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威：文明的孩子
文／于威（搜狐内容总编辑,单向街图书馆创办人之一，《生活》、《东方企业家》主编。）
对许知远而言，沉默犹如死亡。他执意要让自己在通向意义的途中成为一个英雄。像一个有很多但却不确定的理由而忿忿不平的孩子一样，他选择了挑衅的姿态。
这样的姿态容易引人注目，但同时蕴藏着危险。在一个秩序已经由惯性确立、经验优先于智力的结构里，闯入者很难受到欢迎，更不要说赢得尊敬。然而这个年轻人在25岁的时候，却要在实用主义盛行的年代里，复活已经沦为笑谈的理想主义。
许知远的作品和他的人一样，经常引起两种截然对立的情感：要么毫无条件地喜欢；要么深深地厌恶。他常因天真而专横、因羞涩而无礼、因默默无闻而傲慢。他无法容忍社交性的谈话，如果谈话的主角不是他；他不能理解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有多么复杂，总是一厢情愿地提出他认为正确的解决方案；他最喜欢问别人对自己未来的想法，并常常为得不到清晰的答案而困惑。
过于早熟的智力与尚显青涩的心态之间经常发生激烈的冲突，这样的冲突为许知远的文字赋予了一种独特的张力：在不容置疑的气势中隐藏着克制，在行动者和旁观者之间，他自动选择了后者，这一点在他的第二本集子《纳斯达克的一代》中表现得更为明显。而在他的《那些忧伤的年轻人》这本书中则洋溢着对青春肆无忌惮的迷恋与放纵。
当《那些忧伤的年轻人》在2001年第一次出版时，它在年轻人的心里激荡起一种说不清出的情感，延续至今。1980年代是文学青年的时代，如同今天的年轻人上网就能写博客一样，当时的年轻人只要有笔就会写诗。那时，问对方的问题是：你的理想是什么？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这个理想的年代很快就湮灭在商品经济的洪流里，我们这些文学青年们也不得不潜伏在水底。直到有一天，朋友介绍我认识一个名叫许知远的年轻人。当我在办公楼一楼等他，而他像一只大鸟一样从楼梯上跳了下来时，我几乎担心他要摔倒在地。学生模样的他的第一句话却是：你的理想是什么？你们八十年代的人真的是那样有理想吗？在当时，这一定不是一个正常的开场白。这真是一个有意思的年轻人。
我们曾一起尝试用新的网络形式做严肃的内容，像《时代》周刊那样。亨利·鲁斯是我们的偶像，办公室里播放着大嗓门的摇滚歌星们的音乐，我们在一个像大学宿舍的办公室里愉快地忙碌。在那些日子的某一天，他突然拿给我一叠大学时期的手稿，告诉我，“如果写得不好，你就什么都不要说”。
这些手稿最终成为今天这本《那些忧伤的年轻人》的主要文字。看过手稿，我告诉许知远，他是个天才。从那时起，我就认为他将来一定会成为非凡的人物。他身上拥有了这个时代已经非常罕见的特质。
毫无疑问，这个年轻人的理想就是要为生活赋予意义并“依靠写作获得荣耀”。这样的理想在一个人们的心态普遍紧张、焦虑和急功近利的商业社会里，着实显得有些孩子气。
但，这是一个文明的孩子。他坚信，当生活中的所有目标都导向实用性时，这对能够创造生命和奇迹的人来说是一种难以忍受的侮辱，是对人的伟大与尊严的背叛。他说：“我们发现自己是如此乏味，除了工作之外，对于其他领域所知甚少。我们是医生、是律师、是程序员、是股票交易者，却不是一个丰富而有趣味的独立个人。”
事实上，对一部分人来说，许知远不能算是个有趣的人，他严肃得近于乏味。他曾在网站工作了近一年的时间，却始终无法容忍上网聊天。如果你开的玩笑不够聪明，他脸上的表情会让你觉得自己很无聊。他擅长运用各种各样的概念，当你的话还没有说完时，他已经完成了若干次提纲挈领的总结。只有在谈到书籍和思想时，他才会焕发出出人意料的神采。听他讲话既令人兴奋又让人疲倦，有太多你听都没听过的名字，太多你不了解的背景知识，好像他曾担任过图书馆的馆长。他的好奇心似乎是没有边界的，从亨利·鲁斯他们怎样在旧印刷厂里办《时代》，到搞清楚“ｃｏｏｌ”是怎么来的。他最喜欢挑起别人的雄心，不加区别地告诉所有的人“我们要做伟大的事”。他一点也不忸怩地扮演起精神领袖的角色，而且身边总是不乏心甘情愿的追随者。
获得荣誉的热望始终在这个年轻人的心中激烈地荡漾，这可能让他自己也让别人都不太舒服。康拉德曾经把创作比喻成“黑暗中的救援工作”，在这种意义上，创作者必定要成为英雄，因为他要把人们从容易消亡的日常活动中拯救出来，带他们进入光辉不灭的意识世界当中。但是，人类自来就有一种倾向，不愿意相信离我们的视线稍远的东西，对于看得见的物质的信任感要远远大于看不见的精神。尤其在资讯前所未有地发达的今天，人们每天都会从各种各样的渠道得知数不清的事件及其结果，电视、报纸、网络为我们奉上了那么多稀奇古怪的东西、可笑的东西、令人恐惧的东西、肉麻而又有趣的东西，作为谈资似乎已经足够，很少有人注意到这其中意义的缺席。
新的《时代》周刊评选了去年的年度人物，那是一个多么令人意外的结果——YOU。不是历史性的、创造了光辉业绩的、给世界带来震动的具体的个人，而是“你”——我们所有的人。网络的兴起、web2.0的出现、新的社交网络的构建，主流媒体被指责过时，人们再也不需要他们的宣讲、说教，“我们”构筑了新的民主力量。
托马斯·卡莱尔曾说，历史是由少数伟大人物创造的。我们一直坚持精英阶层是历史的创造者。现在，一直坚持这个立场的《时代》开始置疑这个说法。《那些忧伤的年轻人》得以再次出版，因为我们仍想知道，新的一代人——80后，90后，甚至更新的一代人，他们心里所想的事情是不是真的和以前的那代人不一样了，我们的历史是不是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人们的关系是不是真的变得不一样？喧嚣和狂欢终将过去，我们仍旧会回到对一些本质问题的追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