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的转折出人意料，一场悲剧即将吞没以曼哈顿为根基的新尼德兰殖民地，令它元气大伤，最终在与英国邻居的斗争中败下阵来。但是，这一事件也令这里的居民团结一致，将这块殖民地的传统保留至未来的几个世纪。命运之神还多做了一步安排，让那场噩梦在阿德里安·范·德·邓克抵达“新大陆”谋出路的当月发生，他即将领导人们进行一场保留传统的政治斗争。
那场灾难到来时，新阿姆斯特丹居民们和他们分散在围绕全省的长达数百英里的北大西洋海岸线上的伙伴们正对一切满怀希望。贸易突然开放，新居民蜂拥而来，商界精英集团正在形成，各个家族开始通婚，落地生根。一切都起源于一个看似随机的小事件。
曼哈顿岛上的每个人都认识克拉斯·斯维茨（Claes Swits）。这个车轮修造工是一个爱唠叨的老头子，带着他的妻子和两个长大成人的儿子一起漂洋过海到“新大陆”来。在上船之前，他们都住在阿姆斯特丹的“冬日喜鹊”酒馆中，那里也是格里耶·雷尼耶把目光投向曼哈顿之前，当酒吧女侍和妓女的地方。那家旅馆是来自德国的旅人们最喜欢的去处；从斯维茨的姓氏来看，他的原籍应该是瑞士。和在曼哈顿的其他人一样，他刚到的时候从事过好几份不同的职业。他租了一个200英亩的种植园，这个名叫奥特斯普尔（Otterspoor）的种植园占据了后来的哈莱姆（Harlem）的很大一部分。他在这个种植园里种粮食，养奶牛［他同意每年向土地所有者雅各布·范·科尔勒（Jacob Van Curler）支付200磅黄油和“在上帝的庇佑下，这片土地出产的粮食的一半”作为租金］。不久之后——也许是觉得这份工作对于像他这么大的年纪的人来说太过繁重——他雇用了一个合伙人。就算是在当时，克拉斯也没有在打理农场这件事情上花多少时间；他太老了，或者，也许他只是渴望与人接触。他买下了维阔斯盖克小道上的一小块地，这块地的大概位置就在今天的四十七大街和第二大道上，他在那里盖了一座房子，然后做起了各种各样的买卖。这条小道——在二十三大街的位置从后来的百老汇上分出来，向东面延伸，然后在岛的北面与百老汇重新汇合——那时已是车水马龙。维阔斯盖克部落的一些村庄中的印第安人，还有更北边和河对岸的长岛的其他部落成员都在新阿姆斯特丹来来往往；欧洲人和非洲人的农庄扩张到了曼哈顿，他们也开始穿梭于这条小道上。新尼德兰的领土依然广袤荒凉，但是这座岛的中心正在迅速地被殖民化。这个老头子想到，这座岛的东边有一个地方适合做旅人们的歇脚处。
他位于都特尔湾（Deutel Bay）的小酒店变成了人气很高的聚会地点。夜里，人们在舒适的火堆前聚到一起，饮酒、唱歌、咒骂、争论，也许他们还会走进依然有些荒凉的夜色，凝视这个形状像C的海湾上空的月亮。正是在这里，英国人托马斯·比奇的妻子娜恩·比奇“乱摸在场大部分人的马裤前裆”，从而引发了一场小冲突。还有一次，乌尔里希·鲁珀尔德（Ulrich Lupoldt），西印度公司的一名官员一边在克拉斯的小酒馆中喝酒一边和住在北河对岸的扬·艾弗森·包特（Jan Evertsen Bout）大声争吵，他们争论的是包特和某个“黑婊子”有一腿的传言。克拉斯似乎和那个在1634年的冬天长途跋涉到莫霍克人的村庄去重新协商皮草价格的年轻人哈门·曼德茨·范·登·博加特是很亲密的朋友或者是姻亲；范·登·博加特是克拉斯的家庭小酒馆的常客，而且还为他的债务提供经济担保。
从几条记录来看，这个车轮修造工是一个人畜无害、受人喜爱的老头。他能叫出很多印第安人的名字。1641年8月的一天——阿德里安·范·德·邓克也正是从那天开始适应他在伦斯勒斯维克殖民地的“郡治安官”（schout）一职——克拉斯发现一个27岁的维阔斯盖克印第安人站在他的门口，肩上还搭着一些皮草。这个印第安人说，他有意与他们交换一些粗呢布料。对于这一点，克拉斯应该一点儿也不觉得惊奇。克拉斯认识这个年轻人：他住在岛的东北面的一个村里，而且他曾经为克拉斯的儿子工作过一段时间。这个车轮修造工把这个站在8月的太阳底下的人请进屋，给他一些喝的和吃的。当这个老头俯身去开他保存贸易货物的箱子时，这个维阔斯盖克年轻人——他是这块殖民地即将发生的大事的中心人物，但是很遗憾，他的名字无据可考——做了一个看似毫无预谋的举动，他伸手拿起了克拉斯·斯维茨放在墙边的一把斧头，高举斧头，砍下了这个老头的脑袋。然后，他离开了。
