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读书人自古就有一个崇高理想，不是当官，不是发财，而是成为“帝师”。帝师，自然就是皇帝的老师。
时光流转，沧海桑田，如果一个外国人成为“帝师”，那会是一种怎样的情景？
1919年3月3日一大早，在紫禁城里的毓庆宫，溥仪接见了一位金发碧眼的外国人。
毓庆宫，是康熙皇帝为自己当初立的太子胤礽建的，后来乾隆和嘉庆都在这里住过，及至同治和光绪，都把这里当作读书的地方。
溥仪也是把这里当书房的。
这一年，溥仪13岁，已退位7年，但按照民国政府当初约定的优待政策，他仍可居住于紫禁城，以“逊帝”的身份维持那个所谓的“小朝廷”。
3月3日去毓庆宫觐见溥仪的，是一个英国人。
这个英国人先是被领到毓庆宫西厢书房，向坐在龙椅上、身着龙袍的溥仪深鞠三躬，并用中文恭请圣安。溥仪起身，和英国人握手，英国人再次鞠躬，然后退出门外。
等到英国人再次被传唤进入门内的时候，溥仪已经换好了便服，然后又是一次鞠躬致礼——这一次，是溥仪向英国人鞠躬行礼。
因为这是一场拜师仪式，是溥仪拜见他的新老师。
这位从英国来的“帝师”，名字叫雷吉纳德·弗莱明·约翰斯顿（Reginald Fleming Johnston）。
他给自己起了一个中文名字，叫庄士敦。
3月3日这天，庄士敦创下了一个纪录：他是中国两千年来，皇帝——哪怕已经退位——正式拜的第一个外国“帝师”。
庄士敦，1874年出生于苏格兰。
他在爱丁堡大学完成了本科学业，又考取了牛津大学的文学硕士专业。毕业后，经过严格的考试和筛选，他被大英帝国殖民部录用为见习生，随后被派到了香港。因为表现出色，他一路做到港督的私人秘书。由于他深受香港辅政司骆克哈特的赏识，于是他跟随骆克哈特来到了中国的威海卫（当时是英国租借地），担任骆克哈特的秘书。
1906年，32岁的庄士敦在威海留影
庄士敦来到内地后，就深深地被这里的传统文化吸引，他不仅学会了说一口流利的汉语，更是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在儒、释、道中，他最推崇中国的儒家文化，所以他不仅给自己起了个中文名字“庄士敦”（和他的英文名字Johnston谐音），还给自己起了一个字：“志道”——典出《论语·里仁》“士志于道”（读书人立志追求真理）。
庄士敦是如此痴迷于中国文化，以至于他开始反感西方文明试图强加于中国的一切：“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处在各自社会发展的试验阶段，因此不管哪个半球，把自己的意志和理想强加给另一方都是不明智的。”
他甚至化名撰文，指责基督教试图改变中华文化的做法，这引起了英国教会的强烈不满——对这种“英奸”行为，不少英国人直接指责他为“英国的叛徒”。
来自国内的质疑让庄士敦在威海卫的工作陷入困境，但就在这个关键时刻，他却收到了一份意外的邀请：你愿不愿意来担任中国皇帝的老师？
发出邀请的，是当时担任民国大总统的徐世昌，而向他推荐庄士敦的，是李鸿章的儿子李经迈。李经迈曾经在威海卫待过一段时间，和庄士敦关系很好，知道这个“洋儒生”不仅是牛津大学的文学硕士，还热爱中国文化，能讲一口流利的汉语，是“帝师”的好人选。
