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纪，走进阿姆斯特丹，你会受到轻微的感官冲击：盘旋着的海鸟的尖叫声和船桨的击水声；混杂在一起的各种气味：卷心菜味、油炸煎饼味、运河的臭气。走进运河构成的混浊的青蓝色格子，你会有种走进一个井然有序的密闭空间的感觉。细长的砖房造型典雅而不张扬，房子的尖顶框住了天空，让天空也显得温和了起来。铺满鹅卵石的码头上热闹非常，工人们推着手推车或者蹒跚着把压在身上的麻布袋装到驳船上。身穿短裙、露出臀部曲线的女人们擦洗着门廊，又往上撒了一大把沙子；狗、马和孩子到处可见。
当亨利·哈德逊于1608年秋天抵达阿姆斯特丹时，他身边的世界正在发生改变。一个多世纪以来善于处理南美和东印度事务的西班牙和葡萄牙帝国正在衰落，两个新的强国先后崛起。荷兰和英国齐头并进，很快将达到巅峰，他们会为世界带来伦勃朗、维米尔、显微镜、郁金香、证券交易以及私密的现代家居概念。
荷兰人当然是为海洋而生的，保留这种特质是他们的一种生活方式。因此，水就是他们的心之所向；他们是欧洲大陆的造船者、水手、向导和非法买卖者，水是他们帝国的钥匙。当西班牙和葡萄牙联盟在1580年对荷兰贸易商关闭了里斯本口岸（荷兰人长期以来都在此接收亚洲商品，再将其转销全欧）时，荷兰商人们采取了激进的做法——在船上装满火药和加农炮弹，直接开赴伊比利亚货源地，即东印度群岛，经南路进行了一年多的航行。抵达后，他们火力全开，夺取了葡萄牙的军品交易站，将爪哇、苏门答腊和马来半岛变成了新帝国的前哨。1599年，当第一支成功的护航队返回故乡时，他们的船上载着60万磅辣椒和同样数量的肉豆蔻、丁香等其他香料，丰硕的成果令阿姆斯特丹人震惊了。全城的教堂都响起了钟声，世界强国开始崛起。
地理环境塑造城市性格。哈德逊走进的这座城市的性格和他刚刚离开的那座城市迥然不同。单凭这一点就能解释为什么曼哈顿，这座由哈德逊画出最初轮廓的城市，会变得和波士顿或费城非常不同。英国与荷兰共和国之间的一个不同点包含在一个抽象的，在我们听来显得软弱无力的名词之中：宽容。英国正濒临百年宗教战争的边缘，王室成员的头颅就要满地乱滚，成群的平民四处逃散。荷兰人——交易商和水手的目光总是聚焦于“外面的世界”，即别处的土地、别处的人和他们的产品——必须对分歧保持宽容的态度。在外国货物进出他们港口的同时，外来的思想和外来民族也在此进出。现在谈到“赞扬多样性”这种观点已经太过时了，但是在当时的欧洲，荷兰人在对外国事物、宗教分歧和异类的接纳程度方面表现突出。哈德逊的新雇主就是一个例子。这些“东印度公司阿姆斯特丹商会”的成员中有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其中许多人还是在南方或其他地方因宗教迫害而流亡的难民。他们来到这里，融入社会，力争上游。在整个17世纪，荷兰共和国成了笛卡尔、约翰·洛克和英国清教徒的知识或宗教的天堂，后者在莱顿住了12年之后才开始在新英格兰建立起一座新“耶路撒冷圣城”。哲学家巴鲁赫·斯宾诺莎（Baruch Spinoza）就出身于阿姆斯特丹活跃的犹太社区。时至今日，阿姆斯特丹人都在骄傲地用“Mokum”这个几世纪之久的犹太名字来称呼这座城市。（而且，在俚语中，阿姆斯特丹人是用意第绪语的“de mazzel”来表示“回头见”。）
