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破坏力也是最大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从实质上来说是一次同盟战争，作战的双方就是所谓的轴心国和同盟国，参与战争时间最长的中国，就属于最后取得胜利的同盟国阵营。
中国有句俗话，“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作为轴心国三大主力选手的德国、意大利和日本都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算得上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社会的“失意”之人。德国作为战败国理应受到惩罚，但《凡尔赛条约》对于德国的惩戒过于严厉，使得德国上上下下充斥着不满和强烈的反抗意识，同时也为希特勒和纳粹主义的崛起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意大利倒是战胜国，但在巴黎和会上备受英法等国歧视，几乎没捞到什么好处，甚至连之前英法许诺的东西都没得到，可谓郁闷无比。日本表面上好像占了便宜，但随后不久的《华盛顿海军条约》不仅使日本被迫放弃了在中国山东的既得利益，也限制了日本海军的发展规模，日本对此同样是心存芥蒂、耿耿于怀。
经过战后20年的演变，在欧洲的德国和意大利已经逐步实现了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独裁统治。日本算不上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独裁国家，但也已经完全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对自己所处国际地位日益不满的“弟兄仨”都有着“伟大”的奋斗目标：希特勒要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屈辱复仇并称霸欧洲；墨索里尼要重建罗马帝国的辉煌，将地中海变成自己的内湖；而日本的目标就是在西太平洋称王称霸，建立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
1931年，日本在中国的东北发起了九一八事变并炮制出伪满洲国，因为得不到国际联盟的承认并遭到一致谴责，愤而在1933年3月27日宣布退出国际联盟。几年后，日本又退出伦敦裁军会议，相继主动自绝于国际社会的日本陷入了空前孤立的尴尬境地。
无独有偶，就在日本退出国际联盟半年多之后，1933年9月19日，不断扩军备战的希特勒痛斥《凡尔赛和约》，公开谴责国际社会把德国人当作“二等公民”对待，悍然宣布退出国际联盟。虽然日德两国所处的情况不同，但他们都强烈反对当时维系国际社会关系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并因此在国际社会上双双陷入了孤立的境地。
意大利独裁者墨索里尼当然也不会“自甘堕落”，他于1935年10月发动了对非洲唯一的独立国家——埃塞俄比亚的侵略战争。即使拥有飞机、大炮、坦克等现代化武器，可蹩脚的意大利人还是用了7个月才征服了非洲土著的大刀、弓箭、长矛，备受国际舆论谴责的意大利也于1937年12月12月向国际联盟“挥手说拜拜”。
一个好汉三个帮，秦桧也有仨朋友。即使像日本、德国、意大利这样对世界充满敌意、以侵略为基本国策的国家，在放眼四周皆冷眼的情况下，也会主动去寻找同盟者“抱团取暖”。“鸡找鸡，鸭找鸭，乌龟找个老王八”，远在万里之外的德国和日本于是就互相盯上了对方并开始频频暗送秋波。
在德国与日本结盟之前，希特勒倒是先和自己的近邻意大利勾搭上了。由于双方在思想和地缘上的接近，希特勒与墨索里尼随即开始频频接触。1936年7月西班牙内战爆发，德意两国对西班牙的共同政策为罗马、柏林轴心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从这一年的9月开始，德国即积极展开争取意大利的外交战。为此希特勒慷慨陈词：“地中海是一个纯粹的意大利海，意大利有控制地中海的特权。”一个月后，10月21日，意大利外长、墨索里尼的女婿齐亚诺在柏林与德国外长诺伊拉特签订了一项所谓的《十月草约》。尽管这一草约尚不具有军事同盟的意义，但标志着两国狼狈为奸的开始。1936年11月1日，墨索里尼对外公开承认，德意两国已有一种协定存在。由于罗马和柏林都处在同一条经线上，墨索里尼第一次使用了“轴心”这一名词，这也正是后来“轴心国”称呼的由来。
