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月十九日到四月三十日，大顺军在北京一共经历了四十二天。这是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的极盛时期。大顺政权当时管辖的范围，包括了整个西北、华北、山东·河南两个全省、湖北·江苏的部分地区，广袤数千里。在这个期间，大顺政权及其领导人的活动情况究竟如何，关系到对这一政权的认识、它失败原因的分析，以及对李自成、大顺军的评价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过去的一些著作常常在缺乏对当时全貌进行深入研究的情况下，就轻率地接过南明和清初封建统治阶级的诬蔑之词，对李自成为首的农民军滥加指责。有的则为李自成和他领导的大顺军的所谓“腐化”而叹息。然而，历史是公正无私的，它不允许用阶级偏见和主观臆测来代替事实真相。那么，真相究竟是怎样的呢？
我们首先要指出一个基本的也是人们往往忽视的事实：大顺军在北京的四十二天可以分为两段，前一段从三月十九日起，到四月初十日得到山海关战报为止，计二十二天；后一段从紧张准备出兵，中经山海关战役，再到主动放弃北京，共二十天。既然人们普遍地认为招致大顺军在山海关大败的主要原因，是入京以后的追求享受，丧失战斗意志，那么问题的热点自然应集中到前一阶段的二十二天。我们且不说一支朝气蓬勃的军队，竟然在短短的二十二天里便腐化得不能打仗，听起来是多么令人难以置信，也不说某些论著为了证明大顺军在北京急剧“腐化”，而在材料上不得不借重当时敌对势力所编造的污言秽语。还是先来看看在这段时间里，大顺政权究竟干了些什么事情吧。
大致来说，大顺政权在这段时间内的活动主要有以下几项：一、迅速地稳定京师的人心和社会秩序；二，接管和清理明王朝的中央机构，对数达二、三千名的明朝官僚进行甄别，或予录用，或加惩办；三、向黄河中、下游的广大地区派设地方官，于战略要地派驻军队，以建立政权，稳定地方；四、抽调部分军队沿运河南下，试图打通漕运道路并为尔后的大举南征作准备；五、筹备即位典礼，制定一统之规，草拟政策、法令、仪注；六、清点府库仓储，没收皇宫、宗室、勋戚、太监的财产，对贪污官僚进行追赃助饷；七、着手解决土地问题；八、打击太监和厂、卫；九、问民疾苦；等等。现分述如下：
大顺军入京之初，便迅速地稳定了局势，恢复了北京居民的正常生活秩序。由于北京是明王朝长期统治的巢穴，是达官贵人、三教九流汇集的地方，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太容易。大顺军的领导人深知，北京的局面如何，对各地的影响关系重大。因此，首先便是严肃军纪，解除一般居民因明王朝的反动宣传而产生的疑惧心理。赵士锦在大顺军进城时是明工部官员，他根据亲眼目睹记载说，大顺军进城之后，鉴于官军停止了抵抗，立即就“不杀人了”。义军战士“俱白帽青衣，御甲负箭，啣枚贯走。”百姓“有行走者，避于道旁，亦不相诘”，丝毫不加侵犯。为了防止反革命势力的敌对活动，义军“添设门兵，禁人出入；放马兵入城，街坊胡同无不至者，但不抄掠。”在数以万计的入城大军中，个别违反纪律的现象自所难免，但一当发现违纪事件时，大顺军领导就毫不手软地秉公执法。赵士锦就记载说：“贼初入城，有兵二人抢前门铺中绸缎，即磔杀之，以手足钉于前门左栅栏上，予目击之。”