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6年1月，一辆马车在六匹马的拉动下，费力地在德国乡村道路上结冰的车辙间行进。车上的木头部件是镀金的，随从们披着深红色斗篷，戴着帽子，这一切和一片死灰的景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两排家臣骑马在前方开道，他们的腰间还佩着剑。当这些随从经过的时候，路边的农民们都只能呆呆地看着。
马车内坐着的是一个61岁的男人，他稳重的打扮和这辆交通工具的华贵形成了反差。他留着锥形的胡子，眼神锐利，表情哀伤、严肃而庄重。和他同在车内的是他的妻子和他们的女儿。他们即将抵达这次长达120英里的旅程的终点，三人都已经非常疲惫。此刻，正当他们觉得累得要发疯了的时候，明斯特市地平线上的尖顶映入了他们的眼帘。
这个男人名叫阿德里安·保乌（Adriaen Pauw）。他一直是荷兰共和国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如今他正在努力做一件事情，如果此事能够实现，它将改变欧洲的历史。他很清楚这一点，所以他请人画出了他抵达目的地那一刻的场面，以记录他在历史上扮演的角色。他认为他和与他志同道合的同伴们有机会改写各国管理本国的规则，为政治和人类事务开辟新的道路。
当保乌的四轮马车隆隆前行的时候，几乎所有的欧洲国家都还在交战，大部分的居民一生都在战火中度过。回顾中世纪，人们普遍认为，战争是各国交往的自然状态，一个国家在很大程度上要靠对敌作战和结交盟友来证明自身。不过，在17世纪40年代初期，来自不同国家、秉承不同传统的人们，其思想开始发生了划时代的转变。其中一种新的思想倾向是在知识分子当中兴起的，这当中最著名的人物是荷兰法学家胡果·格劳秀斯，这个人是阿德里安·范·德·邓克和这个时代其他法学生们的指路明灯。20年前，格劳秀斯已经提出了独树一帜的观点，他主张和平才是成熟、文明的国家之间交往的自然状态，战争应当被视为最后手段，而且，即使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战争也应当受到各方认同的规则的制约。值得注意的是，君主们在忙着派兵冲杀对方的过程中停了下来，阅读格劳秀斯的著作。据说，瑞典国王古斯塔夫斯·阿道弗斯在领军作战时就随身带着《战争与和平法》。
格劳秀斯的激进概念在各国斡旋的数年间日渐发展，显然在当时流行开来。明斯特和谈不同于世界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任何情况。为了表明自己政府对这项任务的重要性的认识，每位公使都带上了浩浩荡荡的随从队伍，其中有骑士、戟兵、吹鼓手、弓箭手、步兵和一大群家臣，法国代表团的人数更是多达1000人。局势逐渐明朗，条约即将签署，于是每位公使都委托画家画了一系列的肖像画，以记录下所有高官显贵的风采——藏于斯德哥尔摩附近的格利普霍姆堡（Gripsholm Castle）的这一系列包含多达74幅画作，如今依然完好无损。
和谈实际上在两个地方同时进行——明斯特和奥斯纳布吕克（Osnabrück）——将西班牙与荷兰诸省之间长达80年的对战和欧洲其他大部分地区30年来的残忍杀戮联系在一起。毋庸赘言，“三十年战争”和“八十年战争”是根据事实而定的名称，而在当时那不过是无穷无尽的各种冲突。
与会者本身都很清楚此次和谈意义深远，因为这是欧洲各国的代表们第一次以独立的政治实体，而非梵蒂冈或“神圣罗马帝国”羽翼下的组成部分的身份聚到一起，他们承认彼此的主权地位，并且尝试靠他们自己的力量解决问题。世俗政治，凡尔赛、巴黎、“戴维营”（Camp David）和联合国的前身，以及延续至21世纪的欧洲政治地图，就此诞生。从政治意义上来说，这是有一天将被史学家们称为近代时期的肇始。
阿德里安·保乌在明斯特显得很与众不同。“巴洛克”这个词和这个时代很相衬，它体现在个人时尚和艺术中：大使们自然是把自己当成外交界的孔雀，用个人的华丽服饰向他人宣示他们的国家有多么壮丽。作为与其他国家格格不入的荷兰共和国代表，保乌是与会者中为数不多的几个不是贵族出身的人，而他那一身沉闷的加尔文教徒服装——典型的灰、黑、白三色——象征着这番和谈对于荷兰的全部意义。此次聚会的目的是让西班牙——这个有着最野心勃勃的王室的欧洲国家——不仅要承认长期反抗它的受保护国的独立，还要承认一个提出取消君主政体的国家的地位。几乎所有参加此次和谈的、有贵族头衔的公使——隆格维尔公爵（Duke of Longueville）、佩尼亚兰达伯爵（Count of Peñaranda）、罗马教廷大使法比奥·基吉（Papal Nuncio Fabio Chigi）、胡戈·埃伯哈德·克拉茨·冯·沙尔芬施泰因伯爵（Count Hugo Eberhard Kratz von Scharfenstein）、约翰·路德维希（Johan Ludwig）、纳塞-哈达马尔伯爵（Count of Nassau-Hadamar）、巴拉丁伯爵卡尔·古斯塔夫（Count Palatine Charles Gustav）——都难以接受这个提议；“大使”这个词总是与宫廷相伴的。保乌不是生活简朴的斯巴达式的人物——他住在一座城堡内，外面有护城河，周围是红白相间的郁金香田，这种郁金香是他私人培育的杂交品种——但是他必须表明观点。
和平的力量终于在明斯特和奥斯纳布吕克占了上风。马拉松式的和谈后紧接着的是花样繁多的条约准备工作，用巴洛克式来形容这一阶段恰如其分，然后是1648年签订条约［历史已经将这两个条约联系在一起，将它们合称为《威斯特伐利亚和约》（Peace of Westphalia）］。然后，铺天盖地的欢乐派对开始了。这种情况持续了许多年，在中欧如林火一般循环往复。对于欧洲的大部分地区，这种庆典宣告了几十年来的杀戮的结束。在尼德兰联合省，这种感觉更加强烈。独立、认可、正名——和约的成果在社会层面上发展出了一系列的心理权力关系。当保乌、他的荷兰公使同僚们和西班牙代表们在一张纸上签下他们的大名并盖章时，这象征着这个重要时刻——“黄金时代”就此点燃。印刷商们纷纷复印出这份和约，一时间，它成了最畅销的商品。庆典的火光照亮了七省的每一个城市和村庄。戏剧、诗歌、礼炮鸣响、庆祝游行、瓷砖、布道、酒宴、妓院里的寻欢作乐、作画委托、公共工程项目——荷兰人通过人类活动所有可能的表现形式赞颂新时代的到来。在和约签订后的几个月内，人们都沉浸在兴奋的状态中。
