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严肃的年轻人——粗脖子，肥头大耳，目光冷漠，嘴唇肥厚——站在西印度公司的护卫舰高高的艉楼甲板上，目不转睛地望向加勒比海潮湿的空气。在下方的甲板上和周围的船只上，300名士兵等待着他发号施令。他是一个没有什么军事经验的代理管理人，但是，当西印度公司的官员们有了目标时，他们就希望能看到行动。那是1644年3月；九年前，他离开了阿姆斯特丹，先是在巴西，最近是在荷兰控制的库拉索岛（island of Curaçao）上顽强地挨过了湿热的疟疾季节。对于一个荷兰人来说，这家公司是主要的晋升途径。不久之前，这位年轻人还是一个办事员；现在，他正指挥着一支舰队，向敌人逼近。
海面呈祖母绿色，天空蔚蓝，圣马丁岛在地平面上出现了。西班牙王国日渐衰弱，它在加勒比和南美占有的土地岌岌可危。这座小岛——从战略角度来讲，位于被荷兰人称为“安的列斯群岛链”的“拐角”（hoek）的地方——在欧洲两大势力之间几度易手。它目前由西班牙人掌控，西印度公司想把它要回来，而这位官员决心要为他们得到它。他得到情报，西班牙人在该岛上的堡垒人手很少，他的手下也确实平安无事地抵达海滩，挖好战壕，架起一门攻城炮。然后，堡垒里大炮齐发。情报有误。这座堡垒最近已经新增了驻军，西班牙人全副武装，严阵以待。但是，对于这位荷兰指挥官来说，这有一个好处：这将是他展现勇气的第一个机会。他命令手下还击，空气中弥漫着浓重的火药味。这时，他抓起一面荷兰旗帜，纵身跳到土堆垒成的防御墙上。显然，在狂热中他靠得太近了，进入了敌人的射程。正当他要插上旗子的时候，西班牙人开始了第二轮射击。这个男人倒下了，他的右腿被直接打断——应该是被火器射出的弹丸击中。在失去意识之前，他命令攻城继续。
由于17世纪战事频繁、科学探索的浪潮日益高涨，医学专著中关于截肢术的内容越来越多。截肢有许多技巧，这些技巧全都很可怕。病人通常要在完全清醒的状态下被放在一张椅子上，由两个人将其按住。医生会用自己的手将病人受伤肢体的“皮肤和肌肉连根拔起”，然后，据一篇文章称，“我们会用剃刀或雕刻刀把肉切下来……直至骨头，我们会用这把刀的刀背尽力抹刮这块骨头，为达到效果刀背需特制，从而，在砍削这块骨头时，覆盖在这块骨头上的骨膜的痛感可能会降低。否则它同样要经过撕裂、接合，这样会非常痛苦……完成此步骤后，你必须用一把锋利的锯子锯断骨头……”在没有麻药或镇静剂的情况下，这种恐惧已经足以令病人在锯子完成工作之前死去。一本外科医生手册用直白的语言指导医生们如何劝解病人：“让他以最虔诚的祈祷者的心态，准备好将他的灵魂献给主……因为，要将按上帝自身的形象创造的人肢解实在是不敬之举。”
不过，尽管自己的腿被截断了，而且在此之后的几周内他都神志不清，但是彼得·施托伊弗桑特，这位34岁的加尔文教派牧师之子没有死，而且在圣马丁岛攻城失败之后，他在与阿姆斯特丹公司的“可敬的、明智的、有先见之明的、最谨慎的领主”通信时勇于承认错误。他直截了当地解释，进攻该岛的行动“未能如我所愿大获成功，一颗来势汹汹的弹丸使我失去了右腿，这很碍事”。他以强大的意志忽略了他愤怒的残肢中流淌的脓汁和疼痛，干劲十足地重新开始对该公司在加勒比地区的事务进行事无巨细的管理。他之所以要到这片棕榈树遍布的蛮荒之地来，是为了监视那些盐湖，制定战略，从潜伏在四周的英国、法国和西班牙舰船以及海盗手中保住荷兰属地，他甚至还要操心如何将刚烤好的面包带到正在进行演习的船上。疼痛程度不断升级，伤口在厚重的空气中溃烂化脓，然而成捆的指示和决议纷至沓来。即使是在那个不缺胆量的时代和地区，他肯定也是出类拔萃的。
他来自平原地区。斯海彭泽尔村（Scherpenzeel）位于尼德兰北方边陲的弗里斯兰省的威斯特灵韦尔夫（Westsellingwerf）地区，此地没有任何出名之处，因为根本没有人知道这个地方。那是平坦的农田，围栏镶嵌其中，这里的地平线没有充塞着城堡、堡垒、大教堂或其他大规模的文明象征物，人烟稀少。村民们冷酷、虔诚、顽强、自力更生，而他就是他们当中的一员。弗里斯兰人相信事物有其不变的自然秩序；农民生下来的孩子就是小农民；如果你是牧师之子，那么你的职业道路就已经注定了。不过，奇怪的是——这也许是理解他个性的关键，他没有走寻常路——彼得·施托伊弗桑特没有接他的父亲——斯海彭泽尔的弗里斯兰新教归正会牧师巴尔塔萨（Balthasar）的班。有一种可能是：1627年，在他母亲去世后不久，他虔诚的父亲再婚了，而且马上热情高涨地开始和新娘生儿育女，组成新的家庭。正值青春期的儿子对这类事情往往反应强烈，性情高傲又固执的儿子也许尤甚。大约在他父亲再婚的时候，彼得似乎已经离家了。他在稍大一些的多克姆城（Dokkum）的拉丁文学校学习，那里的海港恰好是西印度公司前往“新大陆”的船只中转站。当这些船开来的时候，他的视野（名副其实的）很狭窄：对于一个由上帝和平原塑造出来的年轻人来说，这些100英尺高的舰船高耸入云，比他见过的所有东西都高，不管是天然的、人造的，还是应许了现实世界救赎的木制尖顶教堂。这想必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继续在他父亲的母校上学，但他是以哲学生而非神学生的身份入学的——这是他打算背离人们期望的信号。无论施托伊弗桑特在进入大学时有着什么样的事业观，他在两年后突然离开时都改变了主意。根据他的敌人们后来的说法，他是在忘恩负义地和他房东的女儿上床之后被撵走的。无论这一说法有几分真实性，他都很为自己的大学经历而自豪：自那以后，他本人的签名都是Petrus，也就是彼得（Pieter）的拉丁文（因此有学者派头的）形式。