当时在北京充当明给事中涂必泓记室的徐应芬（署名聋道人），在其著作中虽然提到个别义军战士有贪图便宜暗中窃取银钱的现象，但他仍然不得不承认：“至淫、夺、斩、杀之事，则犹未见也。”当时也在北京的陈济生，一方面在他的书中记载大顺军进城后，“商民仍旧张肆。兵淫掠者有禁，民抢攘者有禁，城军下城者有禁，犯者立死，断头截体，纵横衢道，虽触目悚恻，而人情稍帖。”另一方面又编造了许多谣言，硬说大顺军在京师奸淫妇女，乃至于“安福胡同，一夜妇女死者三百七十余人，惨不忍言。”然而，当时亦在京师的明左谕德杨士聪，虽然因为妻子和二妾自缢、爱女投井，对大顺军充满了仇恨，但他在《甲申核真略》中，还是比较实事求是地指出了大顺军“军纪不行”是四月二十六日从山海关败回京师以后的事。“若二十六日以前，则绝无此等。坊刻称贼于四月初七日淫掠妇女，一日夜安福胡同死者三百七十余人，大属妄语。事之所无，虽在逆贼，讵可诬乎？”直接有力地批驳了陈济生所散布的谎言。
由于大顺军在加强对京师的控制的同时，又注意约束军纪，故当时北京的社会秩序是良好的。大顺军在普通居民中享有很高的威信，如杨士聪记载说：“都人嫁女于贼营者甚多，甚以为荣。”甚至在李自成亲自统率大军前往山海关讨伐吴三桂，京师的守备力量大大削弱的时候，依然保持了局面的安定。这也说明大顺军为稳定京师社会秩序所作的努力，收到了显著的效果。
大顺军进京时，明朝在京官僚大约有两三千人，其中只有二十几个人自杀，甘心充当朱明王朝的殉葬品，对剩下的一大批人员如何处理，是个政策性很强的工作。大顺政权在三月十九日发布的命令说：“文武各官，于次日投职名，二十一日见朝。愿为官者量材擢用，不愿者听其回籍。如有隐匿者，歇家、邻佑一并正法。”
命令一公布，一些热衷仕途的官僚争先恐后地报名；一部分心怀观望的官僚，也在长班随役的督促下前往应点。二十一日，“报名各官，青衣小帽于午门外匍匐听点。平日老成者、儇巧者、负文名才名者、哓哓利口者、昂昂负气者，至是皆缩首低眉，植立如木偶，任兵卒侮谑，不敢出声。亦有削发成僧、帕首作病，种种丑态，笔不尽绘。”二十三日，刘宗敏、牛金星又在五凤楼（即午门）前，传各营在押官员入朝听选，按姓名册唱名。首批录用的就有九十六人，“用者出东华门赴吏部听选，仍长班家人相随，无防押之人；不用者仍发营看守。”二十六日，又选用了一批。
李自成等大顺军领导人深知明朝吏治腐败，特别是那些占据要津的高官显宦，不仅是明王朝反人民政策的策划者，而且绝大多数是贪污成性者。因此，决定三品以上的文武大僚一般不予录用，发往各营追赃助饷；四品以下的官员则分别情况，多数授职，让他们自动捐银助饷，少数劣迹昭彰的也发到各营追赃。
大顺政权在对待明朝官员的问题上，也有处置不当的地方，它的革命性大大地超越了必要的策略性。这不仅表现在匆匆忙忙地大搞追赃助饷的不合时宜（这点在下面还将讲到）；而且在安排降官职务上也过于拘谨。在数以千计的明朝官员出于种种原因而倒向大顺政权的时候，在各地明朝官僚正密切注视新兴的大顺政权如何对待自己这一流人物的时候，李自成等起义军领导人，本来应当在注意防范的前提下，采取先包下来然后逐步清洗的办法，却没有这样做。李自成在北京时重用的文官除牛金星、顾君恩外，其他也多是明朝的降官，不过投顺得稍为早一点罢了。大顺政权后期一个明显的不足，是缺少一批对全国形势有真知灼见，能够统筹全局，提出恰当的战略方针的人物。相形之下清廷却要高明得多，它在入关以前就网罗了范文程、洪承畴这样一批“引路人”，在决定战略方针时非常注意征求他们的意见；入关以后，对明、顺两个政权的官员一概收揽，还多次命令已经投降的汉族官员推荐人材，动员他们写信招降。在北京投降过大顺政权的明朝官僚中，并不缺少有才能的人，其中有的后来被清廷选拔为六部首脑甚至大学士。大顺政权在北京期间，规定了文官受武将节制的制度，只注意到出身于起义农民的将领居于支配地位，却没有注意发挥降官的作用，这不能不说是策略上的一个重大错误。
