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带着一群随从来到这里：四艘船的士兵，他的一批“顾问”，还有一个妻子。他不苟言笑的做派及其军人政客的神态给聚集在码头区的殖民地居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像孔雀一般，趾高气扬、妄自尊大”，范·德·邓克对于他们新领导人的登场方式如是总结道。人们也穿上了他们最好的衣服：我们能想象到，在1647年的那个春日，许多顶松软的宽边帽、花边领、紧身裤或者膝盖上打着结的长筒袜，还有宽筒靴——下曼哈顿一派伦勃朗画中的景象。
在风车的帆叶和阿姆斯特丹堡的断壁残垣下，在广阔的海港的映衬下，他们举行了一场正式的仪式——象征着领导权更替的火炬交接。在他的演说词中，施托伊弗桑特宣誓自己的做事方式会“像父亲对待他的孩子一般”。他释放出来的权力信号清清楚楚：当整个社区的人向他脱帽致敬的时候，他的帽子却纹丝不动。在殖民地居民们还站着的时候，他却坐下了。
基夫特发表了讲话，他感谢殖民地居民对他的忠诚和信任。那完全是言不由衷，是每个地方的政客都会用的空洞说辞，而在一个典型的荷兰贸易站点中，这番说辞换来的是一片沉默。但是他犯了一个错误，那就是礼节性地停下来，给社区居民一个机会向他回谢。约赫姆·奎伊特抓住了这个停顿的时机，宣泄了一个水手的满腹嘲讽，大意就是基夫特应得的不是感谢，而是别的东西。科内利斯·梅林补充了几句大胆的评论。其他人开始插话。这场仪式眼看又要陷入人们熟悉的乱糟糟的局面。
然后，不知何故，大家都看着施托伊弗桑特。他在现场，人们感觉到了，注意到了他的影响力。现在，他们闭嘴了。施托伊弗桑特当然已经知晓了整个情况；实际上，因为在阿姆斯特丹看过那份记载着殖民地居民的抱怨之辞的文件，所以他比基夫特还了解情况。他肯定对基夫特非常不屑，那是一位军官对于未能赢得下属尊敬的人的情感。但是，站在那些反抗权威的乌合之众一边又是完全违背他本性的事情。至少，他认识了激进分子阵营中的一些领头人，知道了梅林和奎伊特的名字。他向社区居民们郑重宣告，在他的管治之下，人们可以快速平等地获得正义。然后他很快结束了讲话。
施托伊弗桑特肯定被这个殖民地所展现出的混乱和居民目无尊长的程度深深震惊。他以军事独裁方式经营库拉索，结果皆大欢喜；他在巴西看到的情况也是一样。这些贸易站点都是荒凉之境，人们注定要抛弃所有的文明理性，如果不严格维持秩序，他们就会被梅毒搞得精神错乱，身不由己地被野蛮人、疾病和潜伏的欧洲敌人掠走。任何来到这样一个地方生活的人都清楚，这是一个以军事管制方式统治的地方，他们没资格要求话语权或者对公共事务管理方式表示不满——他有必要提醒他们这一点。一旦他这么做，他们就会看到其中的好处，在遵循加尔文教义的政府机构的管制之下，和谐社会成为可能。这样，他们很快就会乖乖听话了。
他和他的子民们（他就是这么称呼他们的）之间没有蜜月期。由此，从他刚到此地起，他就浸入了在这个殖民地独有的政治激流之中。在欢迎仪式草草收场之后，他和他的妻子匆匆转身前往他们的私人天地——他们的新家就在他们的身后。阿姆斯特丹堡是四边形的建筑，每个角落都有棱堡形的岗楼。穿过前门，经过秘书办公室，施托伊弗桑特夫妇走进了中庭。这个地方就像个难民营。中庭右边一路都是西印度公司士兵的营房，士兵们是这位总督在这个殖民地的权力支柱。但是士兵们涌出了营房，他们在院子里和城里的其他地方露宿。施托伊弗桑特应该已经认出了他们当中的一些熟悉面孔，因为正是他让这座城镇人满为患。那一船士兵从巴西逃到库拉索，然后又被施托伊弗桑特派到新尼德兰帮基夫特，如今他们依然在这里。他们是在印第安战争接近尾声的时候来到这里的，基夫特不知道要拿他们怎么办。他们如今虚弱无力、食不果腹，要求拿回欠饷，在街上醉醺醺地到处乱逛，寻衅斗殴，破坏财产——这是施托伊弗桑特要解决的另一个问题。
院子左边是礼拜堂，旁边的山形墙砖房就是给这位总督留的住处。这对初到此地的夫妇花了一些时间才安顿好。施托伊弗桑特让他疼痛的假肢稍事休息。朱迪斯开始从这场历经劫难的旅程中慢慢恢复元气。她到此地的时候已经有四个月的身孕，这意味着她怀孕的头三个月基本都是在大西洋的颠簸中度过的，从这一点来说，她的勇气可与她的丈夫媲美。
然后他的统治时期就开始了。旧秩序发生的变化立刻显现了出来。松散的周四委员会议程一去不复返了。新总督每天都会亲自上阵。科内利斯·范·廷霍芬遂了愿——施托伊弗桑特留他当了秘书——但是他可能后悔了：这位秘书手上的文书工作量——公告、提案、决议、判决书、委任状、传票——突然大增。
施托伊弗桑特甚至在他还没来之前就已经知道这个地方需要什么；他到这里的几小时内发生的事情只是更加坚定了他重整秩序的决心——他所能带来的那种结合了军事体制和企业效率的秩序，掺杂着一个虔诚的加尔文教徒的心理，强调罪人要在严厉的神明面前卑躬屈膝——他认为这就是解决之道。在他到来之后的那个礼拜日下午爆发了一场酒后械斗。在得知此类事情是家常便饭之后，他立刻发布了两道戒律：第一条是禁止小酒馆老板在礼拜日出售烈酒（直到当天下午两点）；第二条戒律规定任何“在激动或愤怒”情形下拔刀的人都可能面临六个月的监禁，并且只能吃面包、喝水，如果他持刀伤人，则刑期将跃升为八个月。
在面对殖民地居民和西印度公司的水手和士兵时，他一视同仁。没有人能像指责基夫特一样指责他偏袒公司雇员。当和他一同到来的两名水手被发现违反禁令，未经许可私自上岸的时候，他下了判决，将他们“连续三个月绑在独轮车或者手推车上，干最重的活，绝对不许吃面包和水之外的东西”。
