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成、张献忠等部在汉中脱险以后，分头进攻西安附近地区和甘肃庆阳、巩昌、平凉一带，一时声威大振。明廷和地方官员纷纷上言指责陈奇瑜招抚误事。朱由检恼羞成怒，在崇祯七年十一月下令把陈奇瑜撤职，下狱论戍；提升洪承畴为兵部尚书，总督山西、陕西、四川、湖广、河南军务。这时，西宁驻军发生兵变，将领被杀，守道被赶走，镇守太监也仓皇逃遁。洪承畴被迫亲自带领军队赶往西宁。起义军趁机“分陷关陇。”等到洪承畴平定了兵变腾出手来镇压农民起义时，起义军又“悉众东奔，分道入河南，集宛、洛间。”这是农民军自从崇祯六年由山西渡河入豫以来第二次大规模地进军河南。史籍中有这样一段描写：
“七年冬，贼骑千余西来，立马西郭麦田中。已而大旗飘飏，遥望崖口而南，旌旗蔽空，甲光耀日，南尽南山，北尽河曲，波压云涌而至。惟闻马嘶之声，自朝至夜，连营数十里。……贼过人畜践踏，路阔五六里，不知其众之几何也。”
这段记载有声有色地写出了农民军浩大的声势。河南巡抚玄默吓得面无人色，请求朝廷火速调兵堵剿。起义军到了河南境内以后，兵分三路：一由陕州（今陕县）渡河，北上山西平阳；一由武关经南阳地区进兵湖广襄阳；一由卢氏县东攻河南郡县。不久，进入山西的义军又从河南怀庆地区渡河，南入归德府（今商丘地区）；入湖广的义军也经郧阳、上津再度进入河南南阳。这样，绝大部分起义军又集中到了河南境内。崇祯八年正月，明兵科给事中常自裕在奏疏中说：“大小七十二营之贼，有二三十万之多，蜂屯伊、嵩、宛、洛之间，有侵汝宁、郑、宋之意。”这里所说的七十二营齐集于河南西部洛阳到南阳一带，是指崇祯七年年底的情况。到八年正月上旬，起义军的主力已经由汝宁府上蔡、新蔡一线攻入安徽颍州等地。
在此需要着重谈一下所谓“荥阳大会”的问题。这个问题在清朝初年的史籍中就有不同记载。解放后在六十年代前期，史学界也就这次大会的真实性进行过讨论。但是，直到现在还没有得出结论。
最初把“荥阳大会”写入史籍的是清初的吴伟业。他在《绥寇纪略》卷二里有这样一段话：
“洪承畴前加兵部侍郎总督五省军务，移驻秦、豫、楚适中之地，指使诸抚镇办贼，其延绥、宁夏、甘肃三边并官如故。会西宁兵变，杀州官，逐守道，戕其孥，镇守太监跳身免，其下硬弓把牌多死。承畴复赴甘肃定乱，而寇事日急。兵科都给事常自裕中州人，以为前所调兵如张应昌、曹文诏起自戍籍，今取道太原，晋抚留之共剪高加讨，虽明旨不许，然未能时至，而秦翼明川卒不满三千人，不足破贼。东抚朱大典新除兵部侍郎，宜及承畴未出关先令驰赴中原，调关宁、天津兵一万付之，偕督臣协剿。章下所司，议未定。
“贼侦知，合七十二营头目老回回、闯王、革里眼、左监王、曹操、改世王、射塌天、八大王、横天王、混十万、过天星、九条龙、顺天王等十三家会荥阳，议逆拒官军。老回回欲渡河北入晋境。张献忠以为怯，面哂之。老回回怒。自成解之，曰：‘匹夫可奋臂，况十万众乎？今吾兵且十倍官军，虽关宁铁骑至，无能为也。计唯有分兵，各随所向立效，其利钝举听之天。’众皆曰：‘善！’乃列阄而定之：革、左南当楚师；横、混西迎秦军；曹、过分屯荥、汜间，探中牟、邓、尉以缀开、归、河、汝之兵；献、闯专事东方。破城下邑，金帛子女惟均。老回回、九条龙为游徼，往来策应。恐西军不敌，益以射塌天、改世王为横、混后继。壬子，杀牛马祭天誓师，赐诸贼饮餔。部署已定，有亡自贼中来告状。”
吴伟业的记载后来被采入《明史》，流传得很广。其实，历史上并不存在这次规模盛大的“荥阳大会”，理由如次：
首先，从史源学的观点来看，这件“史实”的来历，吴伟业并没有交待清楚。他含糊其辞地说，起义军“部署已定”之后有人偷偷跑出来报告，似乎消息非常可靠。然而，像这样重要的情报，在明末各种官方文书里却没有任何反映。特别是当时任河南巡抚的玄默，后来著有《剿贼图记》；从崇祯七年底到九年春任河南巡按御史的金光宸，把他这段期间的题本编为《两河封事》；当时的兵部尚书张凤翼也把自己任职期间有关军务的题本编为《枢政录》。这三部书都丝毫没有涉及起义军在荥阳举行大会的事。那个“亡自贼中”的人究竟向谁报告，吴伟业没有说，看来很靠不住。