这个大学肄业生就这样在当时生意如日中天的一家公司谋得了一个职位，签订了最低等的行政级别合同。他对工作的热忱很快就给公司官员们留下了印象，他们给了他一个很模棱两可的奖励：他被派驻到遥远的费尔南多-迪诺罗尼亚岛（Fernando de Noronha），此地距离巴西海滩还有200英里，因老鼠数量众多而在公司中闻名。从那里开始，他很快拿到了沿海殖民地伯南布哥的一个职位，然后又到了库拉索。和古往今来天生的领导人们一样，他走到哪里，手下们都对他趋之若鹜，这些被他的干劲所吸引的人认为跟着他就能给自己找到机会。虽然从他职业生涯的终结来看这不太可能，但是他对英国人有几分好感，这一点终其一生都未曾改变。他的这批追随者当中至少有两个英国人。那个在荷兰人的记录中被称为“卡雷尔·范·布吕赫”（Carel Van Brugge）的人实际上是出生于坎特伯雷的查理斯·布里奇斯（Charles Bridges）；而布莱恩·牛顿（Brian Newton）已经为该公司工作了20年。这些人将沾他的光，一路前往曼哈顿区，并在曼哈顿为了生存而挣扎奋斗的过程中发挥作用。
但是，在这些友谊中，最能说明问题的却是与一位并未陪同施托伊弗桑特前往曼哈顿的年轻人的友谊。约翰·法雷（John Farret）出生于阿姆斯特丹，父母都是英国人。和施托伊弗桑特一样，他得到了西印度公司在库拉索的一个职位；这两人也许是在那里见面的，也许早在阿姆斯特丹的时候就见过面。他们很快就成为朋友，这种友谊是施托伊弗桑特的其他友谊的真实写照——施托伊弗桑特扮演更有权力的角色，法雷在他面前几乎卑躬屈膝。但是法雷在有些事情上超过了施托伊弗桑特：他完成了大学学业，获得了一个法学文凭，而且还是诗人兼画家。施托伊弗桑特钦羡所有这些文化的象征，而他们的友谊就建立在他的钦羡之情和法雷费力讨好的举动之上。历史中的施托伊弗桑特的形象是呆板的，但是一项研究进展揭示了这种形象背后的深层个性：他和法雷保持了长时间的通信往来……而且是以诗的形式。一连串长长的诗歌详细记载了他们的命运起伏，这些诗歌目前保存在阿姆斯特丹的尼德兰航海博物馆（Netherlands Maritime Museum），据我所知，这些诗歌中除了一些小片段之外，从未被翻译或出版。
这批诗作的存在——于20世纪20年代在荷兰的一家档案馆被发现——本身就说明了他们之间的关系。正是法雷本人将这些诗歌保存起来并将它们和他自己的插图用牛皮纸装订在一起，显然他很为自己与这个后来因担任曼哈顿殖民地领导人而闻名的人之间的交往而自豪。自始至终，法雷都称施托伊弗桑特为“阁下”和“我的施托伊弗桑特”。“能唯您马首是瞻，我不胜荣幸，这是莫大的奖赏”，他宣称，“我的意志与您的意志紧密相连，我的心与您的心紧紧相依”。有时候，这些信件隐约透露出同性恋的意味（即这两个男人写到从对方的“灵巧的手”那里得到“如此的欢愉”）；不过，将这些诗视为观察17世纪的荷兰商人-士兵之间的关系的入口倒是不无裨益，在这样的关系中，人们显然会对权力更大的一方俯首称臣，而且他们会用如弗兰斯·哈尔斯（Frans Hals）肖像画一般神采飞扬、巨细无遗的巴洛克式语言来表达这种友谊。在整个诗集中，法雷的韵文都生气勃勃；而施托伊弗桑特的文笔则相当笨拙。施托伊弗桑特承认自己没有能力用“丰富多彩的拉丁文或花哨的法文”表达自己的想法，但是法雷在自己的回信中坚称，如果施托伊弗桑特愿意，他是可以用那些语言作诗的，而且法雷还厚着脸皮将施托伊弗桑特的韵文称为“神作”（goddlijck）。
施托伊弗桑特在库拉索当了三年的供需员，他在工作上和谋求晋升方面都很卖力。不过在这个过程中，他树敌不少，其中有荷兰的加勒比地区政治和军事行动指挥官扬·克拉逊·范·坎彭（Jan Claeszoon van Campen）。施托伊弗桑特的处境本来会变得很艰难，但是他很走运，范·坎彭在1642年去世了，施托伊弗桑特得到了他的职位。施托伊弗桑特的朋友们举杯祝贺他；法雷为此写了一首诗，赞颂如今蓄势待发、准备建功立业的“勇敢的施托伊弗桑特”，而且诗中充满了对施托伊弗桑特的批评者们的尖言冷语——这说明了施托伊弗桑特从未因树敌而不安。
施托伊弗桑特也必定为自己的成功而沾沾自喜。作为一个在阴郁的天空下成长，以浓汤为主食的弗里斯兰人，他为人骄傲、古板。如今，他管辖着一个在西班牙战争中属于无人之境的地方，那里是热带天堂，但又疟疾横行。在那里，他主宰着荷兰在整个加勒比竞技场中的行动。这个地区展现了日渐衰落的西班牙帝国和挣脱它控制的敌人之间如火如荼的血腥战争。糖、盐、染料木、烟草、马匹、铜——开发加勒比和南美沿海地区的方法是如此之多，令人欣喜若狂。虽然荷兰人渴望能利用西班牙对这个地区管控薄弱的劣势，但是西班牙人不愿轻易放弃这样的一个财富源泉。除了打开一个通往曼哈顿的诞生的新窗口之外，几百页荷兰文件详细记载了施托伊弗桑特在加勒比的岁月并为我们打开了其他窗口，透过这些窗口我们可以看到他在对奴隶、印第安人和这片土地无情压榨的同时与其他欧洲殖民者之间的交战情况，这些珍宝级的荷兰文献经查尔斯·格林博士翻译之后被储藏于纽约州立图书馆。更重要的是，这些文件将荷兰帝国在美洲支离破碎的版图都拼凑到一起，展示出施托伊弗桑特是如何以军国主义高效管理一支由供应商、私掠船、交易商和信使组成的军队的。在荷兰人努力巩固他们在新大陆的领地的过程中，这支军队往来于曼哈顿和库拉索之间。它们清楚地表明曼哈顿不是像纽约港一样，在18世纪才崛起为一个国际性的港口，而是崛起于17世纪30年代。它就像一个齿轮，串联起从荷兰到西非，到巴西和加勒比海，再到阿姆斯特丹，最后回到欧洲的贸易圈。