但这些都是装装门面的——这种简单的“生活品质”方面的指令很容易被大众接受。真正需要解决的是正在酝酿中的暴动。在最初的几天里，他绕着这个小城镇走了一圈，随身带着一张纸，这张纸可真扰人心神：那是1644年10月殖民地居民们以约赫姆·奎伊特和科内利斯·梅林的名义寄出的那封信的副本，信里要求将基夫特撤职。讽刺的是，这封信确实达到了它的目的，但它也因此为这个殖民地带来了一个将此类举动视为叛国的人。曼哈顿殖民地的文件显示出了施托伊弗桑特心思缜密的一面：一方面，和人们通常对他的看法不同，他能明察秋毫，具有扳倒对手的政客资质，以及权衡考量的能力。比如，史学家们一直对施托伊弗桑特选择留下基夫特的秘书一举感到困惑，因为科内利斯·范·廷霍芬贪婪、不诚实，而且出了名的好色，这些都是会让古板的施托伊弗桑特——这个被历史铭记的人——憎恶的特点。但是，范·廷霍芬也是这个殖民地上最聪明的人，是博闻强记而又像狗一样忠于西印度公司的辩论家，是能用本地部落的语言与他们谈判，转头又能带人到同一个村庄去进行一场无情的军事袭击的人。显然，施托伊弗桑特能权衡此人的多种特点，并且选择有利于他自己的方面。不过，平时更具本色的施托伊弗桑特会占据上风，他会用正统加尔文主义的眼光看世界，认为世界非黑即白。他从阿姆斯特丹带来的这封信令他深受震动。信的作者违背了荷兰帝国的建国原则，这种有着神学根基的秩序原则创造出了一个成功的文明社会。这种赤裸裸的僭越之举本身就已经能说明问题。他会用果断的手腕处理这个问题，这是他们罪有应得。
与此同时，在距他几步之遥、尘土飞扬的河畔街道上，有人正在举行秘密会议。这位新总督曾许诺正式审理新尼德兰居民诉基夫特案，而奎伊特，梅林，法学生阿德里安·范·德·邓克，贸易商霍弗特·卢克曼斯，英国人托马斯·霍尔（Thomas Hall），来自布拉格、聪颖又多才的波希米亚人奥古斯丁·赫尔曼（Augustin Herman），以及其他几名新阿姆斯特丹居民相信了施托伊弗桑特的话，并正在为他们的案子做准备。施托伊弗桑特不知道他们的意图，也不知道他们有多么较真。随意看看这一部分的记录，其页数之多足以让人的脑子里乱成一团，其中充满慷慨激昂的抨击和争辩之辞，而其议论的事情在1647年已是陈年往事。他们抗议那位总督并且成功地把他赶下台；战争结束了。他们就不能好好过日子吗？
他们正在好好过日子。印第安人进攻的威胁已经解除，繁荣景象渐渐重现。锤子敲击钉子发出叮叮当当的声音不时传来；人们开始建房子；田地都被清理干净，耕好准备播种；海港的航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繁忙。这些人不希望那种突然陷入混乱的情况再次发生。他们再次投入建设，现在他们希望能有决策发言权。史书对此关注不多，但是曼哈顿岛上的这个小群体体现了最早的现代政治冲动：该群体的成员们坚持要在他们自己的政府中占据一席之地。荷兰共和国有两股活跃势力，他们狭路相逢，正面交锋。第一股势力是帝国的缔造者、富商巨贾及其军事贸易指挥官、奴隶主和屠夫，以及贸易站点建造者，他们留下的石头残骸变成了遥远的国度——加纳、巴西和斯里兰卡——荒烟蔓草中的旅游景点。另一股势力是知识分子和政治家：源起于文艺复兴时期；体现在伊拉斯谟、斯宾诺莎、格劳秀斯和其养子笛卡尔的哲学思想中；植根于阿姆斯特丹、鹿特丹、安特卫普和莱顿等以贸易为导向的外向型城市中；经奎伊特、梅林，尤其是范·德·邓克之手输出到美洲土地上。这些人从两个角度审视了他们的处境。首先，他们要考虑家庭因素。但是在人类简单的保护欲之上，他们的头脑中还有一些理念，与他们的命运自主息息相关——这些理念在下一个世纪会如何发展尚未可知，它们依然是模糊的、不成熟的，但也是新鲜的、至关重要的。他们有的是激情。
而施托伊弗桑特人生中的大部分时间是在与世隔绝的农业省或军事站点度过的，这些地方的生活是由下达的一连串指令和需要遵守的指令组成的。他很聪明、严肃、诚实，但也很狭隘。他对于更大范围内的荷兰思想潮流几乎一无所知，更别说范围更大的欧洲思想潮流了。这种情况决定了双方必须一较高下。
然后，在6月初，在私人住宅中或者后来被施托伊弗桑特蔑称为“密谋酒馆”的地方，活跃分子们用绿色粗制玻璃大酒杯喝着麦芽酒，他们身边的人玩着西洋双陆棋和克里比奇纸牌等无伤大雅的游戏。这些人提出了一个针对他们前领导人的法律案例，他们认为这个案例会成为一个可以帮这个殖民地赢得某种形式的代议制政府的媒介。这份案例的执笔人显然是范·德·邓克，他将他们的愤怒转化为论据。首先，他用非常专业的法律词汇，向多个在这场与印第安战争密切相关的危机中发挥作用的人提出了一长串的“书面质询”。这份言辞严厉的质询书被张贴了出来，宣誓人是亨德里克·凡·戴克（Handrick van Dyck），他是西印度公司的一名曾经向印第安人发起进攻的士兵，直指这场冲突的核心和基夫特对此的责任：
1.前任总督基夫特在1643年24～25日晚间派出一队士兵到扬·艾弗逊（Jan Evartzoon）种植园旁的帕法尼亚和曼哈顿岛上的科勒种植园后面，并让他们杀死一群印第安人，包括睡在那里的妇孺，他对此事不是心知肚明吗？
2.基夫特先生之前是否曾向委员会提议进行此次远征，然后向时任士兵长官的他传达此命令；他是否曾为此投票？
3.此举难道不是大大激怒了印第安人？次日我们的基督徒和这些美洲人之间难道不是爆发了全面战争，而且战争不正是从当时开始的吗？
4.那些印第安人日前已经因惧怕莫西干人（Maicanders）而逃到上述地点，希望能得到我们的保护，免遭敌人毒手，这不也是事实吗？
5.我们荷兰人在帕法尼亚和曼哈顿岛上这件残忍的事情发生之前，在这个地区难道不是一直与这些印第安人和平共处吗？
对基夫特的秘书兼打手范·廷霍芬的质询从他不遗余力地强迫当地部落向该公司缴纳税收充当保护费的事情开始，然后再以上庭律师的口吻，将这些事情织成一张让他无所遁形的控诉之网。
1.他，秘书本人的曼哈顿语，也就是这一带印第安人的语言，不是说得很流利吗？
2.他不是因此在前任总督基夫特和那些印第安人的交流过程中担任了口译员吗？
3.他是哪一年被派去向那些原住民征缴玉米的？如果去的不是他，那是谁？
4.向几个部落做过这种事情？他们叫什么？
5.那些印第安人是心甘情愿地缴纳玉米吗？他们是否对此进行了抗议，他们的反对意见是什么？
