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东京奥运会（因新冠肺炎疫情推迟至2021年举办）进行得如火如荼时，不少人都在问：为什么日本一定要坚持举办这届奥运会？这背后当然有很多经济方面的考量，但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东京上一次举办奥运会，给日本带来的回忆太美好了。
时间，要先回到1938年7月15日。
在中国的湖北地区，集中了九个师团试图一举歼灭中国军队主力的日本华中派遣军发现自己正陷入一场空前的苦战——中国动用了百万大军，在这场“武汉会战”中顽强抵抗，并且进退有据，打得颇有章法。
也就是在这一天，日本厚生大臣木户幸一召开新闻发布会，向全世界宣布了一件事：日本放弃举办1940年东京奥运会。
这其实并不算一则令人意外的新闻，很多人甚至一直在等着日本政府宣布。日本已经深陷侵华战争的泥潭，日本军部刚刚要求通过了《全国总动员法》，日本全国上下每一个人、每一个零件都被要求投入侵略战争中，根本就无力举办一届奥运会。
而从国际舆论来看，日本也不可能因为自己的侵略行径而有资格举办一届呼唤和平的奥运会了，国际奥委会已经多次暗示乃至明示日本主动放弃举办资格。
1932年洛杉矶奥运会中国代表团入场时的照片。在那届奥运会上，日本派出了190人的庞大代表团，仅次于东道主美国（也有想借机缓和因“九一八事变”与美国关系疏远的原因），与当时只能派出6人代表团的中国形成鲜明对比。在亚洲范围内，日本在相当长时间里一直是奥运体育方面的领先者
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期待自己成为第一个奥运会亚洲主办国的希望，破灭了。
没过几年，日本人发现他们破灭的不仅仅是“奥运梦”，还有他们的“大东亚共荣圈”迷梦，乃至“世界制霸”的美梦。
一场二战，两颗原子弹，让日本整个国家基本被打残，遭受过两轮地毯式大轰炸的东京更是一片废墟，连像样的建筑都找不出几幢。
战后的日本，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在努力恢复经济建设的同时，日本人在寻找一种重新提振国民士气，乃至重新改变全世界对日本印象的办法。
奥运会，再一次进入了他们的视野。
1952年7月，东京都政府正式向国际奥委会提出申请：主办1960年第十七届奥运会。
此时的日本，已经有了一点举办奥运会的底气。
1945年战败后的日本，一度处于国家崩溃的边缘：钢铁产量仅为1937年的60%，农业指数仅为1937年的59.3%，全国有1600万农业劳动力，到1947年时还有1000万人处于失业状态。
但是，1950年6月爆发的“朝鲜战争”犹如给日本吹来了一股“神风”，美国的“特需”订单让日本经济在复苏的基础上实现了惊人的腾飞：国内的钢铁、化工、船舶、制造、金融等行业全面振兴；国家的外汇储备余额从1950年6月底的2.86亿美元，暴增到了1952年5月底的11.777亿美元，两年增长了4倍。
在这样的基础上，日本提出要举办1960年第十七届奥运会，是充满信心的。
二战后的东京只剩下钢筋水泥建筑物，其他木质结构建筑都已被摧毁
不过，他们遭遇的对手，是二战时的“难兄难弟”意大利罗马。
有意思的是，在1936年柏林举办奥运会后，争抢1940年奥运会主办权的也是日本的东京和意大利的罗马——从这个角度来看，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的奥运会简直是纳粹和军国主义国家的狂欢。后来由于意大利公然入侵埃塞俄比亚，为了争取盟友支持，罗马奥组委在墨索里尼的指示下放弃了申办，但东京并没有尝到最后的甜头。
这对在二战前就相互竞争，在二战中同时被痛打的“冤家”，二战后又再次在申奥的舞台上相逢。双方都有“重新改造后以新面目示人”的诉求，但这一次，罗马笑到了最后，拿到了1960年奥运会的主办权。