鉴于明王朝在黄河流域的统治已经土崩瓦解，大顺军的领导人不失时机地任命了大批官员到各地去接管地方政权，把这些地区置于大顺政权的管辖之下。当时派遣官员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在大顺军进军过程中，由统兵大将直接从随营文士中或当地降官、知识分子中选充；另一种是在大顺军进入北京后，由吏政府从明廷投降官僚和科举取士中选派。大顺军在北京期间，任命的地方官相当多，山东全境几乎都建立了各级政权机构，江苏北部也派设了官员。刘尚友在《北还纪变》诗中说：“正拟次第举，设官遐迩均。”下注大顺政权“设官东至淮，西至蜀。”连同襄阳、西安时期任命的地方官员一起，作这样的描写是符合实际的。在这样广阔的地区内建立起从属于农民革命的政权，不仅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在我国历史上确实是光彩夺目的一页。大顺军在山西、河北、山东以及豫东、苏北建立的地方政权，为时虽然短暂，却不可等闲视之。它的意义在于：在整个黄河流域和部分长江流域的大地上推翻了明王朝的反动统治，通过各级政权机构推行了大顺农民革命政策，如三年免征、平买平卖、追赃助饷，以至于着手解决土地问题的均田政策等，无情地打击了罪大恶极的官绅地主，使明王朝加在广大人民身上的枷锁得到一度的松弛。
在某些著作当中，为了解释大顺政权的失败，依据不可靠的史料，甚至加上主观推测，归咎于大顺政权的腐化变质。说他们由以解民倒悬为己任变而成为了各级领导人追逐私利、漠视民间疾苦，乃至于苛虐人民，结果丧失民心，自己也随之垮台。这种说法不符合事实。首先，史料确凿地表明，大顺政权占领北京以后基本政策并没有改变。遍查黄河流域各地的地方志和某些时人的著作，可以看到大顺政权在各地的官员主要干的就是两件事：一是追赃助饷，打击官僚地主；二是宣布钱粮三年免征，使农民们能够喘一口气，安心恢复生产。既然这是依据大量的统计得出的判断，就没有理由去怀疑大顺政权已经变质。说它丧失“民心”，实际上是它使那些希望大顺政权和一切改朝换代的王朝一样维护自身利益的大地主们痛心疾首。但是，官僚地主正是农民革命所要扫荡的主要对象之一，并不属于当时的人民范畴。其次，一个同样明显的事实是，由于大顺政权推行农民革命政策，严重地激化了它同官僚地主的矛盾。一旦当大顺政权在军事上遭受重大挫折，形势逆转时，这些人便乘衅而起，发动叛乱；但是，在那样广阔的地区内，却没有出现过农民起来反抗大顺政权的事。明末清初，山西、畿南、山东，河南，到处狼烟滚滚，烽火遍地，反抗官府的地方性农民起义更是数不胜数。在大顺政权治理的短暂期间，形势却截然相反，原先各地的地方性农民起义武装，有的改编为大顺政权的地方武装，有的自动解散归农，个别已经转化成了地主武装的则被大顺军剿灭或驱走。时人陈济生记载他在甲申四月，由北京南下经过大顺政权管辖区的见闻时曾经说：“追忆出都时，人言籍籍，皆云盗贼密布，跬步难移。今布帆安稳，殊出望外。”