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黑夜和白昼一样，有些东西，生来就是如影随形的，比如考试和作弊。自隋唐开科举以来，各式各样的作弊和舞弊屡禁不止，这篇文章要说的，就是一桩轰动一时的大案。
康熙五十年（1711），是农历辛卯年。
这一年的九月初九，是江南乡试放榜的日子。那一天，在江南贡院的门外，围的都是前来看榜的考生。
乡试三年一次，是读书人入仕的第一步，也是关键一步。十年寒窗苦读，今朝一榜揭晓，大家都心有忐忑，屏息等待。
然而，榜单张贴出来没多久，人群就炸窝了。
为什么？因为大家发现中榜名单里的人，大多是扬州有钱的盐商子弟或官宦之后，尤其是其中叫吴泌和程光奎的，是远近闻名的纨绔子弟，不学无术，大字不识几个，这次居然金榜题名。
南京的江南贡院，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科举考场。明清两朝，全国半数官员都出自江南贡院。江南省是清朝初期的一个行政区划，大概涵盖了今天的安徽、江苏、上海以及江西和浙江的小部分。后来因为江南省实在太大太富，顺治十八年（1661）其行政机构江南布政使司被拆分为江南左布政使司、江南右布政使司，康熙五年（1666）改称安徽布政使司和江苏布政使司，所辖区域俗称安徽省、江苏省。但乡试依旧为“江南乡试”，所以在这个行政区划内的考生都属于一个考区
1000多名考生很快就聚集到了江宁府学（“府学”为古代官办教育机构）和江南贡院门前，开始了一场宣泄不满情绪的“行为艺术秀”。
有人把“贡院”两个字用白纸遮掉一部分，远看成了“卖完”（“贡”的繁体字“貢”与“卖”的繁体字“賣”相近），讽刺这次考试背后有金钱交易。
有人把五路财神抬到了府学明伦堂的孔子像面前，讽刺这次考试“唯财是举”。
有人当场作了讽刺打油诗：“能行五者是门生，贿赂功名在此行。”（这次考试的第一道题目就是《论语》里孔子说的“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五者”原指恭、宽、信、敏、惠，考生用来指金子、银子、珠子、古玩、绸缎。）
而更多的人，将各种对联贴满府学的大门口，其中有一副对联相当出彩：“左丘明两眼无珠，赵子龙一身是胆。”
为什么出彩？因为这次乡试的主考官叫左必蕃，副主考官叫赵晋。左丘明是写《左氏春秋》的，相传双目失明，而主考官左必蕃据说也有眼疾，阅卷工作多交于副主考官赵晋。之所以说赵晋是“一身是胆”的赵子龙，自然是讽刺他敢收取贿赂，明目张胆舞弊。
考生质疑考试不公，主副考官先被揪出来，这也是必然的。
那么左必蕃和赵晋到底有没有问题？
有问题。
不过这个问题放到后面再说，先说说他们是何许人也。
左必蕃是广东顺德人，康熙十二年（1673）的进士，做过扬州知府，相当于正厅级干部。赵晋是福建闽县人，翰林院编修，按他的资历大致是个处级干部。这两个人都是京官，受康熙亲自指派，来主考江南乡试，可谓被皇上委以重任，寄予厚望。
为什么呢？因为江南历来是人才辈出之地，也是商家富豪聚集之所，所以一方面考试竞争激烈，另一方面各种利益关系又盘根错节。来主考江南乡试，一直是一项“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因为一不小心就会跌到坑里。
如今1000多名考生闹事，无论最后如何收场，左必蕃和赵晋都深知：这次肯定捅娄子了。
