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我们要说一个“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有人曾说，真正影响奥运会历史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顾拜旦，他创立了现代奥运会，另一个是萨马兰奇，他挽救了现代奥运会。你看，顾拜旦在时间上是不可能成为我们的老朋友的，所以，我们就说说国际奥委会前主席萨马兰奇。
如果说在20世纪70年代末有不少媒体断言“奥运会将在21世纪彻底消失”，你信吗？
不管你信不信，当时是有很多人相信的。
我们来看看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以及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的举办情况。在那几年里，很多人觉得奥运会能继续办下去，简直将是20世纪最大的奇迹。
为什么？
我们先来看1976年的加拿大蒙特利尔奥运会。
从1940年就开始申办奥运会的加拿大蒙特利尔，终于在1970年获得了第二十一届奥运会的主办权。为此，加拿大奥委会大兴土木，新建包括奥林匹克中心在内的一批大型体育场馆和奥运村，结果导致各项费用直线飙升，最后出现了10多亿美元的亏空。
这届奥运会一共举办了15天，却使蒙特利尔市的纳税人背上了20年的债务，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全部还清。于是，这届奥运会有了一个特别的称号——“蒙特利尔陷阱”。
恢宏的蒙特利尔奥运会主场馆，当时采用最先进的伸缩屋顶技术，这使得预算大大增加
奥运会不是为钱而办的，不是吗？促进人类大家庭的团结才是主要目的嘛。但是，这一理想，在1980年的莫斯科奥运会上又遭到了迎头痛击。
其实在蒙特利尔奥运会上，因为种族歧视方面的一系列纠纷，非洲一些国家已经抵制了该届奥运会，而在莫斯科奥运会上，抵制潮达到了高峰。
当然，这也怪苏联自己。当时苏联出兵阿富汗，全世界以美国为首，共有62个国家和地区抵制参赛，上届东道主加拿大也抵制参赛，蒙特利尔市市长没有出现在莫斯科奥运会开幕式的交接仪式上，只派代表将五环旗交给了莫斯科市市长。
莫斯科奥运会
莫斯科奥运会只有81个国家和地区派代表参加。在开幕式上，有16支队伍以奥林匹克五环旗代替本国国旗或本地区区旗，表达抵制之情。中国也加入了抵制参加的行列而没有出现在那届奥运会上。
举办奥运会成了一件亏本和不讨好的事，谁还肯主办？当时的奥运会主办权绝不是现在的“香饽饽”，而是一个“烫手的山芋”——1984年的夏季奥运会，只有美国洛杉矶一个城市提出申办。
如果洛杉矶都不申办，奥运会将面临无人理睬的尴尬局面。从这个角度说，当时有媒体预测的“奥运会将死”，也并非危言耸听。
1980年，在莫斯科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83次全体会议上，新一任的国际奥委会主席通过竞选产生。
他的名字叫胡安·安东尼奥·萨马兰奇。
他肩负着拯救奥运会的使命。
在当选国际奥委会主席之前，萨马兰奇的生平其实没有什么太惊人之处。
1920年出生在西班牙巴塞罗那的萨马兰奇精通法语、英语、俄语和德语，23岁时担任西班牙皇家体育俱乐部旱冰球队的教练，开始和体育结缘。
萨马兰奇在31岁的时候开始担任西班牙冰球联合会会长，并且开始从政，做到过巴塞罗那议会议长。在担任国际奥委会主席之前，他担任过西班牙驻苏联的首任大使。
作为临危受命的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知道要挽回奥运会的声誉乃至生命，就要解决困扰奥运会多年的三大难题。
萨马兰奇对女性运动员参加奥运会做出过很大的贡献
