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特琳娜·特瑞科（Catalina Trico），一个说法语的少女。约里斯·拉帕里（Joris Rapalje），一名佛兰德纺织工人。巴斯蒂安·克罗尔（Bastiaen Krol），一个来自农业省弗里斯兰的带职信徒。1624年和1625年，十几二十岁的他们来到这里，驾着轻舟、双桅平底船、双桅纵帆船、带气窗的帆船和大舢板在狂暴的波涛之上颠来簸去。这些木船工艺精良，但依然脆弱，令人心惊胆战。他们在甲板下容易让人患上风湿病的狭窄空间中撞来撞去，每次摔得鼻青脸肿的时候都会被猪拱，饿着肚子的羊还在旁边咩咩地叫。动物的臭气和他们自己的呕吐物、酸臭的秽物散发出的臭味混杂在一起，每个人都抓着他或她的那包万灵丹，想避开黑死病、恶魔、海难和“要命的痢疾”。他们那些船的名字——“好运，亚伯拉罕的牺牲”——暗示着笼罩在他们头上的两种极端情绪：希望与恐惧。
要花三个月的时间才能追上哈德逊的脚步，如果风向不利，那就要花四个月。从阿姆斯特丹出发，这些船穿越了被称为“IJ”的广阔内海和它危险的浅滩，抵达海风吹拂的泰瑟尔岛，然后进入白霜覆盖的北海。他们对葡萄牙海岸线敬而远之，又绕开北非沿岸的加那利群岛，他们的船长技术娴熟，运气也好，躲过了掠夺成性的私掠船和海盗（或者不是这样，有些船已被这两者俘获了）。然后，乘着信风，他们征服了位于西南方向，横跨蓝灰色的茫茫大西洋的那条漫长而令人生畏的弧线。接着再次转向上行至巴哈马北面，沿着新世界、新大陆的海岸线行进，同时留心寻找哈德逊记录下的那个钩状的半岛，就这样进入那个大港口的怀抱。
哈德逊之旅已过去15年，莎士比亚写就《暴风雨》也已是10年前的事情了。这部剧中描写了一次美洲航行途中，在虚构的魔岛（百慕大）发生的一场海难。然而仍有人相信这可能是通往闷热潮湿，有着不同信仰和异国风情的东方文明的门户。在他们看来，50年后就要被命名为“新泽西”的西岸可能实际上就是中国的后门，而湿气迷蒙，充斥着神和咖喱的印度就在那些断崖之后。但是这些人不是探险家而是定居者，他们更关注的是此处，即这条河，这个新家。在哈德逊有了新发现之后的15年间，侦察兵和贸易商已与住在当时被荷兰人称为“毛里求斯河”（River Mauritius）的印第安人有了充分的接触，这条河是以拿骚的毛里茨（Maurits of Nassau）的名字命名的，他是被刺杀的英雄“沉默者威廉”的儿子，还是当时反抗西班牙的起义军领袖［不过这条河已经有了一个新的名字：早在1614年，皮草贸易商就开始管这条河叫“哈德逊河”（de rivière Hudson），以向他们的先驱致敬］。“河上印第安人”（贸易商这样叫他们，他们其实是马希坎和伦尼莱纳佩部落的人）划着瘦长、安静的独木舟，从北面、东面、西面，从未知的旷野来到他们面前，随身还带着数量可观的优质皮草。这里确实大有商机，贸易商们在报告中称。于是，几个规模较小的利益集团组成了一个财团，打算以系统的方式开发此地。
西班牙和荷兰共和国在哈德逊航行当年商定的停战协议维持了12年。这一协议很快就在1621年被撕毁，荷兰右翼分子旋即磨枪霍霍。一位名叫威廉·尤瑟林克斯（Willem Usselincx）的爱国商人，行动敏捷，心怀宗教热忱，多年来，他一直坚持一个观点，即荷兰诸省在“新大陆”中的动力将来自商业和加尔文教徒的热情。尤瑟林克斯在促成西印度公司（West Indin Company）成立的一连串会议上称，“如果一个人想要挣钱，他们就得提出方案，这样才能推动投资者进行投资。为了这一目的，上帝的荣耀将以某种方式帮助我们，而以其他方式，以有益于我们的祖国的方式令西班牙失利；但是首要的、最强大的诱因是每个人能使自己获利，这是显而易见的……”他强调，新大陆上住着的不是狂暴的野人，而是聪明的原住民，荷兰人可以在他们中间建立起一个殖民地。那里有尚未开采的自然资源，其中可能有金、银和可作为“军费之源”的原材料。
和西班牙重新开战与这一计划是一致的：荷兰私营公司的护卫舰既可以安上枪炮，突袭加勒比和南美水域中的西班牙船只，又可以在“新大陆”的口岸开展贸易。私掠巡航——被政府批准对敌人船只进行的海上掠夺——是一种可以接受的战时行为。
商人和政客突然都兴致勃发。富商们自己组织了五个地区的商会，每个商会都出了启动资金。国家的主管机构总议会又加了一小笔钱，到1623年10月，西印度公司已成为史上资金最充裕的新公司了，该公司的金库中有700万荷兰盾。东印度公司对亚洲的开发已经取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成果；如今，其新同行的脚步将遍及环大西洋地区——它的垄断地位延伸至西非、加勒比群岛和北美沿岸地区。那将是战争和贸易的产物，商人、船长、水手、会计、木匠、武器制造商和士兵形成了一个网络，以超乎寻常的速度渗透了这个新的利益属地。到了1626年，该公司向董事提供的财产清册上包括以下内容：
12艘去往非洲几内亚、贝宁、安哥拉、格列恩（Greyn）和阔夸（Quaqua）沿岸地区开展贸易的舰船和帆船，船上载有出口货物，预期可获得回报……
1艘由多德雷赫特开往佛得角的船，船上载着货物……
1艘开往亚马孙和圭亚那沿岸地区开展贸易的船……
1艘载重约130拉斯特的船，1艘装备精良的帆船，这两艘船将开往新尼德兰开展贸易并开拓殖民地……
33艘船……本公司的这些船还停泊在港内，船上配有金属与铁制枪支以及各种作战用的弹药物资、火药、火枪、武器、军刀以及各种可能需要用到的装备，可满足海上之需……
资金……金库中的资金将用于维持上述船只在海上的开支，这不仅是为了打击西班牙王室，而且是在上帝庇佑之下行使阁下的权威，开展本公司的各项业务，并为合伙人们赢得丰厚的利润。
北美领地在这一计划中具有经济上的用途。该公司将开发这里的皮草和木材资源，而且会将其作为交通枢纽——船只从欧洲出发，先到南美洲和加勒比，然后抵达北美港口，最后返航。当然，必须有定居者，事实证明，养活这些人是创建大西洋帝国这项复杂的事业中最困难的部分之一。在故乡的时光是美好的，未来看起来更美好。阿姆斯特丹也许是世界上的穷人们最好的安身之所（一位英国领事以略带夸张的笔调写道，那里的救济院“不像穷人的住所，倒像王子的宫殿”）。要让人们签字同意踏上征途，去往如今被称为新尼德兰的地方，他们就得找到那些足够愚昧或绝望或贫穷的人，只有这些人才会愿意离开高度文明的阿姆斯特丹的怀抱——离开那里铺平的街道，擦洗一新的地板，一车车的乳酪和一杯杯的优质啤酒，松软的枕头，贴有蓝白瓷砖的壁炉和温暖舒适的泥炭火——冒险到偏远地区，到绝对无情的荒凉之地去。
但是，和往常一样，这个国家到处都有难民。通过向人们许诺服务六年即可换得土地，该公司召集了一小撮强壮的瓦隆年轻人——从如今的比利时来的说法语的流亡者——公司确保他们像《圣经》中的诺亚一样，每个男人能有一个配对的女人，并抓紧时间把他们推到阿姆斯特丹会议室中，让他们在那里宣誓效忠于该公司和荷兰政府。
组织这次宣誓活动的议员克拉斯·皮特斯赞（Claes Peterszen）是著名的内外科医师。如今我们知道这位医生是因为伦勃朗的名画《蒂尔普教授的解剖课》（The Anatomy Lesson of Dr. Tulp）（“Tulp”或“tulip”是这位医生的绰号，这个绰号来自画在他前门上的郁金香），而在当时，是因为他同意伦勃朗画这幅肖像画，才让伦勃朗有了名气，这位医生的名气之大由此可见一斑。于是这位身穿黑衣、仪表堂堂、神情严肃、脸上留着V字形黑色尖胡子的医生兼治安官的形象就在我们的脑海中变得生动了起来。在这位来自荷兰政治与科学机构的代表的面前，年轻的男男女女身穿乡村服饰，朝气蓬勃，他们因神经紧张和原始的青春活力而不断动来动去、轻轻颤抖，就是这群人要在被称为“曼哈顿”的蛮荒之地中开创一个新社会。
