她的人格、精神、事业，而不是把她当做一朵花来观赏……”
他还想说，借婚姻的锁链，把自己挂在男人脖子上的办法，是消极的办法，是妇女无能和无志气的表现。只靠法律和社会压力把丈夫和自己压合在一起，反映了妇女人格上的不独立。事实上，在任何社会中，如果没有事业和理想上的一致，爱情也不可能存在或维持。恩格斯说：“婚姻不仅决定一个人的肉体生活，也决定一个人的精神生活。”在这方面，知识水平、共同的志趣，往往是爱情的基础。
但是他打住没说，他知道，她不但听不懂，而且还会导致极大的误会：以为他有了外遇，要和她离婚。
何况活到六十多岁，又忽然心血来潮地研究起什么是爱情的基础，岂不滑稽！说到底，这东西影响他吃了，还是影响他喝了，还是影响他当部长了？
契诃夫说过：“爱，或者，它是一种正在退化的东西，一种本来是伟大的东西的残余；或者，它是一种将要成为伟大的东西的因子；可是现在，它却使人不满意，它所给的，比人所希望的少得多。”
既然如此，顶好的办法是不要希望它。
也许他自己才应该上医院，他的神经准是出了什么毛病，鬼知道。
他现在希望的是，思想政治工作科学化的倡议，将会被更多的人理解和接受。也许五十年以后，人们将会从理论到实践建立起一整套完整而科学的体系。为什么那么悲观，干吗是五十年而不是二十年？
他希望生活将更加正直；陈咏明那样的人更多；再也不会有人花那么多的力气、用那样不公正的手段去砍杀一篇振奋人心的报告文学和它的作者。
…………
郑子云有那么多小小的、却又比爱情那东西更切合实际的希望。
各自有各自的岗位。爱情，那题目属于社会学家和未来。
夏竹筠的怒气、妒意，渐渐为一种恐惧所代替。郑子云在干什么？仿佛在对一个陌生的女人，传授如何保持对丈夫的魅力的秘诀。
一个女人，等到要她的丈夫冷静地告诉她，如何去吸引他，那意味着什么呢？
夏竹筠知道，她其实早已从感情上、精神上失去了郑子云，如今，或是多年来，她占有的不过是一个躯壳。不，连躯壳也没有占有，所占有的不过是视觉上的一个影子。那么，她牢牢想要守住，战战兢兢生怕失去的是什么呢？是那许多女人都逃不脱的虚荣的诱惑。
她开始嘤嘤地哭泣。
女人的眼泪是无坚不摧的武器，它是超越千百条道理之上的，有理没理都可以取得最后胜利。
郑子云立刻缄默。走开是不合适的，人在流泪的时候，就把自己摆在了一个弱者的地位，何况她还是个女人，男人是不能这样对待女人的。
有人敲门。三点半。是小纪每日送文件、报纸、信件的时间，郑子云如释重负，立刻走去开门。夏竹筠停住啜泣走回自己的卧室，郑子云心里浮起对夏竹筠的一些感激，在公众场合她还算通情达理，给他留面子的。
纪恒全有侦察员的天才，立刻感觉到气氛不够正常。他的眼睛迅速地掠过房间的每一个角落，茶几上并没有客人喝过的剩茶，自然是没有人来过；样样东西井然有序地停在原来的位置上，显然也没有人因为激动，顺手挪动过什么……但还是不对头。征候在于郑子云似乎在翻阅文件，其实他什么都没有看见，那不过是一种下意识的动作，是通常缓解激动情绪的办法。
郑子云丢开手里的文件，问小纪：“到曙光汽车厂验收企业整顿工作的工作组部里定下来了没有？”
“定了。”纪恒全在郑子云面前从不多说，他愿意看着郑子云瞎摸。就像那些乖僻的、心理畸形的孩子，在一旁看别的孩子捉迷藏，明明看见那个被蒙着眼睛的孩子再迈一步就会踩上一堆牛屎，或是落进池塘，他也不会哼一声去提醒。
人对人的恶感有时真是莫名其妙。
“谁带队？”
“主管局的朱一平处长。”
连一个局长都不去！显然是要给陈咏明一个白眼。像这样一个大厂，至少派一个局长，甚至会派一个副部长带队，历来如此嘛，宋克真做得出来。
“企业管理司有没有人去？”
“没有。”
显然是在回避矛盾。那篇文章的风波还没有过去吗？这样的事情，也值得记一辈子？过去验收哪个厂企业管理司不去人？他们干的就是这个工作嘛，抓的就是企业整顿嘛。
田守诚不知道吗？知道了也会装聋作哑。
“还有什么事要办吗？”纪恒全决不愿意和郑子云在工作之外还有什么交流，也用不着着意讨好，郑子云不吃这一套。和郑子云相处，最好像写那些用不着任何定语的报告一样，干巴巴、硬邦邦的一、二、三条。
“没什么了。谢谢。”
人在施舍善的时候，怎么那么悭吝啊。盛怒之下，郑子云真想自己带队去曙光汽车厂验收。但他必须冷静，不能随心所欲。在这个把一切简单的事都要复杂化的环境里，他怎么能不设防呢。这叫什么？滑头？还是善于斗争？
陈咏明，陈咏明，那高高大大的汉子，将会又一次感到孤独。郑子云想起春天的那个夜晚，他们在郊外的田野上，曾仰望那使人感到孤寂的星空。
还有杨小东的那一些“哥们儿”呢？
厂子里的群众会怎么想？好像他们是后娘养的。好大的一盆冷水啊。几千名工人群众的心哪。这样对待他们于心何忍？无非一篇文章里的一句话，既没有点名，也没有影响谁的既得利益。
郑子云，郑子云，你这个副部长又能奈何呢。他觉得他像陈咏明一样，处在同一种可怜巴巴的境地上。他们是渺小的，无力的。
窗外，马路对面的树阴下，卖冰棍的老太太又在吆喝了：“冰棍——巧克力冰棍——”也许应该像那老太太一样，围上一条白围裙，戴上一顶白帽子去卖冰棍。
郑子云叹息，摇头。在桌前坐下，拿过一摞信纸，坐在那里反复地忖度着。现在他能办到的，只是下面这几行什么问题都不能解决的字。要是王羲之的字倒也罢了，还能拿去卖几个钱。可惜是他的，卖都卖不出去。
陈咏明同志：
曙光汽车厂一年来企业管理整顿，在广大职工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了很大成绩。我因病不能前往参加验收，非常遗憾。望验收顺利，并将验收的各项分数及时告我。
致
礼！
郑子云
是啊，生病。这些年，人们早已学会用生病来搪塞一切难以应付的局面。
郑子云猜对了。就在他给陈咏明写信的同时，田守诚也给陈咏明打了电话：“善于听取不同意见，以利改进工作。”
陈咏明将田守诚的电话记录和郑子云的来函全都公布在布告栏上。他也不作任何说明。他又能说些什么？！让群众去揣摸里头的意思吧。
葛新发傻乎乎地说：“嘿，部里对咱们厂真重视啊，一个验收，正、副部长又是来信，又是打电话。”
吴宾拍了一下葛新发的后脑勺：“傻蛋！你没看出来吗？信和电话的意思满拧。一个是真支持，一个是打棍子。”
杨小东说：“你开会没带耳朵？没听见陈头在验收大会上说的话？‘我们取得这点成绩不容易，我们是在克服来自上、下、左、右的阻力中前进的。’上、下、左、右是什么意思？好好寻思寻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