6.他能以书面形式汇报——如果不能的话，以口头形式——基夫特先生交付给他的这次任务的结果吗？
7.他做过哪些方面的努力，劝说印第安人同意缴纳玉米？
8.作为宣誓证人，他在哪一年被基夫特先生派去见拉力坦人；他去那里的时候不是带着“海王号”（Neptunus）船长海因德里希（Heindrich）麾下的一帮荷枪实弹的士兵吗？
9.总督对他，秘书本人，在此事中下达了什么命令，且他是如何执行的？
10.总体而言，他们在出发前，站在总督府前时，基夫特先生是否曾向这些士兵下达过任何不同的命令？
11.在同一年，他们不是也曾以类似的方式远征拉力坦人吗？他知道这些远征行动的原因和目的吗，当时得到了什么结果？
12.拉力坦人次年不是报复过他们吗；四名基督教徒在史坦顿岛被杀；他们后来不是摧毁了大卫·彼得森（David Pietersen）的房子吗？
1647年6月中旬，施托伊弗桑特召集双方——基夫特是一方，梅林和奎伊特是另一方——会面，他希望这次会面能做到快刀斩乱麻。在会面过程中，反对派将安静地坐着听他说明局势，做出判决。这些质询清单的长度，其中暗含的对各方的需求以及重组该殖民地政府的要求，令他大感震惊。他的脾气和粗俗的语言是出了名的——在士兵群里的历练盖过了他在加尔文教家庭中获得的教养，此时正是他出口成“脏”的最佳时机。他匆忙结束了会议，当晚从头到尾将这些文件读了一遍，然后第二天重新召集他的顾问团——由基夫特当政时的上一届政府的支持者和他从库拉索带来的人组成——让他们帮他裁决此事。不过，他已经打定主意——那些长篇大论的质询书令他的信念更加坚定——并给他的顾问们列出了一系列的问题，让他们在阅读材料时思考。透过这些问题，我们能清楚地窥见他对于民选政府问题的想法，以及所谓的“荷兰帝国”对此事的思维模式。
1.你们可曾听闻或见过哪个共和国的臣民未经他们的上级许可，构思、起草并向地方长官提交他们自行编写的质询书，并让长官据此进行审查的？
2.两名居心险恶、自作主张，在未获得他们的上级许可和民众团体决议的情况下，妄想让委员会全体成员在审查上届委员会的质询条款上签字的刁民，是否会招致极其恶劣的后果，并导致更恶性的事情发生？我称其为居心险恶的刁民是考虑到他们与上届总督和委员会之间存在强烈敌意，他们被认为扰乱人心，事实证明确实如此……
3.如果这些狡猾的家伙获得这一权利，他们难道不会从此更加自作主张，与我们和我们任命的顾问们作对，以篡取类似，对，更大的权力来对抗我们，我们的政府是否不应让他们如愿？
施托伊弗桑特的拍手党连连称是——他们全心全意地认同他的意见，用英国人布莱恩·牛顿的话来说，如果这些殖民地居民获准继续网罗完整的法律论据，与该殖民地的合法政府作对，那将“后患无穷”。借助当初基夫特召集起来的八个人组成的班子，施托伊弗桑特立即否认了奎伊特、梅林和其他人代表了该殖民地民意的说法。这些人代表不了任何人，他们只能代表他们自己。
此时有几件事情几乎同时发生。奎伊特和梅林抗议称施托伊弗桑特和他的委员会偏向基夫特和西印度公司一方（他们也许已经注意到了，正等着启程回荷兰的基夫特如今也成了委员会成员），因此，他们提请裁决的所有事情都会落空。与此同时，施托伊弗桑特显然已经让基夫特看过这封三年前写的信了，在这封信里，就是这帮人，声称他们代表该殖民地的选民，要求将基夫特撤职。阿姆斯特丹的董事们从未让基夫特看过这份文件，他仔细读了这封信，越看越怒火中烧，他意识到自己不光彩的职业结局并非阿姆斯特丹董事们的意见所致，而是出自他自己的殖民地居民们之手。
施托伊弗桑特要的就是这个反应：这和施托伊弗桑特的期望是基本吻合的。然后，基夫特写了一份正式的控诉书，称这些人处心积虑地“捏造事实，用心恶毒，诬蔑、为难他们的长官”，抱怨他们“鬼鬼祟祟，暗中寄出诋毁他人名誉的信件”，并要求起诉他们，还自己一个清白。
施托伊弗桑特的下一步正需要这个。他派一位信差带着基夫特的信的副本，从珍珠街跑到梅林和奎伊特家中，并要求他们在48小时内回应。这个很快已经颇具政治团体雏形的群体的几位领导人聚到一起，准备他们的答复。这件事情必须秘密进行：科内利斯·范·廷霍芬的房子紧挨着“东河”沿岸奎伊特和梅林的房子，而且施托伊弗桑特急欲收集其他同谋者的信息。如果他们还有一个时机做出让步，小心翼翼地回复请求新任总督大发慈悲原谅他们，那就是现在了。然而他们选择了反其道而行之。他们在6月22日起草的那封信很长，充满法律色彩，用词文雅、精准，毫不退缩。那也完全是范·德·邓克的手笔。
在三年的时间里，尤其在他新婚后，搬到这座岛的北面之后，这个人一步步地卷入了新阿姆斯特丹的事务。作为一名上庭律师，他曾在施托伊弗桑特和他的委员会面前露面。和他当初对基利安·范·伦斯勒和威廉·基夫特一样，从施托伊弗桑特到来那一刻开始，他就对施托伊弗桑特虚与委蛇。在他们结识初期，施托伊弗桑特曾向他示好。我们不难想象，施托伊弗桑特曾邀请范·德·邓克和他的英国妻子玛丽·道蒂（根据荷兰风俗，女子出嫁后依然保留娘家姓）进入总督府。范·德·邓克和施托伊弗桑特的妻子朱迪斯·贝亚德肯定一起回忆并谈起过他们在家乡布雷达都认识的人。当施托伊弗桑特和范·德·邓克在一起的时候——后者29岁，比前者小8岁——他发现范·德·邓克很能干，志向远大，是可以培养为西印度公司办事人员的可造之才，也是能够帮助他管理这个殖民地的人。和他与其他父亲式的人物打交道时一样，范·德·邓克煞费苦心地在施托伊弗桑特面前展示出模范儿子的形象。在他准备回复基夫特之前的那一周，范·德·邓克大方地自掏腰包，让伦斯勒斯维克的农民们用船送来了350蒲式耳的小麦和燕麦，以备新任总督的家庭和禽畜来年之用。施托伊弗桑特接受了这份礼物。
与此同时，范·德·邓克也代表水手、商人、寡妇和农民上庭，并结交该殖民地的牧师——社区中具有天然影响力的人物。这样，他参与了更广泛的社区事务。在这一时期的文献记录中，范·德·邓克给人的感觉就像一个崭露头角的政客，一个努力结交上流和底层人物的人。在为总督办事的同时，他也在帮助他的朋友梅林——他们六年前有了交集，从那时起，他们就成了朋友——和他的“同谋们”。显然，他对他们有同情之心——确实如此，很快，事实就证明了，他建立政治基础完全是为了将其作为平台，在此之上为正义事业在他体内燃起的激情之火而奋斗。