正是在这种氛围中——在一个意识到未来充满繁荣、和平和力量，认识到世俗政治的可能性的社会中——1649年10月初，阿德里安·范·德·邓克的船来了。他发现自己的家乡焕发了新生，他的外祖父为之奋斗并且成为英雄的事业已经得到了证明。从他出生到成长过程中的战争已经结束。这是一个新的世界，一个新的国家。
但是，这不是阿德里安·范·德·邓克的祖国——不再是了。无论他有多么喜悦，参加了多少次庆祝活动，他对他的第二故乡的承诺似乎都从未动摇。他是在未来的几个世纪中数以百万计的一类人——那些远渡重洋，在大洋彼岸的辽阔大陆上找到新的家和新的目标的欧洲人——的典型。他是一个美洲人。
船驶入特塞尔海港，这个绿草如茵、海风吹拂的北海岛屿就是亨利·哈德逊40年前出发的地方。在那里，范·德·邓克和他的同伴雅各布·范·考文霍芬和扬·艾弗森·包特应该会登上一艘公共渡船，然后乘船南下，进入举世闻名的桅杆森林——世界上最重要的城市阿姆斯特丹的港畔。
当然，这座城市并没有等着以这份文件签订为信号，才开始它的黄金时代。如今的繁荣景象是在几十年间发展起来的，阿姆斯特丹也是如此。这座城市的规模是亨利·哈德逊生活的年代的两倍，而且，它善于经商的统治者们在过去30年——怀着对这座城市未来发展的十足信心——已经构思出了一个规模惊人的都市开发计划，如今该计划即将完工，那是一系列的同心圆型运河圈。阿姆斯特丹的运河是一个象征性的符号，以至于许多人以为它们本来就存在，但其实它们是人们手工挖掘而成的——成千上百吨的土被移出，再填入沙子；一片片森林被用作桩材，运到岸上——这是一项真正的工程建设和城市规划壮举。一些最早的郊区因此诞生，因为其设计理念是要让城市的核心——充斥着商业活动、性交易和饮酒作乐——被一大群新晋暴发户的豪宅社区围绕着，每座房子后都有宽大的花园，而且前门外就设有通往最先进的都市交通系统的通道。在这里，除了建筑施工发出的敲敲打打的声音之外，一切都宁静而优雅。这些运河本身被命名显然是为了吸引他们那些社会地位上升的客户，这为现代房地产营销埋下了伏笔：您可以根据您要攀附的阶层来选择住在“绅士运河”、“王子运河”（Prinsengracht），或者“皇帝运河”（Keizersgracht）。
范·德·邓克已经离开了将近十年。而他的同僚们，三十几岁的雅各布·范·考文霍芬在年少时就跟随自己的父亲前往曼哈顿，扬·艾弗森·包特则是从1634年起就一直待在新大陆。对于这三个人来说，在这座城市的中心漫游，沿着被称为“水坝大道”（Damrak）的水道到水坝中心广场去，应该是对感官的一种正面冲击。
这也预示着他们要在大洋彼岸帮助建立的城市的形态。在水坝——这座城市的中心广场——阿姆斯特丹多年来接受外来人口的结果已经显现出来，那是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穆斯林头巾、印度莎丽、无檐帽和火枪手打扮混在一起；一位被搞得晕头转向的法国游客评论道：“这里第一眼看上去似乎不是任何特定民族的城市，而是所有人共有的商业中心。”这番评论在未来的数个世纪中回响在大西洋彼岸纽约市的阿姆斯特丹的后代中。那些街头小贩——广东人、法兰克尼亚人、古吉拉特人、立沃尼亚人、洛林人、德系犹太人——虽然构成了视觉上的不和谐景象，但也带来了此地排得整整齐齐的柱子底下摆得像金字塔一样的货物。充满异域风情的外国人、荷兰卫兵、矮胖的家庭妇女被长笛手、小提琴手、风笛手和拉着手风琴的男孩们编进了音乐；每个人都在街角的煎饼贩子那里补充能量。勒内·笛卡尔在莱顿待了数年之后回到了阿姆斯特丹，他很享受这种大隐于市的感觉。“每天，我可以出门走到喧闹的人群中，这种感觉和漫步小道时一样地自由自在”，他在给一个住在乡村的朋友的信中写道。（然后，他最终还是厌烦了这一切：在和平年代到来后，正当范·德·邓克快要抵达阿姆斯特丹时，他动身前往瑞典女王克里斯蒂娜的王宫，再也没回来。）
这里能得到的商品和服务的花样之多足以令新来的人目瞪口呆：一麻袋一麻袋的辣椒依然散发着东南亚的芳香，从巴西气候湿润的三角洲地区运来的糖砖，一木桶一木桶的弗吉尼亚烟草，土耳其地毯，更不用说前往热那亚、士麦那和苏门答腊的船的舱位，以及在尚未完成的运河圈南段或者西面的新约旦区的商品房。你可以买到各种科学测量仪器、解剖尸体的工具，或者，如果你够愚蠢的话，你还可以买一副眼镜，人们当时把这个和智商低联系在一起（“把眼镜卖给某人”在荷兰俚语里是“欺骗”的意思）。性，当然也是琳琅满目的商品之一——游客们可以拿上一份城里的红灯区地图，各个红灯区各有特色，女人们的莺声燕语里夹杂着法国、瑞典和德国口音。如果这些初来乍到的人没有被有些姑娘迷人的昵称吓倒的话［例如，“醋栗屄”（Krentecut）］，那么这里的花样之多肯定令他们无法抗拒。
艺术品和绘画也是可供出售的商品。艺术品中间商摆出的摊档会销售为家庭市场而创作的画作，这些画作的重点是荷兰的两大标志性体裁——风景和静物——它们实际上展现了一个精神生活挣脱了宗教统治的社会，而且满足了世俗消费者对于能够引起共鸣的场景，以及对于此时此地的寻常物体精确的、近乎东方式的迷恋之情（这些术语本身就是通过荷兰语的“landschap”和“stilleven”进入英语的）。印刷品也很普遍：此时，那些描绘《明斯特条约》签订场面的印刷品随处可见，不过，如果你愿意的话，你也可以找到谴责这些条约的教皇敕令的复印件（很多梵蒂冈的财产在条约中都被“世俗化”了）。市面上还有条约签订者们的头像雕刻品，以及各种描绘荷兰各城镇得知条约签订时的反应、士兵们结伴狂饮啤酒来庆祝条约签订的场景的画作。