虽然这场谋杀是偶然事件，但是其中包含必然性。这名印第安人不曾与斯维茨争吵。但是在15年前，也就是1626年，在彼得·米努伊特买下这座岛的时间前后，一小群冒险到南部进行皮草贸易的维阔斯盖克印第安人被一些欧洲人袭击、抢劫并谋杀了——所有人当中只有一个12岁的男孩幸免于难并逃走了。15年来，欧洲人的人数增长，他们在岛上慢慢扩张，与此同时，这个男孩一直怀着一颗复仇的心，然后，这种心理爆发了，也许连他自己都会感到惊讶。
于是，维阔斯盖克路上的这场谋杀就成了导致文化冲突事件的发条上的一环：一个事件会穿越时空，触发另一事件，引发更大规模、更血腥的报复行为。克拉斯·斯维茨之死余音未了。它首先也是必然地在威廉·基夫特的脑海中产生了回响。基夫特正大汗淋漓地闷在阿姆斯特丹堡的办公室里——他最近正是在那里迎接范·德·邓克并祝其北上就职一切顺利——当这位44岁的殖民地管理者听到这个糟糕的消息时，他的反应是有点儿兴奋。这种反应很奇怪，但他就是个怪人。他生于阿姆斯特丹，长于阿姆斯特丹，父亲是商人，母亲是政客的女儿。他的家族关系背景深厚——伦勃朗在《夜巡》这幅画中给他的表亲威廉·范·莱滕博什（Willem van Ruytenburch）画过像（他在画面中心偏右的地方，穿着华丽的黄色套装，手握刀鞘）。但是，威廉·基夫特算得上是家里的害群之马。他一直在法国寻找商机，但全盘皆输，以至于他的照片被人钉在拉罗谢尔镇（La Rochelle）的绞刑架上，他也被迫逃走。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后来他接到了一个任务——在奥斯曼帝国的某地赎回被苏丹囚禁的基督教徒。不过，有人在安特卫普出版了一份攻击他行政能力的宣传册，这份宣传册称，基夫特将这个任务变成了以盈利为目的的投机活动，他只出钱要求释放那些人头价格最低的人质，而让其他人质在土耳其监狱中受尽折磨，以保持自己的利润。
也许正是因为这种精明，有人向西印度公司的董事们举荐了他，作为替代倒霉的沃特·范·推勒的适当人选。不过，这更有可能是家族关系所致。他1638年到此，当时这个省一片混乱。他决心实施铁腕政策，认为这样才能扭转殖民点的局面——暂且不提在他到任后不久，因自由贸易的出现，殖民点的局面本身就已经开始好转。实际上，他的所有问题——所有管理者们在这个殖民地存在期间的问题——在于进退两难的形势。荷兰在其帝国统治的一个世纪中进行的全球扩张不是以殖民地为基础，而是以贸易基地为基础，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尽管这个帝国开拓的疆土远至印度、台湾岛、爪哇，而荷兰语却没有像英语一样传遍全球。作为最高统治者，英国人要么扶植殖民地，要么就像在印度一样，用他们自身文化的各种元素影响当地社会。而荷兰人则倾向于在战略据点设立军事贸易基地，并让当地人给他们带来贸易物资。贸易公司本身都不参与建立永久殖民地的事务。
但是，新尼德兰不愿只做一个贸易基地。在荷兰帝国的站点中，它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它坚持要成为一方水土。据一些人估计，在这一殖民地走到尽头之前，它所吸引的荷兰共和国移民者人数比其他荷兰贸易基地吸引的人数总和都多。此地的人口并不全是由士兵和公司雇员构成，还有普通移民，他们喜欢自己所看到的，希望能留下。这里有街道和建筑，除此之外，到了17世纪40年代，它已经发展出了一种风格，一种过日子的方式，这当然与经营此地的公司之间有些关系，但是更多的是由克拉斯·斯维茨、霍弗特·卢克曼斯、约里斯·拉帕里、卡特琳娜·特瑞科、格里耶·雷尼耶和“土耳其人”安东尼·萨利决定的——这些在公司外缘活动的人，而非公司内部的人。
这个地方有了自己的生命。有了这个，自然就需要政治体制。事实上，当时那里没有司法制度，或者可以说，基夫特就是司法制度。那里没有判例法，他想怎么调停争执就怎么做。那里也没有申诉制度。基夫特和这个殖民地的其他管理者们未获授权，无法对政治和法律制度的建立进行监督；公司只给他们送来了一种“工具”：军事独裁。如果他们是在巴达维亚和望加锡这些贸易基地，那么这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工具，但是在一个迅速成长、羽翼即将丰满的社会中，这是一种障碍。
但是，他们却迟迟无法理解这种区别，迟迟不明白曼哈顿岛上的情况与其他异国基地是迥然不同的。领导新尼德兰经营事务的这批西印度公司雇员中无一人真正明白这一点——只有最后一人除外，但是，等他明白过来时，一切对于荷兰人来说已经为时过晚。
