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个剧变时代到来之时，无论你怎样应对，首先要有一个认识，那就是：时代到来了。
闭上眼，想象一下：如果有一天，一支“外星人舰队”出现在你的面前，会是怎样一种感受？
1853年7月8日，在江户湾附近的日本人就有了这样的体验。
那一天，在日本江户湾的浦贺，江户的市民惊恐地看到了一支“外星人舰队”。那是四艘他们从来没有看到过的“怪船”：体型庞大，全身披着黑色盔甲，类似烟囱的管道里喷出浓浓的黑烟，并且发出怪兽一般的轰鸣。
“那些是什么怪物？”江户的市民奔走相告，心中忐忑。
他们中的很多人是后来才知道，那并不是什么“怪物”，而是从一个叫“美利坚合众国”的遥远国家开来的军舰。
当时的日本人，从来没看到过这种军舰，所以他们把它称为“黑船”。
而这一天，也成为日本历史上被人不断提起的一天，因为它对整个日本的近代化进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这一天，史称“黑船来航”。
事情还要从日本的“闭关锁国”说起。
其实在“闭关锁国”这件事上，亚洲的两强——中国和日本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难分伯仲”。
中国自明朝的朱元璋开始规定“片板不能下海”，从“海禁”到彻底“锁国”，基本在清朝乾隆年间形成了一整套制度。
日本的“闭关锁国”自1587年露出苗头，其时正是关白丰臣秀吉如日中天之时，他忽然颁布《伴天连追放令》，宣布驱逐外国传教士。在丰臣家垮台后登上权力顶峰的德川家康及其后人，在“闭关锁国”这一点上也是认知一致的：自禁传教始，渐渐扩大到文化和经济的封锁。
从1633年到1649年，德川幕府（江户幕府）颁布了一系列“锁国令”，彻底完成了日本的“闭关锁国”：禁止天主教在日本传播，禁止日本人出国，也禁止国外的日本人回国，同时与西班牙、葡萄牙这些国家断交。
江户时代的日本影像
不过，与中国的明清两朝相比，日本的“闭关锁国”还是走出了一点自己的特色之路。
其一，中国主要强调经济和文化上的“闭关锁国”，对外国宗教则相对温和，尽管也禁止传教，但很多地方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而日本则是对西方传教严厉禁止，曾多次发生屠杀西方传教士的“大殉教”事件，但在经济尤其是科技上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相对温和。
其二，中日两国都奉行“一口通商”（分别为广州和长崎）。不过中国自视地大物博，所以对西洋各国“一视同仁”，没有例外——“对不起，我是说你们在座的都是蛮夷”。
日本则是区别对待。在断绝与西班牙、葡萄牙等国的交往之后，日本独独允许两个国家在长崎通商，一个是中国，另一个是荷兰。由于历史渊源和供求关系，允许中国通商不难理解；荷兰也可以享受到其他很多西洋国家享受不到的特权，则不仅仅是因为荷兰承诺绝不传教，还因为日本自己的主观态度：由于国土面积、物产、国力等各方面和中国无法相比，所以日本有天然的贸易和开放动力。尽管幕府的“闭关锁国”政策从不曾改变，但与天主教无关的西洋科学技术却一直在日本颇受重视，以至于慢慢在日本国内形成了一股“兰学”风潮——从表面上看指的是研究“荷兰的学术”，其实泛指整个西洋学术。
当时研究“兰学”的书
但是，对19世纪那些充满扩张欲和征服欲的西方殖民者而言，一个全封闭的中国和一个留了几个“气口”的日本，其实并没有什么两样。日本能够暂时安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西方列强的目光都先盯上了油水更足的中国。
但是，有一个国家，却把目光聚焦到了日本。
当时间进入19世纪的时候，美国陷入了某种程度上的焦虑。
美国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其国内经济和各项指标的增长已经进入了快车道，但在对外贸易和通商方面，美国却远远落在了西欧列强的后面。除了在北美大陆上欺负落后于自己的邻居墨西哥，美国的对外扩张，尤其是在亚洲，一直进展缓慢。