除了日益增多的文化活动，自范·德·邓克1641年离开这里前往伦斯勒斯维克殖民地，阿姆斯特丹的中心广场也有了很大的变化。广场的一整面起初是随意扩张的居住区，如今已经被推平，这座取得了支配地位的城市为自己竖立了一座丰碑——一座新的市政厅，此处矗立的桩材和地基就是为修建这座丰碑做准备的。这座市政厅的外形堪称典范，其中充满各种将荷兰共和国与罗马和希腊相媲美的艺术品和标语。它并不只是给1648年和约的献礼，还是给和平本身的献礼，因为在外交语言中出现了“永久和平”这种字眼之后，沉浸在第一波理想主义中的人似乎真的相信在他们经历了这场战争之后，所有战争都将结束。当以游客身份到此的范·德·邓克看着人们铺上第一层砖石时，人们依然相信这种想法。
但是这几个曼哈顿人没有在这座大城市流连忘返。他们的任务很紧急，稍事休息之后，他们很快就动身前往西南部了。
三个世纪以前，这个被他们视为最终目的地的荷兰一角是荷兰伯爵威廉的乡村花园住宅。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宽敞便利的地点变成了该地区中世纪的军事领袖们会面、商讨、解决分歧的地方。四周环绕着的灌木篱墙肯定是这里独特的景观特色，因为当地的人们喜欢将这座花园住宅本身称为“伯爵的篱笆”（\'s Gravenhage）。即使是在这个会面地点变成了正式的法院，而且周边发展出了一个城镇之后，这个名称依然保留了下来，不过，通常它会被简缩写为“Den Haag”。英国使者们将其按字母直译为“The Hague”（海牙）。它从一个省级法院成长为国都，争取独立的战争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范·德·邓克和他的同事们在1649年10月进入的这座城市规模很小，但井然有序——人们喜欢叫它“欧洲最大的村庄”——这里一边是草地，另一边是一片橡木林，不远处是海岸边的沙丘。按照计划，它被建设为一个政府办公用的城市，所以它有宽阔的林荫大道，夜晚，有名望的人会和他们的家人一起在这里散步或者乘马车经过。一切都紧紧环绕在被称为“议会大厦”的中心政府广场周围，这是一个四边形的如堡垒一般的建筑群，其特色是各边的政府办公室和中间建于13世纪的骑士厅（Knights\' Hall），那就是原来中世纪的贵族们的会面地点。
荷兰人构思出的是笨拙的、拜占庭风格的治理方式，但是实际上，七省都向总议会派出了规模不等的代表团，不过，每个省都只能投一票。这几十人一起围坐在一张桌子旁，议长头衔每周会在各省的首席代表之间轮换。棘手的部分在于所有的决定都需要全票通过，这导致人们都忙于拉票，很少能达成决议。不过荷兰人似乎并不怎么在意这一点，他们觉得谚语说得好，政府干预越少效果越好。
10月13日，范·德·邓克和他的同僚们刚到没几天就争取到了总议会公务日历上的一点儿时间，并且抓住机会呈上了范·德·邓克精心撰写的有关曼哈顿的文件，即“新尼德兰陈情书及事件实录，致尼德兰联合省总议会大人们，新尼德兰人民敬上”。三十出头的法学生范·德·邓克独占鳌头。经过多年来和基夫特以及施托伊弗桑特的斗争——在代表团体中赢得了一席之地，到处游说曼哈顿人，被囚禁后又被释放，最后远渡重洋、回到故里——才有了这番局面。除了上述那份陈情书，他还在政府机构面前摊出了几份证明文件，其中包括九人代表团介绍他和他的同事们的一封信，最妙的是，他还想办法从施托伊弗桑特满腹牢骚的副总督范·丁克拉根那里弄到了一封信。“这些人对本地区的情况了解得很透彻，”范·丁克拉根在介绍范·德·邓克和他的同事们时写道，“我希望大人们能欣然聆听他们的意见……”
曼哈顿代表团呈上请愿书的时机已经成熟。这个国家还忙于庆祝它的独立，而且统治者们着手处理这个问题的速度表明他们愿意给予反馈。他们现在都知道了“曼哈顿”这个名字，都听说了西印度公司对这块殖民地管理不善，而且准备就此采取一些措施。这个代表团自报家门的方式清晰而充满锐气。最重要的是他们要求为新阿姆斯特丹建立“合适的市政府”。范·德·邓克首先用语言为他们描绘了一幅田园牧歌般的画面，请他们想象这座岛的样子，“曼哈顿……新尼德兰的首府”，以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得河流之便，非常适宜居住”，而且在这个理想的根据地的基础上，“我们可以从事我国贸易……从特拉诺瓦湾（Terra Nova）到佛罗里达海角（Cape Florida）……到西印度群岛，再到欧洲，所有耶和华我们的神欣然应许之境皆可”。然后是潜在的威胁，他补充道，新英格兰人“完全了解我们占领的地区是优于他们的”，因此，总议会必须快点动手，增加贸易和殖民地，否则，英国人肯定会取而代之，而且“它甚至会失去‘新尼德兰’之名，而且荷兰人在那里将没有任何话语权”。
范·德·邓克的个人风格很明显，这不仅体现在这番陈述的个别元素上，还体现在它的翔实程度上，长篇大论的陈情书本身还不能让他满足，他还加上了“新尼德兰公众致总议会请愿书”。然后，为了方便理事会成员仔细研究这一问题，他加上了长长一节“关于前述情愿的附加观察资料”。另外，他依次巨细无遗地加上了脚注，这样，代表们提交的案例的每一个方面——该殖民地的无限潜力、荷兰人对该领地的合法所有权、在此居住的人民的权利——都被囊括在内，记录在案，有据可查，可以交叉引证。他充沛的激情体现在他提供引证注释时的狂热劲头中，这些证据中的有些部分读起来仿佛出自一个服用了安非他命的法官助理之手。在本来已经是“附加观察资料”的部分，一句话下面可能就有八条注释。在其中某一处，范·德·邓克称他和他的同事们推测并列举了该殖民地管理不善的原因。他给“推测”这个词加上了注释：“这个推测是毋庸置疑的，因为这和太阳会发光一样，是清清楚楚、众所周知的。”
然后是一些小道具——一些能形象地提醒统治者们，他们的海外行省所具有的丰厚潜力的支撑材料。他把海狸毛皮放到了这些大人面前，这些毛皮还散发着美洲森林的气味，其毛茸茸的质感在这种文明的背景下让人感觉简直就像犯罪。还有那片土地上出产的一些说不上名字的“产物”样本，考虑到这趟旅行的季节和时间，这些产物应该指的是烟草、大果南瓜、小果南瓜、甜菜、苹果、坚果、玉米，当然，还有好几袋粮食，殖民地居民们以它们为傲（“我见过黑麦，”范·德·邓克后来在别的地方写道，“它们长得好高，体格中等的男子会在他的头上方把麦穗捆到一起”）。
