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8年夏末的一天，一位绅士走过那座叫作伦敦的城市。他志向远大，恃才傲物，冲劲十足——一句话，就是他这个年纪的男子常有的样子。和我们一样，他身处一个人们的眼界扩大、世界迅速缩小的时代。在那个时代，追求个人梦想的举动带来了新发现，而新发现反过来又催生出更新、更大的梦想。他复杂的性格——包括时不时地因意志消沉而无力施展抱负的状态——是建立在非凡的自信心之上的。眼下，他几乎确信自己前去参加的会议具有历史性意义。
他往西朝着圣保罗大教堂的方向走去，当时的大教堂和它现在一样独绝天际。但是，远处的建筑物却不是今天的圣保罗教堂。今天的圣保罗教堂是一座尊贵的皇家建筑，象征着秩序和人类理性，它那壮丽的穹顶闪耀着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精神。而他所看到的圣保罗教堂有一座样式陈旧的塔楼而非穹顶（原来的塔尖在差不多半个世纪以前遭到雷击但没有被拆除重建）；那是一座黑暗的中世纪风格的教堂，它和17世纪初的伦敦倒是很相称——当时的伦敦还是一个中世纪的集镇。他走过的街道狭窄、幽暗，有种令人恐惧的幽闭感，向中央的污水沟倾斜。街道两旁的房屋都是木制建筑，围墙是抹灰篱笆墙，那是一座以木结构为主的城市。
因为我们已经知道他的目的地，也对他的住所有所了解，所以我们可以追踪到船长亨利·哈德逊在那年夏天去见莫斯科公司（Muscovy Company）的董事们时走过的大致路线。该公司就是他开启探险和发现之旅的资助者。从塔街区（Tower Street Ward）通往考德维那街区（Cordwainer Street Ward）最宽的一条大道就是“塔街”。在他首先穿过的一个街区上，尽管人们由此可以看到伦敦塔上的绞刑台和绞刑架，但这里有相对较新的“许多比较气派的大房子”，正如同时代编年史家约翰·斯托（John Stow）所描述的那样，其中一些房子曾为地位显赫的贵族所有。
然后出现在他左手边的是东区高高耸立的圣邓斯坦教堂和一件能让他想起自己家族传统的物件。莫斯科公司先前不仅至少两次资助了亨利·哈德逊的航海旅行，回首该公司过去半个世纪的历史，其名册上至少包含了几位哈德逊家族人士。在1555年该公司的创办成员名单中还有一位亨利·哈德逊，他由卑微的皮革商或制革匠起家，后来变成富有阶层的一员和伦敦市的一名市政官，而且他应该就是这位探险家的祖父。所以我们的亨利·哈德逊应该就是为海洋和这家公司而生的。在他现在经过的教堂中，那位在莫斯科公司名册中与他同名的人士就躺在一块镀金雪花石膏纪念碑下。碑上刻着如下一段墓志铭：
亨利·哈德逊之遗体长眠此地，
此石墓之中：
他将灵魂（全凭信仰基督之死）付予天上神明，
飞升上九重。
他生前乃市政官和制革匠，
美德乃其心之所向，
罪恶乃其心之所恶。
如果这位航海家选择绕道走下山经过那座教堂，那么他应该会来到浩渺的泰晤士河河边。从那里望向西面河畔的下游风光，映入眼帘的是横跨河面的伦敦桥和它的20个石拱，以及摇摇欲坠地立在河道两旁的房屋。直接越过这条低声吟唱、令人神往的河就是萨瑟克区（Southwark），那是一片荒凉偏僻之地，因此也是寻欢作乐之所。妓院遍布大街小巷，而且这里能看到“耍狗熊”（bear bayting）的舞台，那曾是最受大众欢迎的消遣之一。过了萨瑟克区就是还保持着圆形木结构原样的“环球剧院”。那一刻，在萨瑟克区那边的某处，在住在这个自治区中的商人、娼妓、“身强力壮的乞丐”和“跑龙套的普通演员”中，莎士比亚——他当时44岁，与哈德逊几乎处于同一时代，后来成为当时风头最劲、名望最高的戏剧家——很可能正忙着做他的生意，和他的演员朋友理查德·伯比奇（Richard Burbage）和约翰·赫明（John Heminge）在“美人鱼”酒馆中过夜，或者也许正对着大页纸苦思冥想《科利奥兰纳斯》（Coriolanus）的情节。此剧大约就是写于这个时代，而且是紧随着那些伟大的悲剧写成的，因此可能让人感觉有些空洞。