当时溥仪身边还有几位“帝师”，都是一代名儒：陈宝琛、朱益藩、梁鼎芬……但是，这些老师通晓的都是中国传统文化，对近代的科学技术以及其他方面基本一窍不通。考虑到年少的逊帝溥仪长大后终要学一些与时俱进的知识和本领，所以一直持反对态度的逊清“小朝廷”的“内务府”，最终也答应给溥仪请一位“洋老师”，至少让“皇上”能够跟上外面世界的步伐。
陈宝琛，晚清大臣、学者。在庄士敦来之前，他是溥仪最亲近的老师
更何况，庄士敦的祖国英国，是一个君主立宪制国家，这也算对路。
庄士敦本人自然是很愿意接受这样一个机会的。作为一个“中国通”，他深知中国人是尊师重道的，更何况他要担任的是“帝师”。
1919年2月，庄士敦在取得英国政府同意之后，奔赴北京。经过多轮见面和会谈，他得到了一份成为“帝师”的“合同”：成为13岁的逊帝溥仪的老师，教授英文、数学、历史、地理、博物等等，月薪600元，外加津贴100元，包住宿。当时北大校长蔡元培给胡适、陈独秀等人开出的顶级月薪也就300元左右，已经令人咋舌了。
庄士敦当时与“内务府”签订的合同
这份合同是庄士敦要求签订的，这一度让“小朝廷”的“内务府”感到匪夷所思：皇上赏脸请你做老师，居然还要签合同？
从1919年3月3日起，庄士敦成了唯一一个可以进入紫禁城的外国人。
他的教学日程安排，是根据溥仪的课程表来的。
每天早上5点30分（冬天是6点），溥仪起床上课，授课老师是陈宝琛。上到7点30分左右，学生和老师都开始用早餐，8点30分开始恢复上课，一般是溥仪的满族老师伊克坦上第一节课。上到10点，由朱益藩接续，上到11点。
11点之后是午餐时间，然后午休。从1点30分开始，就是庄士敦的上课时间了，课程为2个小时，上到3点30分。
按照原先的设计，给“皇上”教授英语是庄士敦的主要任务。
但一开始，庄士敦发现溥仪对英语一窍不通，也没有兴趣学。在庄士敦看来，13岁的溥仪感兴趣的是时事，比如他很关心《凡尔赛和约》签订前后的欧洲局势，以及欧洲的地理、天文、物理、政治等等。
庄士敦并没有像中国传统的“严师”那样去强迫溥仪学习，而是先用汉语和他交流，慢慢引起他的兴趣。比如，有一天他给溥仪带来了一个铁皮盒子装的水果糖，趁着溥仪高兴地吃水果糖，就告诉他西方是如何通过化学工艺和机器流水线生产出水果糖和铁皮盒的。
庄士敦的到来，给13岁的溥仪打开了一扇窗，让他看到了一个之前从没见过的世界，再加上庄士敦彬彬有礼，又算是溥仪诸多老师里最年轻的，所以溥仪很快对他产生了好感，给他的礼遇也开始高了起来。
最初，庄士敦是住在紫禁城外的。他每天早上由汽车接到神武门，然后下车步行到毓庆宫去给溥仪上课——“内务府”认为他不过就是皇帝的一个英文老师。但后来，庄士敦明显得到了“帝师”的待遇，入宫可以坐两人抬的轿子，官阶也升到了二品。再后来，溥仪在与婉容成婚之后把庄士敦的官阶升到了一品，又把御花园的养性斋赐给他居住——让一个外国人住在紫禁城内，这是闻所未闻的事。
庄士敦与溥杰、润麟（皇后婉容的弟弟）、溥仪（从左到右）在紫禁城御花园内
在庄士敦来之前，溥仪一直对陈宝琛非常依赖（陈宝琛从溥仪6岁起就当他的老师），而在庄士敦到来之后，溥仪感慨：“陈宝琛曾是我唯一的灵魂，而庄士敦来了之后，我又多了一个灵魂。”
既然“皇上”对庄士敦好，那他身边的人自然也心领神会。
当时的《北京时报》曾有这样一则报道：“据说，皇帝的英文老师庄士敦得到了瑾贵妃的赏赐。瑾贵妃因担心他教学劳累会导致喉咙疼痛，特别恩宠地给了他一些人参和西洋参。”