考虑到这些统治者十有八九不清楚上述的地理情况，范·德·邓克还给出了一幅精细的手绘地图——这应该是技术娴熟的制图师奥古斯丁·赫尔曼制作的，它展示了这个省份的全貌，涵盖从缅因到弗吉尼亚的海岸线，西至宾夕法尼亚中部的土地。
当时的文件证据也许还有一件，这份文件的原件最近刚刚重见天日。1992年，奥地利国家图书馆（Austrian National Library）的一位研究人员无意中发现了两张彩色钢笔城镇风景画，几十年来，这两张画被分别放在不同的架子上。当将它们拼到一起时，这位研究人员意识到自己看到了新阿姆斯特丹的早期景象——恰恰与当时的荷兰殖民地的历史相符。这幅“命运无常”的精致插图（本书英文版封面图片用的就是这幅插图）展示了一片杂七杂八的房屋——有些是木屋，有些是带有山形墙的砖房，它们紧靠着海岸线，还有一座粗糙的堡垒，荷兰旗帜在迎风招展。画面中没有人。我们有理由相信，范·德·邓克曾用这幅几乎令人难以忘怀的殖民地画像来结束他的陈述——个中缘由我们会在下文中探讨。
一切工作都已完成——代表们自己和其他在曼哈顿支持他们的人都下足了工夫。范·德·邓克用官方沟通中显然很不常见的语调宣布：“为了我们热爱的新尼德兰。”然后，在将这些层层堆叠的详细信息和一筐筐的礼物放到政府官员们面前之后，他像跳芭蕾舞一样，优雅地转身离去，临了还补充了一句，他希望伟大的统治者们“能充分理解我们的推测”。
“推测”这个词用对了。我们需要进行一些解构，才能让人们明白曼哈顿激进分子的胆量究竟有多大。17世纪的荷兰政治体系是通过陈腐的渠道进行权力分配的。总议会是一个相当弱势的国家机构，它和美国独立后头八年里最初的邦联颇为相似（“大人们”这个习惯称谓相当于一种心理补偿），它对海外问题，例如监督殖民地事务，有影响力，但是大部分的权力还是掌握在各省和形同政府分支的大型海外贸易公司手中。这些公司对海外贸易站点的维持，以及他们从中谋利的权利，都是在这个体系中根深蒂固的。然而，范·德·邓克却相当明确地要求领导人们：“我们认为这一地区在西印度公司的管制下永远不会繁荣发展……因此如果这些公司能脱离这一地区并将其财产搬离此地，这对于该地区和这些公司本身都会更好、更有利。”如果把那些礼貌用语去掉，那么这个请求就是：“让他们离开这里，把他们相关的东西也带走。”这是在要求改革这个体系，剥夺西印度公司股东的财产所有权——尽管他们曾为这份财产投入了极其大量的金钱——让中央政府直接接管这个地方并在荷兰政治体系中赋予其政治地位。
对于范·德·邓克、梅林、霍弗特·卢克曼斯、奥古斯丁·赫尔曼和他们的同伴们来说，期望总议会为了聚居在一个遥远的岛上的几个商人和定居者们削弱整个政治经济体系的地位，当然是大胆之举。事实上，在一些史学家看来，他们的任务的大胆程度不啻天方夜谭，或者就是一场白日梦——也许还称得上很前卫，它预见到了美国独立战争中人们的政治诉求，但这是与当时那个时代格格不入的。
然而，这不是白日梦。范·德·邓克的艰巨任务与其他事件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就在这些代表从曼哈顿启程之前不久，国王查理被斩首的消息就传到了这个殖民地，从这一点就可见一斑。当范·德·邓克抵达荷兰时，一场宣传册上的论战——在报纸面世之前的时代，宣传册就是国民的临时演讲台——正在进行中，主题就是人民的权利和君主制的局限性。荷兰共和国的出现引发了这场论战——准确地说，这场论战发生在海牙附近的洪斯拉尔宫（Honselaardijk Palace），弗雷德里克·亨德里克在这里过着精彩的生活，占尽荷兰的天时地利，与此同时，一拨拨身份更低下的难民从欧洲各地涌到这里，其中有一位不是别人，正是查理之子即他的继承者，后来的查理二世。一位声名显赫的知识分子以守旧派的论调称，即使国王查理犯下了理应被处决的罪行，但是长子继承制——在世袭君主政体中权力转移的依据——要求他那未曾参与这些罪行的儿子应当成为新国王，因此，本国应当为其提供庇护直到克伦威尔的疯狂时期过去。然而，其他人为庇护一个逃亡的王室成员感到不安。在荷兰共和国无拘无束的公共讨论“场所”上，一个来自乌特勒支大学，颇有范·德·邓克之风的荷兰年轻法学生抛出了一份宣传册，对此做出了回应。这份被到处印刷、人人阅读的宣传册宣称，在新欧洲，在一个刚刚独立的共和国，如此依附于皇权之举是跟不上时代的步伐的。他宣称，君主们的权力并非神授，而是人民授予的。当然，范·德·邓克提出的要求并非体现了国王与人民之间的对抗。但是这场关于国王的权力局限的辩论说明，在曼哈顿的代表们呈上他们的案件时，他们的奋斗目标——一个民族在他们的政府中应当拥有发言权——正是人们热议的话题。
当时同样流行的还有彻底的政治行动主义。当范·德·邓克开始在海牙代表曼哈顿殖民地履行他的使命时，一位名叫弗朗西斯库斯·范·丹·恩登（Franciscus van den Enden）的耶稣会信徒正在阿姆斯特丹组织一个苏格拉底式的学会，鼓励年轻人自由体验民主和社会平等理念。从范·丹·恩登的小团体中崭露头角的最有名的学生是巴鲁赫·斯宾诺莎，这个生活在阿姆斯特丹的犹太人在世时声名狼藉，但后来他因继续发展笛卡尔制定的现代哲学原则而成为历史上的一个传奇人物。从这个圈子中涌现的一些理念——民主政府、公共生活、财产共有权、质疑将《圣经》逐字逐句当作真理的做法、公立学校体系——听起来异乎寻常地现代，这说明了现代世界的根源可以追溯到比我们通常理解的更早的时间。
范·丹·恩登的圈子对范·德·邓克和他为他的殖民地制订的理想主义计划有一种天然的喜爱。范·德·邓克可能就是在荷兰逗留期间认识他们的。当然，或许是范·德·邓克努力的结果，他们终于开始了解这个荷兰殖民地，而且这将会成为他们其中一个计划的焦点——一个怪异，具有共产主义雏形的乌托邦式的生活实验。在范·德·邓克执行这项使命的十年后，范·丹·恩登将为美洲殖民地的这样一个社区起草一份宪法草案。实际上，这个团体为这个冒险活动获得了一份特许状。1663年，41位后期清教徒在皮特·普洛克霍伊（Pieter Plockhoy，此人后来成为社会主义的创始人之一）的带领下，在特拉华湾，也就是施托伊弗桑特从瑞典人手中赢回来的土地上定居。但是这个时机很糟糕。不过几个月之后，英国人就占领了荷兰人的整个新尼德兰殖民地，同时摧毁了这个乌托邦式的定居点。普洛克霍伊本人活了下来，而且在新大陆度过了他生命的最后30年，作为新城市费城的居民在河流上游度过了人生最后的岁月。