在他的加勒比地区贸易站点，施托伊弗桑特成了这个贸易圈的推动者之一。他被嵌入了一个贯穿全部节点的沟通网络，并由此开始参与以曼哈顿为中心的殖民地事务。他得知基夫特在那里遇到了麻烦，而且尝试伸出援手，然而那变成了一个更大的笑话。在经历圣马丁岛惨败之后，他乘船返回库拉索。夜里，他的船似乎和另一艘朝相反方向开的船擦身而过。那艘船上有450名从被西班牙人侵袭的巴西贸易站点逃回来的荷兰士兵。在此之前，这些士兵突然出现在库拉索，寻找食物并待命。在那里，他们被告知可以协助圣马丁岛行动，但是他们来晚了，等待他们的就只有西班牙人的第二轮炮击。最后，他们逃回了库拉索。当身体欠安的施托伊弗桑特看到他们出现在那里的时候，应该觉得相当难受：第一，因为如果他们能早点出现，也许就能逆转圣马丁岛的局势了；第二，因为库拉索的食物配给少得可怜，他养不起他们。他决定命令他们到新阿姆斯特丹去，这是一石二鸟之计。在那里他希望他们能帮基夫特解决印第安人问题。他觉得这些人也只剩这个用途了。
尽管阿德里安·范·德·邓克以及其他人无数次尝试向西印度公司的董事们说明曼哈顿的战略重要性，但后者只有到后来才意识到这一点。巴西有更容易管理、更有利可图的甘蔗田，它被视为该公司业务中最有价值的东西，因此才会出现他们与西班牙人拼得头破血流的场面。更添乱的是，在巴西沿海地区，荷兰人不是直接与西班牙人作战，而是与葡萄牙人。该国是西班牙的属国，而且也正在争取独立。这两个帝国就像重量级拳击手一样，轮流蓄力，好给对手一记重拳，然后准备迎接反击。有一次，葡萄牙从里斯本派出86艘船和12000名战斗人员跨越大西洋，连续攻击正在围攻巴西东部的巴伊亚省的荷兰舰船。
虽然基夫特对曼哈顿周边地区的印第安人发起的战争很残酷，但是与加勒比海尤其是巴西海岸沿线的战斗规模相比，它几乎不值一提。在过去30年间，巴西沿海地区交火不下百次，欧洲人可怕的战术组合包括在与用弓箭作战的印第安人交战时使用火枪并让步兵扔长矛，大地因攻城的炮火而变得千疮百孔。同为欧洲人的双方士兵在他们可笑的重甲中闷得喘不过气，一边战斗，一边还要被雅司病、痢疾和肠道寄生虫折磨得体无完肤。每次交战时，双方的老兵都会按照惯例默默溜出队伍，从死尸中找到他们半死不活的伙伴，帮他们在喉咙上痛快地来一刀。战斗之残酷和这些被围困的殖民地面对的局面之严酷——“皮革、狗、猫、老鼠”在被荷兰人围攻的一座城镇中，都成了果腹的食物——证明了其中的危险，也证明了环境的恶劣。正是这种环境造就了那个后来被曼哈顿人称为“司令”的人。
在离开巴西地界，接管库拉索之后不久，施托伊弗桑特对委内瑞拉沿海一个西班牙贸易站点发起了一次成功的进攻。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此举的目的无疑是考验自己的魄力。然后他就进入到管理者的角色中了，他决意要将荷兰人的秩序带到混乱、散漫的热带天地。他曾垂涎收复圣马丁岛的机会，而失败给他带来的愤怒令他在履行管理职责时更加投入。在工作期间，他一边与自己的伤痛搏斗，一边还花时间给当时已经回到尼德兰的法雷写了一封信，告诉后者自己遭遇不幸的消息。法雷赋诗一首作为回应，这首诗题为《高贵勇敢的主人施托伊弗桑特圣马丁岛断腿诗》：
我亲爱的施托伊弗桑特，
朝您的腿呼啸而来的是什么样的霹雳雷丸
令您不支倒地？
那曾是支撑您身体的右侧栋梁
就这样被一击而碎，无情截断……
您留下的印记太过深刻——噢！命运是如此残酷！
我的施托伊弗桑特，跌倒在他的防御墙上，
像一位恪尽职守的战士一样，他羞辱了敌人，
他们将他诱入阵地，在那圣马丁岛上。
子弹打中了他的腿；反弹伤在我的心上……
但是无视这种痛苦是不行的——医生们告诉施托伊弗桑特，他被截断的残肢在那种气候里是好不了的；如果他还不离开，它会溃烂化脓。他开始拒绝了——他才当了18个月的荷兰加勒比海地区行动领导人——但最终，他在回家复健的想法面前让步了。
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带着这么折磨人的伤跨海总归是一件令人难以忍受的事。这种情况确实发生了，这是一场极其可怕的海上之旅。“挤奶女工号”（The Milkmaid）于1644年8月离开库拉索，但是这艘船直到12月才抵达荷兰港口。坐过船、运河中的驳船、马车，经过有山形墙的建筑，穿过一股股冬天特有的煤烟和炖菜散发出来的怡人气味，他被拖到了住在莱顿附近的姐姐安娜（Anna）的家里。生活立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过去九年在瘟疫横行的热带地区忍受的耐力测试突然结束了。他身在文明进步的荷兰农村，身边满是炖肉和熏鱼，有人照料他的残肢，给他上药。这是一个经典场景：受伤归乡的士兵受到人们照料。而且，故事的结局是，他爱上了他的护士。朱迪斯·贝亚德（Judith Bayard）是安娜·施托伊弗桑特（Anna Stuyvesant）丈夫的姐姐，当这位伤残人士来到这里的时候，她正和这对夫妇一起生活。她不是放荡的年轻姑娘，而是一个意志坚定的老姑娘——37岁的她比施托伊弗桑特大3岁，之前她一直和自己的父亲（一位牧师，这无疑令两人有了一些共同话题）生活在一起。当她的父亲去世的时候，她刚进入这个家庭；她来照顾这位病人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朱迪斯来自南部的布雷达，也就是阿德里安·范·德·邓克出生的地方。她是一位加尔文教派中的胡格诺派教徒，她一家人是为了躲避天主教迫害而逃离法国的。