美国田径运动员吉姆·索普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全能田径运动员之一。他在1912年瑞典斯德哥尔摩奥运会上获得男子五项全能和十项全能两个冠军，并且都打破了世界纪录。但是第二年，美国奥委会指控他收取了15美元为一所印第安人学校的棒球队员比赛，违背了业余运动员规则，索普的奥运会冠军被取消。之后几十年，为他平反的呼声都没有获得支持。1953年，索普被发现因酗酒过度在一个停车场离开了人世。1982年10月，萨马兰奇决定为索普恢复名誉。3个月后，萨马兰奇亲赴洛杉矶将追回的金牌重新交与索普的女儿和他的孙子威廉·索普
第一大难题，就是关于只允许业余运动员参加奥运会的问题。
按照顾拜旦创立现代奥运会的初衷，奥运会是拒绝职业选手参加的。这项“铁律”随着时代的发展已经变得越来越不合时宜：观众总是希望看到代表这个星球最高水平的体育比赛，如果不是这样，有什么理由吸引大家来关注呢？
更重要的是，二战后，职业运动员参加奥运会早已是大家心知肚明的事实。社会主义国家的运动员基本上都是职业运动员，他们领取国家的工资，专门从事体育训练和比赛，获奖后会得到国家的物质奖励。在资本主义国家，参加奥运会的选手也都得到商家经济上的支持。如果没有企业提供资助，仅靠运动员从事其他职业赚取的薪金，恐怕连赛前的系统训练都不可能保证，更别说参加高强度的奥运角逐了。
但是，担任了20年（1952—1972）国际奥委会主席的布伦戴奇是坚定的“业余参赛”论支持者，而他对萨马兰奇有知遇之恩，没有他，萨马兰奇连奥委会都进不了。
但是，在奥运会已经到了生死存亡关头时，萨马兰奇把对布伦戴奇的报答之情放到了一边，他公开指出：“体育运动对于某些人来说可以成为目的，而不是他生活的其他内容的辅助手段。”
在顶住巨大压力之后，刚刚当选国际奥委会主席不久的萨马兰奇，在1981年修改了《奥林匹克宪章》的有关条文，去掉了“业余”一词，并且委托各国际单项体育协会制定自己的条款准则，由协会确认参赛选手是否符合业余原则。只要协会认可，国际奥委会就予以同意。
此后，以篮球、网球为代表的一批高水平职业运动员被获准参赛，大大提高了奥运会的观赏性，也使奥运会超越很多单项赛事，成了全球第一体育赛事。
布伦戴奇。1934年，时任国际奥委会委员的布伦戴奇带队考察了纳粹德国，最终得出了柏林可以举办奥运会的结论，使得1936年柏林奥运会在纳粹的阴影下举行。1954年，已经当上国际奥委会主席的布伦戴奇为当年的行为道歉（详见本书收录的《柏林1936：一届“史无前例”的奥运会》）
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男篮职业选手还不能参赛。从北卡罗来纳大学毕业的迈克尔·乔丹推迟与芝加哥公牛队的签约，以大学生球员的身份代表美国男篮参赛，场均得到27.6分，率队夺得冠军。
萨马兰奇面临的第二大问题，是奥运会如何尽可能避免政治的干涉。
二战结束后，一道铁幕缓缓落下，美苏两大阵营之间的“冷战”影响到了方方面面，再加上各种宗教、领土纠纷推动的恐怖主义，奥运会成了一个承载这些负面影响的大舞台。1972年的慕尼黑奥运会发生惊人惨案（参见《历史的温度》收录的《史上最黑暗的一届奥运会》），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首现大规模抵制，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几乎将奥运会分裂。还有一点不应被人遗忘的是，这个世界上人口第一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直被排除在奥运会大家庭之外。
为此，萨马兰奇一上任就开始了超强度的会员方走访。他一天只睡5个小时，足迹遍及五大洲，行程达到2.4万公里。在频繁的走访中，他与各国元首和政府首脑保持密切和融洽的关系，同时与联合国合作签署了一系列提案与协议，推广奥林匹克运动，推崇和平的理念。
萨马兰奇是外交官出身，他拥有周游列国、合纵连横的能力。再加上他上任之后，“冷战”的氛围正在渐渐变淡，这也给他提供了一个较好的国际环境。
