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兰的9月是一个生机勃勃的月份。北海的雨水透过底色炭黑的云层，顺势倾泻而下。宽广蔚蓝的天空一片片地浮现，世界顿时沐浴在如烟似雾的阳光中。纯净圆满的太阳倏地冒了出来，冲击着砖墙上描彩涂漆的百叶窗，眼看就要穿透碧绿深沉的运河河面，眼见此景，凡人们几乎欣喜若狂，不由自主地唱起歌来。还有风，无时不在的风，它仿佛一只急切地拍打着后背的手，引诱着、催促着居民们：“动起来，扬帆，出发。”
1638年9月，荷兰省莱顿市来了一个新人。他来自他的家乡布雷达市（Breda）。布雷达市位于天主教盛行的地区布拉班特（Brabant）的南面，两地相距40英里。布拉班特虽然是荷兰共和国的一部分，但是并未享有完整省份的地位。如果他和其他初来乍到的人一样，那么在莱顿看到的一切就会令他深受触动。在这个以整洁著称的国家，这个以砖块砌成的秀美村庄在17世纪鹤立鸡群。村中的大街小巷和运河两岸都修得整整齐齐，人行道刷洗一新，黑色的横梁映衬着教堂内部高耸的白墙，显得干净利落。实际上，它根本不能算是一个村庄——到1622年时，它的人口已经达到4.5万人——但是它依然保持着乡下特有的纯朴。巨大的风车臂上覆着帆布，框出一方方的天空，这并非在市郊才能见到，就是在城镇中心也是如此。这个年轻人走过的街道上挤满了玩耍的孩子——这在当时的欧洲是一大奇景。在这个以清教徒的严厉为特点的时代，其他地方的人们普遍认为童年是灵魂可能被混乱和邪恶迅速渗入的时期，因此孩子们应当被严加管教，要学会顺从，在长辈面前要举止有度、毕恭毕敬。而荷兰人的想法正好相反：他们会不顾外地人的嘲笑，听从他们自己专家的建议，拥抱并娇宠孩子们。“不能把孩子们管得太紧，要让他们舒展童心，这样我们才不会对他们脆弱的天性施以重压。”内科医师约翰·范·贝佛维克（Johan van Beverwijck）建议道。他是那个时代的斯波克博士或本杰明·维尔博士（Dr.Spock/Benjamin Weil），其著作《健康珍宝》（Treasure of Health）是当时的畅销书。于是——正如扬·斯特恩（Jan Steen）的画作中展现出的喧闹街景所示——孩子们自在地奔跑，大街小巷也回响着他们玩乐的声音。
当一个人走近那条名叫“莱蓬伯格”（Rapenburg）的运河时，大都会熙熙攘攘的感觉渐浓——眼前是小酒馆和杂耍剧场，一缕缕烟草气袅袅升起。穿过运河上的一座小人行桥，这个新来者就会遇到他成群结队的同事们——其他的年轻人在铺着鹅卵石的码头边聚成一团，码头的后面是一幢气派的、镶有含铅玻璃窗格的两层楼，楼的入口是穿过北面砖墙的一道拱门。这是莱顿大学的主楼，莱顿大学是尼德兰的第一学府，也是欧洲知识的中心。1638年9月24日，这位年轻人走进了这幢大楼，写下他的名字，阿德里安·范·德·邓克；他的年龄，20；他的家乡所在的省份；还有他即将开始攻读的学位，法学。17年后，他将在一片遥远的土地上死去，而此时的他也许还从来没有听说过那个地方。他将在美洲和欧洲引起轰动，但是最后一切会归于风平浪静。历史上很少有人会记得他，但是他将取得成功。他会将17世纪欧洲文明最美好和最高贵的一面像种子一样带到一个远方的世界、一片新鲜的土壤中，在那里，一种非凡的品质将逐渐形成。他将在创造一座伟大的城市和一个新社会的创举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
他年轻，强壮，个性直率，既有对知识的浓厚兴趣，又有对闯荡冒险的渴望。他的家族在布雷达颇有名望——有一个亲戚曾在“沉默者威廉”的王庭中担任总管一职，还有一个亲戚曾在荷兰军队中身居高位——他是以名门之后的身份来到这所大学的。40年前，在对西班牙作战的早期阶段，他的家乡发生了一件大事，如今这一事件已变成了一个传奇。布雷达当时是西班牙占领者手中的诸多城镇之一。“荷兰起义”英雄“沉默者威廉”刚去世不久，西班牙人在低地国家的南部边陲长驱直入，攫取领土。这时，一个大胆的木马计扭转了乾坤。70名荷兰士兵组成了一支小分队，他们藏身于一艘运炭船层层叠叠的泥炭下，从守卫布雷达入口的西班牙部队身边漂过。一进入大门，他们就领导了一场起义，重新夺回了这座城镇。这次“布雷达泥炭船事件”（turfschip van Breda）背后的人就是阿德里安·范·贝尔根（Adriaen van Bergen），也就是范·德·邓克那位与自己同名的外祖父。几十年后，范·贝尔根在布雷达人心目中依然是英雄；这个家族也因他的爱国壮举而同享荣光，年轻的阿德里安·范·德·邓克把这一层关系视为荣誉的象征。
