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北洋水师，很多人脑海中立刻会浮现出两个字：屈辱。确实，说到晚清的那些屈辱，北洋水师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名词。
但是，这支当初号称“亚洲第一”的水师，并不是一夜建成、一夜覆灭的，它究竟是怎么建立的？做过哪些事？
一般来说，一个人想要发奋图强，总是从受刺激开始的。
在建立北洋水师这件事上，清朝不仅仅是因为受到了刺激，还因为挨了打——而且挨了不止一次。
1840年的鸦片战争，让清政府第一次见识到了洋人的“坚船利炮”。作为亲临第一线的大员，林则徐是第一批意识到中国也应该拥有一支属于自己的近代化海军的人之一。但是这些想法因为各方面的阻力而石沉大海。当然，这也是因为清廷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只是被打蒙，还没被彻底打疼。
曾国藩。当初曾国藩发怒据说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舰队司令阿斯本扬言可以率舰队直接攻破太平军最后的大本营天京，这让长期围困天京准备最后拿下战果的湘军大佬大为恼火
到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清廷再一次领教了大船加大炮的威力。不过，两次都占了便宜的英国人自此决定和中国修好关系，主动提议卖给清廷一整支海军舰队以加强海防。这支由7艘中小舰船组成的“阿斯本舰队”在1863年已经成军交付，但英国人要求这支由清廷出了上百万两白银购买的舰队，从舰队司令到船上雇员都必须是洋人，且英国人要拥有整支舰队的掌控权。清朝大员们即便头脑再发昏也不至于如此糊涂，他们勃然大怒。最终，当时说话最有分量的曾国藩大笔一挥：“我们不要了！原地解散！”
到了同治九年（1870），“天津教案”爆发，英法俄等国二话不说，直接把舰队开到大沽口示威，扬言轰平天津。清廷震动，却毫无办法，只能派出时任直隶总督曾国藩去擦屁股。以曾国藩之韬略，苦于手中没有舰队，最后只能做了“夹心板”，一世英名毁于一旦，最后被骂“卖国贼”，不久之后黯然离世。
在这件事之后，清廷终于意识到了加强海防的重要性，但还是缩手缩脚，犹犹豫豫。
真正把清廷一巴掌打醒的，还是日本。
1874年，借口琉球居民被台湾原住民杀害，日本派出三艘军舰侵入台湾，清廷急派钦差大臣沈葆桢率军出征。结果沈葆桢传来的奏疏是：“日本有铁甲船二号，彼有而我无之，水师气为之夺！”最终，面对只有几千人登陆的日本部队，没有铁甲船的清廷竟然无可奈何，只能赔付50万两白银换日本撤军。
这件事真正把清廷给打疼了：西洋人开铁甲船欺负我们倒也罢了，你日本人也有铁甲船可以欺负我们了？这还有王法吗？！
自此，清廷中一直持续的“海防”和“塞防”之争，前者终于占了上风。
沈葆桢，林则徐的女婿，开创福州船政学堂，创办了南洋海军
在被“坚船利炮”揍了30多年后，清廷终于下定了决心——组建自己的近代化海军。
下决心易，造军舰难。
尽管当时的大清已经拥有江南造船厂，但要造出可以在大洋上纵横驰骋的铁甲舰，是万难办到的。尤其眼下形势正危，日本人的军舰正对台湾和东南沿海虎视眈眈，要自己一艘艘去造，已然是时间不等人。
造不成，只能买。
找谁买？当然要向当时的世界第一海洋强国英国买。
通过当时的中国海关税务司赫德，直隶总督李鸿章一口气向英国订购了11艘军舰。是因为清廷财大气粗？并不是，而是因为当时赫德向中国人推荐的，是所谓价廉物美的“蚊子船”。
当时的世界海军军舰已经向大口径的巨炮方向发展，但造一艘这样的铁甲舰价格极其昂贵。在这样的背景下，英国设计师乔治·伦道尔设计出了一种新型船——吨位极小，却安置了只有主力舰才会配备的巨炮，发射出去的炮弹能一举击穿铁甲舰的装甲。