和范·德·邓克的使命一样，这些计划可能都太过于理想化了，它们是紧随笛卡尔和格劳秀斯等人而出现的第一拨思想者的成果，他们立志要让人类活动的中心从教堂向人类心智转移。但是，如果最后范·德·邓克和他的同伴们未能获得他们想要的所有结果，那么他们会改变这个体系并为一个新型社会的创建铺平道路。美国历史忽略了他们的成就，这在某种程度上与盎格鲁中心主义有关系，而且可能与一些人们习以为常的现象有关。比如美国大学中的殖民研究通常都是被割裂的，英语系专门研究英国殖民地，西班牙殖民地则是由西班牙语系负责，等等。这意味着荷兰殖民地被边缘化了（美国大学里鲜有荷兰语系），而且对于殖民地整体研究的方法太狭隘了。近年来，历史学科已经打破了一些这样的藩篱，因为人们开始清晰地意识到17世纪受过教育的欧洲人已经对世界和他们在其中的位置有所认识，而且他们受到许多在远方发生的事件的影响。如果要了解一个地区的事件，我们就要对其他地方正在发生的事情有充分的认识。有一卷第一手史料对于理解荷兰人在曼哈顿岛做的事情至关重要，这份题为《库拉索文集》（Curaçao Papers）的著作可以证实这一点。那个时候就已经形成了全球网络。
因此，将范·德·邓克的使命置于这一背景中，我们会顿时感觉释然。一方面，人们依然在翻译和出版这个殖民地的记录，这些记录展示了一个如旋涡般动荡的殖民点，住在这里的是一群不屈不挠的人，他们看到了这个地方的可能性，而且想探索这些可能性。那是一个社会，一个值得为之奋斗的社会，而且殖民地居民们与广阔的世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时代的精神激励着范·德·邓克和他的同伴们，驱动着他们追求他们的理想主义。一些非同寻常的事情正在欧洲发生，而且他们知道这一点。他们斟酌了《明斯特和约》和范围更广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与参与和谈的代表们以及范·丹·恩登圈子中的成员们一样，他们也在追随胡果·格劳秀斯的脚步，将他的法律原则应用于新大陆殖民地。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尽管殖民地居民们的请愿书内容很激进，但它得到了政府的认真对待。在最初的报告后，政府官员们坐立不安，他们翻动着书页，讨论着问题，选派了一个委员会深入研究此事。这个问题一直让他们心神不宁，现在到了解决它的时候了。
那天晚上，这三个美洲人肯定在海牙庆祝了一番。他们肯定为他们在政府机构面前的首次登场感到高兴。但是，如果他们期望自己的事情能很快得到解决的话，那么他们很快就会失望的。没过几天，总议会发现自己本身正处于一场保皇主义危机中，这场危机已经积累多时，如今将所有次要问题都挤到了一边去。英格兰内战并非一个孤立事件。荷兰政府不是建立在习惯法之上的，而是一些制度和法律拼凑而成的产物，有一些部分很具有前瞻性，但是也有一些封建残余。它是一个共和国，但是它也有贵族世家，也有第一家族奥兰治-拿骚家族（House of Orange and Nassau）。根据长久以来的传统，奥兰治亲王被选为“执政长官”（Stadtholder）——一个类似于总统的官职，但是其职责非常模糊不清。这种模糊不清的状态激怒了曾经的奥兰治亲王弗雷德里克·亨德里克，他从1625年起担任执政长官一职，带领军队在对西班牙的战争取得胜利，在有生之年逐步巧妙地扩大了自己的权力。他的终极目标是让他的家族得到王室地位，但是他朝这个方向迈出的一大步非常不合时宜：1641年，他让自己15岁的儿子威廉（Willem）与英格兰查理一世9岁的女儿玛丽·斯图亚特（Mary Stuart）成婚。几乎就在这个时候，英国内战开始了。弗雷德里克·亨德里克将他的运气都押在查理身上，但是十年后，查理已经人头落地。
从一开始，荷兰人就为他们的贵族世家和注定失败的王室成员勾勾搭搭的做法感到不满。弗雷德里克·亨德里犯的第二个大错是试图阻挠明斯特和谈。“八十年战争”对他的家族十分有利，它令其父亲“沉默者威廉”成了一个人们崇拜的偶像，成了“国父”。除此之外，执政长官是军队的首领；与西班牙和平相处意味着他的重要性将骤然降低。但是荷兰省商人出身的统治者们，特别是阿姆斯特丹市的统治者们却认定和平才是符合他们的利益的。历史朝他们的方向而动。和约签订了，当弗雷德里克·亨德里克的失败愈发清晰时，他本人去世了。
不过，这个问题还远没有结束。新的执政长官威廉年方21，性情反复无常，骄傲自大，对他的顾问们和他那还是个孩子的英格兰妻子漠不关心。他很机灵，但是也很狂野，很快事实就证明了他是比他的父亲更危险的一股力量。在曼哈顿的代表们呈上他们的请愿书的几天后，荷兰议会——荷兰省的地区议会，也在海牙开会——投票出资遣散许多士兵。这本来是很寻常的战后措施，全世界都是这样，战争一结束，军队就要精简。但是，每走一个士兵，执政长官的权力就少了一份，这刺痛了威廉，于是他做出了反应。他以个人名义向军队官员发出了命令，指令他们维持军备。这些军官听从了亲王的命令。弥漫整个海牙的欢乐气氛登时被乌云笼罩。总议会连忙安排与亲王协商相关事宜。他同意减少军队总人数，但走的只能是荷兰士兵。这让这个国家好议时政的知识分子阶层感到了一阵寒意：所有人都知道，军队的很大一部分是由雇佣兵组成，而且，在这场亲王与总议会之间形成派系分裂的事件中，这些人更倾向于站在他那一边，不太可能屈服于爱国主义。人们突然明白，感觉自己的权力受到威胁的威廉正在考虑对这个刚刚宣告独立的国家发动一场军事行动。实际上，威廉比他的父亲更急切地想要将执政长官的头衔换成一顶王冠。在他与法国大使的秘密会议中，他已经接受法国人开出的条件，这位大使在一份报告中提到，他们会助他得到“远比他的前任更显赫的地位”。
