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历史上，有不少著名的“分割线”，比如“三八线”“北纬17°线”等等。今天要说的，是一条分割几亿人口的线。
1946年12月的某一天，英国伦敦，寒风萧瑟。
刚当上首相一年多的艾德礼，在唐宁街10号的首相官邸召见了路易斯·蒙巴顿子爵——英王乔治六世的表弟。
46岁的蒙巴顿因为在二战中的优异表现，刚刚升任英国皇家海军地中海舰队第一巡洋舰队司令，意气风发，踌躇满志。但他和艾德礼谈话后不久，脸色就变得凝重起来。因为艾德礼给了他一个“光荣”的任务：前往印度，接任这个英国最大海外殖民地的一把手——印度总督兼印度副王。
这是一个曾经令万千人垂涎的职位，但蒙巴顿却完全兴奋不起来。因为谁都知道，1946年的英国早已不是以前的英国，而1946年的印度，也早已不是以前的印度。这颗曾令英国人自豪的“王冠上的明珠”，如今已经成了一个“烫手山芋”，甚至可以说，是一颗巨大的“定时炸弹”。
印度这颗“定时炸弹”之所以开始进入引爆程序，和英国的衰落息息相关。
一场第二次世界大战，让本来还能勉强打扮门面的大英帝国迅速跌下神坛：对外，英国损失了一半以上的海外投资和黄金储备，50%的商船吨位，40%的出口值；对内，需要重建战争期间被炸毁的400万栋房屋，每年安置150万退役军人。1947年1月20日，英国工党政府发布白皮书，公开承认了一个事实：
“不列颠处于极其危险的境地。”
昔日的“日不落帝国”早已雄风不再，而它的诸多海外殖民地和自治领则闻风而动，其中最触动英国神经的，自然就是印度。
作为一个人口为英国6倍、领土为英国15倍的海外殖民地，印度早就从英国的诸多海外殖民地中脱颖而出，“一家独大”。长期以来，英国从印度获得的绝不仅仅是资源和财富——“像海绵一样，从恒河边上吸取财富，又挤出来倒进泰晤士河中”——更是把它当作一台战争机器：二战期间，英国所需的大量战略物资都是在印度生产的，印度还提供了200万以上的士兵为英国作战。
二战中德国的空袭让英国的不少城市沦为一片焦土
早在1885年就成立的印度国大党（国民大会党），开始把“民族主义”作为本党的宗旨之一。进入20世纪后，在“圣雄”甘地的领导下，印度掀起了更大规模的“谋求独立”浪潮。虽然甘地选择的是“非暴力不合作”，但在印度的影响范围极广。
“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是由甘地领导的，其中文翻译可能会产生歧义，让人以为是双重否定表示肯定，即“只能暴力合作”，其实这是两个并列的关键要素：“非暴力”和“不合作”。甘地倡导以和平方式抵制政府、机关、法庭、学校，以及采取总罢业、抵制英货、抗税等非暴力手段进行斗争
更让英国人神经紧张的是，二战之后，印度人似乎开始有从“非暴力”转向“暴力”的倾向：1946年2月，孟买的2万多名印度皇家海军官兵起义，随后浪潮迅速扩散到卡拉奇、加尔各答等地，全印度共有78艘舰只、20个基地的水兵参加罢工。在孟买，20万群众上街示威游行，与赶来镇压的军警展开巷战。
到了这一刻，尽管已经下台的“强硬派”丘吉尔一再强调印度对大英帝国的意义，但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英国都不可能再维持原先对印度的统治了：孩子不服管了，而你也管不动，更没能力管了。
但按照英国人原先打的算盘，他们退而求其次的诉求是：把主权交给一个统一的印度，然后让它成为英联邦国家。这么做虽然无奈，但从长远看，已经是能够符合英国利益的最佳选择了。
然而，英国人发现连这个愿望也实现不了。因为当时一致对外的印度，内部早已分裂，也在酝酿一个“超级大炸弹”。
那个可能从内部“引爆”印度的大炸弹，就是割裂的宗教信仰。
1945年二战结束的时候，印度的总人口大约是4亿，却分裂成了两个主要宗教阵营：3亿人的印度教阵营和1亿人的伊斯兰教阵营。
伊斯兰教进入印度要追溯到公元1526年，信奉伊斯兰教的蒙古人后裔巴布尔攻入印度，建立了莫卧儿帝国。在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穆斯林垄断了帝国的政府高级职位，印度教徒虽然人数众多，但大多处于社会中下层。