那封用来回复基夫特的信以滴水不漏的法律语言为框架，其中却流淌着汹涌澎湃的情绪。它是写给施托伊弗桑特和他的委员会的，信的开头就以华丽辞藻简洁明快地写道：
尊敬的先生们！
法庭信差于本年度即1647年6月19日约9点将前任总督基夫特的书面要求送给我们，并转达了一份命令，要求我们在48小时内给出答复。现回复如下——
基夫特之前在给阿姆斯特丹的董事们的信中曾控诉他们对于他代理地区事务进行诽谤，于是，信中一条接一条地反驳了基夫特的控诉。在某些例子中，我们能透过信中辛辣的讽刺意味感受到其中的感情。
房子、谷仓、营房和其他建筑烧毁后剩下的成堆灰烬，还有牛的骨头，都充分展示了这个地区在这场战争中受到的关照，感谢上帝。
在其他例子中，例如在质疑基夫特对委员会同意其向印第安人征税一事，信里只是就事论事：
法令称委员会同意收税一事在三封信E.、F.、G.和1644年6月18、21、22日的行动中都可见，因此，我们无须再对此事做进一步的声明。
在评价对周边的印第安村庄屠村一事时，信中又流露出了真情实感：
印第安人自己的举动表明，他们把自己当成了羔羊，在1643年帕法尼亚和曼哈顿岛上发生的那悲惨景象中，我们都能看到，他们是受害者。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当时任凭他们自己、他们的妻子和孩子如羔羊般任人宰割，而且（可以这么说）像羊羔一样来寻找我们，想依偎在我们的怀抱中。我们恳请全体民众，每一个当时幸免于难的人都说出印第安人当时受到了多么残忍的对待。向上帝发誓，在这一点上我们没有撒谎。
这封信没有回避殖民地居民是否有权利参与他们的政府事务，它选择直面此事。前任总督权势滔天，“有如王侯”，而那个由八人组成的委员会几乎成了殖民地的代表机构，在面对向印第安人发动战争的离谱决定时，该委员会以恰当的方式表示了抗议。以范·德·邓克在莱顿大学学习的“典雅法律”的表达方式，这封信列出了古代先贤们对此类事务的看法：第欧根尼（Diogenes）、安波罗修（Ambrose）、阿里斯提得斯（Aristides）以及色诺芬（Xenophon）都曾对统治者在参战决议方面的权利和限制有过一番高论。基夫特曾在施托伊弗桑特及其委员会面前要求将梅林和奎伊特这两个“扰乱治安的害虫”送到阿姆斯特丹受审。如今这封信主动请求让这二人前去，但不是以基夫特所说的身份，而是以“热爱新尼德兰的主人翁”的身份前去。这个案件应当交由国家最高主管部门裁决；问题不在于这场战争，或者这个殖民地管理者，而是关乎一个遥远的贸易站点的公民权利。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一个判例案件。“到时，我们来看看国际法如何裁决此事”，这封信援引格劳秀斯刚刚总结出的法律原则，提出了这一要求。
施托伊弗桑特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用不同寻常的长篇大论的法律分析方式，分析了这一局面，并指出他也认为此事体现出了两种相互抵触的法律观的对决。他也援引了他所熟知的古代权威的话，其中包括《圣经》中的先贤，这番论述揭示了他的统治观：“不可毁谤神，亦不可毁谤你百姓的官长”（Thou shalt not revile the gods，nor Curse the ruler of thy people）（《出埃及记》22：28）；“你不可诅咒君王，亦不可心怀此念”（curse not the king，no not even in thy thought）（《传道书》10：20）；“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Be subject unto the higher powers）（《罗马书》13：1）。最后，作为一名军人，他援引了《海陆军法规》中的规定：“出言有意发动兵变和叛乱者其罪当诛。”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荷兰共和国与西班牙依然处于交战状态，曼哈顿是那场战争的前哨。既是为了让殖民地居民见识一下杀鸡儆猴，也是为了执行法律，他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作为叛乱组织公认的领袖，科内利斯·梅林应当被处以死刑；约赫姆·奎伊特则应被驱逐出境，其财产应当充公。梅林表达了到荷兰上诉的意愿，施托伊弗桑特（据范·德·邓克引述）用黑色幽默还击：“在我管治期间，人们可以考虑上诉——任何人只要想这么做，我都会打断他的腿，把这个缺胳膊少腿的人送到荷兰去，让他这样上诉。”
然而，在他的委员会的劝说下，施托伊弗桑特将对这两个殖民地居民的判决修改为逐出殖民地——实际上给了他们一个上诉的机会——并且命令他们搭第一艘船离开。
当时，多条航线都瞄准了同一个目标——“艾美莉亚公主号”（Princess Amelia）。这艘重达600吨、载有38门咣当作响的火炮的船抛锚停泊在港口，它的船体上整齐码放着重达20万磅从库拉索装载的红色燃料木材。正是这艘船将施托伊弗桑特带到这里，它现在已经准备好返回阿姆斯特丹了。它的指挥官——28岁的年轻人扬·克拉森·博尔（Jan Claesen Bol）和约翰·法雷一样，都是施托伊弗桑特的仰慕者，他此次在曼哈顿停留了三个月，在这段时间里，他也担任了施托伊弗桑特的委员会成员，监督基夫特诉梅林和奎伊特案。到9月中旬，又有一批货——约1.4万张海狸皮——被收到这艘船上，它已准备就绪，恭候乘客到来。