塔街变成了小东市场路（Little Eastcheap），然后并入坎德尔维克路（Candlewick），然后是布奇道（Budge Row）。哈德逊的公司就在这里，在一座名叫“莫斯科大楼”（Muscovy House）的壮观建筑中，那是莫斯科公司的总部。1608年的伦敦呈现出来的中世纪风貌掩盖了英国日渐崛起为全球帝国的实际情况，而这个国家崛起的其中一大动力就在这些门的后面。从这家公司虚张声势的正式名称——“探寻土地、领土、岛屿与未知领地的英格兰商人冒险家公司”（Merchants Adventurers of England for the Discovery of Lands，Territories，Iles，Dominions，and Seigniories Unknown）——来看，人们可以理所当然地认为它是靠着纯粹的、不可阻挡的旺盛精力建立起来的。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组建了这家公司的商人和贵族团体包括16世纪中期伦敦许多最有名望的人——王室财政大臣、女王的王室总管、掌玺大臣、海军大臣，以及一些其他的骑士和绅士。不过，虽然全球大发现——当时的知识与商业的良机——将他们联系到了一起，但是没有人将这项事业视为惊心动魄的探险，是绝望的境地迫使他们开拓新的视野。16世纪40年代的英国已经是一潭死水，经济萧条、趋于保守，被西班牙和葡萄牙这两个主要的海上帝国的阴影笼罩。羊毛是这个国家的主要商品，但是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英国商人们无法涉足欧洲的主要市场。经济的停滞与思想的停滞紧密相连：当文艺复兴运动在欧洲大陆上正如火如荼时，英国对更广阔的世界却兴趣寥寥，而且为数不多的几个由英国发起的探险航行大部分都是由像威尼斯的约翰·卡伯特（John Cabot）这样的外国人领军。谈起海上航行，英国人对此敬谢不敏。
按照传统看法，历史上英国在这一时期的崛起是与1558年伊丽莎白女王登上王位联系在一起的，但是这实际上可以追溯到1547年。当时，一个对知识如饥似渴的20岁年轻人——约翰·迪伊（John Dee）做了一件后来被无数学生效仿的事：他夏天出国游历，然后兴奋地带着新的知识和见解回国。他曾在剑桥大学做了一段时间的学问，并在那里显露出自己的数学天赋。在那之后，他又游历至今天比利时境内的鲁汶大学。也许布拉班地区充沛的夏日阳光本就足以启发人的心灵，但没过多久，迪伊发现自己走进了一个大讲堂，盯着一件东西看，对于他来说，那样东西是超出自己经验的。讲堂上的老师是伽玛·弗里修斯（Gemma Frisius），一位佛兰德数学家和未知乐土的描绘者。迪伊看到的是一幅地图，它巨细靡遗的程度、其上描绘的新土地，甚至连上面的字母都令人吃惊。他发现，低地国家在学习新事物方面领先于他的岛国。