与此同时，由于印度教的“种姓制度”等级森严，而在印度的穆斯林虽然也发展出了“种姓制度”，但毕竟有“穆斯林皆兄弟”的教义在，这吸引了大批在印度教中完全没有地位的“贱民”改变了宗教信仰。
17世纪，英国人通过“东印度公司”侵入印度；到了1857年，他们索性直接终结了莫卧儿帝国的统治。由于印度穆斯林憎恨英国人夺走了他们的统治地位，大多采取不合作的态度，而原本就没什么包袱的印度教徒更愿意学习英国文化和知识，进而涌现出一批受过教育的人进入政府、银行等重要机构。
英国人当然也乐意拉拢印度教徒。1843年，英国驻印度总督埃伦伯勒勋爵在给威灵顿公爵的信中写道：“我毫不怀疑，该民族（穆斯林）同我们是根本敌对的，我们的正确政策应该是安抚那些印度教徒。”
不过，英国人也为自己的这一行为付出了代价：随着越来越多的印度教徒受到西方思想的熏陶，他们的“自由”“平等”“博爱”思想也开始萌芽和成熟，逐渐对英国的殖民统治感到不满，越来越多受过高等教育的印度教徒开始投身到印度的民族主义独立运动中。
在这样的情况下，英国人又调转枪口，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开始扶植印度穆斯林对抗印度教徒。他们不仅给了印度穆斯林单独的选举权，甚至不惜将印度的孟加拉邦一拆为二，弄出一个穆斯林占大多数的“东孟加拉”来对抗印度教徒占多数的“西孟加拉”。
在这样的情况下，印度无可避免地陷入了分裂，印度穆斯林成立了“全印穆斯林联盟”。一个理念开始在印度穆斯林中蔓延并得到普遍认可，那就是“两个民族”。
这个理念在1883年由印度穆斯林领袖赛义德·艾哈迈德汗首次提出，这让印度的穆斯林首次认识到：由于在宗教信仰和社会生活上与印度教徒存在巨大差异，印度的穆斯林已经不是一个教派，而是一个独立的民族。
而这个理念在之后的印度穆斯林领袖真纳口中得到了更通俗的解释：“印度从来没有成为过一个真正的民族。……它只是地图上画着的国家。我要吃牛肉，印度教徒不让我杀牛。一个印度教徒每次和我握完手后就要去洗手，穆斯林和印度教徒唯一的共同点就是，他们都是英国人的奴仆。”
1946年的加尔各答骚乱，成群的秃鹫在啃食骚乱中死去的印度人的尸体
在“两个民族”理念的影响下，印度的穆斯林开始和印度教徒不断产生摩擦和冲突，最终导致了大骚乱。
1946年8月16日，由于印度穆斯林认为在议会议席数额分配上遭遇不公，穆斯林联盟宣布这一天为“直接行动日”。从早上7点开始，加尔各答的穆斯林开始无差别追杀城中的印度教徒，妇孺老幼都不能幸免。印度教徒随后进行了反击，双方陷入血腥的杀戮。这场骚乱一共持续了两天，清理出来的尸体接近4000具，但还有大约2万具尸体被直接扔进了河里或大海里。
这场骚乱只是一根导火索，更多或大或小的骚乱开始在印度各地酝酿或爆发，整个印度就像是坐在一个火药桶上，随时都可能爆炸。
在这样的情况下，英国当局决定撤掉原先优柔寡断的印度总督韦维尔子爵，换上一个他们能信任的、可以维持大局的人。
这位“背锅侠”，就是本文开头提到的蒙巴顿。
蒙巴顿是1947年3月22日抵达印度的，两天后宣布就职印度总督。
这位曾在印度举行婚礼的英王表弟，面临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尽最后一次努力，尝试说和印度的两大宗教势力，避免印度的分裂。
为此，蒙巴顿找到了印度国大党的领袖甘地。
甘地的态度是坚决不同意分裂印度，他甚至不惜用上夸张的修辞：“只要我一息尚存，我决不同意分治印度。……您可以把整个印度送给穆斯林，但千万不能分裂印度。”
但甘地的话可能只能停留在口头上，或者说，他一人无法代表印度教徒，也无法代表国大党。国大党的另一重要人物尼赫鲁以及大部分国大党的成员虽然也不同意分裂印度，但决不同意把政权交给穆斯林——甚至不允许穆斯林在议会中占到多数。
蒙巴顿当然也找了穆斯林联盟的领袖真纳。