而庄士敦遇到的“甜蜜的烦恼”，还不止这些。
和溥仪成为亦师亦友的关系后，庄士敦发现自己收到的来信明显增多了。
有些信件写得比较隐晦，比如提出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够在庄士敦教溥仪读书的时候在旁边研墨，这样他们的孩子也能聆听“皇上”的教诲——庄士敦认为，他们这样做是为了博得一个“皇帝同门师兄弟”的名分。
有的信件意图就比较明显了：比如直接请庄士敦帮忙，让自己的亲戚在“朝中”任职；比如请庄士敦安排觐见皇帝，说有重大秘密要报告；比如请庄士敦递交“奏折”，或直接写信谴责某位官员。也有要求不高的，写信给庄士敦，让他帮忙搞一个皇帝的签名。
庄士敦还收到过一些女士的来信，当然不是向他表达爱慕之意，而是希望他能推荐自己进宫成为妃子。还有直接找上门来的，比如一名虔诚的传教士希望庄士敦能让溥仪改信基督，“让皇帝的灵魂得到救赎乃至升华”。
总而言之，那些人都知道庄士敦和皇帝成了亦师亦友的关系，都希望能借庄士敦的影响，实现自己的诉求。
庄士敦真的对“皇上”有那么大的影响力吗？似乎真的有。
进宫后没多久，庄士敦发现了一个细节：每次看时钟，溥仪都不看桌子上的那个小钟，而是去看挂在墙上的那个大钟。通过其他的一些细节，庄士敦断定：皇帝肯定成了近视眼。
成了近视眼，其实也简单：配副眼镜就是了。但是庄士敦低估了这件事在紫禁城里的难度——中国的“真龙天子”怎么可以戴一副西方人的眼镜？
庄士敦与溥仪
要求提上去，引来一路反对声，从“内务府”到“皇室”都不同意溥仪佩戴眼镜，端康太妃甚至扬言，如果皇帝戴眼镜，她就服鸦片自杀。但庄士敦非常坚持，甚至不惜以辞职相抗。最终，溥仪自己拍板：我听医生的。
庄士敦为溥仪请来了美国医生霍华德，霍华德一查，皇上果然近视了，就给他配了一副近视眼镜。溥仪戴上后，立刻感受到了一个清晰的世界。霍华德医生没有收费，但溥仪事后让人给他送去了1000元酬谢。
与庄士敦“怂恿”溥仪做的另外一件事相比，让皇帝戴眼镜这件事其实还不算大。
辛亥革命后，国人纷纷剪去了长辫，连清朝皇室中也有不少人做了同样的事。但溥仪始终没有被允许剪辫子，因为他的辫子代表了所有满人最后的尊严。
庄士敦始终希望溥仪剪掉辫子。他告诉溥仪，中国人留的辫子在西方人眼里就是“猪尾巴”，他自己也同意这一观点。在得知老师的想法后，溥仪坚持要太监帮他剪掉辫子，太监苦苦哀求，溥仪怕为难太监，自己把自己关到一个房间里，剪掉辫子后走了出来。
二十多天后，整个紫禁城里，除了陈宝琛、梁鼎芬、朱益藩三位“帝师”，其余人都跟随“皇上”剪掉了辫子——大概有1500人。
戴眼镜，剪辫子，穿西装，通电话，骑自行车……正因为庄士敦对逊帝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所以各方面的政治势力也开始关注这个英国人：他到底会教溥仪些什么？是像其他“帝师”一样，教导他要一心复国，还是接受现实，安心做一个对共和国有用的“虚君”？
对于这一点，庄士敦有自己的打算。
按照庄士敦自己的说法，他想把溥仪培养成一个儒家意义上的“君子”。
庄士敦对溥仪的印象很不错，他对溥仪的回忆用的几乎都是褒义词：聪明，活泼，有人情味，有幽默感，风度翩翩。在他看来，这位“少年天子”从某种意义上说很可怜，因为他是被囚禁在紫禁城内的，被禁锢了天性。