其次，说义军十三家七十二营首领在荥阳大会，结束于正月壬子日，“杀牛马祭天誓师”。壬子日是正月初一。据此推算这次大会当在崇祯七年十二月下旬召开。然而，可信的史料却表明，义军来到荥阳是八年正月间的事，攻克荥阳县城在正月初六日。这就排除了七年年底在荥阳召开“十三家七十二营”这样大规模会议的可能性。
第三，吴伟业记载起义军召开“荥阳大会”的背景，是兵科都给事中常自裕上疏请调关宁、天津兵前往河南协剿，奏章由崇祯帝批交所司（即兵部），“议未定”，就被义军所“侦知”，方才有各路首领集会共同商量“逆拒官军”之举。文中转述李自成的话也有“虽关宁铁骑至，无能为也”。那么，常自裕是什么时候上疏的呢？《平寇志》，《怀陵流寇始终录》等书都记载在崇祯八年正月上旬。从当时兵部尚书张凤翼的题本中可以知道，常自裕上疏要求“调发关门夷、汉丁五六千、天津招练兵三四千”前往河南之后，朱由检立即批给兵部“看议速奏”。正月十三日，张凤翼具题建议从“铁骑营量调三千，于天津调二千。敕下该抚各选能将统领星驰赴豫。”十四日，朱由检批示要兵部“将各处兵马通行打算”，该增的增，该调的调，然后“责成督抚大举会剿，刻期尽灭，以图底定。”正月十九日，张凤翼同户部尚书侯恂会商之后，提出了一个调兵六万四千，筹饷银七十八万两的通盘计划。二十日，朱由检批示中提出“铁骑三千是否足用”？命兵部再次会议。同一天，张凤翼建议再调铁骑营二千、天津兵三千、四川白杆罗网坝兵三千，总兵力增加为七万二千名，饷银再加十五万两，合计九十三万两。二十三日，朱由检批准了这个计划，下令“限六个月扫荡廓清。”以上就是明廷密议调兵筹饷的全部过程，这个时间表确凿无疑地表明吴伟业所说的“章下所司”和商议过程，是崇祯八年正月中旬到下旬的事。试问，起义农民怎么可能在崇祯七年十二月就“侦知”当时连影子都还没有的事情呢？可见，《绥寇纪略》所述“荥阳大会”召开的起因和议题，同基本的历史事实凿枘不相容，显然出于好事之徒的附会。
第四、再看这次“大会”的决议。即“分兵定向”。我们认为，在当时是不可能制定这种计划的。崇祯七年以后，起义军的力量有相当大的发展，但仍然弱于官军，作战的时候总是采取避实就虚的战略，谈不上事先确定作战方向。如果考察一下崇祯八年正月以后各支起义军的运动情况，可以看出所谓“分兵定向”并不符合历史实际。如说会议决定横天王和混十万的任务是“西迎秦军”。康熙元年《汝宁府志》却记载：“八年乙亥春正月初四日，贼闯塌天、混十万、姜兼哨卒抵城外，……是夜贼东下，……往破颍州。”康熙《上蔡县志》也记载：“崇祯八年乙亥正月朔五日，流寇闯塌天、混十万、过天星等经城下，焚南关，南犯汝宁。”这表明混十万（即马进忠）部起义军，并不是由荥阳西去迎击洪承畴统率的陕西官军，而是南向汝宁，然后东攻安徽颍州。又如说，“革、左南当楚师”，“老回回、九条龙为游徼，往来策应”。可是，康熙《庐州府志》却明文记载，“崇祯乙亥春，流贼薄城，焚掠关厢。……贼名色有老回回、隔子眼、蝎子块、满天星等营。”这又说明革里眼（即贺一龙）部是东向安徽，而不是按照什么“大会”决议去“南当楚师”。老回回马守应部也在同一时间东入安徽庐州等地，接着在二月初西入湖广麻城，这同所谓“往来策应”的说法也不符合。再如说“曹、过分屯荥，汜间，探中牟、邓、尉，以缀开、归、河、汝之兵”，任务是留在河南郑州地区拖住河南省的官军。然而康熙《罗田县志》却记载，崇祯“八年二月初四巳时，流贼名曹操、闯塌天、八大王等党统万余破霍山、太湖、英山等处，攻打罗田。城西门内有奸民徐害儿家突然火起，城破……。”可见曹操（罗汝才）部在崇祯八年初也是向东南方面发展，并没有屯驻在荥阳、汜水一带。就史料而言，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崇祯八年正月间，在河南的各支起义军大抵是向东南进军，看不到什么在统一部署下东南西北四路迎敌的迹象。至于所谓“破城下邑，金帛子女惟均”的说法，不仅包含对起义军的诬蔑，而且事实上当时既没有一个统一的组织，也就不可能提出和实行平均分配一切缴获物资的主张。
根据以上论据，可以基本上确定：“荥阳大会”是一个虚构的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