这个队伍中有许多青涩的年轻人，有四对夫妇在海上成婚，船长科内利斯·梅（Cornelis May，新泽西的“梅角”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是证婚人。另外一对——在本章开头处提到姓名的那两个人，卡特琳娜·特瑞科和约里斯·拉帕里——则更加精明。也许他们知道船上的情形会是怎么样的，所以对于在那里完婚的想法不抱期望。他们同意加入这项极为危险的事业，条件是该公司首先为他们举行一场比常规更仓促的婚礼。这场婚礼在他们的船于1624年1月25日离开阿姆斯特丹的四天之前举行。“瓦朗谢讷的约里斯·拉珀别与卡特琳·特瑞科（Joris Raporbie de Valencenne，et Caterine triko），”阿姆斯特丹的瓦隆教堂牧师记录道，甚至没时间把名字写对，“1月21日成婚（Espousé le 21 de Janvier）”。这不识字的夫妇二人都在这一页上留下了印记。他19岁，她18岁；双方都没有父母在登记册上签字，这说明他们要么就是在世上无依无靠，要么就是在那块地方无依无靠，其结果都是一样的。和其他许多追随他们脚步的人一样，他们没什么好失去的。
考虑到先是在海上，然后是到达之后等待着他们的巨大危险，赌徒也不会愿意把钱押在这种情况下缔结的婚姻上。然而，60年后，当宾夕法尼亚和马里兰的英国殖民地卷入边界争端，而且需要证明“基督教徒”对东海岸某些地区的所有权时，威廉·佩恩（William Penn）的代表们找到了一个老妇人做证，因为人们知道她是第一批来自欧洲的定居者之一。卡特琳娜·特瑞科当时已是一个八十几岁的寡妇，但是她和约里斯的婚姻不但长久且硕果丰盛。新尼德兰的记录中显示，作为第一批在荒凉的曼哈顿南部买下土地的人，他们在距离边界贸易站仅几步之遥的珍珠街（Pearl Street）上建了两座房子，买了一头奶牛，向行省政府借了钱，将他们的宅地搬到河对面布鲁克林（Breuckelen）新村的一大片农田中去，而且还生了11个孩子，并让这些孩子受洗。人们认为，他们的第一个孩子莎拉（Sarah），是第一个在今日的纽约出生的欧洲人（1656年，30岁的她宣称自己是“第一个诞生于新尼德兰的基督徒的女儿”）。她出生于1625年，同一个记录显示她于1639年在后来的格林威治村（Greenwich Village）嫁给了一个烟草种植园的监工，也记录了她8个孩子的出生。从短暂的新尼德兰时期到纽约时期，拉帕里一家的孩子和后代在这个地区遍地生根。18世纪70年代，约翰·拉帕里（John Rapalje）变成了纽约州议会议员（他反对革命，变成了保皇党）。他们的后代预计超过100万人。而且，在纽约哈德逊河谷的菲什基尔镇有一条拉帕里路（Rapalje Road），这条静谧的郊区小路见证了多年前阿姆斯特丹海滨两个年轻的无名之辈仓促却持久的婚姻。和所有政治事件一样重要，他们的婚姻标志着移民的开始，标志着划地为界、宣示主权的文化的开始，这不仅仅是曼哈顿文化的一部分，也是美国文化的一部分。
当因海上的旅程而变得残破不堪的船终于进入港口时，乘客们往外望去，那是一片全新的景象，比他们离开的平坦土地更加陌生、更加复杂。用现代科学词汇来形容，这个未来会变成他们新家园的地区由三种交叉的地貌景观组成：多沙的海岸平原、绵延起伏的山地丘陵和陡峭的变质岩山脊，山脊的大部分都在上一个冰河时期的冰川作用之下呈现刀削斧砍的形貌，裸露出星星点点的河床、凌乱的冰碛石和冰川湖。这支船队静静地驶入内港，向曼哈顿岛的南端靠近，渐渐进入了一片宽阔的滩涂湿地，那里芦苇丛生，如沼泽一般（曼哈顿在莫霍克语中叫Gänóno，翻译过来就是“芦苇”或“芦苇之地”）。这是一个复杂的淡水和海洋物种的交汇区，海湾、沼泽林和蛇纹岩荒地孕育出一飞冲天、鸣声四起的岸禽——鸻、矶鹞、半蹼鹬、黄足鹞，还有大量恋家的绿头鸭。这里还吸引了成群迁徙而来的长尾鸭、秋沙鸭和赤颈鸭，11月的灰色天空中黑压压的全是它们的身影。贻贝、海螺、蛤蚌和玉黍螺镶嵌在河口上，而且最重要的是，一位定居者写道，不少牡蛎“个头挺大而且有的里头还有小珍珠”，其他的牡蛎则又小又甜，还有另外一种“适合蒸煮和油煎。每一个都够装满一大勺，够你吃上一大口”。在芦苇丛生的岛屿海岸线上，郁郁葱葱的丘陵拔地而起：对于此地印第安语名的来源猜测最可能的是特拉华的“mannahata”，意为“多山的岛屿”。不过有些人提出，翻译为简单的“岛屿”或者“小岛”才更为准确。
当定居者们踏上坚实的地面时，他们就知道，自己喜欢上了眼前看到的一切。“能到这个国家来，我们非常心满意足，”有个人在家书中写道，“在这里，我们发现了美丽的河流，泉水冒着泡泡流入山谷；平原上有流淌的活水，林中还有可口的水果，比如草莓、鸽莓、胡桃，还有……野葡萄。林中的橡子累累，我们可以用它喂猪，这里还有野味。河中的鱼数目可观；土地适宜耕种；这里进出特别方便，无须惧怕赤身裸体的原住民。如果有牛、猪和其他供食用的牲畜（我们日夜期盼着第一批船上能有这些牲畜），那我们就不想回荷兰了，因为我们在荷兰梦想去往的天堂就在这里，等着我们去发现。”在欧洲，像现在这样的报纸还没出现，定期发行的小册子是人们主要的消息来源。当新尼德兰的第一批定居者开始写家书时，在阿姆斯特丹的一位名叫尼古拉斯·范·瓦塞纳尔（Nicolaes van Wassenaer）的医师开始发行半年一期的小册子，介绍远方的那片土地上的事情。“那里环境宜人，虽然荒芜，但物产丰美，”他在1624年12月写道，“葡萄非常美味，不过，今后我们的人民会将它培育得更好，但是那里找不到莓果。有各种飞禽，水里游的，天上飞的。天鹅、鹅、鸭、麻鸭，多得很。”
一开始，该公司让他们为数不多的定居者在广阔的区域中分散而居。按照荷兰人的理解，要占有一块土地，人们就需要在那里居住（对于英国人来说，在一片土地上，只要原先没有被基督教徒宣示主权，那么他们只需要派一个官方代表踏足此地即可宣示占有这片土地，不过后来这成了一个问题）。而且，按照荷兰人的理解，水在任何一片土地上都是必不可少的。因此，该公司开始让它为数不多的殖民者分别在他们领土上的三条主要水道之间居住。英国人后来管这条河叫“特拉华河”，哈德逊曾想过探索这条河流，但是这里的港湾有许多浅滩，所以很快他就认为这不会是通往亚洲的通道，将其排除。荷兰人则称其为“南河”（South River），因为这里是他们领土的南端边界，所以这个名字顺理成章。在他们定居北美洲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们将哈德逊河称为“北河”（North River）（以固守成规和抗拒变革而著称的水手们至今依然还这么叫它）。另外一条主要水道，也就是后来将其所在的州一分为二的康涅狄格河（Connecticut River），荷兰人将其称为“鲜河”（Fresh River）。
这些河道是该地区的交通要道，是印第安人带来毛皮的地方，是探索内地的必经之路。该公司派了为数不多的定居者在每条要道上安营扎寨——这些定居者的人数可是名副其实地少。两家人和6名单身男子扬帆向东抵达“鲜河”。两家人和8名男子顺海岸而下抵达“南河”。8名男子待在港口的小岛上。剩下的几家人乘船向上游150英里处的“北河”而去，穿过颜色如泥土般的碎浪，顺着西海岸沿岸雄伟的岩壁，经过两岸连绵起伏的高地，抵达交易商们所说的印第安人的咽喉要道。在这里，向东流的莫霍克河从五大湖区一路奔流而出，形成高达70英尺的瀑布，河水飞流直下，然后注入“北河”。新来的定居者们在此登陆上岸，站在高耸入云的松树前不知所措。一开始，为了有个栖身之所，他们在地上挖出方形的坑，用木头将坑围起来，然后盖上树皮做的屋顶（几年后，人们已经开始修建像样的房子了，一位大臣在到达此地时嘲笑第一批抵达此地的人“挤在而非住在”“茅舍和洞穴”中）。