基夫特从来就没明白过这一点。他不是一个政客。他是受命来让一个即将失败的公司投机项目扭转局面，而且他装备了一只撒手锏：全权专断，生杀予夺。在他所辖区域内的那些人不是选民，而是臣民、农奴。在17世纪，这是被广为接受的商业模式。在东印度和西印度公司面对的大部分情况下，这种模式都奏效了。
基夫特一开始确实尝试过满足他治下的平民百姓的自然需求，让他们感觉自己在某种程度上参与了公司的决策。他成立了顾问委员会从旁协助。这个委员会由两个成员组成。一个是约翰内斯·拉·蒙塔尼（Johannes la Montagne），一位为人和善、深受人们喜爱，对任何人（包括基夫特在内）都不会构成威胁的瓦隆医师。（选他）还有个好处，他欠着公司的钱，所以不可能和公司作对。另一位顾问是基夫特本人。基夫特还补充了一个决定，即作为管理者，他在委员会中有两票，拉·蒙塔尼只有一票。按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做决策。基夫特就这样建立了代议政府。
第二件事是解决迫在眉睫的外部威胁，这种威胁来自基夫特的一位前辈。1638年3月中旬，也就是基夫特踏上曼哈顿海滩的两周前，彼得·米努伊特已带着他自己的瑞典殖民军队在荷兰人口中的“南河”支流选定地点下锚。米努伊特已经巧妙地计算好如何安排他的殖民地。他对这个地区（今天的特拉华河和它两岸的土地，包括马里兰、特拉华、新泽西和宾夕法尼亚的部分地区）了如指掌，而且，更重要的一点是，他对荷兰人和英国人在那部分陆地上的所有权了解得非常透彻。他知道英国人依然坚持他们的“最先发现权”主张，据此，在他们眼中，整条海岸线——其实也就是整片大陆——都是他们的。但就实际情况而言，英属弗吉尼亚殖民地还远在南边，因此，米努伊特希望能避开他们，直到他的殖民地建立起来。
至于荷兰人，虽然“南河”领地因哈德逊的航程而归他们所有，但是米努伊特知道，西印度公司通过从居住于此的印第安人手中购买“南河”沿岸土地，断断续续地追踪土地所有权。他知道哪些土地已被买走，哪些还未被买走。具体而言，荷兰人已经买下“南河”东岸的土地（即新泽西），但是西岸还没买。于是，米努伊特一登陆就召集了该地区的部落首领，在他的旗舰“卡马尔·尼克尔号”（Kalmar Nyckel）上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并让他们在一份地契上画了押。当然，其意不在于满足部落的土地所有权概念，瑞典政府也不太在乎和当地人进行合法交易。米努伊特的眼光是放在了荷兰人身上，他想应用他们自己的财产转让规则，从而在对方可能提出任何法律论证之前先发制人。通过使用他在为荷兰人效力时学到的技巧，他代表12岁的瑞典女王克里斯蒂娜买下了河流西岸被荷兰人命名为“斯库尔基尔”（Schuylkill）的支流下游的土地——未来的特拉华州和马里兰州，以及宾夕法尼亚州的一角，也就是后来的费城。
一个月之后，在“南河”人迹罕至的荷兰基地，士兵们发现了米努伊特的船并给曼哈顿送去了一份报告，这份报告肯定激怒了基夫特。这是一个本来应当是盟友的国家对荷兰主权发出的军事和外交挑战。而米努伊特在此事中扮演的中心角色肯定尤其让他恼怒。基夫特一刻也没耽误，直接给那个曾经担任他现在职位的人发了一份公报。5月，一艘荷兰舰船沿海岸航行至在荷兰统治时代得名且名称保留至今的两个海岬——亨洛彭（Henlopen）和五月角（May）之间，再进入海湾，顺“南河”而上，进入人称“明夸斯吉尔”的支流，然后在露出地面的岩石前面下锚。米努伊特的人正在这里挖着他们堡垒的防御带，在春风中挥汗如雨。一名士兵上岸，将一封信交给了“新瑞典”的领导人。
本人威廉·基夫特，新尼德兰总督，驻扎于曼哈顿岛及阿姆斯特丹堡。我奉尼德兰联邦议会议员阁下和西印度股份公司阿姆斯特丹分会之命知会你，自称司令、为瑞典女王陛下效命的彼得·米努伊特，新尼德兰“南河”流域全境多年来为我方所有，上游及下游有堡垒驻防，以我方鲜血为封印，这是在你治理新尼德兰时发生之事，你心知肚明。如今，你闯入我们的堡垒之间，开始在那里修建堡垒，这于我们不利，也侵犯了我方利益，我方绝不容忍此行径。而且我方非常肯定，瑞典女王陛下从未下令让你在我方的河上或海岸边修建堡垒，因此，假使你方继续修建防御工事，进行土地耕作，做生皮贸易，或试图以阴谋诡计侵犯我方，我方特此为未来可能由此造成的全部损害、代价和损失，以及灾祸、流血冲突和动乱而提出抗议，而且，我方将以我方认为最有利的方式维护管辖权。