这所大学和起义的初期阶段也不无关联。莱顿城曾在1574年抵挡住西班牙人的猛攻，为了回报英勇的战士们，“沉默者威廉”选择了莱顿作为这所气派的大学的校址所在地，他认为荷兰诸省如果要成为一个国家，他们就需要这样的一所大学。正如威廉所设想的那样，在短短的时间内，这所大学就达到了可与博洛尼亚大学或者牛津大学相媲美的水平，这里是这个新国家顶级的科学家、政客、律师和宗教人物的繁衍地。
荷兰人的宽容精神充满了整座城市。欧洲各地的科学家和作家都到莱顿出版他们的著作，因为这里印刷工要价低廉，技术水平高，而且不受权威们的言论限制。诚然，最能说明荷兰在当时的思想生活中扮演的角色的，莫过于这样一个数据：据估算，在整个17世纪中，世界上出版的全部书籍中有一半出自尼德兰。
在阿德里安·范·德·邓克到来的时候，莱顿的人口中有三分之一是战争难民和受宗教迫害的难民。在一个以宗教战争为标志的世纪中，布朗派教徒、浸礼会教徒、瓦隆人、胡诺格派教徒、第五王国派教徒和阿什肯纳兹犹太人都来到这里以及荷兰共和国的其他城市生活、做礼拜。当威廉·布拉德福德和他的新教徒领袖同伴们在这个世纪初逃离英格兰的宗教迫害，致信莱顿城当局询问他们是否可以在这座城市落脚时，镇执法官们立即回信：“（我们）对于要来这座城市并在城中居住的诚实人士来者不拒，只要这类人士安分守己，诚实守信，服从这里的一切律令即可。”新教徒们在1609年搬了进来——这一年，亨利·哈德逊开始了荷兰人对北美殖民地宣示主权的进程——他们占据了巨大的、哥特式风格的彼得教堂（Pieterskerk）周边狭窄、拥挤的街道，经商并实践他们的信仰。他们利用新闻自由，开始印刷攻击国王查理的宗教限制政策的宣传单页，并将这些单页偷运入英格兰。当查理的大使为此投诉时，镇执法官保护了他们的新居民，这让查理对荷兰人的印象更差了。讽刺的是，荷兰人对宗教差异的容忍态度让新教徒们聚到一起，最后又将某些新教徒赶到了新大陆。新教徒担心在不虔诚的信徒中间生活会令他们耽于玩乐。事实确实如此，1620年，当第一个40人的团队航行至科德角（Cape Cod）时，另有几百人选择了留在荷兰，其中许多人最终融入了荷兰社会的大熔炉。
在荷兰共和国，宽容并不仅仅是一种态度。过去的一个世纪中，上千人在西班牙人手中遭受血腥的宗教迫害。在那之后，荷兰诸省又进行了一项创举，他们在1579年颁布了一部事实上的宪法（de facto constitution），以保证“每个人都享有自由，尤其是在个人的宗教方面，人们不应因自己的宗教信仰而遭受迫害或调查”。这一句话变成了在17世纪建立起来的多元文化社会的基础。但是，正如许多社会中的情况一样——想想早期的美利坚合众国，那是一个以自由原则为建国之本，然而又允许蓄奴的国家，指导原则经常会被打破。17世纪20年代，一场关于宽容的意义和智慧的辩论席卷荷兰诸省。这场辩论的中心正是此地——莱顿大学，两个偶像级的神学家之间爆发了一场冲突。作为一场广泛的加尔文教义辩论的一部分，强硬派戈马鲁斯（Gomarus）和他的追随者们在这个因宗教战争而伤痕累累的大陆中进行了调研，并认为它是多元化危险性的例证。他们称统一是力量之源，镇压非加尔文派的宗教于心灵于国家皆有利。戈马鲁斯的反对者亚米念（Arminius）和他的阵营反驳道，基督教的慈善原则决定了人们必须对宗教差异保持宽容，并且禁止迫害持异见者。亚米念有一位前辈叫作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Sebastian Castellio），他的话常被人引用，他用基督徒的优雅口吻说出了令人信服的观点：“许多人将因杀害无辜而在审判时遭到天谴，但是不会有人会因为没有杀害任何人而遭受天谴。”除此之外，亚米念曾指出，多元化对商业有利。
这场斗争催生出关于对宗教多元化的宽容态度的详尽的书面依据。随着亚米念的追随者西蒙·伊皮斯科皮乌斯（Simon Episcopius）宣布一系列经过仔细推理得出的观点之后，这场斗争的高潮到来了，这确实是人类思想的一个分水岭。这些观点宣称，国家的力量并非如欧洲国家普遍认为的那样，源自维持单一、坚定的信仰，而是源自允许公民拥有信仰自由和理性探究的精神。我们无法想象，这个说法是多么具有革命性，多么令那些支持者欢欣鼓舞，对于阿德里安·范·德·邓克和他那一代的学者们产生了多么深远的影响。到范·德·邓克来到莱顿的时候，宽容精神的拥护者已占据统治地位，“黄金时代”中取得的巨大成功使他们的论据更加令人信服。