地形还有政治层面的意义，低洼地区的省份——尼德兰这一个不折不扣的巨型河口三角洲——一直都很容易成为侵略者的目标。14世纪，法国人通过扩张活动入侵了这些省份，然后，在1495年，即哥伦布航行的3年之后，西班牙将低地国家纳入了自己的帝国版图。当哈德逊进入阿姆斯特丹的时候，尼德兰联合省已经为了从他们的西班牙领主手中获得独立而奋斗了近40年。长年累月的战争让他们变得坚强，变得团结，在军事和经济方面更加强大。在那之前，他们人心涣散，每个省都习惯于按自己的方式行事。西班牙天主教的专制统治——包括迫使清教徒们回归天主教会的血腥的宗教裁判策略——令他们团结了起来，还为他们带来了一位国父式的人物，即史称“沉默者威廉”（William the Silent）的奥兰治亲王威廉一世（Willem I，the Prince of Orange）。这位英雄式的军事领袖遭到暗杀，给了格罗宁根（Groningen）的农民、弗利然的马贩子、泽兰（Zeeland）的造船工人、四海为家的艺术家和阿姆斯特丹的商人一个共同的焦点。他们也有自己的民兵组织，这个被称为“海上乞丐”（Sea Beggars）的组织是由一群罗宾汉式的水手组成的。这些水手克服重重困难，击败了训练有素的西班牙正规军，从他们手中夺下了海滨城镇布里尔（Briel）。这第一次给荷兰人带来了摆脱外国势力钳制的希望。
也许，尼德兰与英国之间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在奋斗中团结起来的荷兰七省在欧洲完全是个异类：从都铎王朝的伊丽莎白到路易十四，在君主制当道的时代中，荷兰人开创了一个共和国。它和启蒙运动全盛时代的共和国不是一个概念——它不属于理想主义式的，自以为是地称“我们认为这些真理不言而喻”的模式，那是美利坚合众国的建国理念，而是在各个城镇团结在一起，捍卫它们的利益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共和国。但它是一个源自人民自上而下的体系。法国人有他们复杂的风尚与礼仪体系，西班牙王室有他们摇摇欲坠的“巨型喷泉式”赞助模式，英国人有他们的阶级制度和根植于国民灵魂中的贵族政治。而17世纪的荷兰人独树一帜，他们要当“可靠的平民”。他们有蔑视君主制和华而不实的制度的文化传统——正如当时的一位作家所写，他们有着“对待专制政权强烈的反抗意识”。他们信奉勤奋工作、生财有道，并且为人谦虚。他们认为英国人把精力都放在巫婆身上的做法是偏执的表现。
荷兰人穿着简朴，以至于外国人抱怨他们在阿姆斯特丹的街道上连市政长官和普通的店主都分不清。在17世纪初，阿姆斯特丹几乎没有豪华的房子，在绅士运河（Herengracht）和酿酒者运河（Brouwersgracht）岸边排开的房子依然是简朴的独门独户。荷兰人不提倡养成群的仆人，富贵人家也就只有一两个仆人，这在当时殊为奇怪。一位登上荷兰战舰的法国海军指挥官惊讶地发现舰长正在打扫自己船舱。这里也有贵族家族，但是他们不像其他欧洲贵族一样大权在握。相反地，权力归于那些成就事业的人之手，即商人和当地市政长官。人性使然，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人创造出了一个新的人群——商界贵族，有时候他们甚至会向手中缺钱的外国人买头衔，但是这种做法本身又突显了这种观点。力争向上是荷兰人性格中的一部分：如果你卖力工作、头脑精明，那么你的地位就会提高。今天，这是健康社会的象征；但在17世纪，这却很奇怪。
国父，年轻而富有朝气的共和国，独立战争，精明务实、蔑视君主制、对差异抱有开明接纳心态的民众，这一切都令人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它们在下一个世纪的美国开创者身上保留了下来。正如第一位出访阿姆斯特丹的美国大使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在1782年所写：“这两个共和国（合众国）的源头是如此相似，其中一者的历史似乎就是另一者历史的翻版，因此每个了解美国革命这一话题的荷兰人都肯定会断言美国革命是正义之举、势在必行，或者对它永垂不朽的先辈们的伟大壮举有所非议。”