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帝国一夜之间实行民主，这看起来就像是天方夜谭，袁世凯虽然当上了临时大总统，但是他能不能收拾这个局面就很成问题了。
客观地说，在当时的局面下，中国需要的是一个独裁强人，有民主作风的领导人不可能解决那么多的问题。国家虽然打出了共和的旗号，但其实还是军阀割据地方混战，每个集团都为自己的利益着想，不光袁世凯集团是这样，革命党人阵营也是这样。
在上海，青帮老大兼革命党头领陈其美刺杀了陶成章；在长沙，民政部长谭延闿刺杀了都督焦达峰，当上湖南都督；在北京，黎元洪借刀除掉张振武。
地方政府虽然名义上服从中央，其实各自为政，为了争地盘，经常互相大打出手。蒙古那边也出现了问题，活佛呼图克图看到南北对立，居然公开宣布独立。沙俄率先承认蒙古独立，还出兵占领了新疆的伊犁。西藏那边也不安宁，英国以保护侨民为借口，派兵入驻西藏，暗中策划西藏分裂活动。
所以说，袁世凯面临的也是一个非常棘手的烂摊子，当上总统后，某种责任感让他道德有所提升。他是真的想把国家建立好，无奈事情并不如他想象的那么简单。用民主共和的方式管理中国让他感到心力交瘁。
首先要解决的是财政困难，袁世凯执政的头两年主要靠借外债过日子。
袁世凯当总统后，任命唐绍仪为总理，唐绍仪跟袁世凯的关系非常铁，袁世凯在朝鲜工作时，唐绍仪就是他的副手。也许是在袁世凯的授意下，唐绍仪加入了同盟会。唐绍仪跟孙中山的关系也不错，在孙中山制定的《临时约法》中，总理的权力甚至比总统还大。
这样一来，在实际工作中，袁世凯与唐绍仪时时发生冲突，向“六国银行”借款的事件最终引发了两人的矛盾。向人借钱是有求于人，六国银行开出的条件非常苛刻，唐绍仪受不了，拒绝向六国借款。
当时袁世凯非常缺钱，没钱的话政府就无法运作，所以袁世凯让财政总长熊希龄代替唐绍仪跟外国人交涉。唐绍仪加入同盟会后，同盟会就一直把唐绍仪看成是自己人。现在看到唐绍仪被人排挤，孙中山立即号召大家抗议，打着维护国家主权的口号，反对向外国人借款。
六国银行看中国人吵起来了，宣布无限期推迟贷款。袁世凯一看，着急了。
唐绍仪看事情搞砸了，主动向袁世凯提出辞职。袁世凯千方百计挽留他，唐绍仪准备留下来，最后还是因为党派之争辞去总理一职。
唐绍仪一走，立即引起了舆论的轩然大波。唐绍仪走后，袁世凯想让宋教仁出任总理，只可惜宋教仁是个理想主义者，让他当总理他还不乐意，他的理想是自己组织政党和内阁。
唐绍仪辞职不久，同盟会所有成员退出内阁，宋教仁辞去农林总长的职务，蔡元培辞去教育总长的职务。
看到大家这么不给自己面子，袁世凯很窝火，后来还是忍了，号召大家要以国家利益为重，不要纠结于党派的纷争。
在袁世凯的提议下，陆征祥当上总理，陆征祥曾经担任过外交公使，并非袁世凯的亲信。他当上总理，同盟会那边还能接受。总理确定后，袁世凯开始着手制定《中华民国国会组织法》，随后，便开始准备正式选举国家总统。
没想到选举还没有开始，陆征祥就出问题了。陆征祥这个人饱受西方文化浸染，在政府工作中喜欢表现幽默，在他眼里，一个好的领导人首先是幽默的。在西方也许是这样的，但是在当时千疮百孔的中国，时不时的幽默让人感觉很不舒服，觉得这个人毫无担当意识，对民族的创痛根本不放在心上。所以，内阁议员们对陆征祥非常不满。
议员们不准备跟陆征祥合作了，这让陆征祥非常郁闷。袁世凯出面来调停，议员们不买他的账。政府变成了一锅大杂烩，不同政见的人甚至在争吵时大打出手。
在这种情况下，越来越多的人对民主共和制度感到失望，章太炎和张绍曾甚至请求袁世凯以国家利益为重，不必拘泥于细节，可以从权办事。
后来，议员们弹劾陆征祥失职，陆征祥一气之下，学唐绍仪一走了之。
袁世凯万万没有想到共和制会有这么多的问题，一向自信的袁世凯忽然感到前所未有的迷茫。袁世凯毕竟是个旧式人物，共和这种新制度让他感到棘手。这期间，袁世凯比过去苍老了许多，他处于一种反思与纠结的状态中。他不知道是共和制度不适合中国，还是自己没有能力治理好这个国家。
此时的袁世凯不再像过去那样犀利果敢，反而显得有些呆滞和笨拙。如果说以前他不断地走上坡路话，现在似乎是在走下坡路。他就像一头被压得喘不过气来的骆驼。
袁世凯终于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民主共和根本不适合中国，至少现在不适合中国。
我们来看看当时中国的情况吧，中央政府相当于国家的大脑，但这个大脑无法有效地指挥手脚。地方政府根本不把中央的政令当回事，各省不但截留税收，而且自行任命官员。此外，整个社会道德崩溃纲常废掉也给国家带来了极大的隐患，当时也像现在一样，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社会中的违法乱纪事情也非常多。
道德崩溃后，年轻人更加迷惘，一迷惘就无法无天。很多年轻人加入同盟会等组织，他们其实是一些唯恐天下不乱的人，并不是为了什么信仰加入社团。社会上报纸越来越多，但是农民却越来越少，土地日渐荒芜，民生处于凋敝的边缘。
知识分子以前靠科举吃饭，共和制度取消科举制后，他们一肚子牢骚，全变成了愤世嫉俗的卢梭。人人都急切地盼望社会改变，所以大家习惯于喊口号，以为只要口号喊得够响，日子就会很快好起来。
袁世凯有一个英国顾问叫莫理循，他这样描写当时中国的时局：“至于中国，事情并未好转，很少或全无成就。这里看不见有作为的政治家气魄，没有始终如一的目标。要做的事情很多，但他们却把精力用在无休无止的争吵和规章法令上，改革也仅仅停留在口头上。”
莫理循的话是有道理的，袁世凯想通过共和制度强国，事实证明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