宽容对于这所大学本身是一个福音，它为这所大学带来了欧洲其他学术中心所不具备的优势，帮助其在几十年间变成主要的国际学术中心。正如火被氧气所吸引一样，无论是在哪个年代，学者和科学家都会被自由所吸引。然而，在17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这种氧气在欧洲正变得稀薄。伽利略在五年前刚刚经历过宗教法庭的审判。他的《关于两门新科学的对话》（Discourses and Mathematical Demonstrations Concerning Two New Sciences）是艾萨克·牛顿建立物理定律的基础，而这一著作正是1638年在远离梵蒂冈审查的莱顿出版的，范·德·邓克也是在这一年来到这里。欧洲各地的顶级学者们受到自由氛围、高薪以及该大学提供的其他奖励的吸引，来到莱顿任教。这些奖励中包括免除他们的饮酒税，向他们供应每年最高40加仑的红酒和每月半桶啤酒。
结果，17世纪30年代的莱顿在创造历史的活动中翻滚着。范·德·邓克沉浸在新知识带来的氛围中，这些新知识令医药、物理和数学领域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他的法律和政治课程应该也充满了荷兰人对于民主、君主政体和宽容的观点。这10年中的知识分子的灵魂人物——在莱顿和其他地方——是勒内·笛卡尔，这个法国人提倡的理性主义的探究方法将哲学和科学带入现代。为了追求学术自由，笛卡尔在1629年移居荷兰。在接下来的20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住在阿姆斯特丹西教堂（Westerkerk）对面的一栋联排别墅中。笛卡尔于1630年加入莱顿大学，并在那里生活了一段时间，又于1636年再次回到莱顿，为他的新书找了一个出版商，并在这里待了7年，自然而然地变成了城中人们最为津津乐道的知识分子。《方法论》（Discourse on Method）于1637年，也就是在范·德·邓克到来的前一年在莱顿出版，此著作轰动一时。
在这个时刻开始大学教育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当然，有人也许会说这是现代高等教育诞生的时刻。科学家、哲学家和神学家（这些头衔基本上都可以互换）就他们所在的领域中最基本的方面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辩论。遵循笛卡尔的思想，不以“权威”（亚里士多德或《圣经》）为基础，而是以思考者的思想以及笛卡尔所说的“良知”（good sense）为基础进行推理，这种做法意味着什么？《方法论》中的那句名言经历几个世纪依然余音绕梁，它影响着包括现代科学和托马斯·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的启蒙政治思想在内的方方面面——“cogito ergo sum”（“我思故我在”）——笛卡尔就是在此时才刚说出这句话的。属于个人的时代即将到来，而年轻的阿德里安·范·德·邓克正处于这个时代巨变的中心。
这个地方因新的探究方式发出的能量而震荡。莱顿的解剖中心是世界上最早也是最著名的解剖中心之一，但是人们对于解剖过于狂热，以至于解剖课的预约人数总是爆满。1638年，一位学者写道，教授们不得不“在学术园地和其他地方”上解剖课。有些人在自己的家中进行公开解剖，他们把家里布置成了“家庭阶梯教室”。莱顿街头上的狗都消失无踪了，因为直接观察和研究成了一股风潮，医学生们都为之而痴迷。约翰内斯·德·瓦勒（Johannes de Wale）将活狗开膛破肚并用泵往它们的静脉中输送液体以演示血液循环——威廉·哈维正是靠这项研究改进了自己的理论。人的尸体的需求量很大。赖尼尔·德·赫拉夫（Reinier de Graaf）迷上了一种理论，认为胰液是酸性的。据了解，他曾刺激一具尸体的胰腺，使其产生液体，然后他尝了这种液体，并让聚到一起的观察者们也来尝尝，然后他满怀期望地问他们是否尝出了酸味。德·赫拉夫还对科学做出了更大的贡献，他解剖了怀孕的兔子，借此证明卵巢在生殖中是扮演着重要角色的，这种理论在当时可谓惊世骇俗。不走运的是，他的发现被安东尼·范·列文虎克（Antoni van Leeuwenhoek）差不多同一时期的发现盖了风头。列文虎克在显微镜的帮助下发现了精子，这个发现令那个可以追溯至古代的理论——婴儿的诞生完全是精子的功劳，女性的子宫只是一个容器——续了最后一口气。