这些相似点之中有一些是不可避免的（所有的造反运动中不都有英雄和烈士吗？）但是，我希望本书能够说明，最本质的一点——文化的敏锐性，其中包括对分歧坦然接受的心态和相信个人成就比出身更加重要的观点——至少在部分程度上是由一种文化到另一种文化的基因转移，是荷兰人的观念栽种于未来美国的一个重要地区的结果，这些观念将成为美国人品格的一部分。这一文化基因的传递者就在这里，就是此地的此人，尽管当时看来毫无征兆，他对此也毫不知情。
和英国人一样，荷兰人对寻找通往亚洲的北方航线的兴趣也由来已久。15年前，荷兰探险家威廉·巴伦支（Willem Barents）已经三次尝试寻找东北通道。虽然他在最后一次航行中冻死了，但是荷兰当地对这一项目热情不减。“荷兰东印度公司”最近刚冒出了头，他们在东南亚之旅中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而且很快就要部署一支水手人数不下5000名的巨型舰队。比起莫斯科公司，这家公司的组织更加严密，而且可支配的资金更多。正如该公司的情报报告描述的那样，如果哈德逊马上就要发现他们寻找已久的、通往亚洲市场的北方通道，那么他们就要拿下哈德逊。
然而想拿下哈德逊的不只是他们。哈德逊抵达荷兰共和国时恰逢一个关键时刻，当时整个欧洲都在关注这些低地省份。两年前，荷兰舰船在雅克布·范·黑姆斯克尔克（Jacob van Heemskerck）的指挥下，发起了密集的舰船和火药攻势，大开杀戒，在停泊于直布罗陀海峡边的西班牙舰队中轰出一条血路。这为英国人20年前大败无敌舰队的壮举画上了句号，西班牙国王腓力三世终于被迫坐到谈判桌前。当哈德逊正着手与荷兰商人洽谈合约时，欧洲各国代表在距离海牙35英里处碰头，打算制定出一个与各方利益息息相关的停战协定。如果停战协议真能达成，那么这就相当于承认尼德兰联合省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哈德逊在荷兰如鱼得水，甚至他也许早年曾在这个国家生活过。他在这里也有朋友——约斯特·德·洪特（Joost de Hondt），此人是一位雕塑家和制图师。约斯特在合约洽谈时充当了哈德逊的翻译，哈德逊还在他海牙的家中过了冬。哈德逊的另一位朋友是地理学家彼得·普朗修斯（就是提出极地太阳论的人），那年冬天，哈德逊和他一起度过漫漫长夜，聚精会神地研究地图和零零碎碎的信息或传闻。在整个荷兰，普朗修斯是最了解地球形貌的人。他是相信通往亚洲的航线在东北方的其中一人，但是哈德逊坚信最有可能存在的通道是在西北方。普朗修斯不知通过什么手段弄来了一件东西——它进一步坚定了哈德逊的这种看法，这件东西现在归他了：那是英国人乔治·韦茅斯（George Weymouth）的航海日志，七年前，此人尝试寻找西北航线并详细记录下了这一过程。
当哈德逊坐在可以俯瞰平静碧绿的乔德仕街运河（Geldersekade）的东印度公司大楼里与荷兰商人洽谈时，海牙停战协议代表团的探子正在监听这一切，因为这与他们有关。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停战，但其弦外之音则是荷兰国力正在提升。西班牙和葡萄牙的代表们还在为荷兰在亚洲进行突袭的事情而感到恼火，他们想让这些荷兰舰船撤退，并将其作为和谈条件。英国也有同感。詹姆斯一世，这个取代伊丽莎白登上了王座的迂腐而又笨拙的苏格兰人，指示他的海牙谈判代表争取终止荷兰在东方的贸易。