这时候，一个被希特勒称为“具有钢铁般意志的真正纳粹党人”的小丑人物闪亮登场了——他就是在前面诺门坎战役一章末尾亮了亮相的大岛浩。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在战场上留下什么痕迹的大岛浩是将日本推向深渊的关键性人物之一。要说大岛浩对德国亲近也有渊源。大岛浩的父亲大岛健一也是个纯粹的军人，年轻时还是陆军大尉就曾经留学德国，对德国陆军的训练和教育感受颇深。受父亲的影响，大岛很小的时候就必须每天记住10个德语单词，据说每逢星期日和冬夏两个假期，大岛总是被父亲送到德国驻日使馆人员的家里去感受德国人的生活，连玩的游戏都是德国式的。这也使得大岛浩尽管后来在“陆士”和“陆大”学习成绩都很一般，但是德语出奇地好。好到比说日语还好，因为在家里，大岛浩从来都将德语当作第一语言。
从小就争强好胜的大岛浩学习也挺用功，因为太刻苦了，害了胸膜炎，在陆军幼年学校病休了一年，不然在陆军士官学校就会成为东条英机的同班同学了。虽然“陆士”比东条晚了一届，但是由于东条考了三次“陆大”才被录取，因此二人在上“陆大”时都是第二十六期。上学期间，大岛和东条关系一直很好。
1921年，大岛浩出任日本驻德国使馆武官，来到了他孩提时代就无比向往的圣地柏林。第一次踏上德国土地的大岛浩受到了德国军方的热情款待。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日本和德国是交战国，当时日本的陆军大臣就是大岛浩的父亲大岛健一。德国在山东与日本的战争中战败，很多德国士兵被俘虏。这些俘虏被押解到日本后，在大岛健一的关照下受到了良好的优待，因此大岛健一在德国军人中享有较高的声誉。人都是会怀有感恩之心的，这会儿“恩人”的儿子来了，大家自然要另眼相看了。
大岛浩对德国的热爱和崇拜，使得他把自己的言行完全德国化了。他的军服要在德国军官常去的服装店制作，帽子是德国陆军的样式，大衣也是开胸很大的德国式。除了个头比较矮小之外，大岛的一切简直跟德国军官一模一样。在日常生活上大岛也完全德国化，他喜欢喝德国造的樱桃酒，喜欢吃德国腊肠，但是从来不喝威士忌，因为那是“英国货”。据说他唱日本歌曲很蹩脚，唱起德国歌曲来就字正腔圆，看来精神有时候也能够影响和改变物质的。其间，大岛曾短期回国。1934年3月，他再次回到德国出任驻德使馆武官，开始了10余年为日德军事同盟而奔波的漫长历程。
大岛浩即将第二次前往德国赴任之际，陆军参谋本部特别要求他认真观察苏德关系的动向并搜集该方面的情报。苏联一直是日本陆军最大的潜在对手，而德国恰恰和日本同时处于苏联的东西两个方向，对于日本陆军来说，德国对苏联态度是极其重要的。陆军参谋本部首先考虑的是，日本和苏联未来终有一战，一旦日苏两国开战，德国能否予以积极的帮助和协作的问题。
1935年春天，德国亨克尔飞机公司负责向日本陆海军出口工作的哈克试探性地问大岛浩：“不知贵国是否有意与德国缔结军事合作条约，来共同对付苏联？”哈克接着解释，“当然这只是里宾特洛甫的个人想法”。早就无比崇拜德国的大岛浩闻听此言，怦然心动。同年10月，在哈克的家中，他第一次见到了里宾特洛甫。两人可谓是一见如故，臭味相投。之后两人详细密谈了关于缔结军事条约的相关事宜。回到使馆后，大岛浩立即将此信息报告给参谋本部，同时提议两国为了共同对付苏联，缔结军事条约。
日本人对德国有一种盲目的崇拜心理，这也有相当悠久的传统，尤其是陆军更是如此。尽管日本看起来像一个海洋国家，之前英日两国还曾经有过不短时间的同盟关系，但从19世纪末开始，日本就一向喜欢自称为“东方普鲁士”，而不以“东方不列颠”自居。希特勒在欧洲迅速崛起之后，其短时间内取得的辉煌成就更令日本人叹服不已，所以他们对德国的能力几近迷信。服部卓四郎曾经说：“大本营与政府均确信德国不败，这是事实。他们认为德国虽不一定战胜，但绝对不会战败。举凡日本的开战决心及战争计划等，都是在此观念之下形成的。”至于德国也会失败，则是他们认为不可想象的事情，他们早已忘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们的偶像德国人就曾经败在自己手下。
人一旦形成了某种观念就很难改变。即使1941年希特勒在莫斯科城下折戟沉沙，开始盛极而衰时，日本人对德国的信心也不曾动摇过。基于此种想法，日本人决心与德国同生死、共命运，并且确信只要德国不败，日本当然也不会败。反言之，假使日本不与德国合作，如果德国胜利了，日本将丧失分享胜果的机会。最让日本人害怕的是，一旦德国与英国、美国和解，日本将被迫处于完全孤立的地位，还是先抓住它为好。