真纳的态度非常坚决：连形式上的“印度联邦”也无法接受，只要一个独立的国家——巴基斯坦（Pakistan）。他表示如果不能要一个大的巴基斯坦，要一个“虫蛀的巴基斯坦”也可以。真纳毫不犹豫地甩出了最后通牒：如果不能满足巴基斯坦独立建国的要求，那么印度的全体穆斯林将诉诸武力。
面对强硬的穆斯林联盟，印度国大党也改变了最初的主意：好吧，那就分家吧！
“印巴分治”已经无法避免，但蒙巴顿还有烦心的事没有解决：印度还有565个大大小小的土邦，一旦印巴分家，这些从法理上可以独立的土邦将何去何从？
在这些土邦中，一些中等或偏小的土邦或许还不足以制造麻烦，分别根据宗教信仰选择依附印度或巴基斯坦就可以了，但其中有两个“巨无霸”土邦，让人头疼不已。
一个是海得拉巴土邦。这个土邦的面积只比英国国土面积小一点点，人口比加拿大还多，且物产丰富，还拥有一支庞大的军队。但这不是最糟糕的问题，最糟糕的是：海得拉巴的王公是一位虔诚的穆斯林，渴望加入巴基斯坦，但其70%的民众却是印度教徒。
另一个是克什米尔土邦。克什米尔，全称“查谟和克什米尔”，位于南亚次大陆的北部，是青藏高原西部与南亚北部交界的过渡地带。克什米尔的面积也有17万平方公里，且地理位置重要。但与海得拉巴土邦相反，克什米尔77%的民众都信奉伊斯兰教，但王公却是一位虔诚的印度教徒，愿意加入印度。
诸如此类的问题每天都困扰着蒙巴顿（还有处于印度腹地的土邦一定要加入巴基斯坦这种事），但留给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1947年6月4日，蒙巴顿发表声明：这一年的8月15日，英属印度将分为印度和巴基斯坦两个自治领，各自独立。
在这两个月的时间里，蒙巴顿必须拿出一套可以确保不造成混乱的“分家方案”。
这项方案的官方名称是《印度独立法案》，但后人更喜欢称它为《蒙巴顿方案》——总得有人要来背这个锅。
可想而知，这是一个多么仓促的方案。
但凡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要在两个月时间里拿出一套分割方案，实属天方夜谭——要分割的这个地方疆域是如此辽阔，人口是如此众多，各种阶层、关系、利益又是如此盘根错节。
大概也只有蒙巴顿这样的人敢硬着头皮做这件事——这是世界历史上从没有人做过的事，还有两个月的时间限制。
西里尔·雷德克里夫爵士，这位来自伦敦的皇家律师被火速请到了印度，负责未来印度和巴基斯坦的边界划分。这位律师从来没到过印度，也不了解印度，甚至他手里的地图也只是张英国皇家工兵用的军用地图，他只能每天把自己关在总督府里抓耳挠腮，对着一张地图和一些人口普查资料，开始划分几百万平方公里的疆域。他得到的指示是：印度教徒多的地方划给印度，穆斯林多的地方划给巴基斯坦——事情真有这么简单倒好了！
雷德克里夫在画边界线时胆战心惊，因为他知道有不少地方是两个宗教信徒混杂居住的，领地犬牙交错，完全无法分割，这一笔画下去，今后很可能就会引发腥风血雨。
除了领土，还有领土上的财产，这也是一件牵扯到万千细节的事。
两位律师——一位印度教律师和一位穆斯林律师——负责财产的分割，他们将决定4亿同胞的财产归属。这个任务显然超过了他们的承受能力，而由此产生的种种问题也超乎了他们的想象。
二战结束后，英国欠印度11.8亿英镑，印度中央银行的存款则为3亿英镑。巴基斯坦要求按人口分割比例拿到25%，但印度只愿意给5%。（后来巴基斯坦争取到17.5%，但要承担等比例国债。）
军队也是个大问题。印度当时拥有120万军队，印度教徒、穆斯林、锡克教徒混杂其中。最终经过激烈争吵，印度的海陆空军实施了不同的“分家”方式，但总体来说印度保留了70%的军队。
如果说这是宏观上的“财产分割”，那么微观上的一些“分家”则细到了一本书、一把椅子，整个过程中有不少情节让人瞠目结舌，又或忍俊不禁。
在原本印度教徒和穆斯林混杂的政府办公室，分家往往伴随着争吵乃至打架，一些“兑换比例”随之出台：1个墨水瓶可以换1把水壶，1把伞可以换1个衣架，125个大头针折合1个痰盂，小号和长笛等价，大鼓和铙钹等价，至于《大英百科全书》，单号册和双号册大家各取一半……
这些还是能分的，那些不能分的呢？