来自英国的庄士敦当然是赞同中国施行君主立宪制的，所以他希望把溥仪培养成一个有科学知识、有进取精神、有理想、有作为的人。这样的话，进可做虚君，退可当凡人。
换句话说，庄士敦希望溥仪如果有一天离开了所谓的“皇帝”宝座，也能依靠自己的能力生活下去。
让庄士敦感到欣慰的是，少年时的溥仪没有沉迷到“一心复国”成为“实权皇帝”的迷梦中。
有一次，庄士敦收到一封信，来信的人自称是流亡美国的沙皇，正在组织一个“退位君主协会”，邀请溥仪参加成为“重要的一员”。庄士敦把这封信拿给溥仪看，溥仪笑了，称如果每个退位皇帝能学会一种乐器，组成一支乐队倒是挺有意思的：
“这支乐队的成员都是曾经头戴皇冠的显赫君主，这样的乐队前所未有，肯定能给世界带来极大的欢乐。”
在教英语之外，庄士敦尽己所能，想给这位“少年天子”打开一些眼界。
1922年5月，溥仪对当时外界的新文化运动很感兴趣，庄士敦就挑了几篇胡适的文章给他看，然后牵线请胡适进宫见见溥仪。胡适和溥仪都对这次会面颇感兴趣，双方聊了不少东西。
胡适在入宫前还特地咨询了庄士敦：应该不用向“皇帝”下跪吧？在得到肯定的回答后，胡适见溥仪时只鞠了躬，但他出宫后还是遭受了一些人的质疑，认为他向旧时代的“皇帝”下跪了。
1924年4月，亚洲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泰戈尔访华，在中国遭遇了一些人的指责。按照庄士敦自己的说法，他“不希望泰戈尔在回国之前认为中国人缺乏礼仪”，所以他给溥仪看了几篇泰戈尔的诗歌，然后请求溥仪“召见”泰戈尔入宫。
在紫禁城内，溥仪见到了泰戈尔，双方聊得很愉快，庄士敦对此也很满意。
按照庄士敦的想法，他非常想以自己的个人力量来慢慢感染溥仪：会见这个时代各式各样的潮流人物，让这条“龙”朝着自己期待的方向成长。
但是，他还是高估了自己的能力，并且还轻视了一个问题：溥仪的背后，是整整两千年沉淀下来的宫廷文化和制度，尽管这套制度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死灰犹存，星火仍在。
溥仪和泰戈尔在御花园合影
庄士敦从进入紫禁城那天起，就显得格格不入。
按照清廷的规矩，新官上任，下人是可以来祝贺，顺带领一个红包的。虽然紫禁城内当时已经是“小朝廷”，但太监们还是延续了这个规矩，乐呵呵地来向“庄大人”领赏。
庄士敦的回应让太监们进退两难：领红包是可以的，但必须每个人写一张收据。
在紫禁城里当“帝师”，是沉迷中国传统文化的庄士敦很乐意做的事，但同时也让他陷入了一种自我矛盾：一方面，他非常享受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官场文化，比如受官封、穿官服、坐轿子、与各个官员拱手打招呼、被称为“庄大人”；但另一方面，他无法忍受中国千年帝制催生的那些官场“潜规则”和陋习。
尽管当时紫禁城里的“小朝廷”已经非常精简，但依旧是一套可以内部运行的小官僚体系。在这套体系里，庄士敦最痛恨的，就是“内务府”。
在庄士敦看来，紫禁城里的这个“内务府”是一切腐败的根源：机构人员众多，绝大部分都是依附于溥仪的“吸血虫”，各种贪污腐败惊人。庄士敦曾经了解到，有一次为了宫殿修缮，“内务府”账面支出是8万元，但最后到工匠手中却只有80元，剩余的钱在盘根错节的中间环节被吃光捞光。
身着清朝官服的“庄士敦府”的人偷偷拿出宫贩卖换钱了。