许多个夜晚，迪伊在烛光中与一位名叫格哈德·克雷默尔（Gerhard Kremer）的佛兰德学者一起聚精会神地研究弗里修斯的地图。克雷默尔是一位训练有素的雕刻家，他在学术界的笔名是墨卡托（Mercator）。十年前他制作了一幅巴勒斯坦的地图，这幅地图所描绘的“圣地”比以往所有地图都准确得多，他也因此名声大噪。墨卡托是真正的“文艺复兴”式的人物——他是制图大师，能熟练使用望远镜、六分仪、勘测设备以及其他高敏度测量装置的工程师，福音书经文汇编的编者，可令地图印刷得更加清晰可辨的新斜体字型的推广者——他成了迪伊的知己。1569年，墨卡托的那幅令他流芳百世的地图即将出版，地图中的经纬线都是直线，经线等距均匀分布，而且越靠近两极，平行的纬线之间的距离就越大。它将解决海上航行过程中的一个棘手的问题：有了它，水手们就可以标绘并沿着一条直线航行而无须经常重新计算他们的位置。（墨卡托投影至今依然是航海图的一大特色，不过，即使在当时，有些水手也会像后世的学童们一样被墨卡托投影导致的尺寸扭曲弄糊涂。）
低地国家与不列颠群岛之间错综复杂的纠缠将决定下一个世纪的走向，当迪伊带着墨卡托和弗里修斯制作的地图、测量设备和地球仪回到伦敦时，便已为这种关系埋下了奇妙的伏笔。这将带动英国崛起，并使它成为世界霸主。迪伊的英国同事们觉得这些地图和地球仪最吸引人的地方正是大部分人会忽略的一个区域：顶部的北极圈。弗里修斯的地图视角看起来像是从北极星往下看，上面显示出的一条明显的开放水道径直穿过北极，制图者自信地用拉丁文将它标为“Fretum trium fratrum”（三兄弟海峡）。看到地图上大胆标出的“三兄弟海峡”时，迪伊的英国朋友们肯定倒吸了一口气。所有饱学之士和爱冒险的人所追求的“圣杯”就是发现通往富饶的亚洲的一条短短的通道，找到它，投资者就将得到许多倍的回报。对于英国人来说，这一发现能让他们的经济跳出中世纪，使英国一跃成为欧洲的领军力量。不过即便在当时，人们也搞不清楚“三兄弟海峡”的传说是怎么回事，但它似乎是在科尔特·雷亚尔兄弟（Corte Real brothers）冒险故事的基础上诞生的。科尔特·雷亚尔兄弟是葡萄牙航海家。16世纪初，他们探索了纽芬兰周边区域，而且有些人认为，他们曾见到过也许甚至还航行穿过了这条传说中的海峡，抵达了亚洲，直到其中两人消失在茫茫的北极中。（讽刺的是，西班牙人对于这条神秘的海峡也有一番理论，只不过他们把它称为“英国人的海峡”。）现在，它就在弗里修斯的地图上，这显然是托了与葡萄牙航海家们取得联系的弗里修斯的福。墨卡托的地球仪上也有这条海峡，不过他只是简单地将其标记为“fretum arcticum”，意为“北极海峡”。无论如何，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看到它已经出现在印刷品上，看到制作者用精巧而又明确的方式将它的海岸和海湾呈现出来，这一点就已经证明了它的真实性。
似乎是命运让天时、地利、人和齐备。英国经济和精神的双重危机的解决方案就在“外面”。于是，这个国家的领导者们组成了一个商业圈，以每股25英镑的价格筹资，最后总共筹得了6000英镑。
委托人们排成了长龙，资金也已准备就绪，剩下的事情就只是选择最有希望的路线了——要么是弗里修斯的地图上指明的那条路线，要么是其他几条同样由信心满满的人提出的线路。关键是要找到北方的通道，因为这样的捷径将终结西班牙和葡萄牙在南半球的垄断地位，而且在这条路上遇到的北方人也可能会成为英国羊毛最有潜力的买家。每个人都对北冰洋路线的存在深信不疑。我们知道，从物理学的角度来说，使用木制帆船来验证这一想法是不可能办到的事情，但知识界的观点一致，而且这一观点是建立在几个论据基础上的。比如有一个观点是由荷兰大臣、地理学家彼得·普朗修斯（Peter Plancius）提出的：“在极点附近，太阳会持续照耀五个月；尽管它的光线微弱，但由于持续日照的时间长，所以有足够的强度使地面变暖，使得气温变得适宜人类居住，而且会出产足够的草为动物提供养料。”