经过萨马兰奇的努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84年顶住苏联的压力（苏联要报复1980年美国的抵制，也号召社会主义国家抵制洛杉矶奥运会），参加了洛杉矶奥运会，重返奥运会大家庭。
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中国代表团入场。该届奥运会，中国代表团获得15金8银9铜。许海峰为中国代表团射落第一金
从1988年汉城奥运会开始，再也没有出现因为政治原因抵制奥运会的现象。2000年的悉尼奥运会，朝鲜和韩国甚至联合组队出现在了开幕式上。
在观赏性和政治性两个问题解决之后，萨马兰奇要解决第三个棘手的问题：钱。
为了保证奥运会的纯洁性，从顾拜旦时期开始，国际奥委会是不接受商业赞助的。奥运会的举办费用完全由主办城市承担，而且不得以营利为目的。
理想是丰满的，但现实是骨感的。随着奥运会规模的渐渐扩大，很多主办城市发现这是一件入不敷出的事。加上“蒙特利尔陷阱”带来的恐慌情绪（莫斯科奥运会其实也巨亏），也只有具有冒险精神的美国人才愿意申办奥运会。
上任之初的萨马兰奇清楚地认识到：如果无法和主办城市、赞助商达成一个多赢局面，奥运会是不可能持续下去的。
那么该怎么办？只能进行商业化改革。
当时60岁的萨马兰奇出人意料地对“新媒体”有高度的敏锐性，他意识到刚刚开始普及的电视，将会给奥运会的关注度带来惊人的增长。他主动向电视媒介抛出了“橄榄枝”，并在今后的奥运会中奠定了“电视媒体优先”的特权。（作为一名采访过三届奥运会的文字记者，我有这样的亲身经历，在赛后混合采访区，运动员都要先接受电视媒体采访，之后才能轮到文字记者采访。）此外，萨马兰奇也开始积极策划市场营销，为奥运会四处寻找赞助商。
当然，萨马兰奇突破国际奥委会保守势力的重重阻碍后打开商业化大门，还需要有人配合，那个配合的天才，就是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的奥组委主席尤伯罗斯。
在洛杉矶获得奥运会主办权后，洛杉矶市政府通过了“举办奥运会禁止动用公共基金”的决议，而美国的加州是不允许发行彩票的——这两项都是奥运会的传统筹资方式。
但当时连一间专属办公室都没有的奥组委主席尤伯罗斯充分展现了自己的商业天赋和惊人的口才（参见《历史的温度2》收录的《没错！就是他“承包”了一届奥运会》）。简单来说，尤伯罗斯创造性地出售奥运会独家电视转播权，仅这项举措就获得了超过3亿美元的资金。然后通过“饥饿营销”，规定奥运会只接受30家顶级赞助商的赞助，收到了超过1亿美元的赞助款。（莫斯科奥运会有900多家赞助商，但洛杉矶奥运会仅可口可乐一家的赞助额就超过了四年前900多家赞助商赞助额的总和。）
更让人们议论纷纷的是，尤伯罗斯把火炬接力传递也拿出来卖钱——想参加火炬接力？可以！每跑一英里，交3000美元！当然，尤伯罗斯有说服萨马兰奇的理由——交上来的钱全部用于体育设施的建设（其实这也帮尤伯罗斯省了钱）。
洛杉矶奥运会办完之后一算账，不仅没亏本，居然还赢利2.25亿美元！“办奥运会能挣钱”这个概念，从此被所有人熟知，此后每届参加奥运会申办的城市都挤破了脑袋。
商业奇才尤伯罗斯
没有尤伯罗斯，就没有可以赚钱的奥运会，但没有萨马兰奇，有10个尤伯罗斯也没有用。
到2001年萨马兰奇卸任时，当初那个一穷二白的国际奥委会，年收入已经超过9亿美元。
毫无疑问，萨马兰奇对国际奥委会乃至对奥运会都产生了正面和积极的影响，但他是不是一个完人？
随着奥运会的日益昌盛和萨马兰奇本人的声誉渐隆，对他的指责也开始多了起来。
有些指责，证据确凿，但与奥运会关系不大。比如，说萨马兰奇曾是西班牙佛朗哥独裁政府的官员，并行过纳粹礼。但萨马兰奇在成为国际奥委会主席之后，其所作所为并没有体现出与纳粹有一点点瓜葛，而且他也因此受到了惩罚：在他卸任时，因为那段纳粹经历，他并没有被授予“洛桑荣誉市民”的称号。（瑞士洛桑是国际奥委会总部所在地。）
有些怀疑，缺乏可信根据。比如，有传言说萨马兰奇其实是苏联克格勃间谍，在他担任国际奥委会主席期间，整个国际奥委会成了间谍的聚集地。