走到郑家口（今故城县）时，所看到的情况是，“居民稠密，诸乡村肩荷而来，日中为市，至晚方散。太平光景，于兹仅见。”刘銮在《五石瓠》中也说：“至李自成称帝关中，设伪守令到河北，诸贼（指各地地方性农民起义）始消。”从一些封建史籍中，也可以看到大顺政权在群众中的威望是很高的。如《定兴县志》记载，明王朝覆亡后，畿辅地区的群众曾经乘乱抢掠富家财产，一个名叫耿权的绅士想出了一条奇计，“取自成伪檄增数条禁之。一时传数百里，皆敛手不敢动，众以保全。”孙夏峰称其能济变。大顺政权得到人民群众拥护的根本原因，固然是它实行了免粮等农民革命政策。它所派出的地方官员一般比较廉洁，也是主要原因之一。如光绪《定兴县志》转引旧志说：“崇祯十七年，逆闯陷京师，伪县令刘钟泰自山右来任。……时贼法严，吏不敢舞文，民不敢犯禁，……履任二十余日，邑甚安之。”大顺政权的淮徐防御使武愫上任后，当地乡绅“有屈膝于公堂之上餽遗礼物，为其所摈斥者。”《甲申传信录》也说，李自成“号令严切，所遣守土之吏，无敢暴民，亦旬月之雄也”。可见，在北京期间，各地建立的大顺政权颇有一番新兴振作的气象，是得到贫苦群众，以至于中小地主拥护的。
为了吸收地主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大顺政权在北京期间也举行了考试。四月初二日，“黎志陞充随驾考选试官，考京城生员，出题《天与之人归之》”。同时，顺天府召试了所属各县生员，中试者由吏政府选授官职。
大顺军攻克北京以后，占地日广，驻防军队所占的比重迅速增加，除了在北京掌握着较大的机动兵力以应付不测事件以外，抽不出多少军队南征。然而，随着明王朝的覆亡，长江以北的明政府统治已成瓦解之势。为了利用这一有利形势，把大顺农民革命扩展到更加广阔的地区，为北方底定之后完成统一大业作准备，李自成曾决定抽调部分军队（基本上是明朝投降官军）沿运河南下。四月初六日，任董学礼（原明朝宁夏花马池副将）为淮镇制将军，并命他带领兵马一千五百名由北京起行。五月间到达江苏宿迁县，与南明弘光朝廷的官军对峙。随同董学礼南下的，有充当招降使者的大顺军将领刘暴，他携带了李自成颁发给南明将领黄得功、高杰、刘伊盛、刘肇基、徐大绶的五道敕文。黄得功顽冥不化，把刘暴关进监狱，并且报告了弘光朝廷。由于大顺军主力没有南下，派遣的明降将兵力又非常单薄，招降无效自是意料中之事。除董学礼部以外，先后奉调南下的，还有明降将、原柳沟副将郭陞和副将白邦政，所带兵员也都不过数千人。这时，明福王朱由崧在大臣史可法、马士英等拥戴之下，已经初步稳住了阵脚。南下的大顺军除了对山东、苏北一带的官僚地主起了某些镇慑作用外，没有收到更大的效果。不久，由于清兵进关，整个局势急剧逆转，大顺军的南征和统一大业终于成为画饼。
随着大顺军在军事上的节节胜利，建立的地方政权已经相当广泛。特别是占领了北京，迫使崇祯帝自尽，标志着明王朝的覆亡。李自成等大顺政权领导人，认为有必要在北京举行即位典礼，正式颁诏天下，宣告大顺政权业已取代朱明王朝而居于正统地位。因此，在京师局面稳定之后，便由礼政府于三月二十五日发出告示，命随驾各官率领耆老上表劝进，开始了即位典礼的准备工作。新铸造了国宝，文曰“继天立极，天字上一层居中，下一层并列继立极三字。”在牛金星等人的主持下，制定了《永昌仪注》，刊刻成为一卷，“前载伪令，禁奏疏冗长。条记官制、补服、朝见仪节，以及各官往来礼柬之类皆具。”大顺政权规定以水德王，衣服尚蓝。这是由于明以火德王，取水灭火之义，反映了五德终始的天命循环思想。