不过，就在两位主考官焦头烂额之际，一个消息传来：两江总督噶礼下令，逮捕闹事的考生，准备判他们聚众闹事和诬告。
按理说，读书人虽然两袖清风，但在社会上的地位还是比较高的，更何况闹事的人基本都是秀才。在清朝，秀才是可以免除徭役、见知县不跪的，所以很少有人有那么大胆子，敢一声令下，用武力解决问题。
那这位两江总督噶礼又是什么来头？
来头确实大得很。
噶礼，满洲正红旗人，是清朝开国五大臣何和礼的四世孙，随康熙亲征噶尔丹，深受康熙赏识。而噶礼与康熙还有一层特殊的关系：他的母亲是康熙的奶妈。
凭借这些特殊关系，噶礼一路青云直上，从内阁学士升任山西巡抚，再升任户部左侍郎。虽然噶礼任官期间声名很差，贪腐成性，但无奈他是康熙眼前的红人，所以最后一路安然无恙地升任两江总督——清朝最高级别的封疆大吏，官拜正二品。
若按今天的概念来看，噶礼至少是正部级干部，如果挂个“兵部尚书”这样的头衔，可以算从一品，那就是副国级干部了。
这件事，原本是考生怀疑考试有猫腻而聚众宣泄一下情绪，现在噶礼将他们逮捕入狱，事态无疑进一步升级了。
不过，虽然噶礼是两江总督，总管安徽、江苏和江西三省军政民务，但在事发地江苏省，还有一个全省一把手，那就是江苏巡抚。
清朝的总督和巡抚，是一对关系微妙的存在。
论级别，两江总督至少是正二品，而江苏巡抚一般只是从二品。但从实权来看，总督虽然可管数省，但侧重军事，而巡抚虽然只管一省，但侧重民生等方方面面，实权在握。关键是两者之间并没有直接的隶属关系，都是向皇帝直接汇报的。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巡抚买总督的账，是情分，如果不买账，也可以说是本分。
这个江苏巡抚叫张伯行，偏偏是个不买账的主。他的一封信，直接写给了康熙皇帝。
康熙很快就收到了张伯行的奏疏。
作为江苏省的行政一把手，张伯行在奏疏中首先汇报了这次江宁闹事的大致情况和背后的原因——考生质疑考试不公平，并且强调这件事如果不妥善处理，“恐怕要生大变”。
张伯行的奏疏放到康熙案头没多久，主考官左必蕃的奏疏紧接着也到了。
左必蕃作为官场老手，一看事态升级，就知道情况不妙了。更何况他听闻江苏巡抚张伯行已经上奏，更知道已经时不我待——在官场上混，先让上级领导知道“有这么回事”和等上级领导来问“有没有这回事”，完全是两回事。
但左必蕃的奏疏颇有讲究。在他的奏疏里，他承认这次考生闹事是因为考试确实可能存在舞弊行为，还直接点出了他猜测的人选：考官王曰俞（容知县知县）、方名（山阳县知县）等人可能收受了吴泌、程光奎的贿赂，保他们取得功名。但是，除了这两个人，左必蕃没有提任何人的名字，只是说自己“失察”，是有责任的。
引起那么大民愤，难道只是考试“可能”存在舞弊行为？难道只涉及两个小小的考官？
康熙捋了捋胡子：不管你们信不信，反正我是不信的。
如果在两个人中要选一个人相信，康熙肯定相信张伯行。
张伯行，河南兰考人，康熙二十四年（1685）进士，素以清廉和刚正不阿著名，著名到连康熙都知道他。张伯行当初做江苏按察使（江苏巡抚的属下）的时候，因为正直而受当地官场排挤，结果南巡的康熙一举任命他为福建巡抚，任职两年后再调回江苏任巡抚，成为江苏的一把手。
要知道，当时的两江总督正是噶礼，康熙急匆匆把屁股还没坐热的张伯行从福建巡抚任上调回江苏，一督一抚，用心可知。