因此，在收到大岛的报告后，日本陆军的表现堪称积极。为了摸清德国方面的真实意图，日本参谋本部一个月后就派出德国情报组组长若松前往柏林，与里宾特洛甫和德国国防部部长勃洛姆堡举行了会谈，双方很快就达成了一致意见。为了不引起苏联和西方各国的过度反应，双方认为以世界上普遍倡导的反共名义更好一些，并很快草拟出一个共同的防共协定。
若松将在德国期间会谈的情况详细向参谋本部做了汇报，但始终与若松一起行动的大岛浩却根本没有向大使馆报告。后来得知此事的大使馆参赞井上庚二郎提出了强烈抗议，大岛对此根本不屑一顾，他满不在乎地对井上说：“此事属于统帅权范围内的事，理所当然是武官的工作。”言外之意是，你小子狗拿耗子多管闲事。
其实在陆军面前别说是外务省，连内阁都畏惧退让九分。加上当时准备出任内阁外务大臣的有田八郎是个老糊涂，竟然对大岛主张日德两国合作的态度表示赞同，还对大岛越殂代疱继续包揽协定谈判工作的事情给予默认。按道理，这样的国家大事，本应该由驻德的外交官来承担的。
就这样，在1936年11月25日，《反共产国际协定》由日本驻德大使武者小路和里宾特洛甫共同签署生效，德日同盟走出了“艰难”的第一步。
《反共产国际协定》公开宣布的内容，不过只是交换有关共产国际活动的情报，在预防措施方面彼此合作而已。但《反共产国际协定》附有一秘密“附约”，规定德日双方不得与苏联签订任何政治性条约。假使有一方受到苏联的攻击或攻击威胁，另一方不得采取减轻苏联负担的任何措施。这也正是之后大岛浩听到德国背着日本与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后恼羞成怒的主要原因。
准确地说，这一协定还不具有军事同盟的意义。但是里宾特洛甫在签约仪式上致辞时，却已露骨地表示德国对于双方的合作存有更进一步的希望。里宾特洛甫说：“日本将永远不许共产主义在远东流传，德国正在中欧建造反共的长城，而意大利将在南方升起反共的大旗。”
《反共产国际协定》缔结后的第四天，11月28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就公开谴责了这一协定：“公布于众的防共协定不是什么为了对付第三国际的协定，运用正确的语言表达，只不过是其他秘密协定的一种掩护而已。”言外之意，这一协定针对的就是苏联。对这一协定，不仅苏联反应强烈，美英等西方国家也投来了不安的目光。就此，蒋介石也在南京发表了声明，“防共是中国的内政问题，不认为有求助于第三国的必要”，以此对《反共产国际协定》的签署表示了不安。
并不是所有日本人都赞成这一协定的签署。当时日本驻英国大使吉田茂预感到这一协定将来很有可能转化为军事同盟，这样日本未来就可能与英、美、法三国为敌，这对日本是极其不利的，因而激烈反对日本与德国缔结协定。
吉田认为日本军部高估了德国的实力。在吉田眼里，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只不过是暴发户而已，他们不可能有超过美、英、法三国的实力。他提出美、英、法三国拥有广阔的领土和殖民地，在人员和资源方面都占有绝对优势，其综合实力不容小觑。吉田还哪壶不开提哪壶地提出建立新的“英日同盟”，不识时务的吉田因此被免去职务，回家休息。
希特勒当然不会忘记自己的另一个好兄弟墨索里尼。果然，1937年11月，意大利宣布加入《反共产国际协定》，德、意、日三国轴心初具雏形。这个协定成为后来《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简称《三国同盟条约》）的基础。
其实在《反共产国际协定》签订之后，德日双方的军事合作关系发展很慢。首先是两国离得太远，想串个亲戚都不容易。再者两国也很忙，各自忙于各自的侵略活动，暂时还顾不上这档子事。
在协定基础上建立军事同盟的构想，从1938年开始具体化。随着德国实力的日益增强，希特勒逐渐将目光转向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为了阻止可能来自英国和苏联的干涉，德国打算利用日本在亚洲牵制这两个国家。
1938年1月，大岛浩前往奥得河畔的松讪贝格别墅向好朋友里宾特洛甫问候新年。寒暄落座之后，一直致力于与日本结成军事同盟的里宾特洛甫满怀深情地对大岛浩说：“我们应该签订一个使日德关系更加亲善密切的条约。”大岛当然是来者不拒。此后，两人即围绕缔约问题不断进行秘密接触。其间，希特勒为了讨好日本，给两国缔结军事协约让路，在1938年2月20日发表声明承认了伪满洲国，并从5月23日决定逐步撤回派驻在中国给蒋介石充当军事顾问的代表团。德国的举动大得日本特别是日军陆军的欢心。偶像和榜样能这样主动献殷勤，那是多么光荣而令人自豪的事情啊！