失败了的日本并不气馁，在1958年5月再次向国际奥委会提出申请：主办1964年奥运会。
关于申办奥运会的目的，日本文部省的《体育振兴审议会报告》中说得很清楚：“不仅有利于振兴我国体育，深化国际理解与国际亲善，特别是为国际社会正确认识真实的日本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条件。”
在第三次申办奥运会的过程中，日本政府做了大量工作，除了在国内开展声势浩大的宣传，还做了不少“服务工作”：邀请国际奥委会主席布伦戴奇访日，承办国际奥委会第54次全体会议，举办第三届亚运会……
终于，在1959年5月26日的第55次国际奥委会全体会议上，东京正式被确定为第十八届奥运会的主办城市。
日本终于将实现自己多年来的奥运主办梦。
1962年6月14日，日本武田恒典亲王（左）在法国尼斯展示下一届奥运会的官方海报
一拿下奥运会主办权，日本就迅速“全国奥运化”——举全国之力筹办奥运会。
1959年9月30日，“奥林匹克东京大会”组委会成立，同时，政府总理府新设“奥林匹克东京大会准备对策协议会”，统筹全国资源。在举办城市东京，更是全盘“奥运化”：道路交通方面有“首都高速道路公团”，街道规划有“首都街道规划室”，交通局设“高速列车建设本部”，连城市下水道建设也设立了“下水道局”。
大修路时期的东京
至此，日本申办奥运会的目的已经很明显了：借举办奥运会，让东京乃至日本，从里到外“翻新”一遍。
打头阵的就是交通运输。经过战后10多年的发展，日本尤其是东京的交通状况拥挤不堪，已经完全不适应经济发展速度。
自从拿下奥运会主办权，日本立刻制订了“道路整备五年计划”，到1962年就完成了70%的一级国道铺设，同时还突击建成了首都高速公路、东名高速公路、名神高速公路、东京高架单轨电车、东京地铁等等。这些道路基础设施的修建，让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卡车货运量追上了铁路货运量。
说到铁路，为了迎接奥运会，日本启动了最大的“精品工程”——东海道铁路新干线。为了建设这条连接东京和大阪的高速铁路线，日本从世界银行贷款288亿日元，总投资3800亿日元（大约相当于10.5亿美元）。原定工期为5年，但日本突击3年时间就完成了，赶在奥运会开幕前两个多月开通。
1964年10月1日，在东京奥运会开幕前夕，新干线“光号”通过富士山。新干线当年运送旅客就超过了6万人次，10年之后运力上升到每天34万人次
这条长515.8公里的高速铁路，采用了一系列当时全世界最先进的技术，包括1.435米的宽轨技术，创造了时速210公里的纪录，是当时全世界最快的铁路线——日本媒体宣称这是日本“新速度时代”的开始。
除了道路交通，同样重要的是建筑业。
为了举办奥运会，日本拿出了159亿日元，建成了国立体育馆、武道馆、驹泽体育馆、国立室内体育馆、代代木奥运村等一系列奥运场馆。
但奥运场馆只是一小部分，日本更看重的是市政建设和民间住宅建设。
东京在二战后成了一片废墟，被称为“木头和纸片搭成的城市”。为了举办奥运会，日本政府从各地乡村调集了10万农民投入东京的市政建设。当时东京市内许多主干道为了修建高架路，挖出了1万多个大坑。全市有7000多栋房屋、5万多名市民因奥运工程被拆除和搬迁。
在这样的刺激下，日本出现了建筑热潮，1964年的新建建筑比1961年增长了71%。“不准修建超过31米的高层建筑”规定被废除后，东京的各种高楼大厦拔地而起，一大批高级公寓也随之出现，1964年东京公寓平均售价为950万日元，最高达到1880万日元，比1961年至1963年的平均价格上涨了一倍。
在奥运会即将举办的前几年，东京基本成了一个热火朝天的大工地。
修建中的代代木国立综合体育馆
但日本政府却表示：不够，还远远不够。
日本政府的计划是：以奥运会为契机，以东京为龙头，带动整个日本的经济。
这种带动，体现在各个方面。