卡特琳娜和约里斯就在从曼哈顿向上游走到瀑布去的第一批人中，那里正在修建贸易要塞。在定居者们跌跌绊绊地上岸没多久之后，这个国家的原住民现身了，双方交换了礼物，原住民们向船长表示友好。初来乍到的定居者们感到茫然不知所措，但是这里的阳光带着春日的温暖，疏松的黑土仿佛在告诉他们这里生机无限。拉帕里夫妇和其他夫妇在这个地方待了两年，秋天，他们收获的粮食堆得“有人那么高”，当第二年春天悄声诉说着祷告者的感恩，该公司的三艘船——“牛号”、“羊号”、“马号”到这里出售他们的货物。晚年的卡特琳娜回忆道，在这段时间里，“像羊羔一样安静”的印第安人经常来这里和定居者们进行自由的贸易。
最初的计划是要将距离曼哈顿一百多米远的“南河”上的一个岛变成新省份的省会。这是因为人们误以为这个后来变成新泽西南部的地方的气候会像西班牙人发现的佛罗里达一样。报告中的温暖惬意在荷兰人听来很不错，他们不必应付冬天港口结冰导致贸易和通信中断的大麻烦。不过第一批到此定居的人还是觉得很灰心，因为他们没有发现棕榈树的踪迹。更糟糕的是，这个海湾在第一年冬天和接下来的冬天还是结冰了，所以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到了北方的海湾。由于地理上的特殊性，那里的海湾虽然处于高纬度，却很少结冰。
在250英里长的沿岸地区分散而居的殖民者们开始工作了——清理地面，伐树，修建防御用的栅栏，播种粮食。船来了。殖民者们和印第安人们交易并建立了交易体系：1625年，前者买下了5295张海狸毛皮和463张其他的兽皮并将它们装船运回。反过来，这些船也给他们捎来了消息。在英格兰，伊丽莎白的继任者詹姆斯一世去世了。他是一个糟糕的君主——经常说胡话且沉溺于一些怪异的癖好——从来不像伊丽莎白一样德高望重。他试图在英国民众对天主教恨之入骨的时候与西班牙结盟，以遏制荷兰的崛起，但是失败了。［不过，他也监督了世界文学名著之一《英皇詹姆斯钦定本圣经》（King James Bible）的编写。］当他的儿子——英俊、正派、高贵的查尔斯——继承王位时，整个国家都松了一口气。他们还不知道将来他们对查尔斯和这个国家的希望将会以最暴力的形式化为泡影，而且会对整个遥远的荷兰省份产生巨大的影响。
在“联合省”也是如此，权力已经在兄弟之间移交。奥兰治亲王毛里茨，这个国家的总督，这位最有权势的贵族，自父亲“沉默者威廉”于1584年去世之后就一直领导人民进行抗击西班牙的斗争。但是近年来他的声望日渐衰落。六年前，他以将伟大的政治家约翰·范·奥尔登巴内费尔特（Johan van Oldenbarnevelt）斩首的方式解决与其之间的权力争斗，这削弱了他的正统地位。毛里茨的兄弟，即比他小17岁、时年41岁的弗雷德里克·亨德里克（Frederik Hendrik）是一位杰出的外交官和军事战略家，他会继续将斗争进行到底，并带领这个国家看到独立的曙光。在这些新领袖的领导下，荷兰人民和英国人民在新教教义的指引下团结一致，签订合作条约，抗击他们共同的敌人——信奉天主教的西班牙。这份条约规定，这两个国家可以进入对方的港口，各外省的港口也不例外。
胸口因剧烈的呼吸而起伏，脸上挂着一条条汗水的新尼德兰定居者们不得不停下手中的活计去消化这个消息。他们清楚地知道，一群英国清教徒们几年前已经在他们的北面安营扎寨——当时他们按照主张脱离国教的传教士罗伯特·勃朗（Robert Browne）的名字称这些人为“勃朗派”——而且他们希望双方能相安无事。实际上，相安无事是意料之中的事。值得注意的是，占荷兰殖民地早期人口大多数的瓦隆人都是来自莱顿（Leiden，在当时的拼写是Leyden）大学城的救济院，而那里也是英国清教徒们的栖身之所。为了躲避英国国内的宗教迫害，清教徒们接受了荷兰人12年的款待，然后才动身前往“新大陆”建立一个全新的神权政体。
接下来发生的一些事情很快就令荷兰省最初的殖民策略偏离了轨道。约里斯·拉帕里、他的妻子卡特琳娜和其他定居者们在如今被称为奥兰治堡（Fort Orange，在英国人统治下这里将变成奥尔巴尼）的地方眼见自己艰苦工作的成果在1626年春天戛然而止。他们在河岸上的定居点原来是马希坎人的猎场，马希坎人曾欢迎他们的到来。北面和西面是莫霍克人的地盘。这两个部族——前者是说阿尔冈昆语的民族，后者是易洛魁联盟五大部族之一——有着非常不同的背景和信仰。他们的语言就像英语和俄语那样不同，他们风俗各异而且对对方没什么敬意。几十年来，他们一直在断断续续地争斗着，出现在他们中间的欧洲交易商让他们的冲突再次升级。此外，在与欧洲人接触了十几年之后，这些部族的生活因获得的舶来品而发生了转变，比如鱼钩、斧头、水壶、玻璃器皿、针、锅、刀和粗呢［这种粗糙的羊毛布料源自佛兰德的迪弗尔镇（Duffel），“圆筒状的行李袋”（duffel bag）这个词就源于此］。再往后，枪支和酒自然也出现在清单中。马希坎人甚至将他们的村庄搬到了离荷兰人更近的地方，好和他们结成贸易与防御联盟。说这是友谊也好，为了自身利益也罢，到了1626年，马希坎人和荷兰人已经建立了紧密的关系。
也许正是这种紧密的关系令奥兰治堡指挥官丹尼尔·范·克利肯彼克（Daniel van Crieckenbeeck）无视禁止干涉部族间事务的明令，才造成了后来的局面。正如一位作家所写的那样，1626年春，二十几个马希坎人——像荷兰人一样“仪表堂堂”，他们的头发“乌黑发亮，又滑又直，发丝粗得像马尾一样”，而且，从那个时期和季节看来，他们身上应该穿着宽松的鹿皮，腰间也系着鹿皮——走进粗糙原木围成的栅栏，请求范·克利肯彼克让荷兰人出手相助，帮他们对付莫霍克人。这个前来求助的人应该是一个名叫莫尼敏（Monemin）的部族首领。范·克利肯彼克有命令在身：西印度公司曾明确指示该省总督威廉·费尔哈斯特（Willem Verhulst），“他应当谨慎行事，不可轻易卷入（印第安人之间的）争执或战争或者偏向某一边，应当保持中立……”但范·克利肯彼克肯定觉得自己有责任确保那些随船而来的年轻夫妇能够在离家乡千里之外的林间安居乐业，其中包括不少孕妇，而且可能还有一些新生儿。帮助马希坎人情有可原，因为现在对他们的帮助能换来未来牢固的同盟关系。于是他同意了。马希坎人带路，他和6个手下跟随其后，他们的身影消失在松林之中。
在距离堡垒3英里远的地方，他们被箭雨淹没了。在一次迅速、血腥的袭击中，一群伏击的莫霍克人令荷兰大-马希坎联盟走向末路，而且在无意之间改变了世界历史。范·克利肯彼克及其3名手下和包括莫尼敏在内的24名马希坎人遭到致命创伤。这些莫霍克人炫耀了自己的胜利，而且为他们造成的这一恐怖事件画上了“圆满”的句点：一个名叫泰门·鲍文茨（Tymen Bouwensz）的荷兰人特别不走运，被莫霍克人们烤着吃了。
与此同时，“北河”边的另一个定居点也发生了骚乱。之前这个港口中的定居点是要建在一个泪珠状的小岛上的，殖民者们根据他们在这里找到的胡桃树和栗子树把这个岛称为“坚果岛（Noten Island）”。第一批到这里安营扎寨的定居者和他们的牲畜被赶到500码之外，海湾对面的“曼哈顿岛”上去。这块殖民地的临时主管威廉·费尔哈斯特从一开始就在制造麻烦。他实行的惩罚很严厉而且前后不一致，这激怒了殖民者们。他和他的妻子可能还挪用了公款或者——犯了更加恶劣的过错——欺骗了印第安人。一方面，信奉加尔文教义的殖民者们认为这是不正当的行为，另一方面，从现实角度来考虑，惹恼身边的原住民实在不是明智之举。于是西印度公司向费尔哈斯特下达了关于处理印第安人事务的明确指令：“他应当确保没有人以任何形式伤害或者以暴力对待、欺骗、嘲笑或侮辱印第安人，除了善待印第安人之外，还应当在所有合同、交易和交往中诚实、守信、真诚，不缺斤短两，维护好与他们之间的友谊……”不管实际上费尔哈斯特和他的妻子犯下了什么罪行，他们都已令殖民者们愤怒咆哮，他们想让他走人。
正当这场危机愈演愈烈之时，一艘从上游定居点来的船捎来了该定居点遭到印第安人攻击的消息。那块殖民地建立起来还不到一年就已经陷入混乱，有瓦解的危险。那里需要一个领袖，有个人挺身而出了。