不过，康熙收到张伯行和左必蕃的这两份奏疏后，将它们暂且都先放到了一边。因为他还在等他自己专属渠道的汇报——江南如此重要之地，皇帝怎么可能没有自己的眼线？
果然，康熙等的两份密报很快就到了：一封来自江宁织造曹寅，一封来自苏州织造李煦。
曹寅是曹雪芹的爷爷，其实力和势力已为大家所熟知，而李煦是曹寅的大舅子。这两家亲戚把持着最富庶的江宁和苏州两地织造产业链，同时还肩负着一个重要使命：不间断地为康熙汇报江南地区的一切风吹草动。
在曹寅和李煦的汇报中，这次的科场考试风波原因被坐实了：绝对存在舞弊行为。
到了这个时候，轮到康熙拍案而起了：朕勤政爱民五十年，还从来没有见过胆子这样大的奸臣贼子！他们这么搞，我大清的江山岂不是要完？！
很快，康熙就钦点武英殿大学士张鹏翮作为钦差大臣，奔赴江苏省，彻查此案。
张鹏翮，四川遂宁人，是一个比张伯行的“清廉”名气更大的人，因为品行端正、刚正不阿，被康熙称为“天下第一等人”。
这样一个大清官作为钦差大臣去调查这桩江南科场舞弊案，康熙觉得是很有把握让事情水落石出的。
然而，康熙还是想得太简单了。
十一月底，钦差大臣张鹏翮抵达扬州，会同噶礼、张伯行以及安徽巡抚梁世勋，进行“三堂会审”。
几轮审问之后，大致情况就清晰了。
程光奎是两淮盐商，和副主考官赵晋以及山阳县知县方名关系很好。程光奎有钱之后，就想弄个官“玩玩”。考试的时候，程光奎将“枪手”事先写好的文章埋在自己考试的隔间里，考试时挖出，抄写在卷子上（这里其实牵涉到考题提前泄露），再在考卷上写了标记，赵晋让考官认出标记，程光奎直接中举。
而吴泌是盐商之子，他玩得就比较大了，托了层层关系，包括找到容知县知县王曰俞等人“打点”，在考场里找了隔壁的考生做“枪手”（光这项就花费了5000两银子），抄了答案，写了标记，最后中举。
古代科举考试考生的隔间
这里面有两件事值得一提。一件是张鹏翮为了保险起见，审问前专门考了考这两位新晋“举人”，结果吴泌连两句《三字经》都背不下来，而程光奎写《百家姓》的“赵钱孙李”四个字，只会写个“钱”字。
另一件是，他们在考卷上约好写的标记是“其实有”三个字，大概他们想暗示“你们懂的，后面还有两个字：猫腻”。
至于受贿人，从赵晋到王曰俞再到方名，虽然几度狡辩，但最终都对自己受贿的事实供认不讳。
此外，还审出其他几个有作弊行为的中举考生。
然而，有一个重要问题出现了。在摸清行贿关系链的时候，主审官们审出了一条复杂的输送链：吴泌说他曾经通过各种关系，给过上任安徽巡抚叶九思的家人李奇300两黄金，而李奇说将金子转给了现任安徽布政使马逸姿（在那场乡试中担任提调官，即负责封录、送卷等事宜）的家人轩三，而轩三说自己没拿过这些钱……总之，一条线索兜来转去，这笔巨款总是缺了一大块，不知去了哪里。就在这时候，在审问现场的两江总督噶礼忽然震怒，下令要对证人李奇“夹胫箝口”，就是直接上刑。
一旁的张伯行赶紧制止：你这是要疯啊？是要当庭杀人灭口？
正当两江总督和江苏巡抚怒目而视的时候，真正头大的，是主持会审的钦差大臣张鹏翮。
张鹏翮不傻，就眼前这些证据，他知道这件事和两江总督噶礼可能难脱关系：如果没有他点头应允，借赵晋他们一百个胆子，他们也不敢拿钱舞弊，而主考官左必蕃也不会假装不知，早就上报了。
张鹏翮也不是奸臣。他确实刚正不阿，而且之前颇欣赏张伯行。但是他还真的不敢动两江总督噶礼，因为自己有把柄捏在噶礼手里。