这所大学的植物园也是（货真价实的）创新精神的苗圃。化学和植物学在此取得进展，也正是在这里，杂交繁育的方法开启了荷兰人的郁金香热。随着伽利略的脚步，天文台被学者们订满了，他们四处寻找夜空中太阳黑子的踪迹以及能够支持或推翻日心说的证据。
范·德·邓克在这股学术热潮中浸泡了三年。和科学界的情况一样，法律界也在发生变革。人们正在重新对国家这个概念下定义。“宗教改革”之后，中世纪认为国家依附于基督教而存在，它的法律也最终指向教派的观念都已土崩瓦解，作为独立政体而存在的现代国家概念即将诞生。这个时代的法律界领军人物是史称胡果·格劳秀斯（Hugo Grotius）的荷兰法学家许霍·德赫罗特（Hugo de Groot）。格劳秀斯被尊为国际法之父，在制定各国至今仍沿用的法规方面，他做得最多。（他的浅浮雕肖像与摩西、汉谟拉比和托马斯·杰斐逊的肖像一起令美国众议院会议厅增色不少，这足以说明他的历史地位。）在他的两大著作中，《海洋自由论》（Mare Liberum）创立了公海向所有国家开放的原则，而写于史无前例的战争年代中的《战争与和平法》（De Jure Belli ac Pacis）则为界定哪些战争属于合法，以及战争的方式制定了原则。
格劳秀斯的思想在莱顿的教学中，尤其是在年轻、务实的学者中占据主流地位。从范·德·邓克后来的行为来看，他肯定没有采取老一辈的纯理论教师们偏爱的“古代法”（antiquarian law），这种法律拘泥于查阅古罗马文献，将注意力集中于所谓的“优雅的法律”，并将古代权威的推理应用到法庭实况中。在这方面，他应该是格劳秀斯的追随者。格劳秀斯的著作之所以影响广泛，其原因还在于它帮助欧洲强国——包括英格兰和荷兰共和国——在北美和其他地区日益激烈的对抗中建立起处理各项事务的框架。
除此之外，范·德·邓克会被格劳秀斯吸引的原因是他和笛卡尔一样，不是以《圣经》中的引文作为论点的基础，而是以“自然法则”作为基础，也就是对和错都通过人类的理性来判定——或者，用格劳秀斯的话来说，人们只能“从它是否符合理性本身”来判断一种行为。传统观点认为，美国历史展示出的民主政体的本源来自18世纪的启蒙运动时代，这又源自17世纪末约翰·洛克的著作。但是，最近几十年来，史学家们揭示了民主脉动的近代根源。在格劳秀斯关于自然法则说法的基础之上，他的一些追随者们和美国大革命那一代人一样，将同样的激情注入了自己的著作。其中一位弟子——人称坎涅斯的皮特·范·德·坎（Piet van der Cun）——在他在莱顿大学的职业生涯中以一种激进的形式传授格劳秀斯的政治思想，一群年轻的理想主义者围绕在他身边，并将这种思想延续了下来。坎涅斯的理念是：共和政体与君主政体相比在道德上更高一筹，而且像西印度公司这样的企业只是让少数人富起来，这对于国家和普通百姓都是有害的。范·德·邓克在莱顿的日子里，这些理念广为流传，并塑造了他那一代人。
范·德·邓克与一批国际学者们在莱顿一起学习了三年，这三年间，他加入了法学教授们组织的辩论群，也许也像其他学生一样，和同行们一起抱怨食堂里的食物（熏鱼、肉末胡萝卜、乳酪、面包黄油和啤酒）不好吃。夜晚，在小酒馆中，伴着长长的陶土烟管中冒出的袅袅青烟和白镴大水罐中流出的莱茵河产的葡萄酒，年轻人们应该会把他们的辩论技巧用到引人入胜的“伽利略对亚里士多德”和“亚米念对戈马鲁斯”式的问题上。然后，在1641年，他崭露头角，成为一名“法学家”，一个罗马-荷兰法律的权威人物。
