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的印象里，日本的公务员都是相对比较清廉的。但是，这绝非是因为他们的道德素养特别高，而是由方方面面的因素造成的。比如，需要爆发一次震惊世人的腐败案，才会促使人们吸取教训。
1956年，对刚满18岁的江副浩正而言，是个值得铭记的年份。
在这一年，江副浩正考进了有“日本最高学术殿堂”之称的东京大学，成了这所万千学子仰望的世界级大学的一名新生。
江副浩正身高只有1.65米，其貌不扬，在诸多东京大学的“天之骄子”中实在没有什么出挑之处。但是，他却拥有很多普通学子不具备的东西——对财富的渴望，以及愿意为之付出的坚毅、才智、魄力和野心。
1957年，是大二学生江副浩正正式认识到自己潜能的一年。
那一年，东京大学的学生报陷入了亏损。为此，编辑部欲花重金招聘业务员一名，希望能依靠他来推销报纸，招揽广告，让报纸存活下去。没错，江副浩正接下了这个其实并不轻松的差事——用今天的话说，这是一个需要完成KPI（关键绩效指标）的岗位。
江副浩正很快就展现出自己的能力。他穿着学生服，不厌其烦地去拜访一个又一个东大的校友，然后再循着各种人脉关系去接触社会上的公司：向校友推送报纸，向公司承揽广告。
江副浩正上任一个季度，就为报纸拉来了12家公司的招聘广告。
尝到甜头的江副浩正显然知道了自己的天赋在哪里。1960年4月从东京大学毕业后（他还留级了一年），他并没有像同学们那样去企业面试找工作，而是找了间小屋，拉了自己的一个好友，再雇了一个女员工，成立了“大学新闻广告社”。
创业半年，江副浩正就依靠自己积攒的第一桶金和其他一些募资，以60万日元的注册金成立了“大学广告公司”，为日本的大学生提供就业参考和企业介绍。两年之后，获利极丰的江副浩正已经有能力集资500万日元，正式将公司名称改为“利库路特中心”。
利库路特，是英语“recruit”（招聘）的译音。
在众人眼里，利库路特中心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新兴企业。
但没人会知道，在26年之后，“利库路特”这个词将引发日本政商两界的超级大地震。
江副浩正确实赶上了好时候。
日本的战后经济，恰恰就是从江副浩正考入东京大学那一年前后开始一路腾飞的。在那些年里，日本的GDP增长幅度连年超过10%，整个日本的企业利润开始大幅度增加，而物价却基本维持不变。这样的喜人局面让以做企业广告为主营业务的利库路特公司业绩连年飙涨——到1970年年初，利库路特公司的营业额已经达到100亿日元。
此时的江副浩正也就30岁出头，年轻，富有，充满活力，俨然是日本战后经济复兴的创业青年人代表之一。
不过，一直有更大野心的江副浩正并没有满足于现状。在日本经济高歌猛进的大环境下，他深知“不能辜负这个时代”的道理，他意识到单单凭借广告业务，很快就能看见天花板，如果要在短时间内赚取更多的利润，就必须切换一条能赚快钱和大钱的跑道。
江副浩正
1974年，江副浩正麾下的利库路特公司开始进军地产业。
在日本整体经济快速蓬勃发展的背景下，江副浩正的这一决定无疑是正确的。到了1980年，利库路特麾下专门从事地产业的子公司利库路特宇宙公司的营业额已经突破500亿日元。
不过，但凡从事地产行业，总有一个领域是商家避免不了的——和政府打交道。
事实上，江副浩正从本人意愿出发，也不仅仅满足于在商界的成就，他早就有了和政界交往的想法。
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是东京银座的鼎盛时期，3000多家俱乐部鳞次栉比的景象甚至成为时代的标志之一，也让不少外国人在谈起日本时首先想到的就是“银座”。而能把总部大楼设在银座，也是一家公司的成功标志之一
1981年，利库路特的总部大楼在东京最繁华的银座落成。也正是在这一年，江副浩正通过层层关系，结识了日本电信公司总裁真藤恒和前首相中曾根康弘等一批日本财政界要人，开始正式和政界来往。