张鹏翮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张懋诚在安徽怀宁县当知县，恰好就是噶礼的管辖范围。之前张懋诚和噶礼有过过节，噶礼曾威胁要取张懋诚性命。如果在这件事上得罪噶礼，儿子可能会有大危险。而且噶礼毕竟是康熙面前的红人，母亲又是康熙的奶妈，现在又没有铁证，如果扳不倒他，岂不是得罪了权贵？
所以，按照张鹏翮的意思，这个案子就查到这里吧：行贿人该怎么判怎么判，受贿人，就到赵晋为止。
但江苏巡抚张伯行却坚决不同意：科场舞弊，非同小可！我要挖的就是这条利益链！必须一查到底！
于是，一桩科场舞弊案，升级成了两个封疆大吏之间的斗争。
在会审之后，张伯行的奏疏很快被放到了康熙的案头上。
这份奏疏的主要内容就一个：两江总督噶礼很可能卷入了这桩科场舞弊案，受贿金额可能达到50万两白银。
张伯行要求将噶礼解职调查。
还没等康熙缓过神来，噶礼的奏疏也到了。
在这份奏疏里，噶礼一共参奏了张伯行“七大罪状”，除了诬陷诽谤，其中比较严重的一条是：当时刚刚被康熙严令销毁的《南山集》是在苏州刻印的，而张伯行作为江苏巡抚，就驻扎在苏州，知情不报，还与为此书作序的方苞交好。
一个说对方受贿，一个说对方包庇，而这两个人都不是一般人，一个是江苏巡抚，一个是两江总督，这样的“督抚之争”传出去，岂不是贻笑大方？
所以康熙也恼火了，一拍桌子：你们两个人都给我解职！
调令到达，据说张伯行和噶礼在完成解职手续后，走出衙门时还互相看不顺眼，来了场“你瞅啥，瞅你咋的”式的打架，噶礼被张伯行踢了一脚，“踣于地而滚”。
而此时的康熙，还是要依靠自己的眼线——江宁织造曹寅的又一封密报到了。
《南山集》又名《戴南山集》，是清代文学家戴名世写的，因为他住在南山冈，故有此名。书中用大量篇幅记载明末清初的史实，其中包括很多反抗清朝入侵的故事，所以在康熙五十年被禁，前后牵涉300多人，是当时比较大的一桩“文字狱”案
在这封密报中，曹寅基本上对三方各打了三十三大板：张鹏翮只查细节，不想涉及督抚之争，想做“老好人”；目前没有证据能证明噶礼受贿，但包庇他人是有可能的；张伯行没有掌握证据就乱说，很可能在公报私仇。
曹寅在密报中的一句话，说到了康熙的心坎里：“督抚二臣不体贴圣衷，安静保护，徒博虚名，各为己私，互起朋党，殊无大臣之体。”康熙摸了摸胡子，心想：对啊！你们两个国家高级干部这么闹，一点都不想想我大清的脸面，也不想想朕的脸面？
根据曹寅的这封密报，康熙基本确定了自己的判断——或者说他也有意在身边大臣中传达这样一个口风：噶礼是有能力的，但小节有亏；张伯行很清廉，但有时候办事也糊涂。两个人都有问题，这事情快点解决吧！
为了快点解决问题，康熙决定再加派一个人去查。
于是，漕运总督赫寿启程赶往扬州。
第二次会审，多了个赫寿，少了噶礼和张伯行。
其实还少了一个人，就是安徽巡抚梁世勋——他早就看出这个案子不好审，称病不来了。
二审还是张鹏翮主审，所以主题思想还是尽快拉和双方。然而，在二审期间，发生了一件蹊跷事：一个关键证人——知道贿金去向以及承担“拉皮条”作用的泾县知县陈天立，忽然上吊自杀了，而且家属说他是因为生病自杀的，没有受到威胁。
曹寅立刻将这件事汇报给了康熙，康熙密令安徽巡抚梁世勋调查陈天立死因（泾县属安徽管辖）。之前还称病的梁世勋立刻生龙活虎，但派人调查了几天后只能无奈回报：整个江南，司法系统从领导干部到监狱走卒，都是噶礼的人，他们守口如瓶，一句话也问不出。
但这样的回复，其实也多少说明了噶礼与陈天立之死的关系。
此时，离这桩舞弊案案发已经过去半年了，全国都传得沸沸扬扬，再不拿出审判结果，恐怕交代不过去了。