大顺政权在北京期间的财政政策，是西安时期的继续。它和历史上各个新建立的封建王朝不同，没有宣布在保护地主阶级土地财产所有制的前提下实行轻徭薄赋，而是坚持“三年免征”赋税，用没收明内帑、宗室、勋戚、太监的家产和对官僚实行追赃助饷的办法，来解决财政问题。关于大顺军攻克北京之后，究竟从宫中缴获了多少属于皇帝的私财（即内帑），各种史籍记载分歧很大。比较可信的说法是白银三千七百万两，黄金一百五十万两，数量相当庞大。对于明宗室和勋戚的财产，在政策上同对官僚的追赃是有区别的，前者的动产和不动产全部没收，而对后者则在数额上有一定的限制。在京期间的追赃助饷包括了两个方面，一是在大顺军所到之处普遍推行这项政策；二是指在北京城内对明廷官员实行的追赃助饷。
下面着重谈谈在北京追赃助饷的经过情形。
据杨士聪记载，三月“二十七日，派饷于在京各官，不论用与不用。用者派少，令其自完，不用者派多，一言不辨即夹。……其输饷之数，中堂十万，部院、京堂、锦衣七万，或五万、三万，科道、吏部五万、三万，翰林三万、二万、一万，部属而下，则各以千计矣。勋戚之家无定数，人财两尽而后已。”
追赃的做法，据亲身经历者的记载，都是说发到刘宗敏、李友等大将营内，由农民军官佐、战士追比。“言卿相所有，非盗上则剥下，皆赃也。”抗拒不纳或纳不及数者，用夹棍刑追。当时在北京的明廷官僚，因追赃受到刑拷的人数由于史料芜杂，无法作出正确统计。但是可以肯定，许多史籍为了渲染农民军的残暴，过分地夸大了受刑的人数。杨士聪就说过，“其未受刑者甚多。若坊刻随意填注，半属未真。”后来清修的《明史》中也说，“大抵降者十七，刑者十三。”
追赃助饷，在本质上是农民阶级实行的一项革命政策，它不仅在一个时期里把国家财政负担，从贫苦农民身上转加给官僚地主，而且在政治上也有力地打击了这伙衣冠禽兽，大长了革命人民的威风。然而，就策略而言，大顺军在进入北京以后，大规模地对明朝官僚实行追赃助饷是很不妥当的，甚至可以说这是大顺军领导人犯下的一个严重错误。因为当时仅没收的明廷内帑，就足够大顺政权两年以上的全部支出，并不存在财政上的紧迫性。如果把当时打击的对象，明确宣布限制在皇亲国戚、勋臣、太监以及为数不多的持敌对态度的官绅范围内，必然可以大大减少地主阶级的疑惧，有利于大顺政权的稳定。可是，李自成等大顺军领导人，却没有考虑到进入北京后客观形势的变化，在政策上未能作出相应的调整。在北京和黄河中下游的广大地区内普遍地推行追赃助饷，使各地官绅如罹汤火，人人自危，造成了树敌过多的局面。
在北京的追赃从三月二十七日开始，由于反应相当强烈，李自成也发觉这样搞法对大顺政权的稳定和进而统一全国可能造成不利的影响。因此，他在四月初八日便亲自出面干预，下令停止在北京的追赃助饷，对明廷官僚，不论是否已交足所派饷额，一律释放。但是，这一果断措施只限于对明廷官僚，各地方的追赃活动仍然在雷厉风行地进行。
大顺政权为解决土地问题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查继佐在《罪惟录》一书中说，大顺政权“五年不征，一民不杀，且有贵贱均田之制”。大顺政权是否提出过均田的政策或口号，目前还是个有争议的问题。有的论著认为，史料中的“均田”是指的改革赋役征收办法，只求做到赋役的相对平均，并不包含改变土地所有权的意思。应当承认，在明清官场用语中，“均田”一词确实有时是指按田亩和人丁的多少均出赋役。