在他踏上返乡之旅的数周时间里，施托伊弗桑特花了一些时间，想出了他这次不得已而为之的旅行能够给他带来的附带利益：至少他能有机会给自己找个荷兰新娘。看来这肯定是天意，这个新娘并未让他踏破铁鞋无觅处，而是得来全不费工夫——虽然他的残肢是穿不上铁鞋了。但是他的求爱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实际上，他的姐夫，也就是我们谈到的这位女士的弟弟似乎用了好多瓶法国葡萄酒和他打赌，称施托伊弗桑特不会有胆量求婚，甚至连他忠诚的朋友约翰·法雷也表示怀疑。法雷在另一首诗中写道，施托伊弗桑特的这段关系绝对不会开花结果，因为“他体内的普里阿普斯已经死去”。这让施托伊弗桑特动了怒。他马上回了一首诗，在这首辞藻比平时更加华而不实、情感更加热烈的诗中，他指责自己的朋友企图“让我在拿酒打赌的赌局中必输无疑”，并且宣称——作为曾经的男子汉——他全身心地希望这位女士能“上这张床”。不到一年之后，他们结婚了。
伤口终于痊愈了，施托伊弗桑特宣布自己能胜任职务了。于是，有一天，他一瘸一拐地走进了该公司阿姆斯特丹总部的中庭（这座建筑依然存在，现在里面是一家餐饮企业，服务生们就在这个中庭里飞快地走来走去，完全没有注意到中间的施托伊弗桑特青铜塑像），炫耀着他的新木腿和凭勇气与效率而赢得的美名。几乎与此同时，一封信寄到了这些办公室。它来自曼哈顿。这封信以异常强硬的、律师用的术语陈述了这块北美殖民地上一塌糊涂的局势。它要求将基夫特革职，并任命一位能够引进代议制政府的新总督，“如此一来，整个地区今后应该就不会再因一个人的心血来潮而陷入同样的危险”。这些董事局的领导肯定一会儿看看这封信，一会儿又看看这个从新大陆归来并且渴望回到他的加勒比海职位上去的年轻人。他们不喜欢基夫特莽撞愚蠢的管理风格，但是他们同样不喜欢从曼哈顿传来的这番关于代议制政府的说法。显然，他们面前的这位坚毅的弗里斯兰年轻人能给格劳秀斯或者笛卡尔一点儿颜色瞧瞧，对他来说，本公司的规矩就是唯一的“自然法则”。他不是喜欢思考那些过于复杂、没有用处的事情的人，而是一个身材矮胖、知道自己的职责和身份的牧师之子。总而言之，他就是一个优秀的年轻人。毫无疑问，没过多久，他就学会了用自己的木腿了。
与此同时，在苏格兰，1637年夏季的一天，一个名叫珍妮·格迪斯（Jenny Geddes）的女人启动了另一串连环事件。据这个已经成为苏格兰传奇的故事称，她是一个爱丁堡的“卖甘蓝的妇人”，或者卷心菜贩。如果您赞成在历史学中运用混沌理论，那么她那一天的举动——怒掷板凳——就是那扇动而引发飓风的蝴蝶翅膀。
在那个礼拜日，她对准了苏格兰最有学识、最受尊敬的人群之首，圣吉尔斯大教堂教长汉纳博士（Dr.Hanna）。这位教长站在他的布道坛上，身穿长袍，神色庄严，手里拿着薄薄的一卷书，那卷刚刚印好的书的扉页有着素净而优雅的镶边，上面用红色和黑色墨水清楚写明了其用途：“教会会众、圣礼执行及苏格兰教会其他礼拜仪式部门祈祷书，国王陛下之印刷工罗伯特·扬印制，M.D.C.ⅩⅩⅩⅦ”。大教堂里坐满了地主和农民。每个人显然都知道麻烦要来了——他们来这里就是一心想看一场打斗。这位教长打开了那卷书，开始读里面的内容，这正中他们的下怀。接着，一个刺耳的声音打断了他——珍妮·格迪斯起劲地叫道：“你是在对着我的耳朵唱弥撒吗？”然后她抄起自己带来的板凳（靠背长凳是给男人坐的，女人们如果要坐下就得自己带板凳来），瞄准，然后把它扔到了教长的头上。整个现场沸腾了。
她扔出去的那个板凳相当于那“响彻全世界的枪声”，这一事件将引发英国内战。从此以后，国王查理将被迫放下国王的威严，扮演起将军的角色，指挥效忠于他的军队对抗那些由议会集结起来的军队。围绕这场战争而发生的事件将对美国的建立，对曼哈顿以及英国殖民地产生多层面的影响。
英国内战大概首先是一场宗教战争。如果说17世纪的主线基本上就是对全球帝国的争夺，那么这条主线上充满了在宗教改革的余震中因各种阶层宗教世界观的冲突而引发的战事。英国国教在亨利八世统治时期脱离天主教会，从那时起，它就采纳了较为温和的新教形式，保留了教会神职人员等级制度和在罗马影响下对花哨的法衣、华丽的礼拜仪式的喜好。大部分的英国人对此都很满意，但是有些人觉得很恼火。清教主义不是源自英国的一场运动，而是从欧洲大陆移植而来的意识形态，是某种意义上的二次宗教改革，是继续革命的号召。英国清教徒们是通过神学的镜片观看广阔世界中发生的所有事件的。他们看到宗教冲突席卷欧洲大陆——“三十年战争”本质上是天主教势力为了扭转新教国家摆脱他们势力的势头而发动的一系列攻击——而且，除了他们的极简主义风格主张之外，他们还树立起了一种信念，那就是英格兰就是新以色列，上帝选定此地作为对抗教皇和他那些神气活现的红衣走狗的大堡垒。在查理统治期间，清教主义席卷英国社会，赢得了农民和贵族的支持。它告诉人们如何改善个人生活，还给了人们一个民族自豪感的聚焦点。当然了，还有你必须履行的责任。