因为船小炮巨，这种船被称为“蚊子船”。蚊子船的优点很明显：火力强，造价低（清廷第一批订了4艘，连运费加一起也就45万两白银）。但缺点也很明显：船头巨炮不能转动，要转只能靠移动船身。如果船头要装50发炮弹，船尾必须要装数吨压舱物，不然就会“翘屁股”沉没。这种船速度极慢，只能用于近海防御，说穿了就是用来防御港口和海口的“移动水上炮台。”
这种排水量只有两三百吨的蚊子船，在舰种繁多的海军强国舰队里是用来丰富防守阵容的移动炮台，但在中国却被当作了一个国家海军的主力舰——当时清朝的落后和无奈可见一斑。
好在日本人在1879年又一巴掌把清政府打得更清醒了——他们派了三艘铁甲舰直接吞并了琉球。根本无法出海作战的清朝“蚊子船舰队”让清廷痛定思痛，决定出手购买真正的军舰。
1881年，李鸿章通过赫德向英国订购的两艘撞击巡洋舰“超勇”号和“扬威”号交付——清朝真正拥有了可以出海作战的军舰。
“扬威”号巡洋舰，排水量为1350吨，最高设计航速为16节（但到甲午海战前因为老化，最高航速只能达到9节）
“超勇”和“扬威”两舰排水量虽然达到了1350吨，但还是体积较小，尤其无法搭载鱼雷艇，这让李鸿章很不满意。再加上之前在购买蚊子船上吃了个暗亏，李鸿章决定甩开傲慢无礼的英国人，向当时迅速崛起的另一强国——德国购买军舰。
1885年，清朝向德国定制的两艘一等铁甲舰交付，这就是著名的“定远”号和“镇远”号。这两艘船身长度超过90米，排水量超过7300吨的军舰，当时虽然在世界上还不能排第一，但在亚洲已经是绝无仅有的巨舰了。
“镇远”号，当时购买耗费140万两白银
加上同“定远”和“镇远”同批交付的巡洋舰“济远”号，以及后两年交付的“经远”号、“来远”号、“致远”号、“靖远”号等大大小小的巡洋舰，清朝在短短10年时间里实现了“大跃进”——一支近代化的海军俨然成形。
随着清朝的海军逐渐成形，另一个问题浮出水面：船有了，人从哪里来？
大清是骑在马上得的天下，对水上的事一直敬而远之。虽然大清水师也曾收复过台湾，但那些木壳船和铁甲舰完全是两个概念，而整套近代化海军的人员配备、操练手法、规章制度等等，更是他们闻所未闻的。
那怎么办？师夷长技以制夷，用“海归”。
应该说，清朝在培养海军人才方面还是花费了一番心思的。除了水师提督丁汝昌（此人的故事详见《历史的温度3》收录的《是非成败丁汝昌》），整个北洋水师的中高层军官基本都由“海归”派担任，主要分为以下三个类别。
第一类是当年派到美国的“留美幼童”。先后有30多名归国的“留美幼童”被派往福州船政学堂、天津水师学堂、威海鱼雷营等地补习驾驶、鱼雷操作等海军专业技术。
第二类是英法海归。从1877年到1898年，清政府一共派遣了80余名福州船政学堂和天津水师学堂的学生奔赴英国和法国留学（还选派了一批工匠去德国学习技术）。
第三类是日本海归。在派遣英法留学生的同时，清政府还分三批派遣共18人去日本留学，侧重学习海军和与其密切相关的各门知识。
资料来源：《清末海军史料》，转引自《留学生与晚清海军建设》，李喜所、李来容，《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01期。
由于当时很多人对大海抱有恐惧心理，所以海军的招募工作要比陆军难不少，不过总是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办法：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按照《北洋海军章程》的解释：“海军为护国威远大计，不宜过从省吝也。中国海军创设，饷力未充，未能援引英国等海军行情待遇。但兵船将士终年涉历风涛，异常劳苦，与绿营水陆情形迥不相同。不能不格外体恤，通盘筹计。”
所以，当时北洋水师官兵的俸禄标准是很高的。
北洋水师的提督，即丁汝昌这个级别，一年官俸是3360两，另有船俸（算是额外补贴）5040两，合计8400两，相当于当时陆军绿营同级别提督薪俸的3倍以上。