这家鼎鼎大名的公司被它资助的第一次航行抢走了风头。一位勇敢的、名叫理查德·钱塞勒（Richard Chancellor）的航海家走了东北航线，尽管他没能发现通往东方的通道，但是他成了那个时代第一个登上俄国领土的英国人。所谓的莫斯科贸易也随之而来——在贸易过程中，英国人找到了羊毛的销路，而且还从伊凡大帝（Ivan the Terrible）的王国进口了大麻、鲸油和皮草——这些贸易带来的利润如此丰厚，以至于英国人基本上放弃对通往亚洲的北方路线的寻找。
公司扩大了，国家也随之扩大。伊丽莎白女王登基；弗朗西斯·德雷克（Francis Drake）环游世界；莎士比亚写作。1588年，当时西班牙的菲利普二世派遣舰队入侵英国，意图将该岛纳入其帝国，迫使那里的人民回归罗马天主教，而相比之下规模很小的英国海军因击溃无敌舰队而震惊全球。胜利之后随之而来的是这个国家突然意识到自己已经进入一个新时代。英国伟大的诗人告知英国人民，他们到底不是一个黑暗而寒冷的岛屿，而是一块“银色海洋中的宝石”。
然而到了17世纪初，命运之轮又转了一圈。女王死了，俄国贸易量也下跌了。再次面对金融危机，该公司的董事们决定回归原来的目的——他们将重振文艺复兴时期的梦想，再次努力寻找通往亚洲的北方通道。
现在他们找的那个帮他们重启探索之旅的人，不是这个故事的主人公，而是一位先驱者，他将这个故事从不可能变为可能。在传奇探险家的行列中，亨利·哈德逊是被冷落的一员。在他所处的时代，他不像弗朗西斯·德雷克、马丁·弗罗比舍（Martin Frobisher）或约翰·卡伯特那样为英国公众所称道，而且比起对哥伦布或麦哲伦的描述，历史学家对他的事迹着墨不多。这其中有性格使然的逻辑：德雷克定义了一个时代的男儿气概；意大利人卡伯特虽然品格差些，但充满魅力（在他从“新大陆”归来一举成名之后，他就习惯于向自己在小酒馆中见到的人承诺他会用这些人的名字为岛屿命名）。但是，当我们谈到亨利·哈德逊时，我们会看到一个阴郁且喜怒无常的人物，他盘旋在这些历史记录的后面，似乎更享受藏在历史阴影之下的自在感。不过，要重新了解北美荷兰殖民地，我们就势必要重新评价这个男人，他时不时心血来潮做出的决定改变了历史的走向。
我们对他早年的职业一无所知，但从他是一艘船的船长这一事实来看，到1608年出现在历史舞台上时，他已经在这一行做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有理由认为他曾经在20年前大败无敌舰队的战役中出过力，尽管我们并没有这方面的信息。莫斯科公司经常会让男孩们从学徒做起，好让他们设法了解一个或多个方面的业务：当行政员、当管理人（即代理人），或者当水手。因此，一个名叫克里斯托弗·哈德逊（Christopher Hudson）的人升到了公司主管负责人的位置，并在这个位置上从1601年做到了1607年。有些历史学家认为他应该是亨利·哈德逊的叔伯。他从销售与营销部门做起，年轻时是公司的德国业务代表。走进历史的聚光灯下时，亨利·哈德逊已经40多岁了，他是一个经验老到的海员，有一个能干而又足智多谋的妻子，还有三个儿子。他不仅是为海洋而生、为海洋而长，而且注定是要探索通往亚洲的北方通道的人。从幼时起就对先辈们的传奇故事耳熟能详的他大概是不由自主地对此着了迷。
一位名叫理查德·哈克卢特（Richard Hakluyt）的英国同胞点燃了英国国内的狂热之火，当然他自己心中的狂热之火也被点燃了。哈克卢特是莫斯科公司的顾问，但更重要的一点是他是当时独一无二的人物：既是记者，又是大众明星，还爱结交名流，更是支持英国国际主义事业的狂热分子。16世纪80年代，他开始收集航海日志、日记以及其他航海记录，并将它们一拔接一拔地全部出版了——其中主体部分收录在《英吉利民族航海与发现大事记》（The Principle Navigations Voyages Traffiques and Discoveries of the English Nation）中。