于是，他们来了。急不可耐的基夫特——如今他身边有了施托伊弗桑特这个强大的盟友——要赶回家乡去为自己辩护，还自己一个清白，而且要看指控他的人受到惩罚。奎伊特和梅林备好了成捆的文件，准备在海牙总议会面前对施托伊弗桑特的判决提出上诉。也曾与基夫特有过节的牧师埃弗拉德斯·博加德斯，还有许多在巴西、库拉索和曼哈顿之间奔波，衣衫褴褛，一再挡施托伊弗桑特的道的散兵游勇也在船上，这位总督命令他们返回家乡，好把他们甩掉。
他们于8月16日启程了。这次横渡大洋的旅程平安无事。然后，整件事情的高潮部分来了，而且让人匪夷所思——博尔船长犯了航海者的一个经典错误，他把布里斯托海峡［又称“错误海峡”（False Channel）］错当成了英吉利海峡。这艘船在威尔士的海岸边搁浅了。大浪将它三次抛起又重重甩下，它被海底的岩石撞得四分五裂。数日后，威尔士农夫们都在海滩上到处翻找海狸皮和其他值钱的东西，曾经被视若珍宝的生命如今成了漂浮的残骸。
“艾美莉亚公主号”失事的消息一传出，新阿姆斯特丹的居民们肯定都惊呆了。从最初的震惊中回过神之后，公众的看法是上帝用不同寻常的直接手段惩罚了罪孽深重的基夫特，而其他乘客是不走运，离上帝降下的雷霆闪电太近。总议会应该也没有举行风光的葬礼哀悼任何一方。施托伊弗桑特一直碍于他的职位而忍让基夫特；他支持的不是这个人，而是他的官职。至于梅林和奎伊特，他们是误入歧途，错信了一种危险且不道德的谬论。上帝肯定完全把这次船难看作上天纯粹而可怕的手段，伸张正义，以儆效尤。双方都做了邪恶之事；和所多玛城与蛾摩拉城的下场，还有“大洪水”时期的情况一样，主选择了将这些恩怨一笔勾销。但是，即使在最可怕的时期，上帝依然对他的子民有信心，留下了一个领袖。诺亚在“大洪水”中幸免于难，摩西选择了带领他的子民远离邪道。如今，施托伊弗桑特可以成为领袖了。他可以将注意力转向真正重要的事情了。
他确实这么做了，而且他在行动中表现出了惊人的才能。如果振兴荷兰在北美领地的任务是交给了一个才华稍逊的人来承担，那么英国人应该会提前几十年横扫这片大陆，而荷兰人在曼哈顿岛上留下的印记将会太过微不足道，无法影响历史进程。这块殖民地周围确实存在大问题，而且荷兰人一直任由它们滋长。施托伊弗桑特走进了一个棋局，在这场棋局中，他的前任一直下得很糟糕：将资源尽数投入了一次计划不周的袭击，却忽略了来自其他领域的攻击。施托伊弗桑特评估了这些威胁因素，按照优先级排序，并且开始行动。他一下就看出了后来的史学家们没注意到的一点：新英格兰不是铁板一块，它是由四个独立的殖民地组成的，每个殖民地都各行其是，而且他们相处得并不融洽。南面的两块殖民地，即康涅狄格和纽黑文，对荷兰人的态度不友好。而施托伊弗桑特注意到，其他两个殖民地是想找办法与他们的邻居和平共处的。毕竟，新普利茅斯的建立者是多年来在荷兰殖民地寄人篱下的英国清教徒，因此他们后来比较亲近荷兰人。马萨诸塞也比较服管；它是新英格兰殖民地中面积最大、最有势力的殖民地，而且，这里的老总督——花了近20年时间在“新大陆”打造出一个清教徒乌托邦社会（正是他创造了“山巅之城”这个词）——约翰·温斯罗普虽然年老体衰，但依然是新英格兰最有影响力的人。（尽管和波士顿同时建立的村庄有很多，但是它成了首府，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温斯罗普选择生活在那里。）
所以，施托伊弗桑特盯准了温斯罗普。“尊敬的先生，”在给温斯罗普的信中，他是这样开头的［执笔将此信译为英文的人是施托伊弗桑特的跟班、英国人乔治·巴克斯特（George Baxter）］，“我斗胆向您提议，请您本人及您的同胞中的中立之士雅鉴……是否愿意约定时间及地点，您本人和他们赏光与我一见……”
施托伊弗桑特知道，虽然英格兰的强大势力想夺取他对殖民地的控制权，但是在内战引起的混乱中，新英格兰殖民地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可以按照他们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自治的。如果他能与四个边界地区的领导人缔结条约，那么这将为他的殖民地和他们的殖民地奠定一个永久性的基础。于是，巴克斯特在四个新英格兰殖民地的领导人齐聚波士顿会面时，亲自送信到那里，温斯罗普把信给他们看了。然后，温斯罗普在回信中写道，虽然自己体弱多病、“头脑昏聩”，但依然能够与他的新英格兰同胞们达成共识，所有人都同样希望与荷兰殖民地和平共处，而且所有人都“乐意接受您提出的会面请求”。这些领导人还联名向施托伊弗桑特寄出了一封类似的信，欢迎他来到美洲，“希望所有英国殖民地能在您的属地内自在共处，友好交流”，并且列出了许多需要经充分协商后解决的事宜，其中包括非法贸易活动和曼哈顿征收的高额航运税费。施托伊弗桑特知道，英格兰内战令新英格兰居民更加依赖作为航运枢纽的曼哈顿。当他看到他们马上就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他肯定很高兴——他可以将其作为讨价还价的砝码，以商定边界协议。新英格兰人们在信的署名处自称“您亲爱的朋友，联合殖民地行政长官”。
接下来，施托伊弗桑特的重心南移了。他命人撰写了一份详尽的报告，以了解那个被荷兰人称为“南河”的地区发生的事件。荷兰人将这条水道视为他们在北美领地的关键部分，而自彼得·米努伊特带领瑞典探险队沿这条水道而上至今已有十年。费城、特伦顿、卡姆登和威明顿未来将在这个地区拔地而起，这绝非偶然。施托伊弗桑特和在他之前的米努伊特以及后来的威廉·佩恩一样，都看出了水力、水路运输、海洋门户，以及成百上千平方英里开发潜力巨大的荒野都能直接转化为工业和商业。