巴基斯坦提出要求，必须将泰姬陵拆除，把陵墓的砖石运到巴基斯坦，因为这座举世闻名的建筑是莫卧儿帝国的皇帝建造的。而印度的印度教徒提出，未来巴基斯坦腹地的印度河应该属于印度，因为那是神圣的《吠陀经》的诞生之地。
无论经历多少辩论和争执，时间总是毫不留情地在流逝。两个月的时间过得非常快，尽管埋下了大量“地雷”，但《蒙巴顿方案》还是在最后一刻得到了各方面的认可——毕竟时间不等人。
1947年8月14日，巴基斯坦宣布独立。
1947年8月15日，印度宣布独立。
随后而来的是两方人民的普天同庆，以及，一场血雨腥风。
导火索，就是“雷德克里夫线”的公布。
雷德克里夫爵士在划分完边界后就赶紧返回了英国，并宣称“终生不会再踏上印度一步”，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雷德克里夫线”注定会引起一场轩然大波。
1947年8月17日，就在巴基斯坦和印度先后宣布独立之后，“雷德克里夫线”立刻被公布——不给人任何思想准备，这本来就显得有些做贼心虚。
以原英属印度的旁遮普邦为代表，那里的1000万印度教和伊斯兰教信众刚刚各自欢庆独立，却立刻发现了一个悲哀的现实：500万印度教和锡克教教徒被划入了巴基斯坦，而另有500万穆斯林被划入了印度。
巴基斯坦（Pakistan）的英文字母各有含义：“P”字头代表Punjab（旁遮普）；“A”代表西北地区的Afahania（阿富汗尼亚）；“K”代表Kashmir（克什米尔）；“I”代表Sind（信德），一说代表Irania（伊朗尼亚）；“stan”代表Baluchistan（俾路支斯坦）。
而为了照顾宗教问题，巴基斯坦的领土被分割成了东西两块，西巴基斯坦与印度交接的那条分界线就从旁遮普邦穿过，成为矛盾的爆发点。
可以想象的仇视、械斗和大规模互相残杀随即爆发。一时之间，印度和巴基斯坦境内爆发了大大小小的骚乱。在短短两个月里，至少有50万人在冲突中丧命——这个数字超过了英国在二战中死亡人数的总和。
而不愿意参与流血冲突的人卷起铺盖，携妻带子，离开故乡，往能容留自己宗教信仰的国度迁徙。但在异国他乡，哪里又有他们的容身之所？于是，在德里、孟买、卡拉奇等两国的大城市，出现了大量贫民窟。在两个月内，两国大概有1200万人成了难民——这个数字是二战造成难民数字的整整4倍。
地图上的“一刀切”还带来了经济问题。
原先印度殖民地的90%的工业地区都归了印度，而巴基斯坦分到的大多数是农业地区，这也带来了一个巨大问题。比如，划归巴基斯坦的东孟加拉是著名的黄麻产地，产量占到全世界的75%，但东孟加拉没有一家黄麻加工厂；而在划给印度的加尔各答，有大量黄麻加工能力很强的工厂，却没有任何黄麻原料。
当然，这些问题都比不上直接爆发的战争。
蒙巴顿当初没能解决的克什米尔土邦归属问题成了两个新独立国家开战的导火索。8月各自独立，10月相互开战：围绕克什米尔地区的主权，印度和巴基斯坦各出动了约5万人的正规军，鏖战一年多，双方都伤亡惨重。
这场战争导致克什米尔地区被一分为二：印度控制三分之二的领土和四分之三的人口，巴基斯坦控制剩余部分。
但两个国家的战争并没有画上句号，在1965年和1971年，印度和巴基斯坦又爆发了两次战争。
在第三次印巴战争中，巴基斯坦吃了大亏——直接丢掉了东巴基斯坦。在印度的推动下，拥有近15万平方公里领土和1.6亿人口的东巴基斯坦成了一个独立国家：孟加拉国。
由此，昔日英国人眼中的“王冠上的明珠”，分裂成了三个独立主权国家。
国家划分尘埃落定，参与划分的四个重要人物的命运也值得关注。
1948年1月30日，就在印度独立半年之后，甘地在一场公开的晚祷活动中，被一名狂热的印度教信徒用枪击中胸膛，遇刺身亡，终年79岁。很多人后来都感叹凶手幸亏不是穆斯林，不然会在全国引发一场大骚乱和大杀戮。
1948年9月11日，就在巴基斯坦独立13个月后，真纳因肺结核去世，终年72岁。他其实早就知道自己的病症无法治愈，所以一定要在有生之年看到巴基斯坦建国。
1964年5月24日，印度总理尼赫鲁早上起床后腹内出血，之后心脏病发作逝世，终年75岁。两年前，印度在对中国的边境战争中的惨败，给了他重大打击，从此身体健康每况愈下。
1979年8月27日，蒙巴顿在一次带家人出海捕虾时，自家游艇里被人安放了定时炸弹，炸弹爆炸对他造成重伤，随即不治身亡，终年79岁。