清教主义还带有民主元素。先是马丁·路德，然后是约翰·加尔文，清教徒们将他们的愤怒对准了天主教人为创造的等级理念，这种理念在平民基督徒和他们的上帝之间横插一杠。以此类推，天主教的所有用具，即镶褶边的牧师服、华而不实的绘画、蜡烛和香妨碍了基督教生活中意义深刻的核心活动——研读《圣经》，遵循教义，因此都被禁止使用了。最后，对教会势力的怀疑反映到了政治中——清教徒们开始反对任何可能妨碍他们完成自己眼中的神圣使命的权威，即使那个权威是他们自己的国王也不例外。那些远渡重洋、移居北美的清教徒也许已经对让英格兰成为新以色列的想法不抱希望，但是他们带来了自己的上帝选民观。“新大陆”将成为“新耶路撒冷”。在反抗查理的过程中播下的民主种子将在130年后的美国独立战争中开花。这种直截了当的宗教热忱与政治改革紧密相连，这两者的结合正是清教徒为美国命运的塑造做出的伟大贡献；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史学家和领导人都在赞颂清教徒的筚路蓝缕之功，直到罗纳德·里根仍引用了“山巅上的光辉之城”（shining city on a hill）的说法。本书提出的观点并不否认其影响，但是我们要给它加上另一个在美国国民性塑造中发挥了真正作用的因素。
令英格兰内战成为必然的人是查理，他任性地切断了自己与其子民们的联系。他的乡村住宅，他镶着蕾丝边的配饰，他娶了天主教徒为妻，他的大厅里还挂着凡·戴克和鲁本斯等人的画作，他存在于自己的天地中，与自己统治的那个社会之间的距离与日俱增。在他的鼓励下，神职人员在他们的服装中加入了华丽的元素，并且给教堂加上了装饰品——和罗马风格越来越像。（一位清教徒领袖将查理装饰圣保罗大教堂的工程描述为“为教士打造一个放屁股的座位”。）查理认为清教徒们很迷信，就像他们所鄙视的对圣物过分迷恋的天主教徒们一样。他很高兴能颁布禁令，禁止印刷他们的宗教宣传册——于是，他们被迫去找莱顿和阿姆斯特丹的印刷商。
清教徒改革运动在苏格兰势头最盛，于是，缺乏政治常识的查理决定通过给他们的教堂引进新的祈祷书和祈祷文来让苏格兰人守规矩，而这本新的祈祷书在仪式和语言上无疑都更偏向于天主教。结果是珍妮·格迪斯扔出了她的板凳，最终，苏格兰公开叛乱爆发了。为了筹集资金镇压苏格兰起义，查理不得不召集议会开会，那是他11年来第一次这么做。一旦召集议会，清教徒领导人就有了开展活动、反抗国王的力量基础。
荷兰当局一直注视着这场愈演愈烈的危机的每一步进展。从1642年7月开始，荷兰驻伦敦大使阿尔伯特·约阿希米——此人10年前曾向查理请求释放“团结号”，这艘载着从曼哈顿归来的彼得·米努伊特的船曾被英国人扣押——给他在海牙的上司们写了一系列语言生动而又越来越尖锐的急件，读来仿佛前线发来的新闻报告：“更多骑兵现身此地，步兵们不断随着鼓声应征入伍”，“舍伯恩城堡被围攻的消息已传到此地……那些被围攻者在两三百名议会支持者的夹困中被杀死……法国大使已经向英王告辞，计划于本周离开……一个品行良好的教会支持者告诉我，上个周六，埃塞克斯伯爵（Earl of Essex）带领一支军队驻扎在距离什鲁斯伯里12英里的地方；英王已经加强了那个地方的防御，他把他的主力军留在了那里”。这位老外交官感觉到了即将发生的事情，他建议他的政府利用查理四面楚歌的局面，终结英国和荷兰在北美洲殖民地上愈演愈烈的摩擦。他写道，荷兰议会“应当致信英王，请求陛下同意下令在新英格兰的英国人不要惊扰在新尼德兰的荷兰人”。
约阿希米觉得有必要采取行动了，因为荷兰殖民地面对的来自北方的压力与日俱增。由于英格兰的这场动乱，新英格兰的人口大大膨胀，达到新尼德兰人口的十倍之多。两个在米努伊特的时代不成气候，正在死亡线上挣扎，靠在曼哈顿的荷兰代表们送来的零零散散的爱心包裹接济的移居点（普利茅斯和马萨诸塞湾）如今已经是四个功能齐全的殖民地。在荷兰人认为是他们自己的领地上，康涅狄格和纽黑文已经独立出来。这些殖民地都有它们自己的管理体系，几乎不受母国的干预，这一切都多亏了忙于降服对方的英王和议会。1643年，为了巩固自身，主要是为了对抗荷兰省份，他们组成了一个联盟：“新英格兰联合殖民地”（the United Colonies of New England）。
不过，奇怪的是，即使感觉到了北方人口带来的压力，以曼哈顿为中心的殖民地还是因从英格兰迁往新英格兰的难民潮而获益良多。英格兰清教徒叛乱尽管在民众中有广泛的基础，但是在意识形态方面极其狭隘。光是一个热情如火的新教徒还不够——你还得是站对边的新教徒，否则你那明亮的热情之火会将你标记为需要神学净化之人。“行邪术的女人，不可容她存活”（“Thou shalt not suffer a witch to live”），在查理的父亲指导下翻译的《出埃及记》如是说。因此，浸礼会教徒、再洗礼派教徒、家庭主义派教徒和门诺派教徒都被打上了这种标记。这种荒唐的事情自然会令我们摇头，但是在一个充斥着咒语和药水的年代，决定让谁走入火堆可是件严肃的事情。