也就是在此以后，利库路特公司的业务在原有基础上再一次爆发式增长，江副浩正的职业生涯也再次进入新的快车道，开始担任政府税制调查特别委员、土地临调特别参与等与他的地产生意有密切关系的职务。
到了1988年，利库路特的地产业务已经在全日本的地产公司中仅次于东京不动产公司，排在第2位——五年前，它还只排在第13位。
此时的利库路特公司已经从当年的三人“皮包公司”，发展成了拥有23家子公司、近1万名员工的“巨无霸”企业。
1988年3月，利库路特在日本川崎市的20层川崎情报大楼落成，这被外界视为利库路特业务再一次拓展延伸的标志。
但没有人会想到，这座大楼成了引爆整场“大地震”的“地雷”。
“地雷”的引爆，是从川崎市警方接到一封举报信开始的。
举报信称：在川崎造大楼的这块地皮，是利库路特通过不正当手段从当时负责这块地皮的计划调整局局长小松秀熙手中拿到的。
所谓“不正当手段”，就是行贿。
那么，江副浩正是怎么行贿的呢？其实一点也不复杂，就是送自己公司未上市的股票。
1984年12月，根据川崎市制定的城市发展规划，火车站附近的70公顷黄金地段范围内将建立一个技术开发区。江副浩正找到了当时负责这块土地规划的计划调整局局长小松秀熙，许诺利库路特公司“卖”给他3万股还未上市的利库路特宇宙公司的股票，每股价格为1200日元。
当然，江副浩正知道清贫的公务员小松是拿不出3600万日元的，所以早就准备好了方案：通过利库路特旗下的金融公司向小松提供贷款。换句话说，小松一分钱也不用出，完全就是“空手套白狼”。
川崎市是日本重要的工业城市，其另一个被中国游客所熟知的原因是这里有藤子不二雄博物馆
1984年12月，小松秀熙拿到了3万股利库路特宇宙公司的股票。1986年10月，该股票上市，股价扶摇直上。小松在5000日元的价位抛光了手上所有股票，一来一去，净赚1.2亿日元。
当然，江副浩正很快就得到了川崎市的那块黄金地皮。
1988年4月，川崎市警方根据这份举报开始了调查。但是，当年的小松秀熙已经升任川崎市副市长，调查受到了重重阻力，警方一度以“没有确凿证据”为由停止调查。
关键时刻，站出来的是新闻媒体。
《朝日新闻》横滨分社的记者开始了一系列的跟踪调查，通过各种手段（包括会晤线人看到一张有76人的股票受让人名单），终于得到了小松秀熙接受江副浩正股票转让的实证。
1988年6月18日，《朝日新闻》在自己的社会版头版发表了详细调查报道，明确指出小松秀熙接受利库路特公司的股票转让。
一时之间，日本舆论大哗，小松秀熙被迫提出辞职。
当然，一个川崎市副市长落网，还不足以让“利库路特案”成为“大地震”。
1988年6月30日，《朝日新闻》抛出了更大的“炸弹”。
根据《朝日新闻》公布的名单，至少有四位日本政坛现任或前任高官接受过江副浩正的股票，他们分别是：前防卫厅长官（国防部长）加藤纮一（买进5000股，获利2000万日元），前农林水产大臣加藤以次（以女儿和秘书名义买进1万股，获利6000万日元），自民党政调会长渡边美智雄（以儿子名义买进5000股，获利2600万日元），民社党委员长冢本三郎（买进5000股，获利2600万日元）。
这些还不算完，《朝日新闻》更是指名道姓点出，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前大藏大臣（财政部长）宫泽喜一、曾任中曾根内阁外务大臣的自民党干事长安倍晋太郎（没错，就是安倍晋三的父亲）三人也卷入了受贿丑闻。
根据《朝日新闻》的名单，中曾根康弘担任日本首相期间，包括文部大臣森喜朗等在内的近半数内阁高官都事先购买过利库路特公司的股票。
一石激起千层浪。
从表面上看，股票买卖是一种双方都认可的商业行为。但在实际操作中，如果卖出方以明显低于市场预估的价格卖出股票，那么买入者肯定能够大大获益。这种行为在美国和法国等国家被定义为违法犯罪，但在一些欧洲国家仅仅被视为“有违道德”。而在日本，法律也没有明确禁止这种行为，这就给了江副浩正钻空子的机会。
但是，利库路特公司的股票出售价格实在过低，数量实在过大，销售对象又都是政府公务人员。更何况，这些公务人员自己没掏钱，而是通过利库路特公司提供的贷款“空手套白狼”。