不过，正如不能把史料中出现的所有“均田”字样都解释为均分土地一样，也不能把这个词都解释为均出赋役。在明末土地高度集中的历史条件下，要求改变“富者田连阡陌，贫者地鲜立锥”的土地占有状况，具有客观的必然性。就连当时统治阶级中的一些人物也提出过限田的主张，例如崇祯九年，吏科都给事中颜继祖的奏疏中就说到，有人主张“追富家千石外之田以没官。”崇祯十三年，工部主事李振声又上疏，“请限品官占田，如一品田十顷、屋百间，其下递减。”试问：身为官绅的人尚且在社会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提出了触及土地问题的建议，为什么被剥夺了土地的农民在革命的高涨时期，反而不可能提出均分土地的政策或口号呢？由于史料的缺乏，我们对于明末农民战争带来的土地关系的变动，不可能作出确切的叙述，但是，起义农民连根铲除某些大地主，实行占田屯种的事例却是屡见不鲜的。大顺政权在北京期间管辖的一些地区，确实出现了剥夺宗室、勋戚和官绅地主田产的行动，有的正是在当地大顺政权的直接支持下展开的。著名的例子如山东诸城县官僚丁耀亢所述：
“……闯官莅任，则土贼豪恶投为胥役，虎借豺藂，鹰假鹯翼，以割富济贫之说，明示通衢：‘产不论久近，许业主认耕。’故有百年之宅，千金之产，忽有一二穷棍认为祖产者，亦有强邻业主明知不能久占而掠取资物者，有伐树抢粮得财物而去者。一邑纷如沸釜，大家（指官绅地主）茫无恒业。”
日照县官僚地主厉宁在本县和诸城县拥有四千多亩土地。当地大顺政权建立后他畏罪潜逃，“所存田产、牛只、家属，悉为二县民人瓜占。”这两个县属青州府管辖，该府是明朝衡王建藩的地方，王府的禄粮和庄田也被“仆佃悉行侵欠。”山东青州地区的农民们在大顺政权支持下，“均”大地主的田产，可以视为大顺政权管辖区内土地关系变动的一个缩影。自然，不能据此而推论以李自成为首的大顺军领导集团，制定了平均分配土地的法令。但是，在大顺农民革命浪潮荡激所至的地方，大土地所有制受到了猛烈冲击，部分在明王朝统治下被剥夺了土地的农民收回或夺得了部分土地，则无疑是个事实。这年五月，江西临川绅士曾益写了一篇《讨贼檄》，以地主阶级代言人的姿态破口大骂大顺军“掠我资，均我产”，也反映出农民革命带来了包括土地在内的社会财产关系方面的变化。
在叙述大顺政权为解决土地问题而采取的措施时，应当指出均田在大顺政权的活动中并不占重要地位。这是因为在明末统治阶级的沉重压榨下，农民往往整甲整里地逃亡，耕地大面积抛荒；由于农民军到达的地方，明宗室、官绅大批地被消灭或者窜往他乡，出现了大量无主之田。因而在这种特定的条件下，土地问题反而不显得那么突出。现存史料中涉及土地关系的比较少见并不奇怪。总之，我们不应该否认大顺政权曾经着手解决贫苦农民的耕地问题（即均田），也不能过分渲染大顺政权的均田政策。
大顺军的迅速攻克北京，同明朝太监的开门迎降是有关系的。李自成进入京城时，太监王德化领着内官三百余名排班迎接。这些昔日倚仗明朝皇帝权势作威作福的家伙，现在又聚集到李自成的周围了。太监杜勋奉李自成之命在进京谈判时，曾私下对他的同伙说：“吾辈富贵自在也，可无虑。”然而这一次他们却打错了算盘。四月初一日，李自成下令“尽驱阉宦出城，不许复入，群呼打逐老公。寺人贵贱老少，哀泣奔走，失履裂衣坠帽，首面血淋漓。”“一钱不得随身，都人大快之。”有的史籍记载，李自成在设置官职时规定：“太监不得过千人”。这同明朝末年内官数万相比，不能不说是一项重大的改革，对明中期以来飞扬跋扈的宦官集团是个沉重打击。但是，它也说明，李自成这位农民革命领袖已经在逐步继承封建帝王的遗产。