接下来要做什么呢？他天生就是干法律行当的料。他出身显赫，是国内顶级大学的毕业生，而且国内经济兴旺，几乎是以爆炸式的速度在增长。他的面前肯定有许多的可能性——回家乡布雷达，留在阿姆斯特丹，或者待在海牙这个国家法律和政治权力的中心。但是，他选择了离开这个国家，不仅仅是离开这么简单，而是一头扎进一个无名的荒凉之境。他的国家正处于艺术和科学百花齐放、经济全面繁荣的局面之中，这是史上所有国家和所有时期都未曾出现过的。街道安全，房舍舒适，办公室人来人往。这里的食物肯定是乏善可陈，但是这里的啤酒新鲜质优；各种等级和形式的烟斗丝，只要人们能想出来的均有销售；甚至连储存烟丝的盒子在材料和式样上都有无穷的变化。房屋里有来自土耳其的地毯、中国瓷器和代尔夫特的瓷砖作为装饰；玩具屋制造的需求很大，不是给孩子们，而是骄傲的屋主们想要为他们的住所制作缩微复制品。这是世界上第一个由居住在城镇中的普通市民建立起复杂的世俗体系的社会。英国旅人们惊奇地发现，不只是富人，连普通面包师和店主都用绘画装点了自己房子的墙壁——这一时期的荷兰人是最早用地图装饰自己房子的人（如维米尔的内饰所示），这是他们外向性格的显著标志。这个世纪初的荷兰人也是首批将自己的房子分为公共区域（楼下）和私人居住区域（楼上）的人。到荷兰人家中做客的一个德国人发现“如果不先脱掉鞋子就不许上楼梯或进房间”，这让他大感震惊。正是这个时代的荷兰人创造了将家庭作为个人的私密空间的理念；你也可以说，是他们创造了舒适的概念。
这一切与范·德·邓克的生命跨度大致重合。在全球贸易的推动之下，尼德兰已变成一个非常舒适的地方。难以想象，一个前途似锦的人居然想要离开。我们有理由认为范·德·邓克是受到了笛卡尔的启发。这位知识界的名人自然而然地为这个年轻人做出了榜样。范·德·邓克在莱顿的日子里，笛卡尔就住在莱顿城内或其周边地区，而且他的所有特征都得到两极分化的评价：这所大学中的一些教授变成了他的追随者，而其他人则激烈反对他的“自然哲学”。他非常有魅力——深色的卷发、卷曲的小胡子、具有穿透力的目光——既是一个行动派又是一个思想家：他曾自愿加入“沉默者威廉”的儿子莫里茨的麾下，成为一名士兵，佩着剑在城中大摇大摆地行走，那是他日常行头的一部分。范·德·邓克应该在莱顿时就已经读过《方法论》。作为一本哲学著作，这本书非常口语化，自传性很突出。好动而又具有个人主义精神的年轻人应该会被差不多在卷首的一段文字所吸引，在这段文字中，笛卡尔谈到了自己出发历练的经历，他宣称“一到年龄容许我离开师长的管教，我就完全抛开了书本的研究。我下定决心，除了那种可以在自己心里或者在世界这本大书里找到的学问以外，不再研究别的学问”。
如果范·德·邓克有志于海外贸易，那么通过东印度或西印度公司的办事处安排就是顺理成章的路子。但是，依他的本性，他是不会愿意受这两家公司的管制的。就和所有大企业一样，这里的晋升之路可能会走得很慢，尽管也很稳定。范·德·邓克想要的是更有意思、更野性的东西。他也许是从他的父母那里听说，或者是在作为报纸前身的宣传册子中看到有一个新大陆中的殖民地正在成形，这片原始的处女地正需要帮助。吸引他的不是西印度公司的新尼德兰殖民地，而是这块殖民地北端的那个“殖民地中的殖民地”，也就是阿姆斯特丹钻石商人基利安·范·伦斯勒的私人封地。他寄出了询问函。
他来得正好。在殖民地建立起的11年间，范·伦斯勒从马希坎人手中买下了大片土地，使殖民地稳步扩张；它如今囊括了哈德逊河两岸的数十万英亩的土地，围绕着西印度公司的上游基地奥兰治堡。虽然该公司以曼哈顿为中心的殖民地正在泥潭中挣扎，但是这位事必躬亲的大庄园主一直在悉心照料着自己的殖民地。他派出了农夫、木匠、铁匠、车轮修造工和砖瓦匠，还捎去了牲畜、种子、裸根树木和藤蔓植物；他从阿姆斯特丹的总部（范·伦斯勒没有活到看见他庄园的那一天）下达了大量的指令，要求清理森林，种植农作物。房子建起来了，路也铺好了。范·伦斯勒终于可以在1641年1月写道：“总体而言，殖民地各项事务进展顺利，感谢上帝。”但是，他的成功也引发了一个问题。他的手里现在有了一个货真价实的殖民地了，它需要一个政府。虽然从严格意义上来讲，他的殖民地是在新尼德兰的地界之内，但是范·伦斯勒将其视为一个半独立的实体。这意味着他必须建立起自己的法律和秩序。盗贼和半途而废者（农夫们签订了为期数年的合约，然后逃走）越来越多。
当范·德·邓克给范·伦斯勒写信，希望后者能考虑给他在殖民地提供一个职位时，这个商人肯定乐意之至。无论是让哪一行的熟练工人漂洋过海在伦斯勒的殖民地上开始新生活都是一件难事：范·伦斯勒不得不付出比他们在尼德兰的工钱高出很多的价钱，即便如此，他还是会抱怨所能招揽到的人素质不够。在一个力争上游的中产阶级商人的头脑中，范·德·邓克的莱顿大学法学家的资历应该是闪闪发光的。整个新尼德兰殖民地上没有一个律师，唯一受过大学教育的人是新阿姆斯特丹的牧师。要吸引这样的人任职简直是太难了。范·伦斯勒快马加鞭地给他的殖民地的一个小股东寄了一封信，这名股东刚好住在莱顿：“请在方便的时候向德·拉特（de laet）先生或者其他人打听一个名叫范·德·邓克的年轻人的情况，此人来自布雷达男爵领地，曾在莱顿研习法律，他想谋一个和我们的殖民地农耕有关的差事；我们不是总能找到去那里的最佳人选的，如果没有人认为他的人品有什么特别可指摘之处，我们可以给他安排另一个差事。”