1938年7月14日，日本驻意大利使馆武官有末精三突然接到大岛浩的电话。使馆武官一般都兼具间谍的职能，大岛浩在电话里要求有末在两天后，7月16日到布达佩斯的盖莱尔特饭店见一面。大岛浩没有告诉有末具体内容，只说事关重大，见面详谈。按约定时间到了指定地点，走进饭店的不仅有大岛，后边还跟着陆军参谋本部的笠原幸雄。
做贼心虚。三人觉着似乎周围的人都在看自己，最后只好跑到停放在有树林掩蔽的庭院中心的汽车里密谈。在车里，大岛浩神秘兮兮地拿出了一本册子，告诉两人：“这是德国提出的有关日、德、意三国缔结军事结盟的具体方案。这次的方案不只是针对苏联，而是对各国而言的。主要意思是，当三国中任何一方受到第三国进攻时，另外两个国家要互相支援，包括武力援助。事关重大，不便发电，所以还是请笠原君亲自带回东京。”
有末精三立即回答说：“意大利与德国、日本的情况不同，恐怕其国内形势使之难以同意加盟。”
大岛浩表现得很不耐烦，瞥了有末一眼说道：“里宾特洛甫说，戈林元帅和墨索里尼总理是铁哥们儿，绝对没有什么问题。”最后，大岛浩还叮嘱两人：“此事绝密，绝对不能外传。”
“但，对大使也……”有末精三刚要发话，马上就被大岛浩打断：“这是军事机密，不能告诉任何人，同国内的一切交涉都要通过我。”最后，有末好不容易才征得同意，可以将此事告知使馆海军武官一人。这时候的日本驻德国大使已经换成了今后还要经常出场的东乡茂德，对于大岛背后搞的这些“大”动作，东乡大使连屁都听不见一个。
里宾特洛甫之所以越过大使东乡，直接与一个武官进行关系到国家前途命运的谈判，是因为东乡和吉田茂一样不赞同日本与德国结盟。要说这东乡也真有点不够意思，他年轻时在德国曾经和一个德国建筑师的遗孀邂逅并一见钟情，后来还冲破重重阻力结了婚。但是女婿也不一定就向着老丈人，作为一个比较清醒的外交官，东乡知道日本与德国结盟的危险。之前双方缔结《反共产国际协定》时，东乡就颇有微词，他的原话是：“希特勒的过激行动终将成为引起欧洲乃至世界大乱的根源，因此日本与之结盟并非上策。”
纸终究包不住火，东乡后来还是知道了大岛与里宾特洛甫勾勾搭搭的事。当了解到谈判业已获得相当进展时，愤怒的东乡立即电告了外务省：“三国军事同盟很可能起到诱发欧洲战争的坏作用，最后日本也会被牵连进去，因而应取消结盟谈判。”
当时的外务大臣宇垣一成也是陆军大将出身，他竟然胳膊肘往外拐地给东乡回电说：“关于进一步加强防共协定问题，业已决定由大使馆武官大岛浩同里宾特洛甫进行联系磋商。”言外之意是，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别管了。东乡随即提出强烈抗议，认为委托武官处理军事以外的外交工作有悖于外交一元化原则。几天之后，东乡便被莫名其妙地调往了莫斯科。要不咱们也不会在前边诺门坎战役中看到东乡出来谈判了。
大岛之所以这么牛，是因为他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的背后站着日本陆军。陆军对于推进这种趋势可谓是不遗余力。对德国的提案日本陆军的态度非常积极。把对苏战争放在首要位置的日本陆军，因为侵华战争损耗了很多物资和兵力，开始感到焦躁不安。特别是苏联，不仅对中国的抗日战争给予大力支持，在远东也增强了军备，让日本陆军如鲠在喉。因此，日本陆军希望德国能够在西线牵制苏联和英国，以便补充对苏军备的薄弱。同时也期待此举能迫使英国和苏联停止对蒋介石的军事援助。
东乡被调走之后，1938年10月，大岛浩直接由武官升为大使，这在日本外交史上尚属首例。
同样在1938年10月，日本老牌轴心外交促进派白鸟敏夫被任命为驻意大利大使，日、德、意三国结盟就此进入了快车道。
一般鸟都是有颜色的，看名字这“白鸟”就不像是什么“好鸟”。如果说大岛出身陆军提倡军事同盟还说得过去的话，这白鸟可是纯粹的外交官出身。1914年，白鸟从东京大学法学部毕业后就进入了外务省，先后在中国满洲、中国香港、美国和德国的使领馆任过职。1930年，白鸟担任了日本外务省的情报部部长，从此开始与军部来往密切，并受军部影响，就此开始主张实行强硬外交，积极推行日本的大陆扩张政策。九一八事变之后，白鸟就站在关东军的立场上，积极主张不惜退出国际联盟亦要独霸满洲。他还提出了独特的观点，“就像美国为了修建运河而承认巴拿马是一个国家一样，我们承认满洲国也是为了建设它”。后来白鸟又先后出任瑞典、挪威、丹麦和芬兰公使，断言斯拉夫人与日本人注定要在亚洲发生冲突。1936年，回国后的白鸟一直鼓动缔结三国同盟。他嘲笑民主已经过时，宣称“集权主义肯定将成为未来的政治哲学”。这时候让强硬派的白鸟出任驻意大利的大使，瞎子都能看出是到底想干什么。