基夫特忽略了这块南方领地上存在的外国势力，而瑞典人已经利用那段时间站稳脚跟。新瑞典如今的领导人是约翰·普林斯（Johan Printz），一个体重400磅、像猪一样的男人，当他拖着沉重的身躯在他的中央堡垒的栅栏内行走时，与其说他穿着瑞典军用护甲，不如说是他身上的护甲支撑着他。在“三十年战争”中，普林斯是一名军官，带领部队在德国和波兰作战，后来因使开姆尼茨城（Chemnitz）落入一支撒克逊军队之手而被免职。他在“新大陆”任职，将这片荒野变成能正常运转、有利可图的殖民地，这是他将功赎罪的机会。这个地区的印第安人给他安了一个昵称——“大肚王”。他在军事方面的诡计多端和他的体格一样令人闻风丧胆。荷兰人在这条河上建立了他们最初的贸易站点，如今看来那已是遥远的过去：那是在1624年，当时他们还在考虑将这个地区作为他们的殖民地首府。他们在“南河”和被他们称为“斯库尔基尔河”或者“隐秘之河”（Hidden River）的交汇处修建了拿骚堡（Fort Nassau）——他们认为，这样能便于印第安人将毛皮从西部送到下游。
但是，这个安排有个漏洞。这个贸易站点是在河的东侧，印第安人得涉水而过才能到他们那里。彼得·米努伊特从一开始就看到了这个问题。所以，当他杀了个回马枪，到美洲建立新瑞典的时候，他在河的西侧修建了克里斯蒂娜堡，从侧翼包抄了荷兰人，并让瑞典人对明夸斯［又称瑟斯昆汉诺克（Susquehannocks）］族人更有吸引力，后者在这个流域的毛皮贸易中占据主要地位。当约翰·普林斯接管这个瑞典殖民地的时候，他的第一步是在河下游更远处、更接近海湾的地方再修建一座堡垒，以进一步阻挠荷兰人，从而让瑞典人有效控制“南河”。基夫特没有对此进行任何反击，但是，一位出人意料的“盟友”帮助了荷兰人：蚊子。瑞典人在一片沼泽地上建了堡垒。很快，一位指挥官写道，这些肤色白皙的士兵看起来“仿佛感染了某种可怕的疾病”。士兵们把这个地方叫作“Fort Myggenborgh”——“蚊子堡”（Fort Mosquito）；这些小虫赢了，很快这座堡垒就废弃了。
但是普林斯不会善罢甘休。他开始在印第安人中散布谣言，称荷兰人打算屠杀他们；与此同时，他降低了瑞典交易商与他们的交易价格。然后，各种怨言纷纷开始从驻扎在“南河”的士兵和公司职员那里涌入施托伊弗桑特的曼哈顿总部。荷兰人最近在河上建了另一座贸易站点，但是就在它快完工之前，普林斯在那里建了一座瑞典人的堡垒，两座建筑物之间隔得如此之近，几乎贴到一块儿去了。这个瑞典大块头又狡猾又卑鄙，荷兰人知道他是故意要触他们的霉头。一个职员在给施托伊弗桑特的报告中抱怨说，瑞典人的这个堡垒是“天底下最严重的侮辱……他们把房子建造在距离我们的栅栏12～13英尺远的地方，我们都看不到那条小溪了”。“大人，”另外一位官员写道，“我非常肯定，他（普林斯）把堡垒建在那里是要嘲笑我们的大人，而不是因为对他有利可图，因为我们房子旁边的空间足够修建20座这样的房子……”现在，坐在曼哈顿的办公室里，施托伊弗桑特的脑海中清晰地浮现出他的南方领地的情景：地形平坦；河流平静；一艘艘战舰的桅杆上挂着的不是尼德兰联合省的橙、白、蓝三色旗，而是瑞典的蓝黄十字旗；隐秘的水湾发出的声音应和着瑞典语的韵律，这是那群金头发的北欧人在和印第安人一边做实物交易，一边努力了解他们效忠的对象和商业策略。
施托伊弗桑特从一开始就知道，真正的威胁是英国人，而非瑞典人。荷兰军队已将从纽黑文殖民地偷偷潜入南方的英国移民赶走，并且想办法在斯库尔基尔河上立界标以宣示主权。对于荷兰人来说，终止英国人在该地区的活动是头等大事，他们关注的是水道，因为他们了解英国人当时还不知道的一点，那就是“南河”即特拉华河的源头不是在南面而是远在曼哈顿的北面，它向南蜿蜒而行300英里（它将成为未来新泽西州和宾夕法尼亚州的边界），最后流入特拉华湾。因此，如果英国人控制住了它，他们就可以压制曼哈顿，这块荷兰殖民地就会消亡。
不过，施托伊弗桑特也深知他们需要解决瑞典人的问题，以免伤了他的殖民地的元气。正如他对马萨诸塞的约翰·温斯罗普所做的那样，他手头上肯定有他胖乎乎的新瑞典对手的全套档案。这三个人颇有几分共同点。他们都是专制的、是非观念坚定的新教徒。普林斯和施托伊弗桑特一样，都是牧师之子，准备担任牧师职位，但最后转而从军了。施托伊弗桑特也许已经听闻普林斯在战场上的败绩；无论如何，他开始规划行动方案了，要将新瑞典扫进历史的垃圾桶中。最后，他要亲自到那个地区走一遭。不过，当时他只是发出了一捆接一捆的指示。他命令他的代表们尽其所能向特拉华族和明夸斯族买下土地。他要求修复那条河上的荷兰堡垒。他要求在这些堡垒中备足货物，因为明夸斯人曾抱怨他们带着毛皮远道而来，而荷兰贸易商的货物却供应短缺。这一点特别重要，他写道，因为瑞典给普林斯运送货物是不定时的。
还有一个问题：明夸斯族印第安人向他投诉，新阿姆斯特丹的主要贸易商霍弗特·卢克曼斯在对“南河”发动突然袭击时杀了他们的酋长。卢克曼斯对此予以否认，称他只是把这位酋长打了一顿。作为施托伊弗桑特的政治直觉盖过了加尔文教家庭对他的影响的例证之一，他指示他的官员到那条河去“仔细调查此事的真相及其造成的后果，如果你发现霍弗特·卢克曼斯有过错，那就把这件事情掩盖过去，这样我们就不会给印第安人生出新的不满的机会”。然后，他兴高采烈地补充了一句，“非常感谢你给我送来鳗鱼”。
他的前门外正在发生的事情同样迫在眉睫。这座堡垒本身已是摇摇欲坠，需要从底部开始修复。除此之外，施托伊弗桑特告诉委员会，这个地方需要“一所学校、一间教堂、板桩、码头和类似的必不可少的公共设施和公用建筑”。在他看来，这一切基本上都得马上启动。他对这个地方有一份责任，除此之外，这里还是他的家，他在乎这个地方。如果要让它从危机四伏的局面中生存下来，那么，“这里，我们的首府”就必须变得强大起来。他让约翰内斯·拉·蒙塔尼继续担任他的委员会成员，这位瓦隆医师曾经是基夫特政府的两名委员会成员之一。拉·蒙塔尼认为，要开展这些项目就必须筹集资金，而这只有在殖民地居民都站在他这边时才有可能做到。而要做到这一点，唯一的办法就是让全体居民选出一个代表委员会，为他建言献策。施托伊弗桑特同意了。根据荷兰城市的风俗，居民们将从他们“最有名望、最通情达理、最值得敬仰、最杰出”的人当中选出“两个九人组合”，然后施托伊弗桑特会从中选出“一个九人组合”任职。第一届委员会成员包括波希米亚人奥古斯丁·赫尔曼、荷兰贸易商霍弗特·卢克曼斯、英国烟农托马斯·霍尔，以及阿德里安·范·德·邓克的好友迈克尔·扬森（Michael Janszen），前者在新阿姆斯特丹时就是在他家过的夜。