1784年2月22日，急切希望与中国通商的美国派出了第一艘商船“中国皇后”号，满载着人参、皮革、毛衣、胡椒、棉花以及铅等商品离开纽约港，驶往中国。中美贸易关系就此开始。
在美国刚刚开始从对中国的贸易中尝到一些甜头的时候，西方列强已经开始围猎东方巨龙了。羽翼未丰的美国当时还没有与西方列强叫板的能力，所以只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拓展自己新的版图。比中国小几号的日本，自然进入了美国的视线。
其实美国已经对日本觊觎很久了。
一方面，日本是美国对中国贸易航线上的必经之地，美国对日本的重视程度原本就远远高于其他西方列强。另一方面，美国在工业革命期间需要大量从鲸鱼中提取的照明用油，美国人的捕鲸船已经普遍活跃到了日本海域。
早在1799年，美国商船就冒充荷兰商船造访日本。但1825年，日本江户幕府下达“无二念打拂令”，规定只要有外国船（中、荷除外）驶近日本沿海，无论任何情况，立刻开炮驱逐。美国商船曾以护送日本难民为由接近，一样被日本的岸防炮轰了出去。
马休·佩里
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最终决定借助武力。
59岁的美国海军将领马休·佩里就此登上历史舞台。
1852年3月，佩里被任命为美国“远东舰队”司令，他得到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横跨太平洋，强行让“日本开国”。
1853年7月8日，长途跋涉的美国“远东舰队”的四艘军舰终于出现在了江户湾的海面上。那就是本文开头的“黑船来航。”
四艘美国军舰的出现，确实极大震慑了日本。
尽管那时的美国海军远称不上世界一流，但他们派出的这四艘军舰，在当时尚未进入工业化的日本，已足以成为“神一样的存在”。
这四艘军舰分别是：排水量为2450吨的“萨斯奎汉纳”号（Susq-uehanna），排水量为1692吨的“密西西比”号（Mississippi），排水量为989吨的“普利茅斯”号（Plymouth），排水量为882吨的“萨拉托加”号（Saratoga）。其中，前两艘是蒸汽动力明轮驱动，后两艘是风帆驱动。
在世界海军技术尚未进入“铁甲舰”的时代，这四艘船都是木壳船。但这四艘船体漆着黑漆、共配备69门各口径大炮的军舰，相比日本所谓的“海军”占据了绝对的优势：日本在数百年间不允许建造远洋船，所谓“军舰”的最大排水量不过就是100吨左右，而能与美国舰队大炮火力匹敌的岸防炮不超过20门。
当数十艘日本的风帆木壳小船虎视眈眈地监视进港的美国军舰时，那幅画面，就像一群沙丁鱼在威胁四条鲨鱼。
根据一些记载，“黑船”到来的那一夜，江户城乱成一团，寺庙钟声齐鸣，妇人带着孩子躲在家中，武士磨刀备战，而更多的人涌进大小神社，期待再来一场“神风”吹沉那四艘“黑船”。
但日本神奈川县立历史博物馆馆藏的《阿部家史料》显示，其实早在美国舰队到来前一年，德川幕府中的家老阿部正弘就已经接到了来自长崎的线报。消息来自那里的荷兰商人，连舰队规模和人员配置都已经说得一清二楚。
所以，尽管美国舰队的实力已经让人吃惊，但至少日本统治阶级对这场来访还是有思想准备的。
不过，不管是否有所准备，四艘美国军舰出现在江户湾给日本人带来的震撼还是巨大的。当时日本社会流传着一句诗歌，翻译成中文是：“上喜撰唤醒太平梦，喝上四杯就难再眠。”
“上喜撰”是当时日本一种比较高级的茶叶，在日文中的发音正好和“蒸汽船”差不多。“四杯茶”，就是四艘美国军舰。
日本人自己也知道：300年来的闭关锁国太平梦，估计是做不下去了。
美国人来，当然是带着要求的。
一开始，日本人要求美国军舰改从长崎上岸，被断然拒绝。1853年7月15日，在僵持了六天之后，马休·佩里司令被获准带着美军士兵登岸。
那一天，大概有300名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和水兵，携带着上好刺刀的滑膛枪列队上岸。负责警戒他们的，是一群头缠白布、没有什么队形的日本武士，他们也带了枪，不过是燧石火枪。
马休·佩里是带着美国总统米勒德·菲尔莫尔亲笔签署的国书来的，提出的要求非常容易理解，就三点：日美通商，补给停靠船只，救助美方遭遇海难的船员。
核心诉求，当然就是通商。
面对早在预料之中的要求，日本幕府打起了中国式的“太极拳”：这件事太大了，需要请示天皇陛下，需要找日本的各藩势力一起商量一下，请你们明年春天的时候再来。