他在成长过程中说的是德语，荷兰语只是他的第二语言，但他的祖先是法国人，所以他的名字念起来像法语——“米努伊特”（Min-wee）。我们对这个人了解得越多就越想了解他，他就是这样的一个历史人物——没有受过军事训练，但是一个具有领导才能的个人主义者，即将在多个方面影响历史进程。他的父亲是北上躲避西班牙军队和异端审判官的清教徒移民之一，他们在德国的小镇韦塞尔（Wesel）落脚，这个在荷兰边境附近的小镇正是彼得·米努伊特（Peter Minuit）长大的地方。他之后变成了一个斗志旺盛，没有固定效忠对象且奋勇向前的商人，而且他娶了附近克列沃镇（Kleve）镇长的女儿，走出了人生中的第一步好棋，体面地向社会更高层流动。后来，他和妻子搬到了西边75英里之外的乌特勒支（Utrecht），这个荷兰城市更大一些。米努伊特在那里接受训练，成为钻石切割工。然而他觉得这个工作很乏味，并且听说了西印度公司成立的消息。通过向法语圈内的熟人打听，他进一步了解到一群瓦隆人正要签订合同，成为探索新大陆的先锋。1624年的一天，他出现在阿姆斯特丹酿酒者运河边上西印度公司富丽堂皇的大楼里，请求该公司派自己前往新尼德兰。显然，他不是以定居者或公司官员的身份去的，而是以一个私人“志愿”商人的身份去探索贸易机会。董事们肯定对他活力四射的表现印象深刻。米努伊特似乎是和第一批定居者一起乘船离开的，因为该公司在给费尔哈斯特的最初指令中写道：“他应当指示志愿者彼得·米努伊特及其他他认为有才干的人想方设法到河流上游的最远处去调察这块土地的情况……”
因此，米努伊特加入了卡特琳娜·特瑞科和约里斯·拉帕里所在的队伍，一起乘船到河流上游去，而且，他似乎在早期就已经搜集到关于这块新大陆的大量信息。后来，他显然回到阿姆斯特丹待了一段时间，也许他是要递交公司指令中要求他提供的“染料、药物、树胶、草药、植物、树木和花的样本”。记录中显示，他于1626年1月再次离开荷兰共和国并于5月4日返回新尼德兰。所以他的确在殖民地度过了一段时间，这段时间足以让他用自己的能力给定居者们留下深刻的印象，然后再返回欧洲；如今，他又回来了。在他的“海鸥号”穿过史坦顿岛（Staten Eylandt，为了纪念联合省的总议会而以此命名）和长岛（Lange Eylandt，这个名字的由来显而易见）之间的峡口，在港口下锚之后没多久，他就要被坏消息淹没了。
新成立的移民委员会的成员们碰了头。他们对费尔哈斯特进行审判并投票决定将他和他的妻子逐出该省。费尔哈斯特没有心甘情愿地离开，他怒不可遏、怀恨在心，他发誓自己有一天会以外国军队首领的身份回到这里并凭借对这块领地和这里防御工事的了解做出一番作为——这番威胁的言论很有意思，因为12年后这么做的不是他，而是米努伊特。
然后，殖民者们投票选举米努伊特担任他们的新指挥官。在其角色从私人探险者变为该省的官员之后，米努伊特迅速采取了行动。他似乎已经做出了第一个决定，这是个影响至为深远的决定。阿姆斯特丹的主管们之前曾尝试远程监管这个定居点，但是这种做法十分不便、效率低下，而且费尔哈斯特这个在现场的人也没能看出明显的问题所在。定居者人数太少，而且他们被安排在数百英里的领地上分散而居；奥兰治堡传来的消息令米努伊特确信，安全是个大问题。坚果岛（也就是今天的总督岛）作为初期的集结地十分有用，但是如果要把这里作为定居点，就太小了。“南河”名不副实。任何一个头脑务实、对后勤有概念的人都清楚地知道，独立于坚果岛之外，与坚果岛之间仅隔着一条小小的河道，“子弹都能打到对岸”的曼哈顿岛能满足所有的需求。它既不会太小也不会太大，足以容纳一定人口，同时岛的最南端的堡垒又能够满足防御需求。岛上的林间有大量猎物；平原适宜耕种，又有淡水溪流。它位于河口，印第安皮毛商贩会从方圆数百英里之外的地方来到这里，而且与其他深入内陆的水道相连。它还是海湾的入口，坐落在宽广而又引人注目的海港中，那里似乎在冬季也不会结冰。简而言之，它是文明高度发达的欧洲大陆和蛮荒而又令人充满好奇的北美洲大陆之间的天然支点。这是一座完美的岛。
于是他把它买了下来。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彼得·米努伊特以价值60荷兰盾的商品，或者根据19世纪历史学家埃德蒙·奥卡拉汉（Edmund O\'Callaghan）计算的价值24美元的商品，从一群印第安原住民手中购得了曼哈顿岛。自17世纪到20世纪初，美洲原住民做了成千上万宗地产买卖——面积从小城镇到中西部的州不等——向英国、荷兰、法国、西班牙和其他欧洲定居者出售土地。但是只有一宗买卖是传奇式的，只有一宗买卖是人尽皆知的，只有一宗买卖是在百老汇的歌曲中被反复吟唱，经久不衰的［“把它还给印第安人”（“Give It Back to the Indians”），引自1939年罗杰斯与哈特的音乐剧《姑娘成群》］，而且，20世纪末，幽默作家戴夫·巴里（Dave Barry）在他的专栏中把这宗买卖作为笑料写出来（“……荷兰定居者彼得·米努伊特花了24美元外加每月16.7万美元的维护费，从印第安人手里购得曼哈顿”）。
这宗买卖之所以停留在文化记忆中变成了传奇，其原因是显而易见的——这宗买卖的价格和价值极不相称，太过荒谬。这是一个生动的例子，展现了从原住民手中夺取土地的漫长过程。世界贸易的中心，一座承载着价值数万亿美元房地产的岛，过去是被人以价值24美元的日用品从在人们想象中还生活在石器时代的倒霉蛋们手中买下的，这实在是个精彩绝伦、不能轻易放过的想法。它直指我们对美国早期历史的看法：那是懂行而又无情的欧洲人密谋、欺骗、奴役和威胁无辜又厚道的原住民们，让他们交出土地和生命的历史。这是即将展开的对这片大陆的全面征服的缩影。
除此之外，这个买卖片段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这是唯一一段与曼哈顿殖民地有关，且成为历史一部分的事件。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这一事件值得我们探究。
那么，是什么让印第安人同意进行这笔交易的呢，他们认为这场交易意味着什么呢？那些被欧洲定居者习惯称为印第安人（这是因为哥伦布一开始以为自己到了印度外围）的祖先走过上一个冰河世纪，也就是一万两千多年前一直存在的陆桥，从西伯利亚到阿拉斯加，渐渐地分布在美洲大陆的各个地区。他们来自亚洲；他们的基因构成与西伯利亚人和蒙古人很接近。他们稀稀落落地分布在宽广得超乎想象的美洲大陆上，造就出人类历史上空前丰富的语言：据估算，当哥伦布抵达“新大陆”时，全部人类语言中有25%都是北美的印第安语。
有两种势均力敌、根深蒂固的成见阻碍了人们对这些民族的理解：一种是源自人们长久以来对美洲印第安人的文化蔑视，他们认为印第安人是“原始”人；而在另一种现代的固有观点中，他们则被视为高贵而手无寸铁的人。这两者都是漫画式的形象。近来的关于基因、考古学、人类学和语言学的著作都明确表述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马希坎人、莫霍克人、德拉瓦人、蒙淘克人、胡萨托尼克人和其他民族占领了一度被称为“新尼德兰”的土地，还有马萨诸塞人、万帕诺亚格人、索克吉人（Sokoki）、彭纳库克人、阿布纳基人、奥奈达人、奥内达加人、苏斯克汉诺克人、南蒂科克人和其他住在后来的纽约州、马萨诸塞州、宾夕法尼亚州、康涅狄格州、佛蒙特州、新罕布什尔州、缅因州、特拉华州、马里兰州和新泽西州的人，他们无论是从生物学、遗传学还是智力的角度上来说，都与17世纪初和他们打交道的荷兰人、英国人、法国人、瑞典人和其他人毫无二致。印第安人和遇到他们的欧洲人一样有手段，懂得阳奉阴违，能够思考神学问题，也有巧妙的技术头脑，既机灵又固执，既好奇又残忍。在以曼哈顿为中心的殖民地上，了解他们的人们——那些在他们的村庄中待过一段时间，和他们一起打猎、做交易、学习其语言的人——对于这一点了然于心。直到后来，双方分裂为两大敌对阵营时，之前提到的成见才开始形成。17世纪初期是比未拓荒时的“狂野西部”年代有趣得多的时代，印第安人和欧洲人就像平等的参与者，他们和对方以盟友、竞争者和伙伴的身份相处。