这两人一见面，范·伦斯勒就知道自己要怎么安置这个年轻人了。他需要能够巡视他那片未经开发的荒地并追捕那些不法之徒的人，这个人还得有法律头脑，能够执法并处理殖民者之间的纠纷。他给了范·德·邓克一个名为“Schout”的职位，这个荷兰头衔结合了警长和公诉人的职责。这份差事很难做，但是凭着这个年轻人的资历，他无论是在大庄园的殖民者们中间，还是在新阿姆斯特丹那些刁民中间都是鹤立鸡群。
对于一个一直接受书本的教育而非现实世界中的教育的年轻人来说，这就像是一场乌托邦式的冒险：走进一片未开垦过的土地并创建一个司法体系，当一个全新社会的法律使者。范·德·邓克接受了这个职位。1641年5月，他登上了开往新大陆的“橡树号”（“Den Eyckenboom”）。他的口袋里装着厚厚一捆范·伦斯勒下达的指令，但是，无论这些指令有多详细，它们都无法涵盖他前方即将出现的一切。
这艘船比原定时间多走了10周才入港，比起过去的任何一个时期，今天的我们想到这个过程会觉得轻松许多。两个多世纪以来，这个港口一直是美洲的门户与连接北美和欧洲的商业枢纽，在这个交通拥堵的十字路口，各种张满了帆的护卫舰、帆船、蒸汽船、集装箱船和游艇穿越各个年代，在梳齿般的曼哈顿海岸线延伸出的码头边进进出出，在航道上擦肩而过。现在，这里异常平静。今天，乘船入港时，你只需转身背对如尖刺般隆起的曼哈顿，将自由女神像、总督岛和埃利斯岛上无声的庞然大物从你的脑海中抹去，你就能想象出它曾经的模样。水面翻起了美丽的涟漪，头顶的帆左右摇摆、噼啪作响，都市的喧嚣渐渐隐去。有那么几分钟的时间，这里只剩下了你一个人——这是领略这个地方连绵起伏的地形，形形色色的岛屿，以及范·德·邓克后来描述的“多种多样、各不相同的海港”的好时机。
在开阔的海上颠簸了几周之后，可想而知，这个闲适恬静的避风港有多么诱人。这个海港的宽度和深度给范·德·邓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里承载着他的同胞，仿佛新大陆版的“IJ”——阿姆斯特丹海滨的那个大岛。在整整一个世纪里，那里的航线上桅杆林立。与其他民族对森林或山岳的了解一样，这些荷兰人对水路了如指掌，对于他们来说，无法经水路进入的土地是毫无用处的。反之，由适宜航行的河流雕刻而成，又带有锯齿般宽阔便利的海湾的富饶土地是他们的终极目标。这个海港是把他们吸引到这里来的其中一个因素：他们感觉到了它潜在的能量，嗅到了它的潜力，它可能会变成他们在大洋彼岸的母国的复制品。现在，它依然是千年以来的那个模样：一片由海水、风和土地雕刻而成的荒凉之境。英国人称它为“纽约港”。对于荷兰人来说，它太原始了，还不值得给它取个名字。正如范·德·邓克后来用文绉绉的拉丁文记录下来的那样，“人们给它起了个很棒且很省事的名字——‘海湾’”。
这艘船在距离曼哈顿南岸还有几百码的地方就下了锚，岸边是带有山形墙的房子、风车，堡垒的护墙沿着岸边挨在一起。乘客们步履蹒跚地走下船，坐上来接他们的一艘小船。小船划到了岸上。
范·德·邓克没有记录下他对新阿姆斯特丹的第一印象。虽然乍一看，这个地方不可能让人信心百倍，但是在过去的一年中，这个城镇和这个殖民地的事务经历了一场决定性的变革。历史对于以曼哈顿为中心的荷兰殖民地的简单解读——在英国人最终接管此地并开始将其变成一个欣欣向荣的殖民地之前，这里只是一个无名之辈群集、无足轻重的地方——是以西印度公司的记录为基础的。西印度公司经营过这个地方，但是西印度公司从来没能让这里实现财政独立，因此，新阿姆斯特丹从来没有真正腾飞过。但是这段推理忽略了事件的一个关键转折点。该公司曾在该地区实施贸易垄断政策，除了海盗和走私越来越猖獗之外，这种政策妨碍了所有领域的发展。1640年，该公司放弃了这种政策并宣布新尼德兰为一个自由贸易区。在这样一个新自由市场领域中，新阿姆斯特丹将成为“主要港口”，成为贸易船只和商船经过的航线上的枢纽，它们要缴税、报关方能通行。政策收效惊人。