由于这份公报没有明确预示要进行军事进攻，米努伊特对此不予理睬。打从一开始，他就在这场冒险事业中下了赌注，他认为新尼德兰士兵人数太少，无法全面保护其领地。他完成了克里斯蒂娜堡的修建，然后，他留下25个人驻守这座堡垒，充满希望地出海航行，奔向斯德哥尔摩，他打算在那里为下一次远征新大陆拟订计划。这场探险的组成人员将不再是士兵，而是殖民地的居民。这时，米努伊特的计划已经扩展了。他不仅打算召集瑞典的“亚当”和“夏娃”，而且还要召集他本国莱茵地区的难民，他认为这些难民会迫不及待地抓住这个机会，以逃离延续了20多年的战乱，在新的土地上开始新的生活。作为一名殖民地开拓者，他在第一次尝试中那么努力、那么勤奋，结果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成果被夺走。这让他的志向变得更加明确，更加完善。他不再是为了冒险而踏上征途。现在的他是一名乌托邦主义者：他想建立一个新社会。
但是米努伊特没能再返回欧洲。他的梦想随着他的逝去而消亡。1638年8月，他乘船前往加勒比海收购一批烟草，准备在欧洲转售，但海上的一场飓风夺走了他的生命。不过，米努伊特的决心和17世纪式的开拓精神成就了曼哈顿岛之外的另一个传奇。他在克里斯蒂娜堡留下的那一小批驻军在接下来的17年中成了一个规模可观的瑞典殖民地的基础。这个殖民地绵延100英里，直到特拉华河谷，环绕未来的费城和特伦顿。米努伊特为开拓这个富饶、荒凉的河谷而付出的努力——以及，后来荷兰人驱逐这个侵入的殖民地的决心——使得“新瑞典”，作为奇特的、罕为人知的历史花絮，即将为历史做出惊人的贡献。
正如米努伊特猜测的那样，威廉·基夫特当时选择了先不认真对付在他南翼的瑞典人。一方面，他正面临着财政危机。开放贸易为新尼德兰居民带来了瞬间的繁荣，而西印度公司并未获利。另一方面，在阿姆斯特丹的董事们看来，他们已经放弃了可能保证他们最终盈利的垄断，然而他们还要背负着管理殖民地和保护这里的居民们的包袱。他们和在他们领地上的印第安人签订了五花八门的协议，这要求该公司还要保护他们，以防敌对部落袭击。富商巨贾们对他们安插在公司内的董事施压，要他们想办法摆脱这种困境。
基夫特也尽力了。首先，他处理了四处开花的货币危机。弗罗林、达布隆、便士、八片币、先令、雷亚尔、卡罗吕斯盾以及佛兰德镑全在新阿姆斯特丹的小酒馆钱柜和城里居民们的钱包里叮当作响：货币种类的混乱与高度自由放任主义、自由贸易经济相伴而生。而钱币还远不是做生意的主要手段。毛皮可以用来交换包括从一杯法国白兰地到城里的一块土地在内的一切东西。但是，主要货币，也就是在教堂礼拜仪式中捐款时，人们最常扔到奉献盘中的是贝珠。这种现在通常被称为“贝壳串珠”的东西是东海岸印第安人广泛使用的货币，其用途比如今人们所知的要广得多。对于来自不同语言群体的各个部落，它成了一种通用符号，一种向共同仪式的致敬，签署条约、向显要人物致敬的方式。跟随亨利·哈德逊而来的第一批荷兰贸易商利用了这种交易媒介并将其推而广之。他们了解到哪种抛光贝珠的价格最高——产自长岛最东部海岸的一种紫色蛤壳的贝珠——而且，他们不仅在自己与印第安人做生意时用这种珠子，而且变成了部落间的贝珠投机商。随着自由贸易骤然增长，一大批品质低劣的贝珠涌入了曼哈顿，基夫特知道，随之而来的混乱局面将会导致财政方面的浩劫。因此，在每周四举行的“委员会例会”上，在他和拉·蒙塔尼医生都列席的情况下，他下达了一个指令：
鉴于如今此地流通的皆为质地极其低劣的贝珠，用于付款的皆为从其他地区来此地的肮脏且未经抛光之物，其进货价格相较于此地价格低50%。通常被称为曼哈顿贝壳串珠的经过抛光的优质贝珠，如今被出口，已全部消失，这会对本地区造成决定性的毁灭和破坏。因此，为了防患于未然，为公众利益考虑，我们特此封锁并禁止任何州、任何身份或地位的任何人，在即将到来的5月，以5兑1斯提弗之外的价格（即6颗成串贝珠兑换1斯提弗），用任何未经抛光的贝珠收款或付款。违者付出的贝珠将被临时没收并处10盾罚款用于济贫，此规定同时适用于收款者与付款者。已抛光之贝珠价格维持不变，即4颗成串贝珠兑换1斯提弗。
接下来，基夫特将他的注意力转向了印第安人问题。该公司的确为阿姆斯特丹堡、奥兰治堡和纳索堡派遣士兵而花费不菲，这些士兵在那里的任务是保护该公司的利益和雇员们，而且他们还受与印第安部落签订的土地条约的约束，有责任为那些人提供保护。由于该公司无法退出这项协定，基夫特突然灵机一动，想出了一个他自以为相当聪明的办法，即让印第安人为他们提供的这项服务缴税。这个点子油水太足了，令人无法拒绝。周四到来了，基夫特召开“委员会会议”并下达了他的指令：