但是，如果印第安人如此聪明而且处于这么有利的地位，那么为什么他们会卖掉自己的土地，即他们所拥有的最宝贵的东西呢？这么一问就引出了每个中学生都耳熟能详的观点：印第安人对于土地所有权的看法与欧洲人不同。东北部的印第安人没有永久财产转移的概念，他们把地产交易看作两个人群之间的租约与条约或联盟。印第安民族分裂并细分为部落、村庄和其他群落。他们经常交战，或者因担心受到其他群体的攻击而经常与某个群体结为防守同盟，这就涉及分享部落的某些土地以换取人数优势。这种想法影响到印第安人对于他们与荷兰人和英国人之间的土地交易的看法。他们要让新来的人使用一部分他们的土地，作为交换，他们会获得毯子、刀子、水壶等其他非常有用的商品，而且还能建立军事联盟。他们对于土地交易的看法在几个案例中都恰如其分地展现了出来，例如18世纪50年代在南卡罗来纳殖民地总督和切罗基人首领之间的一次土地交易中，印第安人卖出土地，但是拒绝任何回报。在他们看来，保护性的同盟就足够补偿这一切了。
马希坎族的莫尼敏在接触倒霉的丹尼尔·范·克利肯彼克时心里应该就是这么想的：他要求荷兰人履行他认为是奥兰治堡土地交易的一部分责任，帮助他在一场战役中对敌作战。范·克利肯彼克应该清楚这是马希坎人关于财产转移的理念的一部分，他尽力去做了马希坎人期望他做的事情，尽管这是违抗命令之举。
印第安人的情况就是这样。至于荷兰人方面，人们之所以对购买曼哈顿的传奇故事记述得简单干脆，其中的原因与史学家对于荷兰殖民地缺乏关注以及他们所认为的信息缺乏不无关系。如果你希望了解这块以曼哈顿为中心的殖民地的历史，1821年发生的事件是一场巨大的灾难。这一年，尼德兰政府突发奇想——要打扫卫生（荷兰人向来在清洁卫生方面很挑剔），他们把1700年之前荷兰东印度和西印度公司的剩余档案当成废纸出售了，这实在是一件憾事。18年后，一位名叫约翰·罗米恩·布罗德黑德（John Romeyn Brodhead）的美国代理人代表纽约州到尼德兰寻找关于这个荷兰殖民地的文件材料，结果，他感到“惊讶、窘迫而又遗憾”，因为所有相关的文件材料——8万磅重的记录——已经杳无踪迹。
幸运的是，我们有另外一批相关文件，即关于该省的官方记录，这份记录的页数多达1.2万页。正如本书开头处描述的那样，这批记录在几个世纪中无人问津，直到如今才被负责“新尼德兰项目”的查尔斯·格林博士翻译出来，而这也是本书得以著成的基础。这些记录奇迹般地从战乱、大火、霉菌和啮齿类动物的摧残中保存下来。但是他们的起始日期是1638年，那一年之前的该省记录没有一条被保存下来，那应该是因为该省早期的总督就像费尔哈斯特一样被免职了，他们把行政记录随身带回阿姆斯特丹，好帮自己开脱罪责。于是，他们给我们留下了关于纽约史前历史早期阶段的一个缺口，这个缺口被19世纪的史学家尽可能地补上了。他们晓得彼得·米努伊特这个名字，知道他是该省的早期管理者，而且他们还找到了一张碎纸片，上面的说明令人浮想联翩：这座岛是以“60荷兰盾”从“印第安人”（Wilden）手中购得的。
如今我们了解得更多了，能够更加详细地描述出1626年春发生的事情。1610年，在阿姆斯特丹，一捆文件出现在一次善本与手稿拍卖中。一位图书管理员将其标为第1795号“新尼德兰文件，1624—1626”。该文件主人的名字如雷贯耳：亚历山大·卡尔·保罗·乔治·里德尔·范·拉帕德（Alexander Carel Paul George Ridder van Rappard）。他拿来拍卖的古印刷品应该是他的祖父即著名收藏家弗朗斯·亚历山大·里德尔·范·拉帕德（Frans Alexander Ridder van Rappard）的收藏品中的一部分。很多年之后这些文件才被其他收藏家（美国铁路大亨亨利·E.亨廷顿）买下，被翻译出版，为学者们所用。这些文件——曾经是西印度公司档案中的一部分，不知为何在大规模的销毁中逃过了一劫——由5封信和一批指示文件组成，可以追溯到该殖民地建立初期。本章中的许多信息都出自这些文件，它们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让我们能重新了解荷兰人对于自己在“新大陆”殖民地中的表现的看法。比如，长久以来，人们有一种看法，认为这个殖民地从建立之初就是无组织的临时定居点，那里管理不善，几乎处于无政府状态，在英国人到来并促使其正常运转之前，那里基本上就是一团糟。然而，那些所谓的“范·拉帕德文件”证明了这种看法是错的。它们证明了荷兰人付出了许多心血打理这块殖民地，并为居民的福利做了许多事情。从这些文件中我们了解到，在米努伊特之前还有一位领导人，即倒霉的威廉·费尔哈斯特。在他离开荷兰共和国之前，费尔哈斯特被明确指示“仔细记录下所有可耕种或放牧，有矿藏或其他资源的土地的所在位置”，在土壤中钻孔，指明每一处瀑布、溪流和可供开锯木厂的地方，注明“河流的入口、深度、浅滩、礁石和宽度”，标明最适合建立堡垒的地点，“牢牢记住最适宜的、满足下列因素——河流狭窄，不会被人居高临下射击，大船无法靠得太近，远处景物一览无余、没有树或山丘遮蔽，护城河中能有水，没有沙子而只有黏土或其他坚实的土壤——的地点”。这些指示中对农耕的准备工作做出了详细说明：“……各种各样的树木、藤和种子被运送出去……应先后将各种水果的样本寄给我们……至于被寄出做试验的茴香和孜然籽，应当在不同时间和不同地点播种，并观察其在什么时间和什么地点长得最好，结的果实最多。”
多亏了这批储备文件，我们看到一幅改进的图景：荷兰人的管理井然有序，米努伊特在殖民地建立这一方面拥有卓越的领导能力。这些文件中还出现了另一个人。1626年7月，商人之子、30岁的艾萨克·德·拉谢利（Isaack de Rasière）热衷探险，他走下“阿姆斯特丹徽章号”（Arms of Amsterdam），走上曼哈顿海滨，准备好履行自己作为该省秘书的职责。范·拉帕德的文件包含了德·拉谢利写给他在荷兰的上司们的信件。在一封信中，他称这座岛上住着一小群原住民，他把这些人称为“曼哈顿人”（Manhatesen），“大概有200～300个强壮的男女，他们跟随不同的酋长，称这些酋长为‘Sackimas’”。据推测，这一小群原住民，应该是伦尼德拉瓦印第安人的北部分支，就是和彼得·米努伊特达成地产交易的人。
诚然，没有任何在案的文字能证明有过这次买卖，但是许多其他关于这一时期的重要记录都没能保存到几个世纪之后。我们还掌握了一份17世纪70年代的记录，其中提到了曼哈顿被立契转让的事情，所以当时它是存在的。更有趣的是，我们还掌握了一份关于这次买卖的绝妙的、引起遐想的报告，而且其作者可没有兴趣欺骗读者。当将艾萨克·德·拉谢利带到新尼德兰的“阿姆斯特丹徽章号”离开曼哈顿回航时，船上整整齐齐地搭载着与这一历史关键时期相关的物品和人员：第一，被驱逐出境，颜面扫地、怒火中烧的费尔哈斯特本人以及他的妻子（不过，这趟冒险给他们带来的战利品稍微平息了他们的怒火——回到阿姆斯特丹时，他带着一件由16张海狸毛皮制作的塔巴德式外衣或者斗篷，他的妻子则得到了一件用32张水獭皮量身定做的毛外套）；第二，一只装着倒霉的丹尼尔·范·克利肯彼克的私人财物的箱子，其中包括一件水獭皮外套和一枚戒指，这些东西都是要送还给他的妻子的；第三，德·拉谢利给西印度公司董事们写的一封信，他在信中对委员会驱逐费尔哈斯特的决定以及购买曼哈顿的信息做出了详细的解释。