此后，阿姆斯特丹的那些勇于经历海上航行的千难万险的小企业家在曼哈顿有了一个可资利用的枢纽——一个可以作为大西洋贸易圈中转站的基地。吉里斯·费尔布鲁日（Gillis Verbrugge）和他的儿子赛思（Seth）合伙成立了一家企业，而且开始了第一次前往曼哈顿的贸易航行，这样的航行一共进行了27次。这笔生意让赛斯变成了一个富人，他有能力支持他的妻子——一位富商千金——追求时髦。迪尔克·德·沃尔夫（Dirck de Wolff）成立了一家公司，将工业制成品运给曼哈顿的殖民者们并将皮草和烟草带回来；他用自己从这场商业冒险和其他的国际商业冒险中获得的回报，在富人专属的绅士运河边买了一栋高雅的阿姆斯特丹联排别墅，以及哈勒姆（Haarlem）围垦地上的一个巨大的乡村庄园。
与此同时，这个小小的改变还对曼哈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几年的时间内，它催生了一个非常活跃的商人阶级——一个想要购买、销售、发展、消费的人群。在确信这里未来有前途之后，他们开始扎根于此。而且，曼哈顿的商人们没有类别之分，裁缝也会酿造啤酒，面包师也是船长。范·德·邓克到曼哈顿的时候，约里斯·拉帕里已经在这个殖民地度过了18年，他当时为西印度公司工作，但是他也做一点小生意——代表范·伦斯勒殖民地上的农民卖粮食，还经营着一家属于他自己的小酒馆。曼哈顿松散的社会结构有其劣势，但是它也造就了比欧洲更强的社会流动性。
新阿姆斯特丹的货物人人有份。“这里的每个人都是贸易商。”一个居民在1650年评论道。确实如此，而且这是前所未有的情况，也是进步的机遇。霍弗特·卢克曼斯（Govert Loockermans）比范·德·邓克早到7年，他是西印度公司船上的一个16岁的厨师助手，急切地想要抢占先机。西印度公司的垄断政策一终止，他就离职了，并和费尔布鲁日签订了合同，担任他的代理人，监督船只和货物。几年之后，他学会了英语和几种印第安语，在“东河”买下一个农庄，开始出租船只并在新尼德兰和大西洋上运送货物，他还有几次被控走私。他有着相当卑劣的性格特点：他因一次与拉里坦印第安人的争执而臭名昭著，用一名证人的话来说，他“折磨酋长的兄弟，用裂开的木头弄伤他的私处”。在以年轻人的脚步走进新纽约城的38年之后，他将死去。这时的他是这块殖民地上富甲一方的商人，此地最好的房子的主人［这些房子后来变成了海盗威廉·基德（William Kidd）的老窝，如今是一栋平凡的办公楼，地址是“汉诺威广场7号”］，新大陆最富有的人之一，他也是向高层社会自由流动模式的纯正典范，后来的美国文化就是从这片被遗忘的殖民地继承这种社会流动模式的。
在新阿姆斯特丹当地，贸易开放的成果在范·德·邓克到来时就已初见成效。取消垄断政策之后土地租赁或购买量大增。房子建起来了，人们的房屋舒适程度有所提高。1640年10月，烟农雅克·德·维努伊思（Jacque de Vernuis）在签订了一个为期十年的租约后意外身故，给他的荷兰太太海斯特·西蒙斯（Hester Simons）留下了一份财产，其中包括一件灰色的骑手外套、一顶骑手帽、衬衫、围巾、头巾、长筒袜和手帕、白镴盘子、银器、铁罐子、铜水壶、松木箱子、窗帘、枕头和枕套、毯子、三头猪、一根鱼竿、一对钳子和“一个黄铜漏勺”。这点儿家当挺寒酸的，但是和前几年的艰难日子相比，生活也是天差地别了。
抵达这里的时候，阿德里安·范·德·邓克穿着皮靴，在东河浅滩边卸客的地方走下单桅帆船（像样的码头在好几年后才建成），他转了个弯，穿过这个嘈杂、生机勃勃又粗野且正处于过渡阶段的城镇。这里大概有400个居民，而且已经是地球上文化最多元化的地方之一了；五年后，一位到此参观的耶稣会牧师记录道，此地的道路寥寥无几又布满灰尘，但路上的人们说着18种语言。1641年夏，堡垒已摇摇欲坠，但是这里有了新的房子，有木造的也有石造的，还有砖砌的，有坡度很陡的屋顶和梯形的山形墙。一个新人将跨过架在名字响亮的“主运河”（这又是新大陆中对阿姆斯特丹的模仿之作，居民们觉得镇上需要一条绅士运河——实际上那只是一条散发着恶臭的沟渠）上的新的酿酒者桥（Brewer\'s Bridge），走过由五间石头房子组成的购物区，经过面包房和助产所，绕过珍珠街上简陋的木教堂（大卫·德·弗里斯把它称为“恶心的畜棚”），教堂后面是牧师的房子和马厩。镇上的道路闹哄哄的，到处都是散养的猪和鸡，这一时期的养殖理念是让动物到处游荡觅食，人们把房子围起来把它们拦在外面，而不是圈在里面。