范·德·邓克本人并没有在第一次的“两个九人组合”当中，但是这个选举方式能让我们知道他当时强大的人际关系网。这个委员会将成为这个殖民地政治变革的媒介，而且它变成了政府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它赢得了居民们的支持，也赢得了施托伊弗桑特本人的支持。考虑到范·德·邓克在这一时期协助施托伊弗桑特时一心一意、卑躬屈膝的姿态，我们难免要认为他是个工于心计的人。得益于他的婚姻，范·德·邓克如今已经精通英语，他自告奋勇地承担了一个新奇的任务。1647年9月，一个名叫安德鲁·福里斯特（Andrew Forrester）的苏格兰人挥舞着一大张羊皮纸，在荷兰人统治下的长岛诸镇——弗利辛恩（Vlissingen）［也就是后来的法拉盛（Flushing）］、海姆斯泰德（Heemsteede）、格雷夫森德和新阿默斯福特（New Amersfoort）走街串巷，这张羊皮纸上还有字迹和封蜡。他对那些被吓了一跳的居民们称，根据这张羊皮纸上的内容，他被英王任命为整个地区的总督。最后，他抵达了新阿姆斯特丹，在暗自窃笑的人群面前，他要求施托伊弗桑特向他投降。“因此我将他收监并于次日在城市酒馆（City Tavern）用公费将他逮捕”，施托伊弗桑特后来向他的委员会如是解释道。
事态的变化着实令人摸不着头脑。“该如何处置这个假冒的总督？”施托伊弗桑特疑惑地询问委员会。此人是疯子，还是英国方面安排好的策略的一部分？如果是后者，他们就需要用适当、微妙的外交手段来处理此事。施托伊弗桑特接受了范·德·邓克和另外两个会说英语的人的帮助，让他们着手调查。他们研究了那份委任状，审问了福里斯特，最后得出结论：此人是个傻里傻气的房地产代理人，他为一位英国贵族做事，这位英国贵族声称长岛及周边的土地归自己所有。在范·德·邓克和其他人的同意下，施托伊弗桑特决定将此人戴上镣铐并将其运回阿姆斯特丹，那里的政府官员会把这件事查个水落石出。
福里斯特案匪夷所思，但绝非孤例。北美大陆的殖民活动已经进行了很久，如今，它点燃了许多欧洲怪人的兴趣。有一类人对此尤其感兴趣，那就是家道中落的英国贵族。有人亲眼见到国王查理赐予巴尔的摩勋爵那张纸，有了那张纸，他就成了他在新大陆的私人领地的主人。这类人中的一些梦想着回到中世纪去，他们将美洲这块处女地视为一片能够令他们梦想成真的机会之地。但是，他们那堂吉诃德式的梦想是与历史的走向背道而驰的，那些梦想属于过去，属于骑士与窈窕淑女的和平年代，那时候他们的祖先们还是阔佬。费迪南多·戈杰斯（Ferdinando Gorges）爵士就是此类贵族中的一个，早在国王詹姆斯统治时期，他确实曾获得北美洲的一大块封地。他本希望将这块封地分成中世纪式的领地并分配给他的至亲好友——这些人会在领地上修建城堡，召集侍从和皇室人员，喝蜂蜜酒，大搞排场，互相攀比——但戈杰斯还未踏上新大陆的土地就死了。他的梦想在英国内战的混乱中消逝，属于他的那一大片土地最终变成了缅因州。［200年后，美国政府在本国内战期间，在波特兰港的一个岛上修建了一座军事设施，有人突发奇想用戈杰斯的名字为其命名，以向这位无意间建立了这个州的古怪梦想家致敬，所以这座军事设施依然叫作“戈杰斯堡”（Fort Gorges）。］
在福里斯特出现之后不久，又有一个来自不列颠群岛的怪人在新阿姆斯特丹的海滨高声叫喊，同样宣称自己是这片土地的所有者。实际上，这是艾德蒙·普洛登爵士（Sir Edmund Plowden）第二次到访，在基夫特任期内，他也曾挥舞着一份有爱尔兰副将签名的文件现身，称这位副将授予他从长岛往西直到哈德逊河另一边的土地，包括今天的整个新泽西州以及特拉华州和马里兰州的一部分。普洛登已经全都设计好了。整个王国将被称为“新阿尔比恩”（New Albion），而他，这里的主人，将被称为“新阿尔比恩的巴拉丁伯爵”，长岛今后将被称为“普洛登岛”。新阿姆斯特丹堡显然又传讯了他，范·德·邓克似乎又负责审讯。普洛登宣称，在他抵达新阿姆斯特丹前，他已经去过新瑞典，通知那里的总督关于他的土地所有权的事情，那边对待他的方式令其十分恼火。施托伊弗桑特如今似乎已经习惯了这套规定程序，他大概也唯一一次和约翰·普林斯有了同感，直接叫普洛登离开这个殖民地。回到英格兰后，普洛登出版了一本名叫《新阿尔比恩省记述》的小书，他用的笔名也很令人目眩，叫“金雀花王朝的博尚”（Beauchamp Plantagenet）。在这本书里，他赞颂了那个新王国，特别是巴拉丁伯爵本人的美好。最后他落入了债务人监狱。
还有一位鲁莽的狂人，在1647年末福里斯特事件时期获得了悲惨的结局——范·德·邓克也许协助施托伊弗桑特促成了这出悲剧。哈门·范·登·博加特，这位曾经的理发师-外科医师13年前大胆前往西部，深入易洛魁领地，自那以后，他就成了这个殖民地的积极分子。他已经结婚，还是四个孩子的父亲，还入股一艘名叫“拉·加尔斯号”（La Garce）的私掠船，后来他跟着这艘船一路劫掠到加勒比海，然后成了西印度公司的供给管事，先后在新阿姆斯特丹和奥兰治堡做事。他还和车轮修造工克拉斯·斯维茨的谋杀案有瓜葛，他显然和被害者有关联。
除了这一切之外，范·登·博加特还有一个秘密，他对此一直守口如瓶，因为如果这件事情被别人发现，肯定会给他招致杀身之祸。他喜欢男人。
