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初六日，明廷感到事态严重，正式下令放弃宁远，命蓟辽总督王永吉、宁远总兵吴三桂统兵入卫京师。同时檄调蓟镇总兵唐通、山东总兵刘泽清率部勤王。
吴三桂因为远离，收拾和安置关外又费时日，直到京师被义军攻克时还跋涉于勤王路上。刘泽清接到勤王诏书后，谎称自己坠马负伤，不能行动。朱由检无法，只得反赐银两表示慰问。刘泽清并没有因此而感动，竟将临清大肆抢掠后率军南逃。只有唐通领着所部八千士卒到达北京，屯扎在齐化门（即朝阳门）外。陛见时，朱由检赐宴，慰劳有加。唐通也表示“愿捐躯报效，使元凶速就歼夷。”朱由检非常高兴，赏唐通本人白银四十两，兵丁每人五钱。为了加强对这支军队的控制，他派太监杜之秩充任监军。这种做法激怒了唐通。他把朝廷赐给的东西摔在地下，满腹牢骚地说：“皇上太师我，伯我；又以内官节制反上我，是我不敌一奴才也。”接着便借口自己带领的兵员数“寡于贼，不敌，战此平地，尤不敌。当往居庸关设险以待。”上疏后不待朝命，拉起队伍就走。朱由检也无可奈何。
此外，临近灭亡之时，朱由检还手忙脚乱地采取了一些措施，主要有以下各项：
一、令勋戚、太监和百官助饷。朱由检为了搜括兵员进行垂死挣扎，但又碰到了军饷的困难。明王朝的国库早已囊空底净，有限的外解又由于京师在军事上陷于被包围状态而无法运来。皇宫里的内帑虽然还很多，朱由检却舍不得拿出来。他在二月中旬下了一道捐饷的命令，责成勋戚、太监和百官报効，以纳银三万两为上等。皇帝自己有钱不出，达官贵人们也相顾不动。朱由检派内官徐高，密谕周后的父亲嘉定伯周奎，让他纳银十二万两，给其他臣工做个榜样。周奎不肯答应，说是“老臣安得多金？”一口咬定只能捐一万两。朱由检认为太少，要他至少拿出二万两。周奎派人向女儿周后求助，周后暗中派人送去五千两。周奎不仅自己一个铜子不添，反将周后送来的银子扣下两千，只以三千两应命。不久大顺军进城，从周奎家抄出现银五十三万两，其他财物也值几十万两。勋戚当中只有太康伯张国纪输银二万两，晋封侯爵。文武百官捐助的不过几十两、几百两不等，聊以应景。朱由检见所得甚微，干脆实行摊派。先是规定每个衙门必须捐助若干，后来又按官员籍贯，规定每省仕京官僚捐助数字，如江南八千、江北四千、浙江六千、湖广五千、陕西四千、山东四千之类。“缙绅纷纷告免”。朱由检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他知道许多官僚贪污致富，乃命大臣推举“各省堪输者”，由政府勒逼出银。内官也奉命捐银助饷。太监王之心最有钱，传说他家中藏银一项就多达三十万两。朱由检当面叫他慷慨输将，王之心却推诿道：“连年家计消乏”，仅献银一万两。后来，他被大顺军刑夹追赃，吐银十五万两，金银器物价值与此相当。其他的太监一个个也装穷叫苦，有的在住房门上大书“此房急卖”，有的把古董器玩送往市上出售，摆出一副破家纾难的样子。据史籍记载，朱由检的大搞捐助，所得不过区区二十万两而已。对比大顺军进城之后，没收皇家内帑和对勋戚、太监、百官追赃助饷，一共弄到七千万两以上的白银，明朝统治集团的贪婪鄙吝也就可想而知了。
二、派太监监视各镇。各地文官武将的纷纷投向大顺政权，使朱由检感到不寒而栗，进一步加深了他的猜忌心理。二月底，他派出一批亲信太监前往各地担任监督防范之责，如高起潜总监关、蓟、宁远，卢惟宁总监通、德、临，津，方正化总监真定、保定，杜勋总监宣府，王梦弼监视顺德、彰德，阎思印监视大名、广平，牛文炳监视卫辉、怀庆，杨茂林监视大同，李宗先监视蓟镇中协，张泽民监视蓟镇西协，等等。兵部认为，这样政出多门，事权无法统一，只会增加地方上的困难，请求收回成命。朱由检却拒绝采纳。这些太监除了方正化甘心充当朱明王朝的殉葬品以外，其余大抵都随同地方官员和驻军一起投降了大顺军。朱由检的这一著棋，不仅丝毫没有奏效，而且更加暴露了他的众叛亲离。
三、下罪己诏。朱由检在面临灭顶之灾时，妄想收拾人心，在二月中旬和三月中旬两次发布了“罪己诏”。二月间的诏书表面上承担一切罪责，宣布“皆朕抚御失宜，诚感未孚”，“己实不德，人则何尤？”实际上空话连篇，一点与民休息的措施也不肯采取。就象谈迁所指出的那样：“当是时，民莫苦于横征，率空言无指实。”三月十八日，即明王朝覆亡的前一天，朱由检再次发布的罪己诏，才声称加派的新旧饷项全部停止。同时宣布“除李自成罪在不赦外，……他如文伪职牛金星、喻上猷；武伪职刘宗敏、罗戴恩等皆朕之臣子，如乃心王室，伺隙反正，朕亦何忍弃之，悉赦其罪，令复官职。”自己的命运都已完全掌握在革命人民手中之时，朱由检还摆出一副宽大为怀的模样，高唱赦罪安民的调子，真好比骷髅卖俏，徒在历史上增加一点笑料而已。
由于大小臣工们眼见形势不妙，在二月底三月初已纷纷逃难，“旬日内外，大车小辆络绎而出国门。”朱由检见人心动摇，下令除了朝廷派出的官员外，其他官员和家属一律不准出城。三月十四日，为了防止起义军化装潜入京师，朱由检还命都察院，督促五城御史严行保甲制度，“缉捕奸细”。这类措施究竟能收到多大的效果，事实不久就作出了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