VOC——即将闻名于世的“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荷兰名称“de Ver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的首字母，人们以纹章的形式将其装饰在世界所有港口的船只上——获得了特许状，但特许状也规定它只可以垄断南方航线的亚洲贸易。所以，如果有人能找到从北方通往亚洲的后门，那么他就能遏制该公司崛起。所以拿下哈德逊就是当务之急。然而，在VOC达成协议之前，其他人在百般引诱他。和谈中的法国代表团团长皮埃尔·让南（Pierre Jeannin）匆忙给国王亨利四世写了一封公函，告知他新的动向，这一动向会令“眼下为‘荷兰议会’（States General）争取停战的和谈”横生枝节。让南报告，据说荷兰人将与英国航海家哈德逊达成协议，后者即将找到通往亚洲的近道。（让南听信普朗修斯的谬见，声称哈德逊“已经发现越往北走越不冷”。）让南提到一个名叫艾萨克·勒·梅尔（Isaac Le Maire）的叛变的荷兰商人制订的计划，这个叛徒打算把哈德逊从VOC那里偷偷拉过来，让他和法国控制的财团签署协议。让南还补充道：“有许多富有的商人将欣然加入。”
这时，英国已为自己放走哈德逊的事情大为光火。与此同时，荷兰商人们听到了法国人的风声，这促使他们加快速度与这位航海家签订协议。欧洲几大主要势力手忙脚乱的举动凸显了哈德逊作为历史支点的意义：他们都意识到这位海员即将去往某处——未来就在他要去的方向上，他们想要追随他的脚步。
那么就朝海洋进发。船从一个被称为“泪塔”（Schreierstoren）的低矮砖塔下水，这里的城墙面对着海水，世世代代的荷兰女人都曾站在这里，提心吊胆地凝视远方，等待她们的男人归来。哈德逊在1609年春天出发，当时正是航海的最佳季节。他有了一艘新船——88英尺长的“半月号”（“Halve Maen”），以及一支由16人组成的船员队伍，其中一半是英国人，一半是荷兰人。而且，他有命令在身：要找到东北方向的航线。他肯定强烈要求过往西北方向走，因为荷兰商人回绝了；他们在附加指示中警告他除了东北线“不要考虑其他任何路线”。但他还是我行我素，完全违背了他们的意思。他往俄国的方向走，在沿着挪威的海岸线进行了一次冒险尝试之后，顺着一股强烈的西风继续前行。他计划往他许诺前往的目的地的反向航行3000英里，对于其他船长来说，这是不可想象的；可对于他来说，这是相当正常的做法。因此，他的历史之旅完全是他个人所为，尽管其结果也是在他意料之外的。
在海中央劝服自己的船员们逆转航向之后，他有两个选择：要么遵照乔治·韦茅斯航海日志中提到的一条真正的西北通道，航行穿过今天加拿大北部的岛屿和浮冰；要么根据约翰·史密斯的笔记中提到的那条实际上根本不在西北方向，而是在西南方向的通道，直接穿过北美大陆。他听了史密斯的建议。在靠近纽芬兰之后，他沿着海岸线向南走了6周，直到他进入距离弗吉尼亚的詹姆斯敦殖民地仅有10英里的地方，那里还有他的朋友。然后，突然之间，他停住了。他很清楚自己身在何处，他的英国大副在自己的航海日志中记录道：“这是弗吉尼亚‘国王河’（Kings River）的入口，我们的英国同胞就在这里。”他们所在的地方是切萨皮克湾（Chesapeake Bay）的河口，也就是现在架起切萨皮克湾桥的地方。哈德逊意识到自己是在为一家荷兰公司航行，因此如果他驶入英国殖民地，那里的人们可能不会欢迎他的到来。他把船开到这里来应该是想让自己确定方位。他转头向更南边走，在抵达哈特拉斯角岛（Cape Hatteras Island）之后，开始向北走。8月28日，他进入了特拉华湾（Delaware Bay），成为第一位发现此处的欧洲人。但他刚进入特拉华湾，船员就发现了危险的浅滩和沙洲。船长很快就下了结论，这条河不是通往中国的那条广阔的深水航道。