1938年8月12日，日本外务省迫于军部的压力，向内阁会议提出了关于日德结盟的方案。此时是近卫文麿第一次内阁执政。外务省提出的意见是，明确将缔约目的限定在苏联一国的范围内。在11月11日五相会议上，内阁根据外务省的建议初步形成了以下意见：“本协定的矛头主要针对苏联一国，即使将来英法等国站在苏联一边变成我们的敌人，也不要以英法等国为对象。”
外务省提议、政府内阁会议通过的决议竟然遭到了大岛浩一个小小驻外大使的强烈反对。大岛浩表示，“倘若矛头只针对苏联，三国协定则难以谈判成功”。大岛浩代表的是日本陆军的意见，由于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坚决支持大岛，内阁意见出现严重分歧。
对陆军提出的针对所有对手缔结协议的意见，反对最强烈的反倒是日本海军。因为这一条约的签署，意味着日本未来很可能要与英国、美国为敌，与英国、美国的战争肯定以海军为主导。此时登场亮相的就是战前日本反战的三驾马车：米内光政、山本五十六和井上成美。无一例外的是，这三人都是海军“条约派”被清洗之后的幸存者——赞成与英国、美国合作的加藤友三郎之忠实信徒。
在陆军和海军这种对立没有得到丝毫缓解的情况下，1939年1月，第一次近卫内阁因无力解决侵华战争问题宣布倒台，这一事情也就暂时不了了之。
1939年1月5日，日本枢密院议长平沼骐一郎受命组阁。在新组建的内阁中，海军大臣米内、陆军大臣板垣继续留任，关于三国同盟的矛盾对立面依然存在。
平沼首相刚刚把人凑齐，新开张的第二天，也就是1月6日，德国就迫不及待地再次提出了缔结同盟条约的要求。半个月之后，1月19日，平沼内阁召开五相会议，对与德国的结盟建议进行了研究，会议终于达成了一个妥协方案。
一、条约矛头主要针对苏联，但根据情况变化也可以把英法等国作为对象。
二、在以苏联为对象的情况下，当然要进行军事援助，但在以英法等国为对象的情况下，是否进行军事援助及援助的程度如何，要完全根据当时的情况来决定。
三、对外宣布时则说是防共协定的延长。
可见此时的日本内阁政府对于缔结军事同盟还有所顾忌，说话也是遮遮掩掩，一副欲说还休的样子。
按说新政府已经做出了决定，驻外大使只有无条件执行的份儿。然而，大岛浩和白鸟敏夫联手对内阁的决议表示坚决反对。大岛在3月4日给外务省的回电中说：“谈判时若提出如此建议，只会招致德国和意大利的轻蔑和笑话。”他主张无保留、无条件地实现三国军事同盟。
大岛这一偏激的态度终于激怒了日本政府首脑。宫内大臣汤浅仓平认为大岛就是里宾特洛甫的走狗，他的行为已经侵犯了天皇的外交权。海军大臣米内光政愤怒地提出罢免大岛浩的职务。在3月13日的五相会议上，米内大怒道：“政府已经提出了最后方案，但驻外大使固执己见，拒不执行，是何道理？”
即使如此，大岛浩依然毫不屈服，他再次申辩：“倘若不能结成军事同盟，本大使就辞职。如果我辞职，内阁恐怕也难免倒台。”一个小小的驻外大使就能有如此的能量？答案是有的，因为他的背后是日本陆军。连外务大臣有田八郎都抱怨说：“大岛大使与参谋本部之间有什么电报来往，外务省一无所知。相反，外务省的电文却马上被陆海军获取，然后从中挑毛病来进行攻击。”
大岛和白鸟根本就不把政府的指示放在眼里，他们于1939年4月2日和3日分别会见了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和意大利外长齐亚诺，当被问到“万一欧洲爆发战争，日本是否有决心站在德、意一边参战”时，这两人立即拍着胸脯保证，一旦欧洲爆发战争，日本一定参战。
在日本国内的会议上，有田外务大臣提出“对两位驻外大使擅自代表国家对德国和意大利表态参战之言，必须予以纠正”，此言立即遭到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的厉声斥责。板垣声称驻外大使代表国家，所讲之话不能收回！平沼骐一郎不敢惹怒军方，只含糊地表示“要用间接的方式取消两大使的表态”。米内光政再次强烈要求将擅自表态的大岛和白鸟召回国内，但遭到板垣的反对，依然未果。
这一事件惊动并惹恼了日本裕仁天皇。4月11日，他叫人把板垣叫进宫去，狠狠臭骂了一顿，指出俩大使擅自表示参战之意，触犯了天皇的“外交权”。骂完之后的裕仁也只有叹气，“现在的陆军让人很为难。总而言之，不到被各国逼得走投无路，不到丢掉满洲和朝鲜的时候，他们是绝对不会觉醒的”。到底是天皇，说的也基本都对，不过他说漏了台湾和澎湖列岛。