北洋水师的总兵，即各舰的管带（舰长），年俸总数是3960两，相当于绿营同级别总兵的2倍左右。
海军副将的年俸为3240两，相当于绿营同级别副将的2.75倍；参将为2640两，相当于绿营同级别参将的3.55倍。
当然，以上为明面收入，北洋水师还有一些诸如“行船费”之类的暗账补贴，这就很难有一个标准数字了。
那么，清朝光绪年间的一两银子是什么概念呢？根据当时的粮食等购买力折合计算，一两白银大约相当于现在的人民币300元。所以，丁汝昌的年俸超过了200万元，而邓世昌这一级别的年俸也达到100万元以上。应该说，北洋水师官兵的待遇还是相当高的。
在北洋水师成军的这一阶段，他们并没有辱没使命。
1881年8月，丁汝昌率北洋水师官兵200余人从英国接收完工的“超勇”和“扬威”两艘巡洋舰，从朴次茅斯港驶入大西洋，经地中海、苏伊士运河、印度洋一路回国。这是中国的海军第一次做如此长途的航行，沿途很多国家这才知道中国也有了近代化的海军，在中国舰队靠港时均鸣炮致意，而当地的华侨都争相到港口观看，有的甚至泪流满面。
1882年7月，朝鲜发生壬午兵变。丁汝昌奉命率“威远”“超勇”“扬威”三艘军舰开赴朝鲜，起到了相当大的震慑作用。两年之后，朝鲜的甲申政变爆发，清军增援朝鲜的部队，也是由“威远”号运送，“超勇”和“扬威”两舰护航的。
1886年8月，为了震慑俄国，丁汝昌再率“定远”“镇远”“济远”“威远”“超勇”“扬威”六艘军舰巡游朝鲜釜山和元山一带，并在之后停靠在日本长崎维护军舰并访问日本，随后引发“长崎事件”。在这场中日冲突中，中方凭借“定远”和“镇远”两艘巨舰的威慑力，迫使日方做出了较大让步，并使其深受刺激，引以为耻，就此开始大力发展海军。（参见《历史的温度5》收录的《长崎事件：大清对日外交的最后荣光》）
应该说，在这个阶段，前前后后耗费大清国近亿两白银（包括相关人员、后勤、维修、港口、船坞等全部费用在内）搭建的北洋水师，还是体现出了相当强的战斗力，且确实展现了一个大国海军应有的责任和担当。
只是，随着北洋水师的规模日渐扩大，人员构成日益复杂，各种预料中和预料外的变化接踵而来。
关于北洋水师的军纪，一直流传着几个段子。
最著名的，莫过于北洋水师在访问日本长崎期间，后来成为日本联合舰队总司令的东乡平八郎发现定远舰主炮上晾着北洋水师水兵的衣服，由此判定北洋水师军纪涣散，将来必败。
这个说法后来在中日两国普遍传播，亦被记入唐德刚先生的《晚清七十年》。但迄今为止，没有发现该说法的任何可靠来源。更重要的是，定远舰主炮离甲板有三米，且炮管极粗，要晾上去一件衣服还不被风吹跑无疑是一次大冒险。后来也有人猜测，此说法出自日本，有贬低对手、鼓舞本国士气之用意。
定远舰
还有一个段子，是说北洋水师规章制度混乱，致远舰管带邓世昌带头在船上养狗。但事实上，各国海军从来不禁止在舰上养宠物，诸如猫、羊、猪乃至熊等各种动物在各国军舰上都出现过，日本联合舰队的旗舰“松岛”号上还养了一头黄牛，所以邓世昌养狗其实并没有什么过分之处。
不过，段子固然不足信，但北洋水师也绝非一直军纪严明。一道比较明显的分水岭，就是1890年的“撤旗事件”——北洋水师的英国副提督琅威理愤然辞职。
琅威理是清政府请来的北洋水师顾问，官拜副提督。应该说，琅威理为了这支水师，还是倾尽了自己的心血。事实上，由于提督丁汝昌不熟悉海战，北洋水师的日常训练统统都是由琅威理负责的。琅威理治军严明，办事勤勉，他任职期间的北洋水师军纪最好，丁汝昌也承认：“洋员之在水师最得实益者，琅总查为第一。”而北洋水师的官兵中也流传着一句话：“不怕丁军门，就怕琅副将。”
但是，随着北洋水师的日渐成熟，当初那批懵懂的水师军官渐渐开始不服琅威理的严格管教，再加上一支本国的舰队却由一个洋人指挥，这让从李鸿章到各级官兵的心里都有想法，导致双方矛盾日益加重。