鉴于该公司在修建防御工事以及支援士兵和水手方面开销巨大，我们决定要求在此地附近居住，且至今靠我们防御敌人的印第安人们以兽皮、玉米和贝珠形式进行捐款，如果有哪一族不愿意在此类捐款中合作，那么我们将以最恰当的方式敦促该族捐款。
在场的有些居民在此居住已久，这些了解新阿姆斯特丹地区的部落族群——塔潘人、哈肯萨克人（Hackinsacks）、维阔斯盖克人、拉力坦人（Raritans）——提出了警告，告诉基夫特这事情基本上做不得。这些居民知道，印第安人对于自己和欧洲人达成的房地产交易的理解绝不简单。在他们眼中，每次土地所有权转让中涉及的那一大堆商品并不完全是买价，而是代表他们商定协议的信物。他们根据这份协议与“买家”分享土地，与此同时，双方还结成了防守同盟。
然而，尽管该殖民地上的一些欧洲居民对于生活在他们当中的原住民有着出人意料的微妙看法（从范·德·邓克的文章中就能找到一例：“他们的女人有种迷人的魅力……如果她们和我们的女人一样受教育，那么她们将和后者几乎完全无异”），但是基夫特不是这些人中的一员。事实上，他的行动和指令说明了，他基本上是在采取斩草除根的策略。他收保护费的要求在受到几个酋长的抵制甚至是嘲笑之后，他抓住一件小事情——史坦顿岛上的荷兰农场的几头猪被盗——作为借口，兴师问罪。即使不了解这段历史的人大概也能看出，一连串的事件将由此展开。这件事从一开始就充满了讽刺意味：那些盗贼显然根本就不是印第安人，而是荷兰人。那座农场归大卫·德·弗里斯所有，这个商人曾使范·推勒羞愧不已而不得不拿出作为领导人的风范，他是许多印第安人的朋友，能讲好几种他们的方言，而且他曾在与基夫特在阿姆斯特丹堡的住处用餐期间，尽力制止即将发生的事情。“这些野蛮人就像意大利人，”德·弗里斯警告称，“他们报复心很强。”
但是基夫特不为所动。他派了一个民防团到拉力坦人的村庄中，因为他的情报人员告诉他，那是盗贼的老窝。数名印第安人被杀。果然不出所料，拉力坦人袭击了德·弗里斯的农场，杀了四个农场工人，烧毁了他的房子。然后轮到基夫特出手了。他不想卷入战争，更愿意采取让自己的敌人与另一群敌人相斗的经典策略。周四到了（那天正好是7月4日），他在委员会中宣读了命令：
鉴于印第安拉力坦人的敌意日渐明显……我们认为最有利且最明智的办法就是诱导我们在这一带的印第安盟友都拿起武器……为了更好地鼓励他们，我们向他们承诺，每个人头悬赏10英寻贝珠，如果他们成功抓到任何残忍杀害在斯坦顿岛上的我方民众的印第安人，我们向他们承诺，每个人头悬赏20英寻贝珠。
他给出的贿赂立竿见影。在这个命令公布后没多久，帕查姆（Pacham），一个来自与拉力坦人关系紧张的部族的印第安人，慢悠悠地走过哨亭，走进阿姆斯特丹堡，他高举着——以一种他认为合乎礼仪又骄傲的姿态——一根棒子，上面挂着一只人手。在带着他的战利品面见基夫特时，他称这只手是命令进攻德·弗里斯农场的拉力坦酋长的。
基夫特的心头之火平息了。他的计划成功了，这让他觉得很快慰，而且这证明了自己是块当领导的料。“人生而平等”的观点还远没出现；17世纪和过去的时代一样，人人都认为不同种族、宗教和性别的人在生物链上所处的地位不同。在基夫特这样的人看来——他的想法与约翰·梅森（John Mason）船长和纳撒尼尔·培根（Nathaniel Bacon）没有太大的区别，前者四年前带领英国人对康涅狄格的佩克特人（Pequots）进行了一场大屠杀，后者是詹姆斯敦殖民地印第安种族灭绝政策的支持者——这个世界的野人们无论生活在哪一片大陆上，他们都明白权力是什么，面对权力，他们就会接受他们天经地义、低人一等的地位。拉力坦人没有报复的迹象，这就证明了这一点。
整件事情本该到此为止。然而，那个维阔斯盖克的无名印第安人却选择在此时为多年前被谋杀的叔叔复仇，虽然此事与那些事件之间没有直接的联系，但它们也许是潜意识中的导火索。在都特尔湾家中的年迈的克拉斯·斯维茨的脑袋还没着地，威廉·基夫特就发动了全面反击。这些原住民如今已证明了他们完全不可信任，斩草除根是唯一的解决办法。
作战之前需要政治动员，基夫特的第一步就是为他对付本地部落的行动争取民意支持。他要求居民们提名，成立一个由12个人组成的委员会，这些人将协助他制定行动方案。在未来将成为纽约州的地方，他创立了第一个由民众选出的组织，这在这片“新大陆”上还属首创，在这件事情上他该被记上一功，不过他还不知道这一步棋会怎么让他自食苦果。这12人自发集结并推选大卫·德·弗里斯为首领。同在委员之列的还有约里斯·拉帕里，他和他的妻子卡特琳娜·特瑞科一直坚守在这个殖民地上，由青年步入中年，而且近来有所成就。基夫特向这个委员会提了三个问题，而且，他还给它们编了号。