这一部分内容出版得可谓恰逢其时——就在大败无敌舰队之后不久——因此使英国人对海上探险的热情越涨越高。结果就是，英国意识到了自己在国际背景下的地位，看到了欧洲国家都在地理大发现的新时代中将目光投向外面世界的事实。哈克卢特勉励他的同胞要为自己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而感到自豪：“上帝让这片土地上每个年轻人的心中都燃起渴望，渴望了解地球上每个角落的面貌。”
拜哈克卢特所赐，航海者们现在看到了自己在历史中的位置；也因为哈克卢特，哈德逊——一个原本意志坚定、沉着冷静的人——公开表明自己渴望跻身哥伦布、麦哲伦、卡伯特、科尔特斯和达·伽马之列，而且对于哈德逊来说，荣誉的象征只有一种。在哥伦布、卡伯特、钱塞勒、弗罗比舍、卡蒂埃（Jacques Cartier）、韦拉扎诺（Verrazzano）等人接连失败之后（虽败犹荣，但终究还是失败了），他最终会成为找到传奇中如缎带一般的冰蓝水域的那个人——穿过那片水域，出现在充满肉豆蔻香气的中国大地之上，单枪匹马地开疆拓土。他相信自己就是那个人。
他想错了。然而，命运就是这么爱捉弄人。他成就一番事业的梦想终会实现，而且他的成果会很丰硕，只是成就梦想的方式比他所能想象到的要离奇得多。命运会让他变成一座大城市的主保圣人式的人物，这多少让人觉得有点儿啼笑皆非。这座大城市未来不但将崛起并获得世界之都的张扬名号，它还会在一个久远的年代中变成全世界的模范社会。一条摇晃但坚不可摧的链条会从哈德逊的身上伸向一个遥远的、大杂烩式的地方：那里有摩天大楼和酒庄、中式点心和嘻哈街舞、超市和地铁、豪华轿车、蛋蜜乳、金融和时尚——随着时间的推移，杂乱的配料炖到一起，融会成了一个具有21世纪风格的世界之都。（他将达到一个人所能达到的极限，成为历史转折的支点：木头和钢铁构成的世界将转变为硅和塑料构成的世界。）
他的首次海上之旅完全是个疯狂之举。当地理学家们还在为那条难以捉摸的通往亚洲的航道究竟是在西北方向经加拿大，还是东北方沿着俄罗斯而争论时，第一次指挥船只的哈德逊做出了比其中任何一种说法都要大胆得多、荒谬得多的尝试，一个从来没有人进行过的尝试：一直往上走，跨越世界的顶端。他依靠的是一种“由来已久”的理论——80年前，由罗伯特·索恩（Robert Thorne）首次提出。罗伯特·索恩是一个商业探险家，他声称幸运的海员在靠近极点的时候除了会发现融化的冰之外，还会在冒险跨越世界的顶端后得助于“永无黑夜的晴天”。日光也许派得上用场，但这种勇气令人难以想象：特意驾驶一艘长70英尺、载有12名船员、仅靠风力供能的木船沿笔直的水道一直向北，朝世界的顶端而去，挑战600万平方英里的北极冰盖，而且计划直接破冰穿过，让船只倾斜地驶向这个星球的另一端。无怪乎在1607年4月19日的早上，哈德逊和他的小船队——其中包括他的小儿子约翰，约翰应该和当年的他一样正在受训——会从微弱的春日阳光中走出，小心翼翼地走进了主教门（Bishopsgate）内的圣埃泽布加教堂（Church of St. Ethelburga）黑暗古老的内室（显然他们成功地忽略了教堂门口附近扎堆的酒馆：“天使”酒馆、“四天鹅”酒馆、“青龙”酒馆、“黑牛”酒馆），在会众中就座，恳求先祖之神保佑他们事业有成。
哈德逊决定进行这样一次海上之旅本身就已经很了不起，更了不起的是他还在旅行中活下来了。划破浓雾和坚冰，靠吃熊和海豹维持生命（船员们一度因吃了腐坏的熊肉而生病），顶住来势汹汹的风暴和企图从他们船的龙骨下浮出水面的鲸鱼所带来的恐慌。他们走到了一个北纬80度以北，距离北极只有600英里的地方，这时哈德逊语气冷淡地记录道：“今天早晨我们被大量的冰包围了……现在我能确定……此路不通。”