1890年年初，矛盾终于爆发：北洋水师去香港避冻顺便维修，丁汝昌率“致远”等四舰去南洋巡视操练，在港口的旗舰定远舰管带、右翼总兵刘步蟾随即降下“提督旗”，升起“总兵旗”——这个行为代表自己此刻是该舰最高长官。琅威理当即提出异议：我副提督还在舰上，你升什么总兵旗？
琅威理和邓世昌（双手相握者）在“致远”号上
琅威理勃然大怒，但刘步蟾寸步不让，双方最后闹到了李鸿章那里。李鸿章明确表示：北洋水师只有一个提督，接下来就是总兵。感到受辱的琅威理随即提出辞职。
此举正中李鸿章下怀，他接受了琅威理的辞呈。英国方面还就此提出过抗议，撤走了北洋水师的所有英籍雇员，并不再允许清政府派海军留学生去英国学习。
琅威理辞职带来的负面影响远不止于此：北洋水师从此失去了一个严格的教官，军纪开始逐渐废弛，操练也越来越马虎。
《北洋海军章程》曾规定，全舰官兵都必须住在军舰上，但自从琅威理离开后，丁汝昌带头，左、右翼总兵林泰曾和刘步蟾效仿，官兵们纷纷开始在岸上留宿，最多时一艘军舰上一半官兵都去岸上住宿。而每逢冬天南下避寒，北洋水师的官兵在香港、上海等地花天酒地，寻欢作乐，舰上的各种赌博活动也屡见不鲜，甚至开始有人利用行船之便带货走私。
尽管这批官兵在大东沟海战中的表现大多没有辱没军人本色，但上述行为并不能被一笔带过。
驱逐琅威理，也折射出北洋水师内部派系的形成。
由于北洋水师的中高层军官多毕业于福州船政学堂，所以自左、右翼总兵林泰曾和刘步蟾以下，形成了一个势力最强的“闽帮”，驱逐琅威理也是刘步蟾在“闽帮”的支持下做的。而提督丁汝昌是合肥人，虽然不属于李鸿章的嫡系，但毕竟也是“淮军”序列里出来的，与“闽帮”总有些格格不入，业务能力最出色的刘步蟾也不是很看得起“门外汉”丁汝昌。此外，邓世昌、林国祥、程璧光都是广东人，形成了一个广东圈子。
而在北洋水师内部的圈子之外，更糟糕的是在清廷上也分出了派别：自老佛爷慈禧以下，醇亲王奕譞、北洋大臣李鸿章和帝师翁同龢又形成了三股势力。
针对北洋水师的海军经费是否应被挪用，三股势力也开始了明争暗斗。
作为光绪帝生父的奕譞，是大清海军衙门的一把手。但深知慈禧手段和权力欲的他，早就把工作重点转移到了如何让慈禧安心，让儿子顺利完成亲政这件大事上，所以为了给慈禧修缮“退休”后的场所颐和园，奕譞不惜挪用海军经费。
北洋大臣李鸿章是北洋水师的缔造者，当然不愿意看到用于海军发展的经费被挪用，所以一开始是婉拒的。但是会做官者如李鸿章，看到光绪帝亲政在即，觉得自己没必要把醇亲王和老佛爷两头都得罪了。而更关键的一点是，李鸿章自己也犯了一个战略错误——他认为北洋水师建设至此，自守门户已经绰绰有余，尤其是购入“定远”和“镇远”两艘巨舰后，他认为“就渤海门户而论，已有深固不可摇之势”。所以，在最初婉拒之后，李鸿章很快就同意将海军经费挪用了。
奕譞
而作为帝师的翁同龢，和慈禧的“后党”并不是一路人，但他深深厌恶李鸿章，尤其认为李鸿章把北洋水师发展成了自己的私人部队。所以，但凡要给海军增加军费的动议，他都反对，但凡要克扣海军军费的动议，他都默认乃至支持。值得一提的是，不主张发展海军的翁同龢，在后来的甲午战争中却是最坚定的主战派。
庙堂上多股势力的争夺，最终带来了一个结果：海军军费逐年被克扣，曾经迅猛发展的北洋水师陷入了停滞状态。
时间终于到了1888年12月17日。
这一天，在山东威海卫的刘公岛，北洋水师宣布正式成军。
此时的北洋水师，拥有包括“定远”“镇远”两艘巨舰在内的大小25艘主要军舰，辅助军舰50艘，运输船30艘，官兵4000余人。
按照当年《美国海军年鉴》的排名，北洋水师名列亚洲第一，世界第九（前八名分别为英国、法国、俄罗斯、德国、西班牙、奥斯曼土耳其、意大利、美国）。对于在40多年前还被几艘外国军舰打得割地求和的中国来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但也就是在成军的那一刻，记录北洋水师发展的时间沙漏似乎静止了。
两年后，撤旗事件爆发，琅威理辞职。