于是他们继续北上：几度晨雾迷蒙，几度残阳如血，海岸线如长而平滑的切口一般；海浪永不停止地拍打着沙丘；远处寂静荒凉。他们知道，自己背负着一个新的世界，那是一个黑暗得令人难以置信、完全未知的地方，是不可想象的维度的产物，而且他们还不清楚要怎么进入。
然后，他们感觉到有情况发生。在一个钩状的地点附近，他们惊讶地发现了三条河流，悬崖峭壁拔地而起——这片土地“非常宜人，海拔高，地势陡深，适合落脚”。他们在纽约港的外围地区沿史坦顿岛海岸线行进。密密麻麻的鱼群在他们身边涌现：鲑鱼、鲻鱼，还有幽灵般的鳐鱼。他们抛锚上岸，眼前的原始橡木和“大量蓝色的梅子”让他们惊叹不已。
然后，就有人出现了。这些人坦诚地向他们走来。他们身穿兽皮，个性温和，带着几分高贵，他们给哈德逊一行人提供了玉米面包和青烟叶。1801年，摩拉维亚传教士约翰·赫克韦尔德（John Heckewelder）采访了长岛（Long Island）的一名印第安人，发表了一篇从印第安人的视角讲述哈德逊到来的文章。这个在特拉华的印第安人中世代相传的故事与哈德逊的大副罗伯特·朱特（Robert Juet）对双方第一次相遇的描述是一致的：和平，谨慎，好奇。印第安人讲述他们看到了水面上浮着“一间色彩斑斓的大房子”（荷兰人的船上确实画着颜色鲜艳的几何图案）。在朱特讲述的关于印第安人的故事中，他们和几名包括其首领在内的来客在陆地上第一次见面，这些人是划船上岸的。这个有关印第安人的故事中还补充了来客首领身穿“带有金色蕾丝，闪闪发光的红外套”的细节——对于哈德逊肖像一个毫不违和的补充。
当地产品出场了。大麻、黑加仑干、牡蛎、豆子，刀子、短柄斧和玻璃珠。在接下来的三天，这艘船探索了星罗棋布的岛屿、海湾和河流，在布鲁克林、史坦顿岛和新泽西海岸上来回搜索时，他们有两次与印第安人兵戎相见的经历，朱特称是印第安人先挑起事端。结果有人丧生。说来讽刺，刚刚进入未来纽约市的周边水域，就发生了两件事：贸易和暴力。
然后，哈德逊驾着他的三桅小木船驶进竞技场一般的港口内部，它是“一个非常好的避风港”。他站在高高的艉楼甲板上，俯瞰他的船员们，下令向上游行进。随着面前的景色次第展开，他的心跳肯定也加快了。朱特写道：“这条河宽1英里，看起来像是通往人们所向往的世界另一端的通道，它的两岸有很高的陆地。”在上游，他们遇到了更多当地人，“一个非常有爱心的族群……我们都受到了精心照顾”。哈德逊和他们一起上了岸，到他们用树皮搭建的圆屋中做客。“这是我有生之年曾踏足的最适宜耕种的土地，”他写道。他和他的手下记录了他们可以从当地人身上得到的更多馈赠：皮草。
然后一切就结束了。河面越来越窄浅：没有船能通过；亚洲并不在那里。他们再次向南，与河流南端的印第安人之间发生了更多小冲突。我们无法确定，哈德逊是否意识到他们在一个雨夜“驾船平静地”经过的一片土地是一座岛——在第一篇关于这座岛名字的文字记录中，朱特提到“这条河的这一面叫‘Manna-hata’”。不管怎样，哈德逊尽责地记下了此处有开展贸易的可能性——壮美的海港和河流、他们将在这片大陆上建立的立足点，但此时，他自己的目光从未离开他魂牵梦萦的地平线。他两手空空地回家了。
奇怪的是，哈德逊没有驾船直奔阿姆斯特丹，而是驶入英格兰达特茅斯的港口。他也许是要让他的几位英国船员下船——这趟航行又引来了诸多怨言；船员内部又起了争执，而船长还在神游天外。不管怎么样，当他到达的时候，一场国际冲突爆发了。合同中规定他的义务是把所有海图、航海日志和笔记提交给他在阿姆斯特丹的雇主，然而英国政府在想方设法阻止他。他们扣留了哈德逊本人，并且至少看了一部分他的记录。国际间谍还在跟踪他。“胡安·哈德逊，”一位西班牙间谍在“半月号”驶入达特茅斯之后不到一个月就给腓力三世写信，“已经……抵达伦敦此地并且没有向他的雇主提供完整的报告。”最后，哈德逊设法将他的航海日志传到范·梅特伦手中，由梅特伦将日志连同一份报告送到了阿姆斯特丹。