于是人们一拔接一拔地离开了英格兰。但是在选择跟随早期清教徒们的脚步移居美洲之后，那些受鄙视的派别成员却恼怒地发现，在忍受辽阔的海洋上可怕的一切之后，新英格兰的大部分清教徒依然和在故国一样，强调派系有别。事实上，在新英格兰的开放空间，对于神字的回旋余地甚至更少，对巫术的癔症并不会在一段时间内达到顶点，但是各个社区都迅速采取行动，将不同教派的成员逐出教会并强迫他们离开。所以，17世纪40年代初期有两次反弹，失意的英国宗派主义者源源不断地从旧英格兰逃到新英格兰，然后，他们在绝望中想起了荷兰人引以自夸的宽容，于是又迁往南方以曼哈顿为中心的殖民地去寻找避难所。他们零零散散地穿过阿姆斯特丹堡的格栅门房，威廉·基夫特很高兴收留他们。此时他已经四面楚歌，并且意识到他必须增加在他管理之下的人口才能生存下来。17世纪荷兰国民性的不可思议之处在于，除了给他们定居的土地，他还给了他们随心所欲地奉行信仰的自由，这在那个时代可真是件稀罕事。在禁止他自己的同胞拥有半点儿代表权的同时，他却基本上坚持给这些初来乍到的人披上一张宗教自由之毯，而宗教自由是他引以为豪的文化遗产的一部分——这显然不难推断。还有一点值得注意，这些殖民地居民自己很清楚他们这里被当成了避难所，而且他们为此而自豪。范·德·邓克在写到其中一个英国难民时，用像是来自遥远未来的史学家的视角对这种情况做了一番总结：“（他）在英格兰风波乍起时来到新英格兰躲避风头，却发现他是刚出狼窝又入虎口。于是，他投身于尼德兰人的保护伞下，为的是能顺荷兰宗教改革之势，享受他没想到在新英格兰得不到的信仰自由。”
基夫特让英国移民们宣誓效忠荷兰议会并给他们定居的土地，他们在奠定后来的纽约市的基础方面出了一份力。这些人中有几位出类拔萃的人物。一位稳重的伦敦贵族德博拉·穆迪夫人（Lady Deborah Moody）皈依了再洗礼派，她声明自己愿意为该教派的惊人观点而献身，即受洗者必须长大成人，明白受洗的意义之后方可受洗。伦敦人都被震惊了：50出头、身份尊贵的她与农民和更下等的人一起挤进一艘臭气熏天的木船，逃往马萨诸塞湾殖民地。在那里，塞勒姆法院威胁她，除非她宣布停止她的疯狂行径，否则就要将她驱逐出境。清教徒首领约翰·恩迪科特（John Endecott）为此还说了一句名言，“她是个危险的女人”。基夫特给了她和她的追随者们长岛西南端的所有权。这个管事的女人为自己的社区自行草拟了一个计划，这个社区叫“格雷夫森德”（Gravesend）［人们现在依然可以在麦当劳大道和格雷夫森德涅克路（Gravesend Neck Road）的交界处看到她最初计划的框架］。然后，她开始着手安置她的那些对洗礼很在意的追随者们。于是，他们在布鲁克林的一角，即包括今天的本森赫斯特、科尼岛、布莱顿海滩和羊头湾在内的地区，建立了第一个由女性创立的新大陆殖民点。
安妮·哈钦森（Anne Hutchinson）也从英格兰到马萨诸塞，再到曼哈顿寻找奉行信仰的自由。她信奉的理念是个人完全无须借助宗教组织的帮助也可与神沟通。新英格兰的领导人将她视为17世纪的无政府主义者——哈钦森想废除原罪，而清教徒政客们认为这是维持法律和秩序不可缺少的一种道德刑罚。特别令人担忧的是，她在波士顿很快就获得了一批追随者。基夫特不介意——或者也许他感觉到了她待不长，不会闹出什么乱子：当她出现在他的地盘上时，他在印第安人闹得最凶的当口把她安置在一个无人之地。她和她的一小撮追随者在他给的土地（在布朗克斯的佩勒姆湾，现在以她的名字命名的河岸边）上安家不到一年之后，哈钦森、她的六个孩子和其他九个人在印第安人发起的一场袭击中丧生。
前往荷兰殖民地的清教徒难民领袖有三人，在这近乎传奇的三个人中，教士弗朗西斯·道蒂（Francis Doughty）是第三个。他曾因“不信奉国教”而被驱逐出格洛斯特郡的教区牧师住所，当他在马萨诸塞湾宣讲“亚伯拉罕的孩子们本该受洗”时，人群一片哗然，然后他就前往曼哈顿了。他也得到了基夫特慷慨的馈赠，并开始在未来的皇后区建立第一个欧洲殖民点，直到印第安人发起的一场恶意攻击改变了一切。道蒂活了下来，他放弃了荒凉的长岛。为了寻找新的机会，他安顿了下来，成为曼哈顿日益膨胀的英格兰信众的牧师。但基夫特未予批准；他设想在新阿姆斯特丹周边的社区建立一个缓冲地带，而且他坚持要道蒂将那些残存的英国信众带回到自己的长岛居民点去。结果，道蒂也是个倔脾气，他断然拒绝了这位总督，用近乎争执的口吻说，如果基夫特认为现在在那片荒地上安营扎寨很安全，那他可以自己去试试看。基夫特收回了赠地，而且还让道蒂在堡垒中的单人牢房里蹲了24小时。
因此，道蒂理所当然地加入了这个殖民地方兴未艾的反基夫特运动。他也是天生就好与人争论的人。1645年6月，他指控另一位英国人威廉·格里森（William Gerritson）唱的歌中伤了他和他的女儿玛丽。也许正是在这里，他吸引了某位年轻律师的眼球——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他18岁的女儿吸引了这位律师的眼球。我们不知道阿德里安·范·德·邓克和玛丽·道蒂第一次见面是在哪里，但是看来范·德·邓克当时就在法庭上。如果说这个一副贵族派头的荷兰人和这位年轻的英国女性之间最初存在语言障碍，那么这位有着一个作风强硬、思想独立的父亲的女孩将证明自己是个足智多谋的前卫女性，他们很快就克服了这种障碍，在年底之前就完婚了。