这条信息也许就是地契本身，因此，这也许就随那些于1821年被当成废纸出售的西印度公司记录永远消失了。幸运的是，当这艘船驶入港口时，彼得·沙根（Pieter Schaghen），一位刚刚被任命为公司董事的代表政府的荷兰官员就在码头上。他给在海牙的上司写了一封信，详细描述了这艘船装载的东西和该省的消息。这是以荷兰语写成的最著名的历史文件之一，也是美国早期历史最重要的记录之一。实际上，它相当于是纽约市的出生证明。
致尊贵的大人们，海牙总议会的大人们
尊贵的大人们：
昨日，自新尼德兰起航的“阿姆斯特丹徽章号”已驶出毛里求斯河，于9月23日抵达此地。船上的人员称我们的人民在那里情绪高涨，和平共处；女人们还在那里生了孩子。他们以价值60荷兰盾的物品从印第安人手中买下了曼哈顿岛（Island Manhattes）；该岛面积为1.1万摩根（morgens）。5月中旬之前，他们的粮食已播种完毕，8月中旬就可收割。他们据此寄来了夏季粮食的样品，比如小麦、黑麦、大麦、燕麦、荞麦、加纳利籽、豆子和亚麻。上述船只运载的货物有：
7246张海狸皮
178.5张水獭皮
675张水獭皮
48张貂皮
36山猫皮
33只水貂
34张兔皮
巨大的橡树木材和山核桃。
随信附上，
尊贵的大人们，蒙主恩宠。
1626年11月5日，于阿姆斯特丹
忠实于您的
P.沙根（P.Schaghen）
两天后，在堡垒一般的海牙议会大厦中的一间办公室内，总议会的一位办事员拿起笔，写下了一段简明扼要的备注：“沙根先生来信收悉，此信写于本月5日，阿姆斯特丹，其中包含来自新尼德兰的船只抵达的通知，无须据此采取行动。”
正是当时的这封信让我们了解到那个购买价。虽然这可能会促使人们反省白人从印第安人手中夺取这片大陆的行为，但是如果要公平对待这场交易中的参与者，我们就要从他们的角度来看问题。首先，我们可以不去管那个24美元的数目，因为其所处的时间要追溯到19世纪中期，而且其与200年前的购买力之间没有关系。第二，米努伊特付出的不是60荷兰盾——印第安人们会觉得荷兰盾毫无用处，他付出的是“价值”60荷兰盾的东西，也就是货品。1626年，多少货品能值60荷兰盾呢？采取计算相对价值的方式只会让人徒增烦恼。一把钢刀在阿姆斯特丹或伦敦可能不值几个钱，但是对于在美洲“北河”沿岸的原始条件下生活的荷兰定居者来说，它就相当宝贵，而对于生活在被如今的人类学家们称为“晚期林地”的印第安人来说，这就是一笔巨大的财富。
正确看待这次买卖的一种方式是将这一数目与其他为购买成片的荒地而付出的代价相对比。比如，1630年，彼得·米努伊特代表西印度公司用“帆布、水壶、斧头、锄头、贝壳串珠（wampum）、钻探锥子、单簧口琴等多种其他的小物件”从塔潘人（Tappans）手中买下了史坦顿岛。1664年，三个英国人用两件外套、两把枪、两个水壶、10块铅、20把火药、400英寻贝壳串珠和200英寻布料从印第安人手中买下新泽西的一大片耕地。我们也可以在荷兰居民之间的土地转让背景下来审视曼哈顿土地买卖的事情。在曼哈顿被转让三年之后，西印度公司授予一个荷兰人200英亩的土地，那里后来变成了格林威治村；作为交换，他必须将他在这片土地上的劳作所得的1/10上缴公司，而且要承诺“每年圣诞节给董事送来一对阉公鸡”。1638年，安德里斯·哈德（Andries Hudde）向赫里特·沃尔佛岑（Gerrit Wolphertsen）出售100英亩的土地，售地所得为52荷兰盾。
所以，曼哈顿土地的购买价基本上与其他支付给印第安人的购买价一致，虽然从每英亩均价的角度来讲，该价格远低于荷兰人之间的购地价格，但是它还是处于同样的价格区间之内。以西印度公司中的士兵收入为参照点，一名士兵每年的收入约为100荷兰盾，也就是曼哈顿购买价的两倍。这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最重要的事实，那就是荒芜一片的新大陆土地价格是极低的。
另一方面，在了解到印第安人对于土地所有权的看法之后，我们就会知道，尽管印第安人“出售”了曼哈顿，但他们还是打算继续使用这片土地，而且他们也确实是这么做的。由于对曼哈顿殖民地进行的认真研究是个相对较新的领域，因此，新信息很有可能随时会在最不可能的地方冒出来。美国史学家对于该殖民产生了兴趣，有些尼德兰史学家对此也有兴趣。因此，2000年，一个于1663年结案，并且在那之后在荷兰阿纳姆市档案中沉睡多年的法庭案例被荷兰史学家珍妮·维尼玛挖掘并写了出来。这个案例让我们注意到了17世纪的美洲印第安人对于地产交易的模糊概念。1648年，布兰特·范·斯里赫腾霍斯特（Brant van Slichtenhorst）受雇于该省最大的地主范·伦斯勒家族（Van Rensselaers），负责管理他们巨大的地产。几年之后，他回到荷兰共和国，起诉追讨欠款，而且这场为期7年的官司充满了莫霍克人和马希坎人之间的生活细节。范·斯里赫腾霍斯特在荷兰殖民地期间代表他的老板从印第安人手中买下几处地产，但是这些买卖没有一桩是让人省心的。从这场买卖开始之前到买卖结束几年之后，范·斯里赫腾霍斯特不得不同时供养多达50名印第安人，还要保证酋长们的啤酒和白兰地的稳定供给。除了这些卖主和他们的随从，他还遇到过一个印第安地产经纪人，此人要求带着几个女人在范·斯里赫腾霍斯特家里住“8～10次”，以此作为佣金的一部分。范·斯里赫腾霍斯特投诉道：“与所有的印第安人之间总有大麻烦，总是争吵不休，他们脏污不堪、臭气熏天，目之所及的东西都被偷盗一空……”
这不是在买卖之后的几天或几周内持续发生的事情，而是好几年都如此。范·斯里赫腾霍斯特刚要出门调查地产的情况就遇到安营扎寨的印第安人。他不但不能因这些“入侵者”而感到愤怒，而且根据他们的习俗，他还有义务给他们送上更多的礼物并款待他们。“老实说，头三年里，我们没有半天是能摆脱印第安人的纠缠的。”他写道。当然，从长期来看，是欧洲人达到了他们的目的。但印第安人也绝不是厚道的受骗者，从短期来看，他们从一场简单的土地交易中获得的远比购地价账面上看来的多得多，这在当时是很重要的。
我们可以假设在曼哈顿售地一事上情况也是相同的。1628年，也就是这座岛被买下两年之后，艾萨克·德·拉谢利致信阿姆斯特丹，他在信中用了一般现在时，报告曼哈顿岛上正住着曼哈顿印第安人，这就说明他们并没有去往别处。印第安人经常出现在荷兰人关于这块殖民地的记录中，定居者们依赖他们。而且那里有很多空间，在这块殖民地建立之后，这座岛自始至终在大部分时间里都是荒芜一片。直到1680年，人们才开始用一般过去时来描述曼哈顿印第安人，这时，这些印第安人出于某种原因，已经搬到北边的布朗克斯（Bronx）去了。
于是，我们只能想象，1626年初夏，在曼哈顿下城区肯定出现了这样的一幕：米努伊特及其副官、战士和定居者们，印第安酋长们和他们的侍从，举行正式仪式，在羊皮纸上做下标记，而且连续几个月都有人来访，吃吃喝喝，赠送礼物，在一场让双方都很满意的交易中，各方都对这一交易的结果各有看法。后续的一些仪式已经被历史遗忘，一份文件也随之丢失。不过，米努伊特应该会为给他这座正在成形的城市举行落成仪式，并且根据其荷兰母国——这个开放而又神气活现的国度——的某些文化和传统，为这个肮脏小岛上的村庄取一个恰如其分的名字。
当这件工作完成的时候，米努伊特应该会登上公司的帆船，驶向上游，处理在奥兰治堡的危机。他命令卡特琳娜·特瑞科、约里斯·拉帕里和其他定居者搬出这一地区；他还向“南河”定居者发出了信息。米努伊特在重新部署人手。曼哈顿——新阿姆斯特丹——从现在开始将变成中心之地。