按照任何常理来衡量，这次航行都应该被认为是一个失败之举，但是常理不管用——现在是17世纪，一个广阔无垠的新世界正等着人们去探索。企业家和船长都知道，把一条错误的道路从名单中划掉就是一种进步。莫斯科公司不但没有将他的尝试看作失败之举［更何况，哈德逊的报告中提到了斯匹次卑尔根岛（Spitzbergen Island）附近有“许多鲸”，因此，在接下来的几年里，那里兴起了大规模捕鲸的热潮，为人们带来了丰厚的利润，可想而知，大批的鲸因此而被杀害］。在他1607年9月回来后，莫斯科公司马上与他签订合同，请他在下一年的这个季节再度攻坚克难。
哈德逊在他伦敦的家中度过了冬天。他一边在壁炉旁取暖，一边一头扎进自己的海图以及航海家同行和地理学家的来信中。他在家人的陪伴下制订计划，也许还和哈克卢特本人见了面——这时两人已经成为朋友——讨论有哪些可选方案。在接下来的季节到来时，他马上动身——1608年4月22日——还是在同一艘莫斯科公司的船“霍普韦尔号”（Hopewell）上，这一次他带了14名船员。当船从泰晤士河畔的码头离开时，他坐在壁橱大小的船长室里，心随着升高的肾上腺素而怦怦地跳着，他小心翼翼地在自己的航海日志上写道：“我们在圣凯瑟琳码头（Saint Katherines）起航，顺流而下至布莱克沃尔（Blackewall）。”
这一次他选择了一条新路线：向东北走。其他人，包括他在莫斯科公司的前辈们，也曾尝试过走这条路线，但是董事们依然相信，在俄国东面有最有可能通往亚洲的通道。哈德逊本人也许对此半信半疑——他有理由相信朝西北方向更有可能成功——但是他愿意遂他们的愿，或者表面看来如此。他第二次航行的失败没有7月6日发生的事情那么有看头。在那一天之后，他就下了结论，不可能继续航行下去（他一进入那道他寄予希望的海峡就敬畏地写道：“到处都是冰，你想都想象不到”）。在新地岛（Nova Zembla）［今天的新地岛（Novaya Zemlya）在俄罗斯北极地区］周边他找不到路，此时他觉得“向东北方找通道已是无望”，因此他计划彻底改变航线，抛弃公司的任务指令而朝西北方走。在与北极的恶劣天气苦斗十周之后，直接绕道穿越大西洋、进入一个全新的荒凉世界的想法让头脑清醒的船员们畏缩了。接下来，一场近乎哗变的骚乱发生了；哈德逊被迫把眼光从他痴迷的远方收回，转而关注于甲板上在他面前的人们。他让步了，他们随后返回了伦敦。
然而，他一到家就开始忙着准备下一次冒险之旅。他现在干劲十足：连续两个季度的两次航行，让他排除了两条路线，现在还剩下一条。他坚信自己的目光正在渐渐对准这条通道，整个文艺复兴时期困扰着欧洲的谜团就要被解开。现在看来，答案很确定：它就在那片雾气蒙蒙，最近刚在地图上被标为美洲的未知区域。
大约就是在这个时候——应该是1608年的航行之前——他收到了他的朋友和探险家同行、经历相当富有传奇色彩的约翰·史密斯（John Smith）的来信。史密斯曾在匈牙利对土耳其人作战，在战斗中被俘并被卖到伊斯坦布尔做奴隶，但他赢得了俘虏他的女人的芳心，经俄罗斯逃往特兰西瓦尼亚，然后艰苦跋涉，穿越北非——这一切都发生在他25岁生日之前。有这样的履历，史密斯犹嫌不足。1607年，他作为先锋，带领人们在弗吉尼亚建立起了殖民地——北美海岸线上第一个永久性的欧洲殖民地［沃尔特·雷利（Walter Raleigh）于1587年建立起的罗阿诺克（Roanoke）殖民地在1590年援兵赶到之前就已经消失了］。在那里，他和他的同伴们过着人间炼狱般的生活（最初的150名殖民者中只有38人熬过了第一个冬天）。史密斯给哈德逊寄去了北美洲海岸线的地图，同时也介绍了自己一直致力发展的某些理论。这些正是哈德逊想要听到的内容，也正符合他自己的那套理论：弗吉尼亚北面某处的海或河会流向“中国海”（Sea of Cathay）。（史密斯似乎是从印第安人那里得到这个消息的，印第安人谈到经哈德逊河就可以到达一片海——那应该是五大湖，通过陆路经莫霍克河谷即可到达。）