哈德逊河上航行的消息通过了荷兰政界与商界的筛查。阿姆斯特丹港滨的赞德胡克（Zandhoek）和彼特坎特（Buitekant）那些一心向海的商人一边密切注视着满载西班牙塔夫绸、德国瓷器、瑞典铜和东印度香料的驳船卸货，一边寻找下一个商业机遇。当他们仔细研究范·梅特伦的报告时（该报告被发表了出来，向世界宣告这一发现属于荷兰人），寻找通往亚洲新通道的希望被抛在了脑后。在报告中，他们获悉了新发现的情况和通往尚未勘察过的大陆的水道的图纸。那条水道“宽广深邃，是人们所能找到的最佳水道，两岸有理想的锚泊地”；此处还住着一小撮“友善有礼的人”，这是意外的收获。不过，一下子吸引住他们的是其他的字眼，那是几个清晰可辨，充满“钱”景的名词——“Vellen...Pelterijen...Maertens...Vossen...”。这份报告明白无误地保证那里有“许多皮草和生皮、马丁鸟、狐狸，以及许多其他有价值的物品”。
于是故事回到了半个世纪前，英国和俄国建立皮草贸易的时候。这项贸易已经缩减了，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俄国人的屠杀效率超过了海狸的繁殖能力。而北美洲有新鲜的、似乎无穷无尽的供货源。有一段时间，荷兰贸易商曾试图迂回地插手法国在更北方的加拿大的皮草贸易，但是没能成功。他们再也不必如此了：现在他们在那片大陆上有了自己的据点。荷兰人宣示了他们对于哈德逊驾船驶过的这片领土的主权，随后探险家阿德里安·布洛克（Adriaen Block）把它绘在了地图上——那是一片由三个河道系统包围的狭长地带，这三个河道系统最后会变成特拉华河、哈德逊河和康涅狄格河，在北美东海岸占据一席之地，成为通往北方英国领土的通道。沃尔特·雷利以他的“童贞女王”的名字为这片英国领土命名，以向女王致敬——他转眼就忘了这位航海者。
这也没什么，因为当哈德逊浪子回头时，英国人想把他要回去。他的眼睛一直盯着自己的目标，但这个目标现在已经偏离了历史的焦点。他痴心不改，最后，这份痴心让他变成了一个属于过去的人：他还怀揣着文艺复兴时期航海到中国的梦想。他哄骗了三个极其富有的年轻贵族，让他们相信自己马上就要有新发现了。在排除约翰·史密斯的航线之后，他现在把一切都押在了韦茅斯港上，有迹象表明，那里能通往冰天雪地的北方，不过要通过被人们称为“狂暴湍流”（the Furious Overfall）的地方（即通往“哈德逊湾”的海峡，如今此海峡被称为“哈德逊海峡”）。这三名贵族毫不迟疑地为他提供资金赞助，他召集到了一批船员就动身，一拍也没有落下，第二年春天就出发了。他的计算结果和他的预感都指向了一个不容置疑的结果：那条通道肯定就在那里。他非去不可。如果这个世界要阻止他，就只能杀掉他。
后来发生的事情就是如此。哈德逊没料到他的船员们不像自己那样信念坚定，而且会为了自保而不择手段。他的傲慢无以复加，以至于他没有看到自己大限将至。即使在他双手被绑在身后，穿着一件“小丑似的袍子”，被船员们从他自己的船的甲板上弄到小船里——其中一个叛变者后来在证言中如是说道（他们是在破晓时分抓住了走出船长舱的哈德逊）——他依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你们这是干什么？”他一头雾水地问道。他们把他绑了起来，并告诉他，他很快就会晓得的。他曾经月复一月地怂恿、哄骗、威逼这22个人前进，于是他们和浮冰展开了毫无胜算的搏斗。他们头顶的侧支索和帆冻住了，食物也耗尽了，他们再也看不到天边有熊和海豹出没的白色地带，沦落到爬上岸搜寻苔藓果腹。起初，他们的牙龈出血，然后牙齿松动了。从一个脚趾到另一个脚趾，冻疮腐蚀了他们的肉体，所以许多人再也无法忍受，他们简陋的小床塞满了船上每一处可用的空间。终于，他们坚持不下去了。