时值盛夏，一个还不适应高温潮湿气候的荷兰人在走到镇上的时候应该会出一身汗。无论是按逻辑还是风俗，他都会到几条主街道上的小酒馆里去歇歇脚——也许他还带了个伴儿，科内利斯·梅林（Cornelis Melyn），这个富有的佛兰芒农民和他一起旅行，在范·德·邓克在曼哈顿施政过程中，这个人帮了大忙。继续赶路的范·德·邓克可能还曾停下脚步，与一个名叫于里安（Juriaen）的德国木匠聊天，当时，这个人正在为一个名叫菲利普·热拉尔迪（Philip Geraerdy）的法国人造房子。或者他还可能停下来观察英国木匠约翰·霍布森（John Hobson）和约翰·莫里斯（John Morris），他们正在履行自己与艾萨克·德·佛雷斯特（Isaac de Forest）的合约，修建“一栋住宅，它长30英尺、宽18英尺，有两扇四格窗和两扇三格窗、四条有支架的横梁和两条无支架的横梁，内外密封的一个隔断和一条走廊，整栋房子全部密闭”。
如果范·德·邓克需要证据证明这个艰苦的社区正焕发出新的生机，他只需看看自己乘坐的那艘船卸货的场景就会明了，这些货都是各行各业的居民们从阿姆斯特丹订来的，毫无疑问，他们现在正在海边准备收货。船员们卸下了修帆工托尼斯·扬森（Tonis Jansen）订的一捆法国帆布、两捆篷盖布、一个装着200磅帆布缝线的小桶。锁匠亨德里克·扬森（Hendric Jansen）收到了他订的“4大锅铁匠用的煤炭、30块方铁条、60块瑞典扁铁、150块硬铁”。西印度公司商店的代表在他的货物收据上签了字，这些货物包括数桶白兰地、麻布袋、法国葡萄酒、油、牛肉干和猪肉干，“30大桶精盐”，一箱文具、290磅蜡烛以及“两个大板条箱，里面装着50个筛篮”。船一入港，一个名叫阿伦特·科尔森·斯塔姆（Arent Corssen Stam）的哈勒姆商人就与“橡树号”的船长热兰·科内利森（Gelain Cornelissen）签订了合约，要求“立即运来一艘适合航行状态的船，此船应密封、补好漏洞，备齐船锚、绳索、滑车、帆、活动和固定索具、食物以及其他航行必需品，并在该船上安装6门大炮和等比例的其他弹药”。他打算送一批新货到英国弗吉尼亚殖民地上，在那里收另一批货（应该是烟草），然后“趁上帝赐予的第一股从弗吉尼亚直接吹到伦敦的顺风将这艘船上的货物送给那些应该得到这批货物的人”。
最后，范·德·邓克走过了一间网格状的警卫室，走进了总督的砖房。在这里，他抽出了一封介绍信，将它呈到威廉·基夫特（Willem Kieft）面前。三年前，威廉·基夫特接替范·推勒担任西印度公司在这块殖民地上的主管。这是一次简短而正式的会面。然后，范·德·邓克又向北走了，他走到150英里之外的河的上游地区，走到那个遥远的、即将成为他的新家的定居点。
当时，伦斯勒斯维克（Rensselaerswyck）殖民地上的居民大概有100人。寥寥无几的房屋、畜棚以及其他人类居住的痕迹在广阔得惊人的荒野衬托下显得那么渺小：这里有袅袅青烟，北面黑压压的群山，一棵棵高大的松树，宽广的河流和无边的天空。范·德·邓克遇到了一个和他年龄相仿的人，此人名叫阿伦特·范·科尔勒（Arent van Curler），是基利安·范·伦斯勒的侄子。他是这里的管理人，已经在这块殖民地上过了三年。然后，范·德·邓克走向河西岸边树木繁茂的小岛，那里紧挨着奥兰治堡，一部分的土地已被开辟为耕地。他决定在其中一个地方建立自己的家。没过多久，一个超现实版本的经典“狂野西部”场景出现了：范·德·邓克恢复了精力，蓄势待发，他因冒险带来的兴奋感激情高涨，也陶醉于异域的陌生感中。这时，他从他那简陋的茅草屋里冒了出来，闯进了8月明亮的早晨。他佩戴着“镀银十字剑，披着肩带，戴着一顶插着羽毛的黑帽子”，那是象征他的官职的标志，向他辖区内的农夫、铁匠、车轮修造工、面包师，还有形形色色的莫霍克人、马希坎人和西印度公司的士兵们展现自己。当他故意大步流星地走在河边的路上，经过奥兰治堡的栅栏和殖民地上的农田和工坊时，居民们肯定都目瞪口呆了。他们面前这个穿着整齐华丽、装饰着羽毛的行头的人是1640年前后欧洲教育的顶级精英，是数百年法律体系的产物，但又经过了伽利略、笛卡尔和格劳秀斯以人为中心的现代理念的调和。他就是共和国最出类拔萃的人中的一位。他们有了一个治安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