首先，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的完善，带来了日本汽车制造行业的大井喷。
1959年，日本的汽车年产量在50万辆左右，到1962年就飙升至100万辆。日本的汽车年产量在1961年超过了意大利，1964年超过了法国，1966年超过了联邦德国，1968年达到了355万辆，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汽车生产国。
借着办奥运的东风，日本的汽车品牌也迅速“冲出亚洲，走向世界”。
1960年，日产汽车在美国开了第一家分公司。
1963年，原本生产摩托车的本田公司推出了第一辆S500汽车和第一辆T360微型货车。
1964年，丰田公司决定考虑向市场推出代号为179A的轿车，这款最终被命名为“花冠”的轿车在1966年问世，并在2006年实现各系车型累计生产3200万辆，超越福特的T型汽车和大众的“甲壳虫”，成为世界上畅销时间最长的民用轿车。
其次，观看奥运的热情催动了日本的电视机制造及相关产业的发展。
为追求性价比，日本政府在战后一度鼓励生产极小排量的K-Car车型，让日本家庭都能开上车
1964年，美国发射了“辛科姆3号”通信卫星，它的一个功能就是向全球电视实况转播奥运会盛况，这也使得1964年的东京奥运会成了历史上第一届全球同步直播的奥运会。
电视直播的普及，让全日本掀起了购买电视机的热潮：1960年，日本家庭的电视机普及率为54.5%，到1964年，这个数字飙升至93.5%。可想而知，民众的需求也大大刺激了日本的电视机生产行业，并催生了两大行业巨头：索尼和松下。
奥运会举办10年之后，日本的电视机产量达到了世界第一，占到全球总产量的24.9%。值得一提的是，在1964年这个“奥运年”，日本的收音机产量也达到2437万台，位居世界第一。
1960年4月14日，大阪国际商品展览会上，日本彩色电视机厂家进行首次试播
更让日本人欣慰的一点是，通过举办奥运会，“日本制造”这个品牌认知在全世界由“粗制滥造不经用”，变成了“价廉物美精细化”。
在20世纪50年代初，日本凭借廉价劳动力，生产了大量便宜但质量差的产品以打开国外市场，因此饱受西方诟病。但是到了60年代，这一现象已明显改观，其中一个重要动力就是举办奥运会。
东京奥运会是奥运会历史上第一次没有采用瑞士制造的手表计时，取而代之的是日本精工表。精工集团在1961年成功研发出全世界第一座使用电池带动的石英钟，重量只有3公斤，平均日差0.2秒，两块电池就可以用一年——在五年前，一座石英钟还像一辆小卡车那么大。
精工表在东京奥运会上大出风头，让日本被二战摧毁的整个制表业重新恢复，而精工掀起的“石英风暴”也差点终结了机械表在人类文明中的进程。
在东京奥运会赛场上的田径、游泳这些要求时间计量极其严格的项目中，精工大出风头
从交通到建筑到制造业，日本政府想尽一切办法充分利用奥运红利，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他们也希望能借奥运的东风使之发生彻底改变。
那就是日本的国民素质和国民生活水平。
在1964年东京奥运会举办之前，日本绝非“干净国度”的代名词。
在东京，在大阪，在日本各大城市，伴随着经济的超速发展，落后的市政建设和还没有跟上的国民素质，让拥挤、杂乱乃至肮脏成了一种常态。
在拿到奥运会举办权之后，日本政府向国民提出了六点要求：
一、对所有来会的外国友人，不分国家，不论身份，一律要热情接待。
二、注重仪表，到机场接人一定要穿正规服装，不符合着装要求的人不能进机场。
1964年奥运会开幕前的东京街头。那一届奥运会，用“全民办奥运”来形容日本也不夸张
三、在观看奥运会所有项目的比赛时，无论哪个国家运动员夺得金牌，都要热情鼓掌。
四、不许随地吐痰、便溺。
五、司机在行车时遇到行人要礼让，保证交通安全及道路通畅。
六、文明素质教育从幼儿园抓起，从小就开始培养良好的个人素质和行为礼仪规范。