不过，这段浪漫爱情却只能暂时告一段落。在这对夫妇邂逅之前，西印度公司的19位董事在阿姆斯特丹碰头，审查他们各个贸易站点的事务。他们宣称对于安哥拉和巴西协作增效一事乐见其成：让奴隶从西非远渡重洋到该公司在南美洲的地里去干活，一开始这只是个试验性的概念，如今却是大有可为。“蒙主恩典，一切情况良好，”他们向海牙的政府大臣们报告，听起来，他们对于自己在人类史上其中一个最令人心痛、最丑陋的行径中扮演的角色有种怪异的兴奋感，“由于不时地将黑人从安哥拉引入巴西，雇用他们种粮食，谷物产量大大提高，过去要价8～10盾的面粉，如今以6个斯提弗的低价售出……”
至于曼哈顿，虽然他们私底下正在安排基夫特的继任者，但是董事们决定命令他制定一份和平协议，以终结那场灾难性的印第安战争。基夫特接到这些指示的时候已是仲夏，也许是感觉到自己的任期可能快到头了，他在执行这些指示的时候格外卖力。他知道这些部落的力量中心在北方。莫霍克人和莫西干人控制着下游河谷地区说门西语（Munsee-speaking）的部落，他们经常派出代表要求那些部落进贡。所以，虽然基夫特与较南端的印第安人保持敌对，但他还是断定最明智的做法是先与更强大的部落达成正式的和平协议，从而确保拉力坦人、塔潘人和其他与曼哈顿更接近的群体能效仿。不过，这意味着他要深入北方黑暗的心脏地区，让自己置身于野蛮人之中。基夫特还是几乎从不走出新阿姆斯特丹。他需要一个了解北方印第安人，能说他们的语言，被他们认识而且信任的人。他求助于阿德里安·范·德·邓克。
基夫特对于那封写于上一年秋天，要求将他撤职的信依然一无所知。他肯定不知道范·德·邓克一直在和那些满腹牢骚的殖民地居民会面。范·德·邓克似乎又开始扮演模范儿子的角色了——就像他开始公然反抗老人家基利安·范·伦斯勒之前的做法一样，他一直颇得这位总督的欢心。他同意帮助基夫特。
基夫特还带着他两人委员会中的另一成员约翰内斯·拉·蒙塔尼——当然，还有一批士兵——沿河而上，走了150英里。印第安人同意在奥兰治堡边界内和他们见面。伦斯勒斯维克的官员们也参加了会面，其中一个担任官职的是名叫阿格洛恩斯（Agheroense）的莫霍克人，他会说易洛魁联盟的所有语言以及莫西干语，将从旁协助，为范·德·邓克进行口译。阿格洛恩斯——应该还有范·德·邓克和基夫特总督——当晚在“大庄园主宅”，也就是伦斯勒斯维克总督的住所过夜。那天早上，他从楼梯上下来，和范·德·邓克打招呼，范·德·邓克向他介绍了基夫特，然后这三个人在早餐桌边坐下聊天。与此同时，阿格洛恩斯在给自己的脸上涂礼仪性的彩绘。在坐着看他涂脸的时候，基夫特明显兴奋了起来，因为这个人用来涂脸的是一种闪闪发光的金色物质。他让范·德·邓克问问那是什么；在他的脑海中休眠许久的希望——最初，西班牙人在南美洲发现金子的事实点燃了所有欧洲人心中的希望——又复苏了。这会不会是解决他的殖民地财政问题的答案呢？如果是这样，他的事业不也就得救了吗？阿格洛恩斯把那个罐子递给了范·德·邓克，范·邓克又把它递给了基夫特，基夫特问自己能否买下这个罐子，好好研究一番。
在和谈期间，一定有一种讽刺的感觉在范·德·邓克的脑海中挥之不去。作为一名法学和府际关系学的学生，他有一个独一无二的观察机会。一边是曾和他一起生活过的印第安人，他研究过他们的社会，而且在很多方面都很欣赏他们；另一边他自己民族的代表却是一个缺乏诚信、让他鄙视的人。在谈判的过程中，范·德·邓克清楚地意识到基夫特此番前来并未准备好。在他后来写的关于该地印第安人的著作中，范·德·邓克描述了谈判礼节，根据他的记录，这些礼仪包括一方口头陈述自己的提议，同时献上适当的礼物。在协商开始时，这份礼物会被悬挂起来；另一方有三天的时间接受这份礼物，如接受则标志着协议达成。而基夫特没有带来任何可以悬挂起来的礼物。与莫霍克人和莫西干人订立如此重要的协议需要一些重要的物件方能成事，否则酋长们会感觉自己受到了侮辱。基夫特开口向范·德·邓克借礼物，并许诺会给他一笔可观的报酬，以答谢他为殖民地做出的贡献。
范·德·邓克提供了必要的东西——显然，那就是一大批贝壳串珠。1645年7月下旬回到新阿姆斯特丹后，基夫特履行了自己的诺言，他给了范·德·邓克最想要的东西：属于后者自己的领地，一大片土地的专有权。而且这个地方的位置也很理想：不是遥远的北方内陆地区，而是毗邻曼哈顿。范·德·邓克得到的授权地从内地直接延伸至岛屿的北方，顺着河岸绵延12英里，东至布朗克斯河（Bronx River）——共计2.4万英亩。然后，因为他帮忙办了事，也因为他把对于基夫特的看法存在了心里，他成了今天的布朗克斯和威彻斯特县南部的地主。他立刻搬过去向印第安人购买土地，在接下来的一年里，他和玛丽开始工作，他们雇了佃农来清理土地，雇了木匠来建房子和锯木厂。（锯木厂对于后来在其所在的河流地区发展起来的社区非常重要——后来，旁边延伸出了一条林荫大道——这条河就是以该锯木厂命名的。）这一大块地带来了一个非官方头衔。在尼德兰，“Jonker”（或者“Yonkheer”）的意思是年轻的乡绅或者地主。从那时起，荷兰的文献记录中就把范·德·邓克称为“the Jonker”。在他去世很久之后，这块土地的通俗叫法依然和这个头衔联系在一起——“年轻地主的土地”（“the Jonker\'s land”），人们会这么说。在英国人统治时期，这个叫法被简化为“Yonkers”，它镶嵌在下威彻斯特县的一个区名里，这就是美国历史向阿德里安·范·德·邓克表示的微不足道的敬意。