这显而易见就是行贿和受贿。
日本民众无论如何也不相信，这些平日在电视镜头前道貌岸然、形象清廉的政府高官，居然一个个都在背后干着如此腐败的勾当。
不光是新闻媒体，在野党也开始行动起来，组织专门的班子进行更深入的调查。在这些调查班子中，以社民联议员楢崎弥之助最特别——他谁都信不过，只让自己的秘书和儿子担任调查助手。
恰恰是这个断绝一切关联可能的楢崎弥之助，挖出了更大的“萝卜”：至少有13名日本国会议员和一批财政界要人收受了利库路特公司总计76万股的股票。
惊慌失措的利库路特公司先后五次找到楢崎弥之助，希望能够和他“聊聊”，均无功而返。之后，利库路特宇宙公司的社长办公室主任松原弘再一次到访楢崎弥之助家，承诺如果楢崎弥之助这次能“放一马”，利库路特公司将“奉养楢崎先生一生”。在做出承诺后，松原弘还拿出了一个装有500万日元的红包。
不动声色的楢崎弥之助在送走松原弘之后，拿出了早就布置在房间的摄影机里的录影带，送到了电视台。
1988年9月5日，日本读卖电视台向公众播放了松原弘在楢崎弥之助家行贿的全过程。
全日本舆论再一次轰动。
在人赃俱获的情况下，原先不少遭遇各方政治阻力的调查再也无法敷衍了事。
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日本的政坛高官开始陆续辞职。
没想到，高官们的辞职过程也新闻不断。
日本副首相兼大藏大臣宫泽喜一一向以“老实人”和“清廉”著称，却被查出在1986年9月30日以本人名义购买了1万股利库路特公司股票，转手倒卖后获利5200万日元。他倒确实“老实”：别人都是以秘书或子女名义购买，他以本人名义购买，被查获后根本无法抵赖。
宫泽辩称购买股票的钱是自己的积蓄，却拿不出任何证据，随后被证实和其他人一样，他是利用利库路特公司提供的贷款购买的股票。
1988年12月9日，宫泽喜一被迫辞职。
在以宫泽喜一为首的一批涉嫌受贿的内阁高官辞职之后，时任日本首相竹下登只能重新组阁。1988年12月27日下午，竹下登新组建的“廉洁内阁”正式与媒体见面。在见面会上，主管司法工作的法务大臣长谷川峻成为媒体焦点，在被问及是否与“利库路特案”有瓜葛时，他自信地回答：“正因为没有瓜葛，所以才能出现在你们的面前啊！”
但就在第二天，日本媒体刊出新闻：长谷川峻和他的政治后援团体“迫迪会”自1971年开始，每月都接受利库路特公司4万日元的“政治捐款”，总计已超过800万日元。
日本的《政治资金规正法》规定，“一家企业一年对公职候选人和政治团体的捐款不能超过150万日元”“单笔超过100万日元必须登记”。长谷川峻接受的捐款并未“超标”，但由于他之前在公众面前信誓旦旦地表示和利库路特公司毫无关联，这严重违反了“诚信”原则。
1988年10月19日，东京地方检察官到访利库路特公司总部
更糟糕的是，担任长谷川峻秘书的次子很快承认也购买过利库路特公司的股票。
12月30日上午，长谷川峻表示“惭愧不已”，宣布辞职。从上台到下台，一共三天时间。
那么，光辞职就够了吗？
不够，在理清了脉络和证据之后，日本警方开始抓人了。
1989年3月6日，日本电信电话公司董事长真藤恒被警方逮捕。
日本电信电话公司垄断着日本电话、电报和国内外通信业务，前身是国营企业，经过公私合营后，国家依旧占据三分之一的股份。真藤恒作为江副浩正结交政坛的“引路人”，购买了利库路特公司1万股股票，转手后获利2200万日元。同时，在真藤恒的指示下，日本电信电话公司对利库路特公司在转手线路和大型电子计算机方面提供了很多便利。
“利库路特案”侦破的一大难点，就在于江副浩正在给予政界高官股票和其他好处时，从不要求立刻兑现，而是“放长线钓大鱼”。到案发时，不少受贿人还没有来得及提供好处，或者提供的是很难定义的“好处”。
不过，随着被逮捕的人越来越多，利库路特公司的套路和收受的“好处”也渐渐浮出水面。