炸死他的不是印度人，而是爱尔兰共和军成员。
那又是另一个困扰英国的“要求独立”的问题了。
曾有一位读者给我留言，大意是：印度真的是我们现在一些人以为的那样吗？我们现在对印度的一些看法，是不是也和一些外国人看中国一样，是有偏见的呢？
我觉得这个问题回答起来不是几句话能说完的。
一方面，印度的“种姓制度”也好，强奸案频发也好，男尊女卑也好，包括一些生活习俗，都是真的，因为不光是我们说，全世界的媒体都在报道。我还看到过一个印度妻子为丈夫洗脚，然后把他浑浊的洗脚水喝下去的视频。（当然我不至于相信印度人都是这样的。）
但另一方面，诚如这位读者所言，我也深深感到，其实我们很多人（包括我）都不能说了解真实的印度。
我曾看过袁南生先生的一篇文章，他曾担任中国驻印度孟买总领事，所以他眼中的印度应该相对比较真实，其中有不少细节也挺出乎我意料的。
比如他说了一次经历：他陪国内来的领导去参观印度贾姆纳加尔的一个石油冶炼基地，那个基地一共只有500人，但它的产量相当于中国一个几万人的油田，已经高度电子化了。当时那位领导说：“不看不知道，我很感慨。”
袁领事也说起20世纪60年代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对两国关系的影响，一方面这场战争让印度人感到耻辱和恐惧，但另一方面又让印度人感到不甘以及要发愤图强。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使得印度对中国的心态变得复杂，在和中国合作的态度上也模棱两可：有失落，有羡慕，有怀疑，有犹豫。
袁南生回忆当初中国外交部部长唐家璇访问印度，印度的外交部部长辛格在记者招待会上公开否认中国和印度是所谓的“龙象之争”，而是非常有自知之明地说：“中印两国是龟兔赛跑，中国是兔子，印度是乌龟，一赛跑，兔子就跑到前面去了。”但他随即又补充了一句：“十年兔子千年龟，谁跑得更远，走着瞧。”
眼下，中国和印度之间的关系比较敏感和微妙，各人有各人的看法和观点，这很正常，但多了解一下这个国家总是没错的。印度是我们的老邻居，但它是一个神秘的邻居，它的很多历史和现状，是值得我们去多了解一些的。
所以我一直坚持一个观点：要进一步认识和了解一个国家，最好是去几次。当然，肯定有条件不允许的时候，如果确实感兴趣的话，就多看一些各方面的报道和资料，听一听各方的声音，然后有自己的判断。
中印两国都是千年文明古国，又是邻居，没有理由也没有必要去选择一条两败俱伤的道路，这个“选择键”其实在印度的手里——当然，我没有必要也没有资格用一种外交部发言人的口吻来说这些话。
还是那句话：多了解一些，总是没错的。
这也是读历史的一种乐趣吧。
本文主要参考来源：
1.《论印巴分治的原因及影响》［孙澄，《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05期］
2.《“印巴分治”比较完整的表述》（“叙拉古之惑”，搜狐网，2019年7月25日）
3.《“两个民族”理论与印巴分治》［汪长明，《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04期］
4.《印巴分治：帝国崩溃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郭晔旻，《国家人文历史》，2014年21期）
5.《印巴分治原因探析》［谌焕义，《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04期］
6.《印巴分治的历史渊源》（戴小江，《湖州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05期）
7.《英国的“分而治之”政策与印巴分治》（刘莉，《南亚研究季刊》，2003年03期）
8.《印巴分治社会原因之剖析》（陈劼，《南亚研究季刊》，2002年0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