看到日本扭扭捏捏，逡巡不前，希特勒等得不耐烦了，他指责日本“冷漠而不可靠”，日本人是“表面光洁的猴子”，天皇“和以前的沙皇是一丘之貉”。1939年5月，德意两国率先缔结了所谓的《钢铁条约》，这是德、意、日三国之间第一个军事性质的协定。
《钢铁条约》的签订虽然使德意军事同盟具备了法律的形式，但两国之间的军事合作可以说是似有实无。不但没有成立制订联合作战计划的机构，甚至两国的参谋本部人员也很少接触。尤其是希特勒的很多决定往往都是灵机一动的想法，其本国的高级军事将领事先都可能毫无所闻，所以更无法事先告诉墨索里尼。希特勒几乎都是在行动之后才会向墨索里尼做一个礼貌的象征性“报备”。
德国的情报部门曾经向希特勒报告，凡是墨索里尼知道的事情都会通过意大利的皇室直接传到美国人那里。在德国人眼中，意大利人是最不能保密的，事实上也的确如此。不怕狼一样的敌人，就怕猪一样的队友。有德国将领甚至提出，意大利对于德国实在是个包袱。如果意大利能中立到底，则对德国的贡献可能会更大。一句最著名的话就是，“如果消灭意大利需要十个师的话，那么保护他反而需要二十个师”。德国最后的失败也验证了一句名言——交友不慎害死人。
被天皇骂了也不打紧，出来之后擦干眼泪领着陆军继续干。但无论板垣征四郎如何强硬地主张缔结同盟，海军大臣米内光政均义无反顾地坚决反对。在内阁会议上，双方争论高达74次之多，几乎到了无会不吵的地步。
在整个太平洋战争期间，曾经有8个日本人登上过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这8个人毫不例外都是日本的陆海军大将，其中陆军3人，海军5人。米内光政就是海军5人中的一个。《时代周刊》在描述米内光政时这样说，他的外号是“白象”，指他的身材高大，肤色异常白皙，颇显高贵，头发又黑又亮，就像胶片唱片，看起来刚毅而睿智。从敌人那里能获得如此的赞誉，反而在自己人眼里一文不值。作为对立面，日本陆军送给米内的外号是“金鱼大臣”，也就是华丽好看而不中用。
米内是一个讷于言而敏于行的人。尽管属于海军将领出身，但米内在国际事务方面有着不同寻常的开阔视野，他懂得日本的利益取决于能否和英美这样的海洋大国合作。作为加藤友三郎的忠实信徒，他决心誓死捍卫前辈“大加藤”不与英美开战的主张。幸运的是，他得到了海军次官山本五十六海军中将不遗余力的支持，他们的同盟军还有海军军务局局长井上成美。
相比于米内的英华内敛，海军次官山本五十六有着巨大的热情却深藏不露，他以敏锐的智力、灵活的思维和开阔的视野而著称。山本是一个富有魅力、充满活力的领导者，其个性在日本海军中极为罕见。他擅长行政并深谙政治，工作大胆而富于创造力。有人说，山本的头脑像“剃刀一样犀利”，在原则问题上从不妥协。美国太平洋舰队情报官莱顿少校（此君在今后珍珠港、中途岛以及猎杀山本等剧情中都还要出场）在山本出任日本驻美国使馆武官期间，与其有着不错的私交，他在给太平洋舰队司令官金梅尔海军上将介绍山本时说，“他是一个受过完整基础训练的杰出军官，比日军统帅部里的任何其他军官都更有头脑”。
山本反对三国同盟的原因很明确，德国的目标是建立世界新秩序，和德国结盟就意味着与旧秩序的守护者英美等国作战。鉴于当时日本海军的状况特别是海军航空兵的实际情况，综合日本与美国在国力上的巨大差距，日本不可能在以美国为对手的战争和造舰竞争中取胜，也绝对没有必要去为德国人火中取栗。早在1937年7月1日，山本就对米内说，“三国同盟是一个令我们国家命运岌岌可危的问题”。
米内非常信任山本。他们两个早在海军炮术学校的时候就吃住在一起，业余时间经常在一起切磋剑道，锻炼身体。那时候他们还仅仅是日本海军的最底层军官，米内是海军大尉，山本是海军中尉。他们彼此了解并建立起深厚的个人友谊，这也是山本战死之后米内出任山本国葬委员会主任的主要原因。在山本战死前一天，1943年4月17日，一直觉得惶恐不安最后才入睡的米内甚至神奇地梦到山本来向他辞行。
作为海军大臣，米内经常放手让山本去工作，自己更多的时间是在屋里看书。米内经常对人说，“有山本这样一个次官，工作实在是轻松啊”。每次开会回来，米内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山本叫来，像下属向领导“汇报”工作一样把会议的内容原原本本地告诉山本，然后两人共同做出判断和决策。山本也会坦率但毫无恶意地指出米内的缺点。他曾经当着面开米内的玩笑，“大臣的头脑也许不那么精明，嘴也不善于言辞，但是却有宽大坦荡的胸怀，为人正直，办事公道”。尽管私下里不分彼此，无话不谈，但是在公开或者有人的场合，山本非常尊重米内，他从不坐下，而是站得笔直聆听米内的训示。当时担任日本海军省副官兼海军大臣秘书的松永敬介少佐曾经这样说：“如果说米内是斧子的话，那山本便是长矛。”