被逮捕的日本劳动省原事务次官加藤孝，长期接受利库路特公司提供的打高尔夫球、钓鱼、旅游、到高级饭店就餐等“免费招待”，并以3000日元一股的价格买入利库路特公司提供的3000股股票，转手后获利690万日元。作为回报，劳动省最终没有通过《职业安定法》，这个法规原本打算加强对以利库路特公司的出版物为首的就业情报出版物进行严格管理和整顿。
被逮捕的日本文部省事务次官高石邦男，在1976年担任文部省管理局振兴课课长时，接受利库路特公司的聘请成为该公司讲师，领取高额讲课费。同时，高邦石男也以接受利库路特公司贷款的方式，一分钱没花“购买”了该公司1万股股票。作为回报，文部省经常压下各界对利库路特公司一些招聘广告问题的投诉，并且帮助江副浩正获得了“日本教育课程审议委员会委员”“日本大学审议委员会委员”等明显能帮助利库路特公司发展业务和提高形象的职务。
1989年2月13日，江副浩正被正式逮捕。之前知道苗头不对的他已宣布辞去董事长职务
在这三条线被清理完之后，不少人认为，震惊四野的“利库路特案”可以告一段落了。
但是，根本停不下来。
出手的，还是新闻媒体。
1989年3月31日，《朝日新闻》再次登出一个惊天新闻，标题是《利库路特公司购买2000万日元竹下“鼓励会”宴会券》。
战火直接被引向日本时任首相竹下登。
所谓“宴会券”，是政治家举行晚宴的门票，很多是由企业付钱买单。一般当企业购买的入场券明显超过入场人数时，就被视为“政治捐款”。政治捐款在日本并非违法，但必须遵守《政治资金规正法》，有一定的数额限制。
在1987年5月21日举行的“鼓励自民党干事长竹下登晚会”的宴会上，竹下登正式宣布参选自民党总裁，准备进军首相宝座。这场宴会出席人数为1.3万人，但实际售出门票为6万多张，总销售额达21亿日元，显然有集资性质。而利库路特公司花2000万日元购买的“宴会券”，也超出了《政治资金规正法》规定的它可以花费的金额。
这还只是第一弹。
1989年4月5日，日本《每日新闻》出手，披露1987年竹下登在岩手县举行宴会时，利库路特公司也曾购买过3000万日元的宴会券。4月7日，日本时事通讯社再出一拳：利库路特公司还曾向竹下登提供过2500万日元的贷款。
四面楚歌的竹下登最终决定孤注一掷，主动向公众袒露和利库路特公司之间的所有关系：除了新闻媒体披露的，他还交代了其他一些从利库路特公司得到的捐款，总金额达到1.51亿日元。
尽管数额再一次出乎公众的预料，但由于竹下登态度坦诚，他的公众形象一度有所恢复。
但是，此时的日本在野党已经团结起来，提出了强硬的条件：要么现任首相竹下登辞职，要么前首相中曾根康弘接受问询。不然，国会拒绝通过政府1989年的财政预算。
在野党要求中曾根康弘接受传讯完全可以理解：整个利库路特案就发生在中曾根康弘内阁执政期间，并且已经证实中曾根康弘和他的团队先后接受过利库路特公司多达1.1亿日元的股票受让和政治捐款。
但是，一直以秘书购买而自己不知情为由的中曾根康弘坚决拒绝接受传讯，这就把皮球踢给了竹下登：要么你自己辞职。
就在竹下登焦头烂额之际，1989年4月14日，《朝日新闻》再出重拳，把自民党大将安倍晋太郎也拖下了水：从1986年2月到1988年8月，利库路特公司每月支付给安倍晋太郎的妻子安倍洋子高达30万日元的“顾问费”，总金额已达到900万日元。
就在以竹下登为首的自民党威信已经千疮百孔的时候，4月22日，日本新闻媒体给竹下登送来了最后的“致命一击”：竹下登在1987年竞选日本首相的时候，通过当时的秘书青木伊平向利库路特公司借款5000万日元。
借钱还钱并非不可，但号称“主动坦白与利库路特公司所有关系”的竹下登，此前并没有披露过这件事，这也意味着他的个人信用已经完全破产。
1989年4月的日本民意调查显示，竹下登内阁获得的支持率仅为8%，不支持率高达82.5%。
1989年4月25日，竹下登宣布将辞去首相职位。
第二天，他之前的秘书青木伊平自杀。
但是，“利库路特案”的余波还未平息。
竹下登下台后，“首相”这个位置成了烫手山芋。自民党只能推举相对超脱事外的宇野宗佑继任。但宇野宗佑上任不满一个月，就爆出与艺伎有染的丑闻。再加上深陷“利库路特案”，自1955年以来就是日本政坛“巨无霸”的自民党在1989年7月23日的参议院选举中惨败，丢了33个议席，只保留了36个议席，有史以来第一次在参议院总议席数量上少于在野党。