1.惩罚残忍杀害克拉斯·斯维茨的印第安人是否不义？而且，假如印第安人拒绝按我们的要求交出凶手，摧毁凶犯所属的整个村庄是否不正当？
2.上述行动应当如何实施，何时实施？
3.何人执行此行动？
令基夫特恼火的是，这12个人不建议开战。他们赞同“根据尊敬的总督大人的提议，凶手当然要受到惩罚”，但是，他们坚持让“尊敬的总督大人再派单桅帆船前去，以友善而非威胁的方式要求交出凶手……”这12位顾问知道自己无权无势，于是他们只好想方设法给他们任性的领导人设障碍。他们声明，倘若需要对这些部落全面开战，则本殖民地应先派人前往母国索取200套甲胄，这显然是个拖延战术。而且，由于此时的基夫特已经名声在外，如大卫·德·弗里斯所写，在要求开战的同时“他自己躲在保卫森严的堡垒中，到那里之后他就从来没在堡垒之外睡过一个晚上”，委员会补充了一项温和的规定，倘若需要武力讨伐，“鉴于我们不承认除总督之外的任何指挥官……因此……尊敬的总督大人应亲自领兵出征……”
基夫特明确表示这个委员会应该就是走走过场；这个班子的任性固执让他大为光火，他决定再试一次，这次，他要和每位代表单独沟通，他相信，没有了抱团的安全感，这些头脑简单的农夫和商人会赞成自己的计划。但是，虽然水手雅各布·沃庭根（Jacob Waltingen）称他“愿意执行总督和委员会的任何命令”，西印度公司官员雅克·本顿（Jacques Bentyn）给了基夫特一个令他完全满意的答复，他说“最好就是杀了印第安人，好让他们满心恐惧”，但是大部分顾问依然希望能慢慢来，按部就班地为这个已经犯下的具体罪行寻求正义。
更让基夫特恼火的是，这个12人委员会先是没有按照召集他们的目的支持他，然后又自作主张地开始在其他事情上对总督指手画脚。这些顾问想“根据荷兰风俗”要求一定的个人权利。他们想禁止售牛。最重要的是，他们希望他们委员会或者其他类似的组织能成立一个常驻代表大会。在尼德兰联合省，即使是最小的村庄也有这样的组织。两周后，基夫特以命令的形式严正回复：
应我们的要求，此12人获得任命和指示，为印第安人谋杀已故的克拉斯·科内利森·斯维茨一事分享他们的忠告和建议；他们现已完成此任务，我们特此感谢他们为此付出的辛劳。而且，我们将在上帝的帮助下，适时采纳他们已提交的书面建议。上述12人自此以后不可再举行会议，因为此行为可能会造成危险后果，并对我国和当局极为不利。因此，我们特此声明，除非受命于我们，否则禁止他们召开任何形式的集会或会议，违者以违抗上命论处。1642年2月8日，新尼德兰，阿姆斯特丹堡。
基夫特为他的军事行动赢取民众支持的企图适得其反，但他还是一意孤行，他命令西印度公司的士兵们进攻印第安村庄。于是，所谓的“基夫特之战”开始了，那是即将延续几年的一系列屠杀式袭击和反击。最丑陋的袭击发生于1643年2月25日的夜里。大卫·德·弗里斯再次留在阿姆斯特丹堡的总督家中，他坐在基夫特餐桌对面，试图劝他放弃袭击。基夫特称，他“很想抽这些野人几个大嘴巴”，德·弗里斯回应说他无权自作主张，“这种事情未经12位顾问的批准断不可为；我是这12位顾问中的一员，我不赞成就办不到……他应当考虑他能从此事中得到什么好处……但是，我的话似乎于事无补。他和他的帮凶们视此事为英勇之举，决意实施谋杀，而且在行动时未警告开放地界中的居民自保，以免遭到原住民的报复。毕竟，他无法杀死所有的印第安人”。
这二人的饭现在是吃完了。基夫特没有直接回应德·弗里斯，而是让他到他在堡内新建的大会堂去。到了那里，德·弗里斯看到士兵们已经集结完毕，准备进攻。他们兵分两路：一路人马向西北行军2英里对一小群在克莱尔胡克（Corlaers Hook，即今天的曼哈顿下东区）安营扎寨的印第安人发动突袭，另一路人马到河对岸去进攻在一个叫“帕法尼亚”（Pavonia）的种植园所在区域，也就是在今天的新泽西州泽西市安营扎寨的更大一群印第安人。
德·弗里斯觉得这件事情令他难以接受。这些维阔斯盖克和塔班部落的印第安人为了躲避北方的莫霍克人而来寻求荷兰人的庇护，他们因为没有及时进贡而被莫霍克人袭击了村庄。“走着瞧吧，”德·弗里斯对基夫特说，“你会把我们的同胞也害死的，开放地区的居民们没有人知道这件事情。”但是士兵们还是动身去执行他们的任务了。那一夜，德·弗里斯待在总督的住处，他坐在厨房的壁炉边看着熊熊燃烧的火焰，等了一夜。大约在午夜时分，“我听到了一声响亮的尖叫，我跑到堡垒的城墙上，望向帕法尼亚。只见熊熊大火，只听得原住民尖叫着在睡梦中被杀死”。没过多久，一对和德·弗里斯认识的印第安人夫妇莫名其妙地出现在堡内。他们在大屠杀中死里逃生，混乱中，他们以为这一切都是莫霍克人所为。德·弗里斯告诉他们，是荷兰人要摧毁他们的临时村庄，而阿姆斯特丹堡是他们最不该来寻求庇护的地方。他帮他们逃到了树林中。早晨，德·弗里斯听到回来的士兵们在吹嘘他们“大举屠杀或谋杀了80名印第安人，而且他们还认为自己谋杀这么多尚在睡梦之中的人是英雄之举”。