更让庄士敦愤怒的是，紫禁城里有无数价值连城的珠宝和文物，但一直都在被“内务府”的人监守自盗，溥仪根本不知道自己到底有多少宝物，也无法知道到底有多少已经被他手下“内务”，在庄士敦的再三劝导和督促下，溥仪决定出手整治“内务府”：宣布“内务府”每年的开销将从600万元削减至50万元。更让人惶恐的是，溥仪下令清点紫禁城内的珍宝，并检查宫中账目，还要求对各种东西随机抽检。
庄士敦显然低估了中国官僚体系的“协作能力”和“反抗精神”。
就在颁布清查令后不久，忽然有人往庄士敦宅中送来了一件紫禁城的珍宝，来送东西的人说这是皇上赏赐的。庄士敦坚决要求出示皇上的赏赐手谕，不然就把东西扔出门外，送礼人最终只能带着珍宝悻悻而归。随后庄士敦向溥仪求证，后者表示从没让人送过礼。
但没过几天，超出庄士敦想象力的事情还是发生了：1923年6月26日晚，紫禁城的建福宫忽然燃起了熊熊大火，火势凶猛，直到第二天中午才被扑灭。
溥仪随即得到了报告：在这场大火中，共有6643件珍宝被烧毁，其中包括2685尊金佛、1157幅画卷和书法作品、1675件佛教祭祀用品、435件工艺品，以及数千册藏书。
建福宫大火之后的现场
一向很少生气的溥仪对此勃然大怒：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显然是有人为了逃避检查而毁灭证据。
为此，溥仪做了一件可以载入中国近代史史册的事：除了极少数太监，其余紫禁城内的所有太监统统领了遣散费后出宫——中国的太监制度至此彻底画上了一个句号。
在这件事告一段落后，庄士敦还想尽力帮溥仪完成一件事：迁居颐和园。
按照当时南京临时政府与大清皇室签订的《清室优待条件》协议，清朝的皇室可以暂居紫禁城，最终的居住地是颐和园。
庄士敦非常赞成溥仪离开紫禁城这个“囚笼”，住到颐和园去。为此，他对颐和园的“迁居工程”非常上心，而溥仪也非常信任他，任命他为颐和园总管，操办一切迁居事宜。
但是，留给庄士敦的时间几乎没有了。
1924年10月23日，“北京政变”爆发。
从前线闪电杀回的冯玉祥，一夜之间赶走了总统曹锟，帝都上空风云突变。
11月5日，庄士敦一直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上午9点，冯玉祥的亲信鹿钟麟带队由神武门冲进紫禁城，要求见“溥仪先生”，并宣读了一份文件：《修正清室优待条件》。
这份文件其实并不是“修正”，而是推翻了之前的《清室优待条件》，规定清室自即日起废除帝号，在规定时间内迁出紫禁城，紫禁城内一切财产清点充公。
溥仪被赶出了紫禁城。
对溥仪来说，那是一段颇有些惊心动魄的日子，因为坊间到处是传言，有的说冯玉祥的士兵血洗了紫禁城，杀光了满人，有的说溥仪已经被囚禁了起来，随时会被公开处决——“只要中国的皇帝一日在，中国就一日不会得到安宁”。
庄士敦利用自己的外国人身份，在各国领事馆斡旋，最终通过一些办法，把溥仪一行送进了日本领事馆。
庄士敦后来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做出这样的辩解：“日本公使在我告诉他之前，根本不知道皇帝会来到使馆区，只是在我的再三恳求之下，公使才同意了接纳皇帝。准确地说，‘日本帝国主义’在‘皇帝出走’事件中，没有任何关系。”