山本反对与英国、美国作战的思想，在“‘帕内’号事件”中表现得尤为明显。1937年12月12日13时，就在南京沦陷之际，美国炮艇“帕内”号载着美国驻华使馆的最后一批人员和一些西方记者，拖着美孚石油公司的3艘驳船准备撤离烈焰四起的南京城。恰在此时，他们遭到了日本海军航空兵一个轰炸机中队的猛烈进攻。日军飞行员根本不顾炮舰上插着美国的国旗，直接对4艘船进行了轰炸。“帕内”号重伤，被迫弃舰，两名美国水手和一名意大利记者丧生，包括舰长在内的48人受伤。此外，日军还攻击了英国炮舰“瓢虫”号并导致该舰起火。
“‘帕内’号事件”彻底激怒了美国人。美国国内的鹰派人士甚至建议罗斯福总统立即向日本和中国水域派出足够的海军舰只，进行武力干预。美国驻日本使馆的格鲁大使向当时的日本外务大臣广田弘毅递交了抗议书，甚至收拾好了准备离开的行李。为了避免事件升级，除了外交上进行斡旋道歉之外，日本海军也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攻关措施。一贯主张对美妥协的山本五十六——当时的日本海军次官对外发表声明，“这次事件的责任完全在日本，日本海军对此诚恳认错”。同时下令将直接责任者海军第二舰队航空队司令官三并贞三少将撤职查办。山本亲自赶到美国驻日使馆找到格鲁大使，眼含热泪地进行了真诚的解释和道歉，奉上了一张2214007.36美元的赔款支票——这笔钱在当时足足可以造200架飞机。山本的诚意打动了美国人，加上美国当时也真没有和日本开战的准备，美国国内的孤立主义势力也不赞成美国介入战争，此事才没有酿成更大的冲突，最后不了了之。一直对此事高度关注的蒋介石大失所望。
米内和山本还有一个同盟军，他便是海军省军务局局长井上成美。井上是一个才华横溢，有着钢铁般意志的人，自我标榜为“激进的自由主义者”。同山本和米内一样，井上同样在原则问题上立场坚定，从不屈服。在日本海军中曾经有这样的戏言。“又打败仗了吗？肯定是第四舰队吧？哦，果真是第四舰队呀！”这个善打败仗的第四舰队，其司令官就是有“日本最后一个海军大将”之称的井上成美。
在战术上很蹩脚的井上被誉为日本海军中的“赵括”，但曾经是海军兵学校“次席”的井上实际上却是一个高明的战略家，一个地地道道的睿智者。他曾经警告说：“希特勒把日本人视为缺乏想象力的劣等民族，认为只有作为德国的爪牙来利用的话倒还聪明伶俐，是有用的国民。”井上提出，日本的经济几乎完全依赖于英美等国，海军需要美国的钢铁和石油，和英国开战基本等同于和美国开战，而从“陆强海弱”的德国那里除了几艘U艇之外，几乎不可能得到任何援助。他曾经讽刺急于签约的陆军：“陆军自封为中流砥柱，却不知所谓的中流砥柱只不过是黄河中几块妄想阻拦潮水东流的顽石而已。”他的看法比山本还悲观，“三国同盟意味着国家的灭亡”。
米内、山本和井上毫不例外都属于海军中的“条约派”，他们都奇迹般躲过了“舰队派”实施的“大角清洗”。
真理有时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但是他们得不到日本海军中下层军官的支持。在日本海军省，包括军务局第一课课长冈敬纯大佐、柴田胜男中佐、作战课神重德中佐、第二课藤井茂中佐等大多数中下层军官都是亲德派。米内所能做到的就是每次开会回来，只把内容告诉山本和井上，而对基层军官则守口如瓶。他们也知道纸包不住火，这样做只会让基层的怨气越来越大，总有一天会彻底爆发。
在1939年8月8日的五相会议上，板垣征四郎陆军大臣主张立即缔结三国同盟，并率先抛出了自己的观点，“陆军的总意是以自动参战为条件缔结三国军事同盟，这是全体陆军的意见”。大藏大臣石渡庄太郎听了板垣的发言后，回头反问海军大臣米内：“缔结了同盟，就必须考虑德、意、日和英、美、法开战。而一旦开战，80％的任务将由海军执行，现在想听听海军大臣的意见，德、意、日海军和英、美、法海军开战，我们有把握取胜吗？”
米内毫不犹豫地回答：“没有任何获胜的希望，日本海军本来就不是为了这一目标而打造的。一旦打起来，德国和意大利的海军对我们提供不了任何帮助。”说完之后，米内还觉得不过瘾，马上又追加了一句，“日本海军要是打德国和意大利的话，倒是没什么大问题”。米内的话，气得一边的板垣征四郎吹胡子瞪眼，恨不能上去一脚把“米内”给踢成“米外”。
8月21日，米内告诉板垣，如果陆军想要缔结同盟，他将辞去海军大臣的职务。根据日本陆海军大臣现役武官制的规定，海军大臣辞职且不推荐后任的话，同样可以使内阁垮台。米内的意思很明显，真不行，老子跟你同归于尽！你一个小小陆军中将，老子堂堂海军大将跟你同归于尽，还觉着亏呢！