第二天，宇野宗佑宣布对选举失败负全部责任，辞去首相一职。
才当了一个月的首相又要换人，自民党只能再派出海部俊树，之后是宫泽喜一，勉力支撑到了1993年大选。
在1993年的大选中，受日本经济泡沫破裂影响，再加上日本民众对“利库路特案”始终无法释怀，自民党在1955年成功上台执政后，38年来第一次丢掉了首相宝座。
至此，“利库路特案”的余波算是告一段落。此案自1988年6月曝光，到1989年5月调查结束，日本检察当局传讯了3800人次，搜查了80余处，查明有7000余人卷入此案，其中包括40多名国会议员。另外，两届内阁因此案垮台。
1989年是天皇裕仁去世的一年，也是新天皇明仁继位的一年，定年号为“平成”，寓意“国内外、天地间达成和平”。
然而，因为“利库路特案”，平成元年成为日本政商两界最不太平的一年。
“利库路特案”是日本战后四大腐败案中涉案金额最惊人、牵涉面最广、引起震动最大的一个案件。在这起案件之后，日本人痛定思痛，开始不断完善各种制度，比如将“受贿罪”细分为八种情况，基本涵盖所有受贿行为。而有些针对公务人员的规定甚至到了有些“不近人情”的地步。
比如，2000年4月日本颁布的《国家公务员伦理法》，被称为“无所不管法”。其中规定：公务人员一旦与利益相关者聚餐、唱歌，一律按受贿罪论处，哪怕这个利益相关者是你的亲属；公务人员如果与利益相关者参加打高尔夫球等活动，哪怕是AA制付费，也被禁止；公务人员如果发现自己的同事受贿却知情不报，一旦东窗事发，将“连坐”治罪……
2001年4月，日本又颁布《信息公开法》，规定除了六类不宜公开的机密信息，其他所有的行政工作信息必须向所有老百姓公开。比如，一个小吃店老板娘看到一个公务人员开的车疑似超过他的收入，或者一个酒店服务员看到一个公务人员用的笔似乎比较贵，可以立刻打电话给相关部门询问这辆车或这支笔是他在哪里买的、花多少钱买的，相关部门必须在规定时间内给出答复。
在各种法规的制约下，在日本当公务员基本上就是一个处于公众视线下的“透明人”，但包括公务员在内的很多日本人却认同这一点：如果想做别的职业尽可以去做，但要做公务员，这些是必须承受的代价。
日本的这种方式可能有些偏向极端，但至少很清楚地说明了一点：在特权的诱惑面前，永远不要考验人性的自制力，因为很多人是不可能经受住考验的。
那么如何制约权力？只有靠制度，靠透明，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牢笼，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全世界的老百姓其实都不需要官员喊什么口号，做什么宣誓，只要能有一套真正行之有效的制度来制约，违法必究，监督体系公开透明，就足够了。
不愿意接受的，自去别处发财；要当官的，就必须接受。
就这么简单。
本文主要参考来源：
1.《八十年代西方政坛丑闻录》（杨江华，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
2.《论政治腐败对战后日本政局的影响》（张跃斌，《史学集刊》，2014年04期）
3.《从利库路特案件看资产阶级的为政清廉》（李公绅，《世界经济与政治》，1990年01期）
4.《评利库路特事件——日本金钱腐败政治的大暴露》（郑岩，《现代日本经济》，1989年05期）
5.《战后东京大学毕业的最大的企业家》（東大が生んだ戦後最大の起業家）（神户新闻网，2013年2月27日）
6.《1989年2月13日日本最大贿赂案利库路特案件的主谋江副浩正被捕》（人民网，2009年）
7.《日本反腐防止“苍蝇”长成“老虎”》（《日本新华侨报》，蒋丰转摘编自中新网，2015年5月12日）
8.《从腐败大案看日本的反腐举措》（逄春雪，《人民法院报》，2018年1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