至于后来经常出现在一些鸡汤故事中的“全场观众离场后没有留下一点垃圾”这种桥段，虽然有所夸张，但在筹备和举办奥运会期间，日本国民素质大大提高，却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而与日本国民素质一起提高的，还有他们的生活水平和收入。
在20世纪50年代末，东京普通老百姓家庭的生活大多是这样的：从水井打水，用澡盆洗澡，用蚊香驱蚊，用炭炉取暖。但随着奥运会的春风吹来，日本民众的家里开始出现彩电、电话、冰箱、热水器、空调、立体组合音响、微波炉等等。
在1964年东京奥运会前，拥有电视机的日本家庭不多，但在奥运会之后，买得起电视机甚至彩色电视机的家庭越来越多。1960年，日本政府提出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计划在10年内实现人均国民收入翻倍。
统计数据显示，1953年，日本的恩格尔系数（食物消费占家庭总消费的比重）为55.9%，到1963年，这个指标就下降至39.3%，已经接近英国、法国和德国的水平。
按照有关方面的统计，日本为1964年的东京奥运会总计投入了惊人的1兆日元（当时相当于30亿美元）。但事实上，直接用于奥运会比赛场馆设施和相关投资的只有160亿日元，奥运会的运营费用为60亿日元，即便加上东京的其他道路修缮等费用，一共也就1000亿日元。剩下的资金，全是为包括东海道新干线、东京地铁等以后长期可用的设施投入的。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日本豪赌的不是奥运会，而是借奥运会之机，豪赌自己国家的未来。
1964年10月10日，东京奥运会正式拉开帷幕。
1964年东京奥运会开幕式，日本代表团入场
一共有来自93个国家和地区的5151名运动员参加了本届奥运会，日本派出了439人的大型代表团参赛。
在赛会组织方面，倾尽全力的日本主办方确实得到了来自全世界的赞誉，国际奥委会主席布伦戴奇甚至给出了“史上最出色的一届奥运会”的评价。
在奥运比赛方面，借东道主东风，外加将柔道和排球两个当时日本的强项列为奥运会比赛项目，日本代表团取得了16枚金牌，位列美国和苏联之后，史无前例地第一次跻身奥运会金牌榜三甲。
从奥运会本身带来的经济收入来说，其实效果并不如预期，东京奥运会15天内卖出202万张门票，并不算理想，除了田径、游泳等比赛观众爆满，其他比赛场馆的观众并不是很多。到日本的外国观光客也只有预计的1/3。
不过，这些“小头”根本就不是日本政府关心的，他们更关注的是，这次“豪赌”后交出的全日本的发展答卷。
他们确实赌赢了。
尽管在1965年出现了短暂的经济增长回落，但日本还是借着这股奥运的东风，进入了史无前例的高速发展期。
1955年日本第一产业的GDP占比为17.3%，到1965年降到9.8%，而第二和第三产业占比明显上升。
日本1955年的石油化工业产值近乎为零，但在1970年生产规模就达到了世界第二位。1955年日本粗钢产量为941万吨，到1965年已经达到4116万吨，仅次于美国和苏联，列世界第三。
从1965年到1970年，日本经济持续增长了57个月，整体经济指标增长122.8%，国民工资增长幅度达到114.8%。
那段时期，被日本人称为“奥林匹克景气”。
2013年9月7日，日本又迎来了自己的第二轮“奥运期待”。
在阿根廷举行的国际奥委会会议上，日本东京申办2020年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成功，这也就意味着日本将成为亚洲第一个、世界第五个两度举办奥运会的国家。
然而，接二连三的变故，让这届运动会的前景蒙上了阴影。
2020年的这届东京奥运会，是否能像57年前的那届奥运会一样成功，乃至再一次带动整个日本经济的发展？至少目前，没有人敢给出肯定的答案。
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如今早已不同，桃花能否再笑春风？