然后他乘船回曼哈顿，在一个周五的夜晚到达港口，那是7月的最后一天。第二天早晨，他见到了后来变成他器重的助手的艾萨克·德·拉谢利，后者的船在米努伊特不在的时候已经到了。德·拉谢利递给他董事们写的一些信；然后二人开始讨论应该把谁送到北边去代替范·克利肯彼克，米努伊特已经决定让一支小分队留在堡垒中。他们决定提拔与拉帕里和特瑞科一起来此的那个弗利然带职信徒巴斯蒂安·克罗尔。克罗尔也已经在奥兰治堡待了两年，而且他与印第安人走得特别近。德·拉谢利写道，他们之所以选择他，是“因为他精通该部落的语言”。于是，一个本想到这里来，在新省份的教堂任职的人反而得到了一把毛瑟枪和一个军事指挥的职务。没有人知道，当他接受这个职位时有多么诚惶诚恐，他看到了降临在他的前任们身上的命运。
一小队士兵立在一旁，大约200名定居者全部沿着平缓的曼哈顿东南翼集结在一起，眺望两条河中间较狭窄的部分。两条河流环绕着这座岛，通向水域对面500码之外的悬崖绝壁。在米努伊特的指挥之下，他们从露营者迅速成长为定居者。在一年左右的时间内，他们在河滨（The Strand）沿岸建起了30座木屋，米努伊特和德·拉谢利共住其中一间木屋。他们建起了一座石头建筑，它的茅草屋顶是用河里的芦苇制成的，那就是西印度公司的总部。在这边领土上买来的毛皮都储存在这里，然后再经船运回到他们的家乡；这里也是艾萨克·德·拉谢利的办公室。在岛的最南端，一个名叫弗朗索瓦的男人正准备捕捉狂风，他是一个职业的风车工匠，造过两架风车，一个是磨粮食用的，另一个则是锯木材用的。
米努伊特还监督一座堡垒的建筑工程。这座堡垒位于岛的西南端，这个位置有利于防御进入海港的敌方舰艇。最初的计划是要建造一座巨大的建筑，所有的定居者都在其中生活，好远离这个国家中的野蛮人。但是野蛮人似乎也没那么野蛮，而且，考虑到人手紧缺的情况，要想建起非常宏伟的建筑显然也是不可能的。米努伊特下令重新设计。那个被派去为城镇设计布局并建造堡垒的荷兰工程师显然特别不专业：原来的建筑大部分是由土堆成的，甚至在还没完工之前就已经开始崩溃。这座建筑在接下来的几年中被推倒重建；诚然，阿姆斯特丹堡摇摇欲坠的状态会一直持续到彼得·施托伊弗桑特站在不牢固的城墙上将其拱手让给英国人为止。这座堡垒的大致轮廓显然在如今旧海关大楼的“脚印”里，后者的位置也和原先差不多，就在炮台公园（Battery Park）对面。历史开了一个讽刺的玩笑，这个地方原先是为了将印第安人拒之门外，如今却成了美洲印第安人博物馆，这里大概是曼哈顿唯一一个能够看到明显的印第安文明标志的地方。
随着定居者们对他们所在的这座岛的不断探索，他们发现它有着不可思议的多重面貌：茂密的森林中镶嵌着棱角突出的岩石、绿草如茵的草地，高山从中心绵延到北部，有激流也有涓涓细流，还有芦苇丛生的大池塘。那些和他们交易的印第安人还扮演了向导的角色。维阔斯盖克（Wickquasgeck）部落居住在岛北面内陆的某些地区以及曼哈顿北部的一些森林中。曼哈顿印第安人用维阔斯盖克命名他们穿过岛屿中心，抵达北部地区的那条小道。沿着这条路向南走，各部落的印第安人就能抵达位于岛最南端的荷兰定居点。同样地，欧洲人可以沿路北上，到岛中央茂密的树林中打猎，在伸入东海岸的水湾打鱼。北上的路途中，他们会穿过大片的针栎树、栗树、杨树、松树，经过散落着野草莓的开阔地（“河流附近平原上的地面上长满了草莓，”他们当中的一个人记录道，“果实累累，你都可以躺下来直接吃了”），越过从高地——就位于如今的五十九街（Fifty-ninth Street）和第五大道（Fifth Avenue）所在的区域，差不多就在“广场酒店”的位置上——向东南方匆匆流去，最终注入“东河”（East River）上的小海湾中的小河。显然，这里注定要成为岛上最重要的航道。荷兰人在拓宽这条小道时将其称为“绅士街”（Gentlemen\'s Street）或“高街”（High Street），或者直接叫作“大路”（Highway）。当然，英国人会将其称为“百老汇大街”。
就这样继续走下去，为生存使出全身力气、绞尽脑汁，这片水域的边缘越来越近，潮水接近他们小小的群落，又一拔一拔退去，曼哈顿人可能几乎完全没有意识到接下来的几年间将会发生什么。港口中的帆船出现得越来越频繁，从下锚的船上驶出来（当时那里还没有码头）的小帆船带来了更多新的、不同的面孔——来自安哥拉中央高地，黑檀木般的面孔；在北非沙漠风暴中磨出皱纹的面孔；还有意大利人、波兰人、丹麦人。
这里发生的情况与北面两个英国殖民地展现的过程不同。古板的清教徒们于17世纪30年代抵达北面的殖民地，这些更加古板的早期移民信仰虔诚，在这片荒凉的土地上维持单一文化。而这个殖民地是一个商业定居点，是正在崛起的大西洋商圈的中转站。它存在的消息传向远方，传到巴西亚马孙丛林中的巴伊亚（Bahia）和伯南布哥（Pernambuco），传到在安哥拉的罗安达新建立的葡萄牙奴隶贸易港，传到斯德哥尔摩——在那里，精力充沛的君主古斯塔夫斯·阿道弗斯（Gustavus Adolphus，即古斯塔夫·阿道夫）正着眼于将瑞典这个长久以来冰封雪飘、如穷乡僻壤一般的欧洲国家变成可与西班牙和正在崛起的英国和荷兰共和国匹敌的贸易强国。
涓涓细流开始汇聚。这座岛依偎在它诱人的港口中。通过这座岛，一小拨接一小拨的人开始从世界各地来到北美洲。虽然西印度公司带有强烈的加尔文主义色彩，而且试图将其强加在殖民地上，但是这个定居点的人口结构——本身就是在母城阿姆斯特丹的多民族影响之下形成的结果——保证了这里粗糙的、松散的社会结构。在远海中谋生的私营先锋——走私犯和海盗们——也自然而然地发现了这个地方并将其作为枢纽。所有这些吸引合法贸易的元素也适用于他们，此外，这里远离文明社会，实际上也就没有了官方的管制，这也是其诱人之处。
人们的日子变得更加充满生气；夜幕降临时，轻柔地拍打海岸的波浪声被饮酒歌和怒骂声压了下去。实际上，新阿姆斯特丹不是一个自治市，而是一个公司生活区；这里的居民不像市民，倒像雇员；而且这里没有真正的法律体系，所以人们就临时创造了一个。每周四，这里的“政府”会在粗糙的墙面围成的堡垒中办公。由米努伊特的执法人员，一个来自坎特伯雷、名叫扬·兰佩（Jan Lampe）的英国人监督诉讼程序。他头戴一顶带有羽毛装饰的黑帽子，身配一把十字剑，一身伦勃朗风格的正装，打扮得十分华丽。米努伊特、德·拉谢利和一个由五名成员组成的委员会审理案件并发布命令，后来的委员会又反复重申这些命令并在其基础上增加内容，这样，一部边界法的主体就建立起来了。比如，1638年，一系列惩戒性的法令出台了：“所有航海人员必须在日落前修理好公司分配给他们的船舶或单桅帆船，如无许可，任何人不得在海滩上停留”；“……从今往后严禁任何人售酒，任何人家中一旦发现酒品则处罚金25荷兰盾”；“严禁斗殴，严禁与异教徒、黑人或其他人种通婚；严禁参加暴动、偷窃、提供虚假证供、诽谤和其他不法行为……违者须接受改造以及惩罚，以儆效尤”。
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男女同游之风日盛。西班牙人弗朗西斯科·德·波尔特（Francisco de Porte）在委员们面前做证：是的，那天晚上自己的确是在荷兰车轮修造工克拉斯·斯维茨（Claes Swits）家中，当时，英国人托马斯·比奇（Thomas Beech）的妻子娜恩（Nanne Beech）在酒兴正酣的时候，“当着她丈夫的面，乱摸在场大部分的人的马裤前裆”，于是，她的丈夫勃然大怒，攻击了其中一个人。
米努伊特也许是一个能力出众的战略家，但是他不擅治人。局面越来越混乱。德·拉谢利在秘书任上费尽心力维持秩序，直到1628年。这一年，他回到阿姆斯特丹，不过他最后还是再次离开，变成西印度公司在巴西的糖业巨头。他曾向阿姆斯特丹的董事们投诉这里“相当缺乏法律约束”，而且他认为董事们应当对该公司定居者们的所作所为有所了解，“如果我们命令他们在谈到尊贵的大人时使用尊称而非他们一直以来惯于使用的不敬之词，（他们）就会认为这是对他们极大的不公”。一个名叫方戈茨（Fongersz）的粗人在偷偷与印第安人交易时被德·拉谢利抓住了，拉谢利告诉方戈茨，自己将不得不将其财产充公并对其处以罚款。对此，方戈茨的回答是：“我看你还不够格。”德·拉谢利在他的小报告中无力地加了一笔：“尊敬的先生们可以看出，这样的一个人对于命令和指示是什么样的态度，不过，我不认为这是他的错，因为我很少看到他处于清醒的状态，而且我怀疑他是不是在过去三四周内都是这样的。”