然后，德·弗里斯在他的日记中再次描述了这场大屠杀的情况，这篇日记后来出现在了荷兰共和国内出版的一份宣传册上。这份宣传册是由殖民地中的匿名居民撰写，他们希望能唤起同胞们对北美殖民地上滥用职权的现象的注意：“他们把婴儿从他们的母亲胸前扯走，在他们的父母面前大卸八块，这些尸块被抛入火中和水中，其他未断奶的幼童被放在小木板上，被砍，被戳，被刺，在大屠杀中悲惨地死去，即使是铁石心肠的人也会被这种行径触动。有些孩子被扔进河里，当父亲们和母亲们竭尽全力去救他们的时候，士兵们不会让他们上岸，而是让父母和孩子都溺死……有些来向我国同胞求救的人被砍下了手，有些人的腿被砍了下来，有些人的手臂中还兜着自己的内脏，还有些人身上的割伤和砍伤的严重程度超乎想象。这些可怜而单纯的生灵和我们的众多子民一样，只以为他们是被另一群印第安人——玛阔斯人袭击了。在完成此次壮举之后，这些士兵被论功行赏，基夫特总督握着他们的手，向他们致谢并祝贺他们。”
德·弗里斯印制的这份名为“广泛建议”的宣传册也许在描述恐怖场景时有所夸大，但是这种夸张的描述有助于证明一个观点，那就是殖民地居民们反对向印第安人开战，而且，实际上，一个人的心血来潮令他们的生活变得荒唐而危险，这令他们更迫切地想要建立某种形式的代议制政府。“基夫特之战”名副其实。基夫特越过了绝大多数居民，而最引人注意的是他的强硬立场和居民们对于改革的本能需求都是与这一时代相符的。荷兰人在建立一个帝国——从定义上来说，这是件丑陋的事情。在整个世纪的进程中，那些荷兰贸易公司、他们的总督和士兵都证明了，他们与英国、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地的统治者们一样血腥无情。基夫特与在马六甲和望加锡的荷兰行政官员们，在加尔各答和马德拉斯的英国东印度公司总督们，或果阿邦的葡萄牙统治者们没多大区别。
然而，反对流血暴力的殖民地居民们的举动倒是彰显了他们的本色。那不是他们善良的天性使然，而是在荷兰各省几十年的冲突中得来的实用的智慧。在德·弗里斯的日记和反对基夫特的宣传册中，描述“帕法尼亚袭击”的恐怖景象的段落后都跟着一句话，这句话肯定曾在许多殖民地居民脑海中回荡：“尼德兰的阿尔瓦公爵的残忍行径能比得上这个吗？”七年前，针对西班牙统治的反抗运动在低地国家就要爆发，西班牙摄政王派遣臭名昭著的阿尔瓦公爵费尔南多·阿尔瓦雷斯·德·托莱多（Fernando Álvarez de Toledo）前去镇压、改造异教徒——新教徒。这位公爵对持不同政见者滥施刑罚、大开杀戒，人称“血腥委员会”，造反贵族因此被斩首，成百上千的平民被屠杀。
“血腥委员会”在荷兰民族心里根深蒂固；它促使荷兰各省奋起反抗，公开宣战。它也增强了荷兰人对宽容的理解。这种观念的形成由来已久，而且随着越来越多来自欧洲其他地区的人来到荷兰诸省生活，这种观念将在17世纪继续发展。实际上，在这个时代用“荷兰”来指代某个民族有些用词不当。17世纪的荷兰诸省是欧洲的大熔炉。随着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瑞典人和犹太移民来此定居，他们使用这里的语言，将他们的名字“巴达维亚化”（例如，“Bridges”变成了“Van Brugge”），最后，他们采纳了一种基本的世界观框架，其主要特征之一就是人们需要接纳他人。随着“荷兰人”往他们的新大陆迁移，他们带来的不仅是业已成形的文化融合体，还有对于差异的宽容，那是多文化社会的先决条件。作为它播下的种子，曼哈顿也是一个大熔炉。
不过，我们应弄清楚宽容的含义，那与“赞扬多样性”——这个概念在17世纪的人们看来太愚蠢了——毫无关系。“容忍”也许更贴切一些。如果你觉得这个说法听起来很苍白，那就想想当时的德国吧，造成40%的人口丧生的宗教偏执和政治引发了“三十年战争”（仅马格德堡市在一天之内就有3万人丧生）。与此同时，在荷兰联合省，宽容已经形成了一种文化特质。荷兰作家们公开承认，了解如何相处、适应、接纳他人对生意有好处。到荷兰诸省来的外国游客们经常会注意到这一点，而且他们通常会觉得这很奇怪，这是一股打破稳定的力量，一种道德放纵的征兆。不过，随着荷兰人四处扩张，他们将宽容付诸实践，它以最平凡的方式呈现出来。