除了哈德逊之外，被装到小船上的那一小部分人中还有病入膏肓的和那些依然忠诚于他的人，其中包括其儿子约翰，他当时还是个孩子。在他们被放逐后的某一时刻——那时大船驶离他们，进入一个开阔水域，船的上桅帆在一阵清风中撑起满帆，哈德逊看着船体消失在清晨的白霜之中，只留他们在小船上，让他们独自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没有食物、生活用水或火源，只有身边30万平方英里浮冰拥塞的大海——他的钢铁意志最终肯定还是坍塌了。在寒冷侵入他的血液和心脏之前，他肯定还被迫承受了双重噩梦：眼见自己无辜的孩子因自己的愚蠢而受苦死去，他一生的雄心壮志全盘尽毁。在他的思绪停止之前，他应该会承认，他的探索之梦将在此破灭，正如他本人即将死去一样。
在他的结局中，具有讽刺意味的一幕是当生还的叛变者们一瘸一拐地回到伦敦，因叛变与谋杀受审时，他们无耻却很机智地声称实际上哈德逊“已经”找到了西北通道，而且他们知道这条通道在哪里，因此而被免罪。然后，这些生还者不但没有被绞死，反而与伦敦的一些最为声名显赫的人一道接受了国王詹姆斯的任命，成为一家新公司的成员，这家公司就是“西北通道商业探索者公司”（Company of the Merchants Discoverers of the Northwest Passage）。该公司获颁特许执照，可以通过他们新发现的海峡开始“向鞑靼、中国、日本、所罗门群岛、智利、菲律宾等伟大王国和其他国家”开展贸易。
一度被哈德逊毫不费力地驾驭的历史浪潮，很快就吞没了他。他注定要扮演传播者的角色，将并非他自己母国文化的胚种带到一片新的土壤中，他在如今的“哈德逊湾”南端冻死之前，在阿姆斯特丹的海滨，一个名叫阿尔努·沃格思（Arnout Vogels）的年轻人正忙得不可开交。30岁的沃格思出生于南部的安特卫普，充满冒险精神，干劲十足。许多人为了躲避欧洲其他地方的麻烦事而来到阿姆斯特丹这个避风港，他就是这些人中的一员，是在西班牙军队1585年入侵他的家乡之后来到这里的。他带着一个在战火中成长，知道人生何其短暂的人所特有的热情，全身心地投入到商业中去。在为一家贸易公司工作时，他成了一名皮草生意方面的学徒，但是他渴望着自立门户。当哈德逊发现新航线的消息传到码头边的阿姆斯特丹贸易商办事处时，沃格思迅速行动了起来。1610年7月26日，当哈德逊前往那个宽广结冰，即将送他走上末路的海湾时，沃格思与赛门·朗博茨·毛乌（Sijmen Lambertsz Mau）船长握手达成协议，决定在一片新的尚未开发的土地上开展贸易。在大部分欧洲人的脑海中，这个目的地依然模糊不清，因此，这份合同上关于目的地的陈述很宽泛：“西印度群岛以及邻近地区”。现在全美各地区依然在使用“西印度群岛”这个词。
一夜之间，时代变了。寻找通往亚洲的近路，这个曾经最为时尚的想法在沃格思这一代人看来，似乎突然变得过时和古老。未来在更近的地方，就在大西洋的另一端。英国人哈德逊已经为后来那些富有进取精神的荷兰人搜寻过这个地方了。时至今日没有人关注过英国自相矛盾的说法：英国人已经在弗吉尼亚建起了一个摇摇欲坠的桥头堡，但是他们的新英格兰定居点在未来许多年后才得以建立，而哈德逊代表荷兰人进行的探险比清教徒登陆早了十几年。所以，这片区域曾经畅通无阻，荷兰贸易商们的脑海中不断重复着一首歌：“许多皮草和生皮、马丁鸟、狐狸，以及许多其他有价值的物品”，“一个非常好的避风港”。一个画面在他们的脑海中成形，那是一个目标，一把钥匙，一条通向新大陆中心的道路，“是人们所能找到的最佳河流……有1英里宽”——那是一条通往无限可能的、闪闪发光的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