随着政府陷入危机状态，所有次要的问题都被搁置。不过，范·德·邓克不愿这样坐着不动，他利用这个时间打通了另一个方向的道路。这个殖民地并不仅仅是一份政治事业，它还需要移民者、交易商、航运商。也许，它最需要的是宣传。于是他从一名政客变成了一位公共关系代理人，他要去找一位愿意出版他的陈情书的印刷商。这不会是易事，因为这份文件一直在攻击这个国家中最有权势的公司之一。想要找的这位印刷商必须无惧争议。
他找到了他要的人。24岁的米希尔·斯特尔（Michiel Stael）是一位面包师的儿子，在和约签订之后，他离开了他的家乡代尔夫特，来到首都开始创业，成了一名书籍和宣传册的印刷商。他做这一行恰逢其时：欧洲正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余波中动荡，荷兰共和国成了欧洲大陆的出版之都。在世纪之交时，海牙的出版商只有4家，如今却有了39家。斯特尔渴望成名。当范·德·邓克找到他的时候，他才刚刚起步，正在为法国市场印刷一些宣传册。他即将开始的工作体现出他对于有争议的话题的敏锐判断力。他在1649～1650年的出版物几乎全都围绕着政治话题，而且那些标题反映了他所从事的行业的国际性和这些新鲜出炉的出版物的时效性：《克伦威尔将军的两封信：英格兰与苏格兰军队邓巴之战内情》《西班牙大使致总议会商院议员们的提案》《个人就扣留孔代亲王、孔蒂亲王和隆格维尔公爵（Princes Conde，de Conty and Longuevill）致巴黎议会的信》。他特别喜欢激进的政治观点：在接下来的一年中，他将会因出版批评荷兰一些领导人的出版物而摊上官司——这证明了即使是在最开明的出版环境里也有限制。有一次，他差一点儿就被带上足枷。他在海牙的大街上被执法人员追着躲进了一家旅馆［这家店叫“狂欢荷兰鼠”（Bend of Guinea）］，从窗户逃走了。数年后，他在鹿特丹露面，继续做出版业。
范·德·邓克在狭小的公寓中找到了斯特尔，斯特尔和他的妻子、孩子及他的商业伙伴一起住在这间公寓里。那家印刷店也在这座建筑里，而且它很适合铤而走险的人——从这个地方向外望就能透过海牙法庭的外院看到监狱门（Gevangenpoort），这座矮矮宽宽的砖砌建筑有一个通向政府大楼的拱形门，而且它还是市监狱。按照他爱批判有势力的人的倾向，斯特尔肯定为范·德·邓克的文件和其中夺走西印度公司掌握的一个省份的激进提议而感到欣喜。作为一个商人，他肯定觉察到这部著作很有市场，因为很多人都把西印度公司看作一个失败——它那曾经高达206荷兰盾的股价已经跌到了14荷兰盾——和一个可以嘲讽的成熟对象。他同意出版陈情书。
斯特尔看样子是将范·德·邓克介绍给了一位名叫亨德里克·洪迪厄斯（Hendrik Hondius）的镌版工，此人住在仅几道门之隔的外庭（Buitenhof）。范·德·邓克希望能将他的新尼德兰地图和陈情书一起出版，而且洪迪厄斯似乎让自己在阿姆斯特丹的内弟约翰内斯·扬松（Johannes Jansson）和范·德·邓克联系，为它镌版。即便范·德·邓克没有做其他的事情，他出版这份地图的事迹就足以名留青史。从1650年至18世纪中期，这份所谓的“扬松-菲斯海尔地图”（Jansson-Visscher map）［克拉斯·菲斯海尔（Claes Visscher）制作了一个修订版］重印了31次，而且成为荷兰人以及英国人眼中最权威的地图，如今人们仍在复制这份地图，将其作为殖民地时期北美东北部最准确的透视图和早期制图最精美的范例。它将出现在全欧洲的绘图室、运输事务所和图书馆中，给美洲东北部的大部分地区——从五月角（Cape May）到长岛再到罗得岛（Roode Eylandt）永远地安上荷兰语的名字。它还是少有人研究的将地图作为政治宣传手段的绝佳范例：人们有意地使用地图，特别是荷兰人和英国人将他们对这个世界的掌控印在欧洲人的头脑中。“扬松-菲斯海尔地图”意在不偏不倚地展示北美东北部的情况，但是，实际上荷兰殖民地占据了中心位置。而且，更重要的是，这幅图将“新尼德兰”这个名字与地球仪上一个值得注意的部分联系在一起，也就是在这片大陆上，从科德角（Cape Cod）到特拉华的地区构成的一个弧形。这是因为范·德·邓克坚守由亨利·哈德逊和他的追随者——探险家阿德里安·布洛克最初划定的边界线。
这幅图还体现出了另一个宣传手段。这幅用钢笔画的方式展示出新阿姆斯特丹风景的小图除了被范·德·邓克带来向总议会展示这个殖民地愁苦的面容外，还有第二个功能。正如他将陈情书这个词用了两次一样——一方面是用来让统治者们了解这个殖民地悲惨的处境，另一方面是将其作为吸引定居者的公共关系工具——范·德·邓克似乎将这件艺术品带给了镌版工约翰内斯·布劳（Johannes Blaeu）并让他用它制作了一个适合出版的版本。完工后的彩色雕版标题为“曼哈顿岛上的新阿姆斯特丹”（NIEUW AMSTERDAM op\'t Eylant Manhattans），它不但有独立版本，而且在其后版本的地图中作为插图出现；它的每个细节都和钢笔画版的插图分毫不差，只不过原来的插图展示的是一个人烟稀少、破败不堪的村庄，而布劳的雕版印刷地图中的曼哈顿城镇则小巧玲珑、井然有序，那里有烟囱、山形墙、风向标，生机盎然。范·德·邓克的个性——不屈不挠地推销他的新大陆，而且愿意扭曲真相以迎合他的受众——铭刻在这些道具中，如今它们被藏于世界各地的博物馆和图书馆中。
大约在此时，在总议会无暇分神，斯特尔准备出版陈情书时，范·德·邓克向南做了一次长途旅行，去家乡布雷达看望他的家人。他的两个姐妹、三个兄弟以及他们的配偶和孩子此时似乎大部分都住在布雷达。他的姐姐阿加莎曾陪着她的丈夫——东印度公司的一位官员——到安波那岛去，丈夫去世后，她又回来了；他的妹妹乔安娜很快就要和当地的一名商人结婚。所以我们能想象他此次返乡，回到那个（相对）阳光明媚，一栋栋建筑像中世纪时一样簇拥着哥特式教堂的南部城市时，场面会有多热闹。不过，尽管范·德·邓克的父母生活在欧洲最进步的社会中，但是他们一年前做的一件事情在这个时代还是很不同寻常：合法分居。更值得注意的是，是范·德·邓克的母亲阿加莎·范·卑尔根同意向她的丈夫支付赡养费。我们对范·德·邓克的父亲科内利斯的情况知之甚少，显然，这个家庭的财富和名望都是从范·卑尔根一方得来的。正是阿德里安·范·卑尔根——阿德里安·范·德·邓克的外祖父，与其同名——将布雷达从西班牙人手中解放出来，他也因此成了一个传奇人物。而且，阿加莎·范·卑尔根愿意每年向她的丈夫支付100荷兰盾，这也说明了这些钱是她继承而来的。