对于明代臭名昭著的特务机构东厂和锦衣卫，大顺政权断然地予以废除，厂、卫头目一律从严惩办。这件事深得人心，连当时一个敌视大顺政权的封建文人也不得不用赞扬的口气说道：“向来厂卫知名者咸从束缚，要津猾胥，先倾其家而后杀之。此举差强人意。”
大顺政权对那些世袭的所谓开国功臣、靖难功臣之后和皇亲国戚，则给以摧毁性的打击。三月二十二日处死了成国公朱纯臣。两天以后，又押解勋卫武职官员二百多人斩于平则门外。
山海关战役前，李自成承担的军国重务虽然很多，但还是抽空亲自接见明降官和京师城郊耆老，借以联络感情，了解民间疾苦。三月二十三日，在文华殿召见明中允梁兆阳，梁叩头说：“先帝无甚失德，只因刚愎自用，至使君臣之谊否隔不通，以致万民涂炭，灾害并至。”自成回答道：“我只为几个百姓故起义兵。”梁又叩头说：“主上救民水火，自秦、晋抵燕，兵不血刃。百姓箪食壶桨以迎王师。神武不杀，比隆尧舜，汤武不足道也。臣遭逢圣主，敢不精白一心，以答殊恩。”自成很高兴，留坐款茶，谈得十分融洽。告辞时，梁兆阳向上打躬，自成也举手作揖回礼。随即任梁为兵政府侍郎。被召见的还有已委任为礼政府侍郎的杨观光，李自成向他询问了郊天典礼的有关事项，杨观光一一作了解答。自成颇为欣赏，在谈话结束时说道：“俱有至理之言，先生说得是。以后先生常进来讲讲。”把杨送到屋檐下才告别而还。后人有感于李自成的礼贤下士，赋诗寄慨云：“开国先延理学臣，赐茶留坐问谆谆。亲贤下士非夸大，漫骂刘邦敢问塵。”
四月上旬，李自成先后两次召见了城内和城郊各村镇耆老，“问民间疾苦，有无扰害？”受到接见的耆老们出宫后，喜形于色地传告李自成头戴大绒帽，身穿天蓝箭衣，同其他将领简直没有区别。
这些事实说明，李自成注意到了争取明朝官僚和士绅、耆老的问题。如果不是很快就爆发了吴三桂叛乱和清兵进关，大顺政权完全可以进一步稳定局势，并且以对社会生产最小的破坏为代价实现全国的统一。如能在一个新兴的、领导人物起自民间、饱经阅历因而能够实行开明政策的大顺帝国统治下，我国的社会进程，无疑地将会在明朝中、后期社会经济、思想、文化、对外交流等方面已经取得成就的基础上，获得长足的发展。然而，历史的偶然性却导致了大顺政权的失败。由于清兵的南进，民族矛盾激化，连年的战祸使劳动人口等社会生产力遭到了极大的破坏，而代替大顺朝执掌全国政权的清王朝，又是一个以社会发展水平较低的满族贵族同汉族中最腐朽的大地主阶级相勾结建立起来的新王朝，这就推迟了明朝末年凋敝已极的社会生产的恢复，从而导致了我国社会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里，陷于倒退停滞和发展缓慢的境地。
以上依据史实，列举了大顺政权在京期间活动的九个方面。此外，大顺军入京后也没有放松军事训练，仅据《甲申传信录》卷六所载就有：四月初一日“权将军刘宗敏下营点操”；初六日，“闯尝至万寿山观将士骑射，从者数千余人。”尽管由于大顺政权档案文书的被毁灭，我们无从弄清它的全部活动的具体情况，但是，在二十二天里有效地治理那么广阔的地区，从事那样多方面的工作，领导人公务之繁忙是可想而知的。正因为事实如此，找们才无法同意那种认为大顺军入京之后，领导人只顾追欢逐乐，不以国事为念的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