基夫特和其他为商人卖命的士兵们的冷酷无情掩盖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构成这个殖民地的农夫们和商人们学习了印第安语言，采用了印第安农耕技术，接受了贝珠贸易，而且，在一段时期内，他们曾尝试以多种方式与印第安人共存。因此，基夫特本人的“血腥委员会”引发了一部分曼哈顿人受欧洲经历的影响而产生的反应。殖民地居民们对这场战争感到不满，这完全是有现实根据的：印第安人的人数远超他们，而且，处于捕猎者地位的不是荷兰人；他们来到这里生活的全部理由——毛皮贸易，全依赖印第安人。和他们好好相处比对他们开战更行得通。
在双方你来我往地进攻反击，殖民地居民的怨气日增的同时，这些定居者依然努力维持他们的生活方式。托马斯·钱伯斯（Thomas Chambers）签了一份合约，要为扬·舍普莫斯（Jan Schepmoes）建一座房子。威廉·德克森（Willem Dircksen）船长同意为约翰·特纳（John Turner）和威廉·霍尔默斯（Willem Holmers）运货并“趁涨潮”将其安全送往“加勒比群岛中的圣克里斯托弗岛海滩上”。艾萨克·阿勒顿（Isaac Allerton）对“土耳其人”安东尼·范·萨利提起诉讼。康涅狄格斯坦福的约翰和理查德·奥格登（Richard Ogden）签订合约，要为西印度公司在阿姆斯特丹堡围墙之内修建一座石头教堂。该公司在珍珠街边水手和乘客上岸的地方建起了一座石头小酒馆和旅馆。扬·哈斯（Jan Haes）说尼古拉斯·滕纳（Nicolaes Tenner）是“流氓加无赖”，滕纳向法院告他诽谤。倒霉的克拉斯·斯维茨在遗嘱中指定了哈门·范·登·博加特继承财产，此人几年前曾在冬天大胆前往莫霍克地区。在接受了老人的财产后，他转手将其卖给了詹姆斯·史密斯和威廉·布朗。后来范·登·博加特和克拉斯的儿子阿德里安及另一个人做证，他们曾在扬·斯耐迪哲（Jan Snediger）的小酒馆点过三次啤酒，第一次“不到3品脱的酒少了1品脱，第二次几乎倒不满量酒器，第三次3品脱的酒少了1及耳”。安德里斯·胡德对“土耳其人”安东尼·范·萨利提起诉讼。卡特琳娜·特瑞科和她的女儿莎拉在一个监护权案子中做证，称荡妇娜恩·比奇告诉过她们“史密斯先生”是她怀着的孩子的父亲。亨德里克·詹森向威廉·阿德利安森（Willem Adriaensen）出售了他的“花园住宅和酿酒厂”。皮埃尔·皮亚（Pierre Pia）和让·圣热尔曼（Jean St.Germain）在一场猪遭枪击的案件中做证，他们不久前在那附近看到过一个持枪的英国人。科内利斯·胡格兰特（Cornelis Hooglandt）向威廉·托马森出售了他在河对岸的长岛上的房子以及渡船的经营权。这艘渡船最近定期开航，将曼哈顿人运到当时已经被称为“布鲁克林”的农田去。
但是，麻烦是躲不开的。此时，基夫特的行动已经促成一件在此之前一直无法实现的事情：当地部落结成了统一联盟，该联盟的目标就是屠杀欧洲人。深夜，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他们发起进攻，随之而来的是弓箭的呼啸声和火枪的爆破声，这些火枪是荷兰交易商卖给伦斯勒斯维克周边地区的印第安人的。阿彻寇尔（Achter Col，即今天的新泽西州纽瓦克市）种植园变成一片火海。正在萌芽的长岛社区受到重创。小股印第安人向曼哈顿远郊的农场发动突然袭击，他们砍死牲畜，焚烧庄稼，杀死任何有着白人面孔的人，有时还掳走妇女儿童，居民们被迫向阿姆斯特丹堡寻求庇护。
1642～1643年的几个月时间里，多年来费尽千辛万苦得来的成果——清理和翻耕土地，徒手搭建锯木工厂，然后用这些木材陆续建造出更加舒适的房屋——被抹杀了。许多家庭在阿姆斯特丹堡内仓促建成的茅草屋里挤成一团。阿姆斯特丹堡的大概位置就在今天的旧海关大厦。站在这座堡垒一般的建筑外，我们的眼前很容易浮现出这样的情景：那些男人、女人、孩子在1643年的严冬寒春，聚集在这座岛的最南端曾是他们家园的地方，它似乎曾对他们敞开过怀抱，呼唤他们留下，生根发芽。如今，它却仿佛打算把他们倒进海湾里。如今，这些在自己的家园被放逐的难民在露天中庭里蜷缩成一团，暴露于风雨之中，听任他们各自信仰的神们的摆布，他们想知道什么会降临在自己身上，却没想过谁是罪魁祸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