在这个以加尔文教为主的荷兰殖民地和清教徒统治的英国殖民地一样，同性恋等同于谋杀的罪行。范·登·博加特觉得他在他年轻的黑用人托拜厄斯（Tobias）身上找到了隐秘的宣泄途径；托拜厄斯对这段关系做何感想，我们不得而知，不过，这两个人不知怎么搞的，还是被抓了个现行。范·登·博加特逃走了。不过，在1647年的新尼德兰，他几乎无处藏身。你甚至在人群中都无所遁形——所有人都认识对方。他也许曾经试过把自己藏在要离港的船上，但是一旦被发现，他就会被载回来接受惩罚。于是，他转而回到了一个他知道但很少有其他欧洲人去过的地方——莫霍克人的领地，重走他的老路。现在是秋天，不是冬天，所以行路应该会没那么困难，但这次他是孤身一人在没有向导的情况下穿越几十英里的原始林地。
他到了多年前曾帮助过他的一个村庄，大概得到了当地居民的欢迎。与此同时，从范·德·邓克手中接过独立封地伦斯勒斯维克治安官一职的尼古拉斯·库恩（Nicolaes Coorn）进行了一些夏洛克·福尔摩斯式的推理，他派出了一个名叫汉斯·福斯（Hans Vos）的樵夫前往西部的同一片森林，这也许是美洲最早的赏金猎人探险之旅。接下来发生的一连串事情是200年“狂野西部”场景的预演，福斯在一间易洛魁人储藏粮食的长屋里把范·登·博加特逼得走投无路，枪战开始了。范·登·博加特，曾经的殖民地英雄，如今却因性取向而被击倒，为了转移对方的注意力，他尝试放火烧了那个地方。无论如何，福斯抓到了人，把他带回了奥兰治堡。然后，库恩给施托伊弗桑特写了封信，告知此事并询问应当如何处置此人。
施托伊弗桑特回信称他本人将出席范·登·博加特的审判会，但是要到春天才能成行，到时，河北端的冰已经消融，船只就能够通行。然而，在那之前，范·登·博加特确信施托伊弗桑特的判决会对自己不利，绝望中他只好孤注一掷，从堡垒的牢里逃了出来。当他跑过结冰的河面时，他掉到了一个冰窟里淹死了。
这位理发师-外科医师出身的探险家的生命就此终结，但是这件事情并未结束。没过多久，事情峰回路转——莫霍克人此时似乎已经对欧洲人的做事方式了然于心，他们派了一个代表团前往曼哈顿提起控诉，要求西印度公司赔偿他们的建筑以及其中储藏的物资遭受的损失。在这件事的决议上，施托伊弗桑特也许征求过阿德里安·范·德·邓克的意见，后者比殖民地的任何一个人都更了解莫霍克人和他们申诉冤情的方式。施托伊弗桑特裁定印第安人有理，并下令将范·登·博加特在曼哈顿的财产出售，并用所得的钱偿还他认可的西印度公司欠印第安人的债。
大约与此同一时间，范·德·邓克似乎还协助施托伊弗桑特处理了另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对施托伊弗桑特的领导地位和整个殖民地都至关重要。除了来自英国人、瑞典人和印第安人的威胁，半私有化的领地伦斯勒斯维克还有不服从管理的人。基利安·范·伦斯勒去世后，这片土地如今归这位钻石商的儿子所有。1648年3月，新任总督走马上任，开始经营这个地方。施托伊弗桑特很不走运，59岁的布兰特·范·斯里赫腾霍斯特是一位直率且经验丰富的荷兰共和国行政官员，他的勇气和决心与施托伊弗桑特几乎不相上下。他认为范·伦斯勒从西印度公司得到的那份特许状仿佛能让他回归艾德蒙·普洛登之流梦寐以求的中世纪的光辉岁月，给予他几乎可以独裁的权力。施托伊弗桑特对此的解读却完全不同：根据他获得的委任状，他有责任管辖整个新尼德兰殖民地，其中包括伦斯勒斯维克的领地。这是一场政治管辖权之争，范·斯里赫腾霍斯特刚上任几周就把这个问题摆上了台面。
施托伊弗桑特送了一份看似无关痛痒的公告到伦斯勒斯维克去，这份公告宣布5月的第一个周三为全殖民地公众斋戒、感恩的日子，所有荷兰社区的领导人在风暴、大火、敌人入侵或严冬之后都会抽出一天，正式感谢全能的神帮助居民们渡过难关。但是，当这份公告在伦斯勒斯维克的教堂礼拜仪式期间分发出去的时候，范·斯里赫腾霍斯特看出了其中的象征意义，他认为这是对他权威地位的一种侵犯。他跺着脚走回他的总部，发出了一串连珠炮般的抗议。
施托伊弗桑特也了解权力象征的重要性，也知道自己需要为这些象征撑腰。他随即在一整支军队的护送下，从新阿姆斯特丹扬帆起航。数日后，西印度公司的单桅帆船就驶进了伦斯勒斯维克。范·斯里赫腾霍斯特鸣放该领地的礼炮对其表示欢迎，但是当他们见面的时候，施托伊弗桑特命令他退职并服从荷兰殖民地的更高权威。范·斯里赫腾霍斯特厉声答道：“你的抗议是不正当的，我更有理由代表我的大庄园主向你表示抗议。”
这只是此二人之间激烈的领地争夺战的开始，其所导致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奥尔巴尼市的建立。更重要的是，我们能看到施托伊弗桑特和范·德·邓克的下一步动作，后者似乎陪施托伊弗桑特一起走了这一趟。施托伊弗桑特需要借鉴他的经验，这是很自然的事情。范·德·邓克到此最初三年曾担任伦斯勒斯维克的治安官，他了解这块封地和西印度公司的奥兰治堡的政治局势和风格。而且，伦斯勒斯维克的法庭记录显示，在消失了很长一段时间后，阿德里安·范·德·邓克于1648年7月再次出现在该封地的法庭上——这正是彼得·施托伊弗桑特北上的时间。
于是，一副清晰的画面浮现在我们面前，在画面中我们能看到这位行为端正、满腔热情、崇尚武力的38岁殖民地领导人充满干劲，极富创造力地着手控制其领地并捍卫它的地位。在评价他身边的人的时候，他开始越来越依赖这位年方30，熟知法律、这片土地、原住民而且尽心竭力为他办事的律师。
12月到了。一年中的最后一天即将到来，港口边无时不在的风变得冰冷，新阿姆斯特丹的居民们要选择九人代表委员会的换届人选了。范·德·邓克在这个社区精心经营的政治活动有了回报——他被选为候选代表之一。在从这一组人中选择一半人的时候，施托伊弗桑特选中这个曾经这样为他服务的年轻人也就是意料中之事了。在这个委员会的首次会议上，已经和其中几个人一起做过许多幕后工作的范·德·邓克在代表们和总督眼前脱颖而出。其他人让他担任他们的领袖并给他安了一个头衔——“平民主席”。在一小段时间内——短短数日内——施托伊弗桑特确实感到心满意足。他肯定认为，只要众人携手，他们就能办成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