但即便如庄士敦所言，他也必须承认：他的“皇帝学生”在进入日本势力范围后，就无法控制接下来的事了。之后，在庄士敦不知情的情况下，溥仪前往了在天津的日租界——这件事让庄士敦非常失望和生气：一是他被蒙在鼓里，二是他知道日本人会利用溥仪。
而庄士敦的“帝师”使命，也随着溥仪失去最后一份“皇权”宣告终结。庄士敦回到了威海卫，担任了威海卫的最后一任行政长官。不过在之后的几年，他和在天津日租界里的溥仪还是保持着联系。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坊间开始流传一种说法：末代皇帝溥仪将被日本人带到大清的“龙兴之地”东北，去当“伪满洲国”的皇帝。
中国政府显然不希望看到这一幕，他们通过各种办法试图说服溥仪不要那样做，其中自然也有人想到了庄士敦。
当时庄士敦确实作为英方参与“庚子赔款”相关事务的代表，正在中国。他在1932年10月15日专门赶到天津，与溥仪进行了一次长谈——他感到，“皇帝已经下定决心了”。
按照庄士敦的说法，1928年军阀孙殿英盗墓东陵，对溥仪震动极大，对他后来决定去东北产生重要影响。
庄士敦回忆说：“皇帝是一个宽容的人，他可以原谅很多事情，包括威胁、羞辱、违背信义等，但是他不能够原谅对祖先的不敬行为。”
由庄士敦（后排右一）牵线，加拿大总督威灵顿夫妇前往溥仪夫妇在天津的住所静园拜访
时任中华民国财政部长宋子文曾专门约见庄士敦，希望他能够劝阻溥仪前往东北。但庄士敦婉转地告诉宋子文，没有任何人胁迫溥仪，溥仪只是遵从自己的想法，而他也无法干涉：“皇帝非常清楚我的活动，假如他需要我提供援助，只要他亲自对我说，我就立即采取行动。”
不久之后，溥仪果然还是去了东北。
在庄士敦的回忆录里，用的是这样一句话：“皇帝最终回到了他的故乡。”
而庄士敦最终也回到了自己的故乡英国。
1934年，他把自己在紫禁城里的这段“帝师”经历写成了回忆录，出版成书，取名为《紫禁城的黄昏》。
书一经出版，轰动欧洲，随后又有了日文版和中文版。
在这本书的扉页上，庄士敦写着：“谨以此书呈现给溥仪皇帝陛下，以纪念十五年之前建立于紫禁城的良好友谊，并谨以此书对陛下本人以及生活在长城内外的他的人民，致以衷心的祝福。历经这个黄昏和漫漫长夜之后，正在迎来一个崭新而更加美好的黎明。”
《紫禁城的黄昏》英文版
由于《紫禁城的黄昏》大卖，庄士敦得到了一笔不菲的版税。他用这些版税在苏格兰买下了一座小岛，造了一座大房子。
房子内的各个居室，庄士敦都给起了名字：松竹厅、威海卫厅、皇帝厅……其中还有一个陈列馆，陈列着溥仪赏赐给他的各种朝服、顶戴、饰物等等。
每逢重大节日，庄士敦总会邀请亲朋好友上岛，而这时他必然会穿起清朝的官服迎客，年年如此。
1938年3月6日，庄士敦病逝在自己的家乡爱丁堡，享年64岁。
他那座岛上宅邸的屋顶，还飘着一面旗帜。一说是大清的龙旗，一说是“伪满洲国”的“国旗”。
很有可能是两种旗庄士敦都挂过。
因为他看重的不是旗，而是人。
我们无法知道庄士敦当初在收到做“帝师”的邀请时，究竟是怎样一种心情。
我揣测，兴奋肯定是有的，憧憬也是有的，但所谓的“雄心”，我觉得未必有——谁都知道溥仪那时候已经是一个“逊帝”了，要想通过改变“皇帝”来改变中国，是不可能的。
所以，庄士敦对溥仪的教育，应该说还是克制和中立的：只是希望溥仪成长为一个有知识、有文化、能够自立的人。当然，不能说庄士敦是不倾向君主立宪的，这个念头可能也纠缠过他，只是面对紫禁城里狭小的一片天地，庄士敦只能接受现实。