一回到曼哈顿，基夫特马上就埋头安排和该地区的印第安人签订和约。1645年8月30日，在“蓝天华盖之下”，整个城镇的人都聚集在阿姆斯特丹堡前。酋长们——哈肯萨克部落的奥勒塔尼（Oratany）、塔潘部落的瑟瑟科姆（Sesekemu）、雷士嘎瓦旺克部落（Rechgawawanck）的威廉（Willem）、奈亚克部落（Nyack）的玛雅乌唯亭内敏（Mayauwetinnemin）、维阔斯盖克部落的埃皮安（Aepjen）威风凛凛，整齐划一地聚集于此，他们各自代表自己的部落或者有些人“以邻近部落酋长的法定代理人身份”前来。双方达成“坚定且不可违背的和约”，并且同意不再以暴力形式，而是以商讨的形式解决未来的争论。双方派出的20人在和约底部做了标记或者签字。阿德里安·范·德·邓克不在场，但是他未来的岳父道蒂教士是签名人之一。第二天，基夫特发布了两个公告：一个是将某一天定为全民感恩日，第二个是下令调查那个出产莫霍克人令人着迷的金色物质的矿藏。他相信他想到的是一石三鸟的妙计：保住他的工作，停止战争，而且——如果对那些金色物质的初步试验结果无误——找到能让这个殖民地繁荣兴旺的东西。那么，也许这些居民就不会再有不满了。
他对于和印第安人休战的想法是对的，但是对于其他事情的看法就并非如此了。他身边的一切都已经开始崩塌。6月的一个早晨，英格兰内战在北安普敦郡绿草如茵的高地上达到了顶点，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领导下的骑兵侧翼高喊着“上帝赐予我们力量！”，终结了手执长矛的议会军队和英王的骑士们之间的大规模冲突——保皇党军队溃不成军，4000人的部队就此投降。英国的动乱给新英格兰的清教徒们壮了胆。他们已经在荷兰人的领地上凿出了两块（康涅狄格和纽黑文），并且还在继续推进，成船的新教徒跨过海峡从大陆来到了长岛最东端，并在荷兰人的土地上建起了临时社区。在南面，彼得·米努伊特带来的瑞典人入侵“南河”，基夫特追击无果，损失惨重。新瑞典殖民地如今有三座堡垒和大约300名殖民地居民。瑞典军事指挥官很有才干，他从侧翼包抄了这条河边的荷兰贸易站点，并且说服该地区的印第安人只与瑞典代表进行交易。至于那些金色的物质，事实证明那是黄铁矿——俗称“愚人金”。
至于那些殖民地居民以及他们的不满，梅林和奎伊特才正要发动攻势，以反对西印度公司及其对他们的封建统治。他们如今有了一个盟友，一个在这个社区有既得权利的地主，一个有着他们所需的技能、认识到这个殖民地的外部和内部问题只能通过一场翻天覆地的变化才能解决的人，一个私底下已经决心斗争到底的人——直到海牙政府办公大厅内庭方肯罢休。范·德·邓克已经蓄势待发。他走到了人生的一个新阶段，从学生到观察者，再到如今的行动者。到1647年时，他有了一个妻子，还有他梦寐以求的大片地产。讽刺的是，他如今却几乎没有时间享受这一切了。这场斗争将吞噬一切，它是一根导火索，一个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运用正义原则的机会。
撤换基夫特的日子终于到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基夫特肯定已经准备好了：这种事情之前就发生过一次，当时他被迫从法国拉罗谢尔港逃走。是他的命令带来了死亡，令人们饱受折磨、身首异处，如今他是背负着这一切的罪人。1647年5月11日，当他站在海滨，看着一条从四艘刚刚下锚的船上下来的小艇向他驶来，压力和黑暗从他的眼睛里和脸上不由自主地浮现了出来；他的呼吸肯定随之变得浊臭。那是一个天色蔚蓝的春日，就像一幕戏剧终了时角色谢幕一样。社区里的所有居民无论是主角还是配角，都聚在了他的身边：约里斯·拉帕里和卡特琳娜·特瑞科，以及他们的孩子和孙子；外号“土耳其人”的安东尼·范·萨利和他的妻子格里耶·雷尼耶——如今他俩都是体面人了，不过依然很难相处——还有他们的四个女儿；一个刚刚拿到曼哈顿一家农场所有权的非洲寡妇安娜·范·安哥拉（Anna van Angola），还有安东尼·刚果、扬·内格罗和其他拥有奴隶身份和自由民身份的黑人居民；肤色各异的丹麦人、巴伐利亚人、意大利人和一些本地的印第安人；被谋杀的克拉斯·斯维茨的儿子科内利斯·斯维茨；英国难民领袖德博拉·穆迪夫人和弗朗西斯·道蒂教士；嗜酒如命，曾在布道坛上抨击基夫特、帮助殖民地居民反抗他的牧师弗拉德斯·博加德斯；活动家奎伊特和梅林；西印度公司的走狗科内利斯·范·廷霍芬，在为基夫特做事期间，他曾屠杀、折磨印第安人，如今他还希望自己能在新一届政府中保留一官半职。在场的还有站在铺着鹅卵石的码头区的阿德里安·范·德·邓克和他的妻子玛丽，现存于世的描述这一幕的文字正是出自范·德·邓克的手笔。现场充满了节日的气氛，叫声此起彼伏，庆祝的炮声响起。解放的时候到了。
然后，慢慢地，一种仿佛灰色雨滴的沉默气氛笼罩了他们。远远地，他们先是看见了一双小眼睛，仿佛尖锐的鹅卵石镶嵌在宽大的脸盘上，那双眼睛透出了冷酷。然后，他的胸甲折射出的那道阳光，还有他腰间的那把剑肯定引起了他们的注意，那是展示他有能力、谨小慎微、军事化风格的重要部分。最后，他们会看到他下船，而且马上会注意到一些不同寻常之处——他的动作很奇怪，透着一种不自然的僵硬，但脸上没有伴着痛苦或退缩的表情，仿佛是在挑战痛苦本身。然后，所有人的目光自然而然地往下移动，他们看到了，他少了一条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