于是我们就见到了本章开头部分出现的那个哈德逊。1608年8月底或9月初登陆后不久，他正要走进莫斯科大楼——身穿有浆洗过的绉领和刺绣的短上衣，应该是为了一次正式会面而如此打扮——他必须见见公司的董事们。他一直心绪难平。一方面，史密斯的消息支撑着他的信念，他相信自己正对着目标而去。可另一方面，该公司的一位董事，和哈克卢特一样倡导英国海上探险的塞缪尔·帕切斯（Samuel Purchas，我们对于哈德逊航行的大部分了解都来自他），在哈德逊刚回国后的某一天与他偶遇，并发现哈德逊再次“陷入了情绪的低谷，没有人能让他振作起来。虽然他靠毅力和勤奋完善的北方地图让英国变得更加富有，但这对他而言没有意义。我对他说，他的美名也将永世流芳，但是他不听我的”。这完全是性格使然：哈德逊似乎就是那种典型的精力充沛、容易入迷，但时不时又因绝望而一蹶不振的人。当他走进莫斯科大楼时，刚刚经历失败的现实以及可能会到来的荣耀肯定从两个相反的方向敲打着他的心。他似乎就是在这样的压力、这样的矛盾中成长起来的：他沉浸在自然的虚空中，力图拓展人类文明；他在生活便利的文明与社会的中心漫步，可腐烂的熊肉带有的充满野性的刺鼻味道却依然在他的舌尖停留。
我们无法跟着他进去。这座建筑本身，以及莫斯科公司的所有记录都毁于那场大火。就算曾经有关于这次会议的公司记录，记载了谁投票反对再次资助他以及反对的原因，那么这份记录也已经丢失了。我们只能想象，当他们拒绝了他，放弃了这场伟大的探险，抛弃了他们中的一员时，哈德逊内心有多么震惊。也许他们已经察觉到了他的偏执和容易引发哗变的性格，也可能是莫斯科公司已经日薄西山（该公司很快就要遭受17世纪企业收购的冲击，被更年轻、更富有活力的东印度公司收购）。
如果让心理医生诊断，哈德逊应该会被认为是情绪敏感之人，但他还没来得及继续消沉下去，一条让他意想不到的新的大道便已在他面前展开。刚走出公司大楼，走进夏日的耀眼阳光，他就发现有一位彬彬有礼、谨言慎行的72岁绅士前来搭讪。艾曼努尔·范·梅特伦（Emanuel van Meteren）出生于安特卫普，不过在他15岁时，全家搬到了伦敦，从那以后他就一直生活在这里，接受英国教育和英国人的文雅做派，但他骨子里依然是荷兰人。在过去30年间，他一直担任荷兰驻伦敦领事，与两国的许多声名显赫的商人、贵族和探险家关系密切。他早已发现莫斯科公司打算放弃哈德逊——凭他与公司董事的亲密关系，他也许比哈德逊还更早知道了这件事。
当气度不凡的范·梅特伦出现在哈德逊面前的那一刻，他发现了这位航海家真正心心念念的兴趣所在，那与船长的身份和他为之工作的公司无关。哈德逊追求的目标是与突然席卷欧洲列强的历史潮流联系在一起的，那是对摆脱贯穿各国中世纪历史的“地中海范式”，以及探索全球各个角落的自觉需要：他想要发现，开拓，扩张，做生意。范·梅特伦代表某些荷兰商人说话，这些怀有热切渴望的荷兰商人看到哈德逊的同胞失去了信心，便希望支持哈德逊施展抱负。总之，他们想聘请他。
这位航海家显然没有因为对他的出生国或培养过他的公司不忠而感到痛苦。哈德逊只是把行程推迟到了9月中旬，参加完一个孙女（他儿子奥利弗的孩子爱丽丝）的洗礼之后，他就登船，打算穿越海峡。当时他浑然不知自己对于历史的贡献并非发现通往东方的道路，而是命运的转折使其进行的一系列大胆、精彩、误入歧途却气势磅礴的曲折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