不过，这对特殊师生之间的情谊，我相信还是真挚的。
1930年9月15日，庄士敦要返回英国了。那天一大早，溥仪赶到了庄士敦下榻的旅馆为他送行，并派车送他到码头，还在轮船启航前和他一起坐在船舱里做最后的告别，直到船要开时才离开。溥仪送了庄士敦一把中国的折扇，上面有他自己抄录的古诗：
溥仪送庄士敦的折扇
“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
庄士敦也很念溥仪的情，他在自己的岛居上升旗，穿清朝官服。在他的眼里，溥仪几乎是一个完美的存在。《紫禁城的黄昏》目录里，但凡提到溥仪的，都是以“龙”为代称：“龙的躁动”“龙振双翼”“龙陷困境”……
但庄士敦心里也清楚，那时的溥仪，早已不是“真龙”了。也正是因此，庄士敦最终选择站到一边，做一个默默的观察者。
对溥仪去做“伪满洲国”的傀儡皇帝，庄士敦的心情是矛盾的：一方面，他希望这位从小被禁锢在紫禁城中的少年皇帝能够有一番自己的天地，能回到自己家族的故土；但另一方面，他绝非不知日本人的用心，以及溥仪的傀儡命运。
1935年，庄士敦又一次来到中国，去了“伪满洲国”的“首都”长春，再一次见到了溥仪。溥仪设家宴招待了他，衷心希望他能留下来辅佐自己，但庄士敦拒绝了这个提议。
那也是庄士敦最后一次来中国。
这个时候的庄士敦已经清楚地知道，自己只不过是一个旁观者，他没有能力，也不可能改变溥仪接下来的选择，以及他未来的命运。在《紫禁城的黄昏》最后一章的最后一段，庄士敦是这样表达自己的美好期待的：
“假如圣贤们所言非虚，那么他（指溥仪）即将有一个充满光明的未来。不过，清楚他性格的人都明白，假如国家没有安定，国民没有摆脱困境，从此安然生活，他是不会停下脚步的。”
我们很难揣测庄士敦写下这段话时的心情，即便不打开“上帝视角”，处在当时时局中的人也都明白，溥仪不过是一个傀儡，他的“光明的未来”不知道在哪里，而国家的安定和国民的安康与他的所作所为其实关系也不大。
但庄士敦还是这么写了，或许只能理解为他必须要为自己那段珍贵和美好的回忆画一个至少还有希望的句号。
遗憾的是，庄士敦作为旁观者，并没有看到这幕剧的终结。
但作为一段历史的旁观者乃至参与其中的一小部分，庄士敦已经值得在史书中留下一笔了。
对大多数人而言，一生能见证一段历史，甚至能有机会亲身参与其中，应该也可以满足了吧。
本文主要参考来源：
1.《紫禁城的黄昏》（庄士敦著，张昌丽译，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年）
2.《末代帝师庄士敦》（任秋平，《学习博览》，2014年05期）
3.《暮色紫禁城庄士敦的帝师岁月》（孙贝贝，《国家人文历史》，2019年15期）
4.《末代帝师庄士敦的中国情》［史集成，《老年教育》（长者家园版），2020年04期］
5.《紫禁城里的洋帝师》（高希，《月读》，2017年07期）
6.《末代帝师庄士敦》（刘东黎，《国学》，2011年02期）
7.《庄士敦谈溥仪：末代皇帝的身世，勾连起一部中国近代史》（《记者观察》，2020年01期）
8.《庄士敦受聘为溥仪师傅合同》（谢小华，《历史档案》，2009年0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