这个家庭向这个离家已久的儿子表示欢迎。如今站到他们面前的已经是另一个人了，那个带着书卷气的男孩已经变成了一个男人，他的步伐迈得更大，握手时也握得更紧了。他曾徒步走过那些紫色的山峰，在林间席地而睡，在原住民的长屋里和他们一起进餐。九年来，他一直呼吸着不同的空气。他的眼神、他的声音都体现了这一点：范·德·邓克激情四射地回到了布雷达——无论父母分居让他有什么样的感觉，都不足以抑制他的这股激情。他在所有亲戚面前大肆宣传美洲殖民地，那是他的家，他的事业，一个机会之地。这个未来的天堂只缺一样东西，即健全的政府，而他本人正在为此筹备中。他的激情以及人们对他的敬佩之情——他前往这样一片蛮荒之地，回来时已经是众人的领袖，又作为一位政治家，向本国政府呈递了状词——令他的家人们佩服得五体投地。在接下来的两年里，他的双亲分别把他们的资产变现，打点行装，坐上了前往曼哈顿的船。他的一个弟弟及其妻子、他们的儿子和几名仆人也去了曼哈顿。他的热忱所到之处似乎感染了每个人。
此时，在海牙，这个殖民地的请愿书在政府的日程表上被搁置了。科内利斯·范·廷霍芬——这个一直在背后拉曼哈顿代表团后腿的人——出现了几次，他给议会的大人们提供了一些信息，意在证明这个殖民地的情况并没有那么糟糕。他称，曼哈顿征收的税款相比于新英格兰人缴的税已经算优惠了。定居者们有良田可耕种。而且，他制作了一个新尼德兰和新英格兰的耕畜现行价格对比图，这也许是最早的、关于曼哈顿的生活高成本的记录：曼哈顿的一个农夫卖出一头一岁大的母猪可以换得20荷兰盾，而在波士顿他只能换回12荷兰盾。
范·德·邓克和范·廷霍芬这两个死对头展现的截然不同的殖民地景象中有一层讽刺意味。范·德·邓克认为这个海外殖民地创造的利益总有一天会比他的整个祖国还多，为了尽量为它争取支持，范·德·邓克强调了那里黯淡的境况，处处将情况往绝路上写，很多时候他都把数年前，印第安战争之后的情况当成目前的情况来描述。而范·廷霍芬描述的充满生机的景象也许更能准确地反映当时的状况。讽刺的是，范·德·邓克更有说服力、更优雅的陈述——其终极目的毕竟是为了巩固这个殖民地——对史学家们产生了长远的影响，令他们认为荷兰统治下的殖民地自其诞生时起就有缺陷。
尽管范·廷霍芬在委员会面前做了陈述，但是当范·德·邓克回到海牙的时候，政府议事厅外已经陷入了真正的骚动。米希尔·斯特尔的宣传册版陈情书——被重新安上了一个更富戏剧效果的标题《新尼德兰陈情书，其地理位置、丰饶程度和悲惨境遇》（后文简称《新尼德兰陈情书》）——已经传遍街头巷尾，它不仅轰动了海牙，还轰动了阿姆斯特丹、哈勒姆和其他地方，陈情书展示了一幅惨淡图景，描述了最近发生的事件和殖民地居民们的挣扎，但是范·德·邓克描述了广阔、富饶的土地，“在人手充裕的情况下可以全面开垦……有许多非常平坦的土地和玉米地”和“非常好的牧场”，“不费什么力气就能改造成优良的耕地”，肥沃的土壤能产出粮食，而且“比尼德兰的土壤耕种起来更不费力”，这些都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范·德·邓克在写作中突然扯出一段题外话，用诗意的语言列出一连串的事物，这是他的标志（这个殖民地的树：“星毛栎……黄油橡树……油用坚果……山核桃木……水山毛榉……树篱山毛榉……斧柄木……两种舟木、白蜡木、桦木、松树、板条木或野生雪松、椴树、桤木、柳树、荆山楂树、接骨木”），这一切点燃了那些一生都住在森林稀少的平原和围垦地的人的想象力，令曼哈顿更具诱惑力。
这份出版物——以及附带的新阿姆斯特丹的地图和插图——立即得到了反馈。也许是通过斯特尔——他的地址被放在了书名页——人们联系到了曼哈顿的代表们并表示他们已经准备好搬家，到曼哈顿去寻找财富。西印度公司的董事们都大吃一惊。“以前从来没人提过新尼德兰”，他们给施托伊弗桑特写信，“如今它好像把这里搅得天翻地覆，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第一个到那里去选择最好的（地）。”范·德·邓克和他的同伴们很快就采取了行动，他们找到了一位在阿姆斯特丹的船长，此人愿意将定居者送到曼哈顿去。大批人群涌入这个海港；140名自费登船的移民被接受，船长威廉·托马森宣布这艘船已经满员了。另外几百人吃了闭门羹。
然后，范·德·邓克开始利用人们对这个殖民地表现出的巨大兴趣。他给总议会委员会写了一份扣人心弦的请愿书——特别点了委员会主席的名，亚历山大·范·德·卡佩伦（Alexander van der Cappellen），范·德·邓克知道此人是西印度公司的敌人——其中他生动地说明了形势的变化：船只如今蓄势待发，船长和船主们都可以证明，如果他们再有六艘这样的船，上面也会坐满人的。“带着对更好的政府的期盼，”范·德·邓克希望总议会能看到，“更多乘客开始面向新尼德兰，如果有途径、有机会，他们都想去。”然后，凭借他一贯以来对细节的关注，他让那位船长像在公证人面前一样为他作证。
这似乎是利用民众意愿给政客们突然施压的经典案例。就在范·德·邓克展示公众对这个殖民地感兴趣的证据这一天，总议会给西印度公司的各个分部发出了一连串的信，要求它们向海牙派出代表，和来自曼哈顿的代表们一起出席为期两周的联席会议，商议“关于新尼德兰的全部议题”，最后还来了一句：“不得有误。”一周后，范·德·邓克让该公司的阿姆斯特丹分部和他的签了一份合同，其他代表们租了一艘船，这艘船足以将另外200名移民运往曼哈顿。该公司将负责这些开销，而代表们则要做细节安排。这艘船将在6月的第一天前起航。
现在的他是一个技术炉火纯青的推销者了，他面面俱到，而且取得了成果。如今，他和被指派处理该殖民地事宜的总议会委员会成员们结成了密切的工作关系，他们显然都倾向于他这一边——每个人都收到了范·廷霍芬的抗议。根据委员会的建议，总议会决定从海牙派出一名公证人到这个殖民地去；范·廷霍芬之所以生气是因为如果这样做，这些领导人就会剥夺施托伊弗桑特及其顾问班子的一些政治权力——剥夺西印度公司的一些政治权力——并将它们赋予一位政府官员。在范·德·邓克看来，这是向正确的方向迈出的一步。