谁都知道，日本的幕府是将天皇权力架空的，是压制各藩势力的，所以这个借口实在是拿不上台面。
但是，佩里居然答应了，或许他确实想给日本政府一个全盘接受的过程。
临行前，佩里留下了给日本的礼物：日本人从没见过的火车机车模型，以及电报机。
讲究礼节的日本人无以为报，只能派力士运来了优质的日本大米堆在码头上作为回礼。
美国人走了，但很快就“信守诺言”回来了。
1854年2月13日，事实上春天还没有到，佩里又带着美国舰队回来了。而且，这次不是四艘，而是七艘美国军舰，不仅开到了江户湾，还深入江户湾内部，要求日本人“践行自己的诺言”。
这一次，德川幕府知道避无可避，最终与美国签订了《日米和亲条约》（《神奈川条约》），开启下田及箱馆（现在的涵馆）两个港口通商。这个只片面强调美国最惠国待遇的条约，是日本签订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在这个条约之后，英国、俄国等西方列强效仿美国，也要求日本签署了类似条约。
一系列条约的签订，确实打破了日本闭关锁国的太平美梦，彻底动摇了幕府的统治根基，但是也强迫日本“睁眼看了世界”。痛定思痛后，日本开始全面认识到自己的落后。
1868年，日本从上至下的“明治维新”拉开序幕。
日本彻底抛弃了长期以来的偶像中国，开始全面向西方列强学习。
以前看这段历史，我难免心中有个疑问：日本人崇尚所谓的“武士道”精神，可是当年怎么就乖乖屈服于美国军舰，说开口通商就通商了呢？
我后来读到一份材料，似乎了解了一些情况：从1842年开始，日本幕府就主动要求荷兰人每年提供一份《荷兰别段风说书》，将全世界的大事都通报一下。
是原来闭关锁国的日本幕府突然主动开窍了吗？也不是。是1842年，邻国大清帝国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败北——一个历来是自己学习对象的庞大帝国，居然这样轻易输给了西洋人，这让日本上下非常震撼。
等到美国军舰开到江户湾的时候，虽然当时美国海军的实力还远逊于英国，但日本当时的国力也远逊于清朝。思前想后，日本选择了一条最现实的道路。
所以，“开国”虽然并非日本本意，但也算是它审时度势之后的选择。而且相对于中国，日本算是幸运的，因为毕竟免去了刀兵之祸——当然，中国当时和英国等列强的贸易是顺差，日本在国力方面与中国也没有可比性。而且中国人民对侵略者奋起抗争，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是值得后人尊敬和铭记的。
不过还有一件颇有意思的事。
在如今日本横须贺市的海滨，有一座佩里公园，里面有一座马休·佩里的塑像，下面的碑座有当时的日本第一号政治强人伊藤博文题写的落款：“北米合众国水师提督伯理上陆纪念碑”。
给侵略者立碑纪念？这种在很多人看来匪夷所思的举动，在我看来，背后也蕴含着日本人的复杂情感。
在“黑船事件”之后，日本人并不是没有反抗过，“尊王攘夷”口号的提出以及炮轰外国船只的“下关事件”等一系列事件，也反映出了日本人的愤怒心态。
但是在另一方面，和世界接轨，了解世界的发展趋势并投身其中，也确实让日本尝到了很多甜头，并且让它成功“脱亚入欧”——当然，之后偏向军国主义的轨道并导致本国生灵涂炭，也是它之前没有想到的结果。
所以，从“黑船事件”到给佩里立碑，背后的各种意义一言难尽，但有一点却是明确无误的：当一个剧变时代即将到来之时，如果没有相应的眼界和准备，那一定会被历史淘汰。
这个道理，和立不立碑无关，和是不是日本人也无关，值得我们警醒。
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
本文主要参考来源：
1.《黑船事件：日本帝国崛起的转折点》（澎湃网，2018年8月17日，摘选自《国家的启蒙：日本帝国崛起之源》）
2.《说古｜中日历史上的两种“闭关锁国”》（陈忠海，《中国发展观察》，2017年07期）
3.《幕府与“黑船事件”》（王铁军，《日本研究》，2006年01期）
4.《日本江户时代奉行“选择主义”的锁国制》（冯玮，腾讯文化，2016年8月30日）
5.《黑船来航》（三谷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