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清朝统治者对洋人是拒之千里之外，现在给人打几次打怕了，也只好采取合作的姿态了。
四个国家中，以美国最为友好，毕竟人家是反抗强权建国的，建国后又重视民权，有较强的契约意识和平等意识。美国国务卿西华德对美国驻中国公使蒲安臣说：“在中国，一切重大的问题要协商合作；在维护我们条约权利所必需的范围内保卫条约口岸……支持中国在维持秩序方面的努力；在条约口岸内，既不要求，也不占用租界，不用任何方式干涉中国政府对于它自己的人民的管辖，也永不威胁中华帝国的领土完整。”
美国的“合作政策”一提出来就得到了其他列强的热烈响应，毫无疑问，这种政策能够让他们获得更多的利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洋务运动也是在列强的督促下实施的，列强当然不是希望中国强大，而是希望接受他们的思想，从而能够在中国更自由地通商。不过，在当时的情况下，这的确是一种双赢的机制。中国落后，洋人也没多少好处，中国经济发展，洋人就可以把更多的产品卖到中国。
蒲安臣是美国公使，负责执行西华德的政策，由于蒲安臣推行一些“平等”“自由”的理念，赢得了恭亲王奕的好感，奕对他给予了高度的信任。同治六年（1867年），蒲安臣要回国，清廷竟任命他为“一统办理各国中外交涉事务大臣”，这等于是把清政府的外交事务交付给一个美国人，由此可见蒲安臣和奕之间的关系。
蒲安臣回国后，以清廷的外交代理人身份与美国国务卿西华德签订了《中美续增条约》，这个条约虽然是以平等的语气签订了，但是不是平等还得看内容。在条约中，提到了两国友好，可以自由平等地来往。这话非常好听，其实了解美国历史的朋友都知道，在这段时间，美国正处于经济大开发阶段，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蒲安臣的目的很明显，就是为了从中国引进大量的劳动力。
到光绪继位，中国已经有二十多万劳动力前往美国了，他们主要从事最艰苦的工作，譬如修铁路，挖煤矿、金矿等等。事实证明，美国的“合作外交”带有一定程度的欺骗性质，这些华工到了美国后，生命和财产安全得不到保障，许多人猝死在工作岗位，最令人气愤的是许多白人迫害华人，无辜被杀的华人不在少数。
我们再来看看教案问题，教案问题是晚清一个很大的问题，许多外交危机都是由教案引起的。传教士与官方的冲突倒不是很明显，教案冲突主要还是一种文化冲突，中国的许多老百姓接受不了这些洋人的上帝。再加上中国与列强的战争中，中国一再战败，这无疑在老百姓心里对洋人留下了恐怖的印象。
百姓中盛传教堂中的神父都是一些魔鬼，他们经常会偷偷抓走小孩，把小孩的眼睛和心脏挖出来，然后泡在化学液体中，用作实验。在这样一种紧张的气氛中，民教冲突也毫不奇怪了。就拿天津教案来说吧，其实双方都是起源于一种误解。百姓听信谣言，认为神父做一些伤天害理的勾当，群情汹涌，不辨真伪，把教堂包围起来。攻陷教堂之后，接着便是我们熟悉的打砸抢烧，这些事情势必会引起外交冲突。
清廷让曾国藩处理教案事件，曾国藩为了息事宁人，似乎有意“偏袒”洋人，结果引起了公愤。其实曾国藩也没有办法，他从大局着想，不可能纵容那些暴民。暴民容易被愤怒左右，而愤怒从来不能解决问题，只会让问题变得更糟。朝廷本来对曾国藩疑心很重，正好借着这个由头，让李鸿章替代曾国藩，曾国藩被调回原来两江总督的位置。
接下来，我们应该重点说说日本，中国近代史最主要的精力还是和日本较量，而且在这个较量过程中，我们一输再输。中国在两次鸦片战争中的惨败可谓是刻骨铭心，给日本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中国人是一个健忘的民族，我们自己倒没有什么，日本这个邻居反倒有深刻的危机感。他们模仿勾践，卧薪尝胆，韬光养晦，在不知不觉中发展国力。
一旦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崛起，日本立即积极推行对外扩张政策，朝鲜就是日本向东亚扩张的跳板。日本积极对朝鲜展开外交攻势，外交攻势往往是军事进攻的一个前兆。李鸿章特派袁世凯前往朝鲜处理日本问题，袁世凯是一个态度强硬的人，在朝鲜问题上有得有失，但最终还是没有阻止甲午中日战争的爆发。
至于中俄关系就更不是一两句话能说得清楚的，从康熙开始，中国与俄国就没有安宁过。伊犁叛乱发生后，清廷曾希望俄国能够伸出援手，但俄国毫不留情地拒绝了。俄国想占领伊犁，控制新疆。左宗棠西征大军来到后，与俄国进行了交涉。最终左宗棠兵锋犀利，俄国慑于他的威势，不得不放弃控制新疆的企图。
这一时期是暴风雨酝酿的时期，列强环伺，而中国又缺乏一个能够纵览世界大势的领袖。而且中国内部问题相当多，统治阶级在许多问题上意见都是分裂的，这样一个低效率互相牵制的政府显然不足以应付这么多的内忧外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