三年后，户部尚书翁同龢严禁北洋水师再添加新的舰、炮、军火。从炮弹到燃煤，北洋水师的装备质量直线下降。
也就是在这一年，北洋水师再度访日，刘步蟾发现日本海军实力已经超过北洋水师，于是通过丁汝昌上书要求速添新舰，至少要增加速射炮。但李鸿章关于增加速射炮的奏折石沉大海。
而作为对手的日本，开始大举发行国债筹款造舰，自天皇以下全国各阶层都以战胜清国海军为目的开始捐款。从1888年开始的六年时间里，日本添置了大小军舰12艘，新增海军吨位近18000吨——北洋水师在这六年时间里未添一舰一炮。
到了1894年，日本海军一线主力舰达到了13艘，总吨位超过37000吨，而北洋水师主力舰的总吨位还不到30000吨。更关键的是，日本的主力舰统统都是最新购买的，舰龄短，航速快，在火炮数量、口径、射速和炮弹威力等方面全面碾轧北洋水师。
也就是在这一年，甲午海战爆发。
在甲午海战中发挥关键作用的日本“吉野”号，1893年9月刚刚完工，排水量4150吨，最高航速高达23节。而甲午海战中试图撞沉“吉野”号的北洋水师“致远”号，是整支舰队里航速最快的，最高设计航速也只有18.5节，且是1887年完工，航龄已有7年。即便如此，在甲午海战爆发前，“致远”号也是北洋水师中最新的一艘军舰了
我曾和读者分享过我大学时写的第一篇论文。
因为刚高中毕业没有经验，我给那篇论文起了一个小说一样的名字——《日落北洋》，写的就是甲午海战中的北洋水师。通过泡在学校图书馆一周查阅当时的奏折、报道和各种人的回忆，我第一次知道：原来在开战之前，北洋水师的各方面实力就已经不如日本海军了。
而在此之前，我对北洋水师的认识还停留在课本里：我们是亚洲第一，我们输掉海战主要是因为李鸿章怯懦避战，很多水师官兵贪生怕死，只有试图撞沉“吉野”号的邓世昌是英勇的。
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我一直从武器装备、舰艇吨位、炮速船速等方面来客观分析北洋水师陨落的原因。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发现，还是不能只归咎于客观原因。
诚然，北洋水师的悲情覆灭有技不如人的原因，但究竟是什么造成了技不如人？为何一支在短短十年里就能迅速崛起并碾轧日本的舰队，又在下一个短短十年里迅速被对手碾轧？速射炮、无烟煤、开花弹、无烟火药……这些都是客观存在的问题，但都是果，不是因。
那么“因”是经费不足？也不是，“因”还是经费不足背后的那些人。确切地说，是那一个个人长期以来形成的固化观念，以及由这一个个人组成的体制。
1885年，清政府专门成立了统筹海防事务和海军的海军衙门。消息传到日本，很多日本人感到恐慌。但曾担任日本外务卿的明治维新元勋之一副岛种臣却说了这样一段话：
“谓中国海军之可虑，则实不足以知中国也。盖中国之积习，往往有可行之法，而绝无行法之人，往往有绝妙之言，而绝无践言之事。”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本文主要参考来源：
1.《回顾北洋水师建军历程：四张订单买来的海军》（新华网，2016年5月10日）
2.《甲午战争与北洋海军》（金一南，《当代贵州》，2014年08期、12期、15期）
3.《甲午回眸：清廷耗巨资购置舰队，值吗？》（许前程、张硕、陈悦，《工会信息》，2014年23期，摘编自2014年7月24日《北京晚报》）
4.《留学生与晚清海军建设》［李喜所、李来容，《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01期］
5.《关于北洋水师军纪的探讨》（孙宇梁、孙怀明、王亚晶，《兰台世界》，2018年08期）
6.《突飞猛进，后来居上：甲午战前的日本舰队》（金满楼，搜狐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