然后，在1650年4月，决定性的裁决出来了。在所有委托人——范·德·邓克和他的同伴们，以及来自西印度公司大部分地区分部的代表们——齐聚阿姆斯特丹分部的情况下，委员会发布了“关于新尼德兰政府、维护和居住的临时命令”。当一位委员会委员费力地念着一行行密密麻麻的法律用语的时候，所有人无疑都在椅子上伸长了脖子等他宣布：委员会“通过调查新尼德兰迄今为止维持的政府体系”，现做出结论，总议会成员们“不可、不应再准许西印度公司股东们凭借特许状赋予之特权和利益，无视或反对为了地区边界安全和人口增长向委员会递交之良好计划和提议，进行不当管理”。这就是——委员会的明确定论。
然后是要付诸实施的具体命令。首先，最重要的是，“在新阿姆斯特丹市内成立一个市政府”，在这样的政府成形之前，九人委员会将继续“享有对于人和人之间发生的小案件的司法管辖权……”委员会还提到了公众对于向这个殖民地移民突然产生的兴趣：“前往北美洲和附近岛屿的私人船只有义务运送所有愿意被带往新尼德兰的乘客……”而且委员会建议将总计15000荷兰盾的资金放入一个账户，作为无法承担旅费的未来定居者们的福利金。
除了这份没有加上主观评论的命令，委员会还发布了一个命令：“现任总督彼得·施托伊弗桑特当奉命回国述职。”
就这么多。会议结束了——政府已经明确表示支持曼哈顿代表们的事业。西印度公司的代表们都很气愤，阿姆斯特丹分部迅速准备反驳。此时，范·德·邓克准备使出撒手锏。即使是他的陈述得到了这样掷地有声的支持，他也并未感到满足，因为这些命令放过了西印度公司，它还掌握着这个殖民地。他到委员会演讲。他不再是一个没有把握的局外人；六个月来在海牙进进出出的经历给了他信心。
“尊贵的、伟大的大人们，”他开始说道，那溢于言表的得意之情令他乏味的话语也变得色彩缤纷，“诸位高贵的阁下和您，尊贵的大人，能欣然保护虽然遭受破坏，但蒙主恩宠得以残存的新尼德兰，为那些令人悲伤的事件拨乱反正，此举令人佩服。因此，鄙人斗胆向高贵的大人提议一些十分必要的方法，而且，经过全方位的思考，对于其中牵涉的诸位高贵的阁下有益、有利……”
他不希望总议会忘记曼哈顿殖民地的定居者们遭受的痛苦是西印度公司某些官员采取的灾难性行动所致——“野蛮人、基督教徒甚至尚未断奶的婴孩因那些毫无必要的野蛮行径流了多少鲜血？”他要求委员会将自己在曼哈顿起草的对范·廷霍芬的质询书清单加入记录。他声称，廷霍芬和其他要为印第安之战担责的人应被处决。
范·德·邓克已经确定范·廷霍芬在海牙是不受欢迎的人，他希望能在这种反感的基础上扩大那几个临时命令的影响力，直接将西印度公司从曼哈顿殖民地扫地出门。但是委员会在那方面没有采取行动。不过，它确实批准了一个计划，派曼哈顿代表团中的两个人——包特和范·考文霍芬——带领一众定居者回曼哈顿，此二人要向施托伊弗桑特传达裁决并带一船的枪回去保卫该殖民地。他们欢欣雀跃地和范·德·邓克道别后就立即动身了，而范·德·邓克将留下来确认委员会的命令被总议会采纳。
在他们离开之前，范·德·邓克写了一封密信，让他们送出去。这封信是写给拉·蒙塔尼医师的，他在基夫特和施托伊弗桑特手下都做过事，范·德·邓克瞄准了此人，认为他在这场强权政治游戏中是举足轻重的人物。这封信直到1997年才被人发现——发现者是亚普·雅各布斯博士，一位研究新尼德兰殖民地的杰出的荷兰史学家——此信藏于阿姆斯特丹市档案馆中；它仿佛一道亮光，穿透因几个世纪的时光而变得昏暗不明的房间，说明阿德里安·范·德·邓克在其出使海牙过程中最关键的时刻觉察到了更为广阔的时代背景下的潮流，饶有兴致地、巧妙地玩着这场政治游戏。它还说明了他将自己视为领导这些活动家开展这项事业的人。“出于老交情，我给您匆忙写下这几句话，希望您依然坚信我们对您的善意”，这个人曾经在施托伊弗桑特囚禁他的时候参与审判他，但是似乎尽力在当时和其他时候的讨论中保持中立。在给他的信中，范·德·邓克是这样开场的：“我提过很多事情，口头警告并向雅各布·范·考文霍芬强调您和我不同。”然后，范·德·邓克开始用每个时代的政客都会用的经典手段安抚拉·蒙塔尼。他确信自己会成功，并向拉·蒙塔尼保证“我们相信在很快就要成立的下一届政府中，您将会担任一个不错的职位”。然后他言归正传：“如果您能加入起诉方，那是再好不过了。我请求您尽可能地提供建议并采取行动，协助九人委员会……”然后他改变策略，让拉·蒙塔尼了解风向已经改变，以及继续与西印度公司代表们为伍并非明智之举：“这里人人都知道那场战争的始作俑者还未受到应有的惩罚……廷霍芬在这里不太受宠……他和基夫特总督在那场战争中的所作所为在这里受千夫所指。公司董事们尽力为施托伊弗桑特、他的秘书和他们的支持者们辩护，但是除了少数几个人，董事们本身在这里就不太受宠，而且人们觉得他们也有嫌疑……”
显然，范·德·邓克已经预见到，在不远的将来，新阿姆斯特丹和整个荷兰殖民地将被政府接管，被赋予正常的政治地位，并且成为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在给总议会的一份请愿书中，强调了这个殖民地对于这个刚刚独立的国家的未来扮演的举足轻重的角色：“这个州……自己就比17个荷兰省份都大……在危急关头，它会变成一个坚强的臂膀，提供人员和给养；等人口增加之后，高贵的大人们将可以在你们自己的领地之间开展巨额贸易——大人们对此享有绝对的控制权和权威。”这样的安排是前所未有的——新尼德兰仿佛是荷兰共和国的第八个省份，一个与母国不相邻，与阿拉斯加或夏威夷类似的州。如果这一切成真，当然，历史——美国人、英国人和荷兰人——的结局会大不相同。1650年春，至少在范·德·邓克的心里，这是真的可能会发生的事情。政府站在殖民地居民们这一边，施托伊弗桑特被召回，而范·德·邓克在远离曼哈顿的大洋彼岸，正在筹建一个新的行政机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