另外，奥运会虽然在萨马兰奇的任内获得了空前发展，但表现出的一些弊端还是让人发出了一些反对声音。
比如“商业化”这把双刃剑。一方面，商业化挽救了奥运会，但另一方面，过度商业化也开始成为奥运会的一个问题。国际奥委会为了保证和满足赞助商的利益，开始损害观众乃至运动员的权益（比如，观众在场馆内只能买到交了赞助费的餐食品牌，且价格往往很贵）。有人曾评价：“奥运会是活了，但奥林匹克运动死了。”
又比如兴奋剂。在萨马兰奇任内，奥运会开始变得全球瞩目，或许也正是因此，在荣誉和金钱的催动下，运动员服用兴奋剂的案例也大幅度增多。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前主席庞德公开将原因归咎为萨马兰奇打击不力：“萨马兰奇对此话题不感兴趣。他既不为反兴奋剂工作拨款，也不肯利用国际奥委会的影响力督促各单项协会清理兴奋剂。他从来不愿意这么做。”
商业化侵入奥运会还带来另一个巨大的问题：腐败。
2002年盐湖城冬奥会申办期间发生的腐败案，堪称萨马兰奇任内最大的败笔。为了使盐湖城获得举办冬奥会的资格，盐湖城奥组委向国际奥委会多名委员行贿，手段包括赠送滑雪板、来复枪等高档消费品，以医疗费或者奖学金的方式令委员获得经济利益，甚至还为委员的色情消费买单。
1988年汉城奥运会，加拿大选手本·约翰逊在获得男子100米冠军后被查出服用兴奋剂，被称为“世纪丑闻”（关于兴奋剂的故事请参看《历史的温度》收录的《“世纪之骗”背后的兴奋剂黑历史》）
当然，还有奥运会本身的问题：越来越庞大，越来越臃肿。
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设21个大项、203个小项，共5197名运动员参赛；到了2000年的悉尼奥运会，共设28个大项、300个小项，参赛运动员上升到了1万余名。一些明显缺乏世界性或群众性基础的项目，比如蹦床等，也被列入了奥运项目。
在这样的背景下，尽管已经完全商业化，但奥运会却成为每一个主办城市的沉重负担。萨马兰奇卸任后，继任的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马上就提出了“奥运瘦身”计划。
萨马兰奇的葬礼
但萨马兰奇对奥运会的贡献，还是有目共睹的。
2010年4月21日，萨马兰奇因急性冠状动脉供血不足，在巴塞罗那的医院逝世，享年89岁。他的葬礼有诸多体育名人出席，为他抬棺的人中就有西班牙网球名将纳达尔。
萨马兰奇的继任者、时任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在葬礼上发言：“萨马兰奇先生有着伟大的人格，他言语不多却含义深刻隽永，他留下一段伟大的传奇，我以国际奥委会的名义保证我们将保留和传承他的传奇和遗产。”
最后罗格还在哀悼簿上用法语写下：“感谢您做的一切。”
说来惭愧，当了那么多年体育记者，我没有采访过萨马兰奇。反倒是我的老婆和萨马兰奇聊过一次天。
那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前的奥运圣火采集仪式，当时还是国际新闻记者的她，代表她所在的媒体远赴希腊的古奥林匹亚采访。在仪式结束的时候，她在场边邂逅了当时也来参加仪式的萨马兰奇。
她对我说，萨马兰奇出奇地平易近人，他说自己现在年纪大了，已经参加不了足球这样的高强度运动，他现在每天在家练哑铃，攒足力气去北京看奥运会。
那一年，萨马兰奇已经87岁了。奥运会这列火车，正沿着他当初设定的轨道前行。
应该说，奥运会到后面确实出现了一些弊端，但并非萨马兰奇一人之错。
在奥运会这列火车即将踩刹车熄火的时候，是列车长萨马兰奇让它重新运转起来，并且加速进入轨道。如今，这列火车有些体积臃肿、速度过快，有脱轨的危险，需要国际奥委会和各会员一起来努力矫正，而不是简单地把锅甩给前任主席萨马兰奇，这是不公平的。
《今日美国》对萨马兰奇的评价，我觉得还是挺客观的：
“身材弱小，但成就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