一件事情，但凡存在利弊，选择时就会有博弈。
顾拜旦在1896年创立首届现代奥运会的时候，想法还是挺单纯的：天下大同，四海一家。但随着时代的变化和关注度的上升，奥运会被加进了各种东西，当然这也无可避免，于是就产生了各种利弊，而是否要申办，就有了各种考量。
最初，奥运会和政治、经济等各方面都无关，冰清玉洁，高尚质朴。但是后来人们发现，奥运会和政治是不可能脱钩的，而一旦与政治挂钩，就会出现利弊。
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成了纳粹德国展示自己所谓“伟大成果”的舞台，要不是接下来二战全面爆发，1940年的奥运会在东京举办，1944年的奥运会搞不好就在罗马举办，整个奥运会将沦为纳粹和军国主义的秀场。
即便到了和平时期，1972年的慕尼黑奥运会也爆发了血腥事件，恐怖主义者借奥运会这个大舞台来宣扬他们的政治目的。后面的几届奥运会也接二连三上演了大大小小的“抵制风波”。
至于奥运会的经济效益，其实直到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在商业天才尤伯罗斯横空出世之前，没人想到奥运会会是一棵“摇钱树”，大家之前都是在“贴钱赚吆喝”。但时至今日，庞大臃肿的奥运会哪怕已经让赞助商见缝插针无处不在了，也依旧很难弥补亏空。
在这个背景下，现在再回过头来看1964年的日本东京奥运会，确实有一点“赌”的成分，而日本人下的赌注还很大。
但幸运的是，日本人赌赢了，而且赢得的筹码相当多。
之所以称之为“赌”，就是不可能一直赢，所谓“久赌无胜家”，就是这个道理——办奥运会的天时、地利、人和，都是风险变量。
2020年东京奥运会历经波折，终于还是开幕了，确实很不容易。但最终的成效如何，是否能如日本人所愿，让他们重温1964年东京奥运会的美好回忆，还有待观察，毕竟所处时代、经济环境、世界格局和产业布局都和57年前大不相同了，大家对奥运会的感受也和以前不同了。
不过，有一点我还是想说，有些人一提到奥运会，就觉得“劳民伤财”“傻子才办”，这个看法是不全面的。道理其实挺简单的：各国、各城市要申办奥运会，肯定是经过各种测算和考量的，也肯定会有各自的诉求——或政治的，或经济的，或想鱼和熊掌兼得。
如果大家都想得那么简单，奥运会早就因没人申办而消亡了。
如今，2032年奥运会的主办城市已经确定了，是澳大利亚的布里斯班。应该说，在未来的10年内，奥运会是不会有什么大问题的。但如果把时间拉长，奥运会如果还维持现行模式，很难说不会再遭遇一次生存危机。
成功的案例越少，想申办的城市就越少，毕竟不是每个城市都愿意豪赌一把，去承办这样一届庞大又收益未卜的盛会。
所以，留给奥运会的时间，其实不多了。
本文主要参考来源：
1.《浅析1964年东京奥运会对日本社会经济的影响》（石秀梅，《日本问题研究》，2004年01期）
2.《1964年东京奥运会的申办及准备工作》（梁文，《北京体育学院学报》，1992年02期）
3.《第五站：1964，日本睁开双眼（下）》（李关云，《21世纪经济报道》，2007年1月28日）
4.《日本为何担心取消奥运会？1964年东京奥运会曾令日本焕然一新》（《国防时报》，“国防时报排头兵”，2020年3月3日）
5.《1964：奥运让日本变得有礼貌》（李梓，《新世纪周刊》，2008年11期）
6.《战后日本高速经济增长中的国家形象战略——以1964年东京奥运会、1970年大阪世博会为中心》（牟尼海，《文化软实力研究》，2016年03期）
7.《因为战争第一次主动弃办，1940年东京奥运会为什么黄了？》（萧西之水，《国家人文历史》，2020年06期）
8.《1964年东京第18届奥运会对东京城市景观的影响》（蓑茂寿太郎、李玉红，《中国园林》，2003年0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