米内敢如此大胆地抵制陆军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他得到了裕仁天皇的暗许。裕仁的海军秘书平田升中将向米内传递了天皇的本意，裕仁赞赏海军的反对态度，他认为“海军的行动拯救了日本”。
这样，海军，准确地说是海军高层，就成为日本国内好战分子的攻击对象。社会上到处传言山本是米内的真正后台老板，米内的主意基本都来自山本，因此，好斗的山本五十六便成了众矢之的。激进派纷纷指责山本是阻止签订《三国同盟条约》的“绊脚石”，是“亲英美分子”。就连山本参加一次英国大使馆的电影晚会也受到了大肆攻击。
在一个右翼团体的决议中，还有专门针对山本的内容。要搜集山本私生活方面的材料，即他同他的情妇——新桥的艺伎梅龙之间来往的情况，以此作为突破口，在社会上把山本搞臭。极右分子曾经传话给山本，要向全社会揭发他的私情，山本听罢，大不以为然地说：“难道你们不拉屎放屁吗？假如你们之中有人不拉屎放屁，也从未和女人有过云雨之情的话，我倒要见识见识，听听他的高论。”当时日本军人到艺伎馆寻欢作乐也属于家常便饭，看来这一招也不灵啊。
侧翼迂回不行，就改正面进攻。当时日本海军省就经常收到右翼分子送来的“请愿书”“劝辞书”和“锄奸书”等。秘书官实松让还特意记下了前来递送“劝辞书”人的口头转告：“请转告山本，如果他不立即辞职的话，本同盟将呼吁全国国民使他陷入窘境。同时我们还要采取强有力的其他手段或措施，届时勿谓言之不预也。”这分明就是对山本的死亡威胁。
海军内部中低层军官也是亲德派居多，反对三国同盟的其实就是这三个人在战斗。现实的问题是，最后连“三驾马车”自己的生命安全都成了问题。在陆军无法无天、暗杀成风的年代，首相都一个接一个像杀猪一样被宰掉，何况你一个海军次官？山本已经成了激进派少壮军官的刺杀目标。
为了保护山本的安全，警察不得不荷枪实弹地守卫在他的官邸周围。自1939年5月以后，山本就已经做好了随时遇刺的准备。他将办公室的私人物品全部搬回了家里，每天都要换上新的兜裆布，以便按照日本的习俗在被杀掉的时候干干净净走人。山本和米内都预先写好了遗书，山本的这份遗书是后来他在布干维尔岛前线战死之后，人们于海军次官办公室的保险柜里发现的。有一次，他对军令部的泽本赖雄说：“即使我被杀死，海军的思想也不会改变，新的海军大臣会说同样的话。再换五个、十个海军次官，海军的立场也丝毫不会改变。”后来的事实证明山本完全错了，换个人马上就一马平川，并不是所有人都有“三驾马车”那样的见识和魄力。
为了更好地保护山本，米内光政只好在卸任前利用职权把山本五十六派遣到联合舰队当了司令官，刺杀者要想游到“长门”号战列舰上去刺杀山本，那才是活得不耐烦了。这才有了后来的奇袭珍珠港。
让板垣、大岛、白鸟一众亲德派万万想不到的是，他们真真切切被德国和里宾特洛甫给涮了。这边他与大岛浩勾勾搭搭，那边却又与莫洛托夫眉来眼去。原因很简单，在吞并了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之后，希特勒又盯上了波兰。
盲信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使得大岛竟然对这一动向毫无察觉。然而，德国的这一举动却引起了英法等国的警惕，导致英法对德国的态度立即变得强硬起来，并试图通过与苏联结盟来孤立德国。德国也想到了这一点，立即改变策略，选择苏联作为盟友以对付英法两国。这使得之前大家一致憎恶的苏联反而一下子成了香饽饽，处在一种既可选择英法为友，又可选择德国为友的有利地位上。1939年8月23日，苏德突然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其附件秘密协定双方共同瓜分波兰。加上7月下旬美国通告日本《日美通商航海条约》到期后不再续签，8月28日，两面不落好的平沼内阁无奈总辞。
这才有了前文诺门坎战役末尾的那一幕。之后，哭都哭不出来的大岛只好叫上白鸟哥一起打道回府，三国同盟再次成为悬案。
“三驾马车”在这段时间的反缔约表现，后来被史学家称为“海军良知”。随着平沼内阁的倒台，米内离职去了海军参议院，山本去了联合舰队，井上更是以中国舰队参谋长的身份去组织重庆大轰炸祸害中国人去了。“铁三角”终于人去政息。
被德国欺骗的不单单是日本人。苏德条约的公布使亚平宁半岛上的墨索里尼和他的女婿齐亚诺也郁闷无比。这么重大的事情，希特勒事先连个招呼都没打。其实他们也不好好想想，要是什么事都跟他们商量的话，那还叫希特勒吗？这也预示着德、意、日三国同盟从一开始就缺乏互相信任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