董事们在收到这样的投诉时应该是心平气和的。西印度公司恰逢其时。它的首要目标是通过对抗西班牙人而谋取利润，而1628年正是他们赚得盆满钵满的时候。大半个世纪以来，西班牙人将他们从南美洲殖民地上搜刮得来的财富通过所谓的“运宝船队”的常规海上渠道运回母国。这支舰队由多达90艘船组成，每年航行两次。1628年5月，皮特·海因（Piet Heyn），一个个子矮小、脸庞扁平如哈巴狗，曾被西班牙人俘虏并被迫在一艘西班牙大帆船上当了四年桨手的海员，带着他的31艘私掠巡航炮艇潜伏在古巴附近海域。他们突袭了那支行驶缓慢、负载沉重的舰队，将其洗劫一空。他们获得了惊人的收获：价值1200万荷兰盾的金银财宝。这个数目令该公司投资者们付出的成本一下子就有了回报，而且为荷兰经济加了一把火，使其保持了多年的兴旺局面。对于尼德兰联合省的人们来说，几十年来，他们一直为摆脱曾经强大的西班牙帝国、取得独立而奋斗，而这就是一个如枪响一般的强烈信号，预示着历史性的变化。一本畅销的宣传册的标题直截了当地点明了这种变化：“帝制大国西班牙的天平倾斜；心有余而力不足。写于P.P.海因总司令征服‘银色舰队’之际。”
大海在定居者们面前延伸，而在海的另一边，世界正在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海因的事迹似乎证明了西班牙帝国的主体已经衰败。在半个世界之外的爪哇岛上，荷兰人扬·彼得森·库恩（Jan Pieterszoon Coen）正在实施一项东方版的米努伊特式工程：在不毛之地上建造城市（巴达维亚，即现代的雅加达），而这座城市将变成荷兰在东南亚的贸易基地。与此同时，在法兰克福，威廉·哈维（William Harvey）出版了他的代表作《心血运动论》（Exercitatio Anatomica De Motu Cordis et Sanguinis in Animalibus），此书详细说明了他关于血液循环的理论；在意大利，内科医师散克托留斯（Santorio Santorio）找到了使用体温计测量人体体温的技巧。有条不紊的荷兰通信系统（向不同的船发送一式两份或一式三份的公文）虽然速度慢，但能确保消息的送达。多亏了这种通信系统，曼哈顿人才了解到外面的大千世界，并且感觉到自己是其中的一部分。
在北面，清教徒们建立的殖民地举步维艰，而米努伊特却感觉手头阔绰，急于扩张，于是他认为是时候在两个殖民地之间建立联系了。他寄出了建交信，随信还附上了“一隆勒糖和两块荷兰奶酪”。苦苦支撑的英国殖民地总督威廉·布拉德福德（William Bradford）回信致谢，并在信中表示歉意，因为他们“没有什么能作为体面的礼物送给您，只能改日再向您回礼”。没过多久，艾萨克·德·拉谢利以新尼德兰官方使节的身份亲自乘船至新普利茅斯，在“号角声”中出现在清教徒的殖民地上（他需要一点曼哈顿人作秀的感觉），他还带来了“三种颜色样式的布料和一箱白糖”以及英国人没怎么见识过而新阿姆斯特丹贸易商们已经非常熟悉的一些东西：由海贝制成的珠串，阿尔冈昆人把它叫作“sewant”，也就是人们所说的贝壳串珠。
大约也是在这个时候，一位神父来到了曼哈顿，他来得正是时候。但是，如果定居者们期望这片殖民地上的第一位牧师能够成为他们的领袖并鼓舞士气的话，那么他们就要大失所望了。如果要在新阿姆斯特丹举行比赛，选出最喜怒无常、最吹毛求疵的居民的话，那么乔纳斯·米迦勒教士（Reverend Jonas Michaelius）应该会是胜出者。在他言语刻薄的家书中，他抱怨海上航行、定居者（“粗鲁放纵”）、气候、原住民（“绝对野蛮，未开化，对所有礼仪一窍不通，对，就像花园里的杆子一样粗笨、愚蠢，擅长一切邪恶的、亵渎神明的勾当；像恶魔一样的人，他们敬奉的就只有魔鬼”）和食物（“少得可怜，难吃”）。“我不确定自己在三年（合同）期满之后还要不要在这里再待下去，”他在家书中补充道，“我们和穷人一样过得清苦，日子很艰难。”米迦勒的刻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情有可原的：去往新大陆的海上航行夺走了他有孕在身、体弱多病的妻子的生命，只留下他孤零零一人照顾两个年幼的女儿。
彼时，新阿姆斯特丹是一个自由的贸易港。该公司允许作为自由职业者的商人们与印第安人做生意，只要该公司本身扮演中间商的角色，将皮草转卖到欧洲即可。人们在交易时使用的语言多达六种；荷兰盾、海狸皮和印第安贝壳串珠是通用货币。在一个以奶酪与黄油为基础食物的社会中，奶牛也是备受珍视且可交易的商品。
不过，虽然不断有数以千计的海狸皮草运抵阿姆斯特丹海滨的西印度公司仓库，但是这个殖民地捞不到什么好处。董事们希望他们的北美殖民地像生产海盐的加勒比殖民地一样为他们的投资带来回报，在如何实现这一希望的问题上，董事局内部出现了意见分歧。有些董事认为，如果没有大量的定居者涌入这个殖民地，那么它就永远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而让人们到那里去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允许有钱人在那里建立种植园。作为回报，每位赞助人（在荷兰语中叫“patroon”）将可运送一批农民、工匠、石匠、车轮修造工、面包师、蜡烛制造商和其他工人到殖民地。赞成这一计划的董事们毛遂自荐，成为赞助人。其他董事则认为这是个愚蠢的想法，从本质上来说，这种做法就是将这个殖民地打造成小型的封地，这将让人更难应付海盗及背叛该公司的交易商。彼得·米努伊特加入了这场论战中，他支持赞助人一派。米迦勒牧师占到了另一方的阵营中，他寄出了一连串诋毁米努伊特的信件，称其是在欺骗董事们的过程中发挥作用的黑暗势力。他成功地让董事们相信了这个殖民地已经危在旦夕。于是，1631年，他们将米努伊特和米迦勒召回荷兰。他们命令克罗尔——一位奉命管理奥兰治堡的带职信徒担任该殖民地的临时董事。
当米努伊特登上船时，他的心中充满了怒气，那艘船的名字也让人哭笑不得：“团结号”（Unity）。当他得知自己要紧挨着米迦勒，经历两个月的海上航行时，他心里的怨气更重了。自离开那个养育了自己的德国小镇，他已经走得很远，他不会轻易放过职业生涯中的这次中断。在五年的时间里，他已经在茫茫荒野的边缘建立了一个粗糙却真实存在的欧洲文明前哨战。在范·克利肯彼克的不幸事件之后，他与北部的莫霍克人已经言归于好，并缔结一个持续了整个殖民地时期的联盟。他从当地居民手中买下了从曼哈顿和斯塔顿到哈德逊河和“南河”（特拉华河）沿岸的大片土地，而且还与他们保持了良好的关系。通过这些做法，他勾勒出新大陆中的一个省份的边界，这个省份占据了大西洋沿岸北美洲的大片土地，其范围从今天位于南部的特拉华州延伸至北面的奥尔巴尼市，而且他还创立了一个向阿姆斯特丹提供了超过5.2万张毛皮的行业。最重要的是，他找准并开始开发这个殖民地的首府。当时，他和他的曼哈顿伙伴们对于这个地方的天然战略意义已经了然于胸，而西印度公司的董事们直到后来才认识到这一点——甚至连报复心重，对这个地方满口怨言的米迦勒也看到了这一点。“的确，”他在一封饱含怒气的家书写道，“这座岛是这个地区最重要、最关键的据点。”
1632年初寒冷的一天，米努伊特站在甲板上，他搭乘的这艘船载着5000张毛皮和新大陆的水果，正要为欧洲带去温暖。他望向阴沉、寒冷的海洋，心里在计划如何为自己辩驳。命运的急转弯将降临到他身上，或是他一点一滴地打理好的殖民地身上，而他对此却还浑然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