张鹏翮无奈之下，硬着头皮拿出了终审结果：吴泌绞刑，程光奎、赵晋、方名、王曰俞、马逸姿等人充军流放，左必蕃革职，噶礼官降一级，张伯行革职。
审判结果一出，上下哗然。
老百姓认为：如果说赵晋、方名他们作为考官受贿的事实认定，应该被判斩首啊，怎么才充军呢？而张伯行既然和噶礼相互攻击，那为何判的罪不一样呢？
这个审判结果让康熙也很不满意。一方面，康熙也觉得张鹏翮把那些案犯判得太轻了；另一方面，他又觉得把张伯行判得太重了。
在噶礼和张伯行两人之间，康熙本来是有点偏心噶礼的。但就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康熙有一次在宫中正好碰到了噶礼的母亲，也就是自己的奶妈。康熙顺口问起噶礼这个人怎么样，是否和张伯行有什么个人恩怨，万万没想到，噶礼母亲没有包庇儿子，而是说了不少噶礼贪赃枉法的事情。
康熙听完后长叹一声：“其母尚耻其行，其罪不容诛矣！”
而在张鹏翮判案之后，曹寅的密报也来了：这件案子恐怕没有办妥，人心难服。
于是康熙拍板决定：三审！
三审的班子，彻底换人了。
主审的官员，是康熙钦点的户部尚书穆和伦以及工部尚书张廷枢。两个人风尘仆仆赶到扬州的时候，已经是康熙五十一年的七月了——离案发过去10个月了。
三审的班子上任后，又把所有的罪犯和证人重新提审一次，没多久就做出了新的判罚：程光奎不仅仅“夹带”（考场作弊携带有关材料），也参与了贿买考官，所以应该和吴泌一样，处以绞刑；赵晋、方名、王曰俞这三个人犯罪证据确凿，流放肯定是轻了，判斩立决；至于噶礼和张伯行，还是维持原判——前者降一级，后者革职。
穆和伦和张廷枢自认为领会到了康熙的意思，可惜他们只领会到了一半：噶礼还是判轻了，张伯行还是判重了。
果然，判案意见交上去后，康熙对参与科场舞弊案人员的判罚并无异议，但对噶礼和张伯行的判罚评语是：“是非颠倒！”
怎么办？四审！
不过，这次四审，康熙不再派新的钦差大臣过去了，而是下令“九卿、詹事、科道会同，秉公据实再奏”。
这次康熙也算长了个心眼儿，在官员进行审判之前，他把大家召集到一起，先拉了“风向”：“伯行居官清廉，噶礼操守朕不能信。若无伯行，则江南必受其朘削几半矣。此互参一案，初遣官往审，为噶礼所制，致不能得其情；再遣官往审，与前无异。尔等能体朕保全清官之意，使正人无所疑惧，则海宇升平矣。”
意思就是：张伯行不会受贿，我是信得过的，噶礼的操守嘛，我不敢打包票，这下你们听懂了吗？
办案人员自然是听懂了，但是，他们又凭什么得罪噶礼呢？
于是，会审的结果是：“应将噶礼、张伯行俱革职，但地方必得清正之员，方不贻累百姓，张伯行是否革职留任，伏候圣裁。”
一个皮球又踢还给了康熙。
话都说到这个份儿上了，康熙也只能撩起袖子自己上了，亲自裁定：噶礼革职，张伯行革职留任！
康熙五十二年正月，“辛卯科场案”终审结果宣判。
除了张伯行革职留任和噶礼革职，其他与之前三审的结果并无太大差别（程光奎还是从轻判了绞监候）。
至此，这桩拖延了长达一年半的舞弊案，终于落下帷幕。
张伯行后来被康熙调到了身边，做到了户部尚书。张鹏翮后来也回到了中央，做到了吏部尚书。这两位张姓人士都在1725年去世，张伯行享年75岁，张鹏翮享年77岁。
而噶礼，在那桩舞弊案结束后不久，就出事了。
可能是心生怨恨，也可能是有旧怨，噶礼居然伙同自己的弟弟色勒奇以及侄子干都，在自己母亲的食物里下毒。母亲发现自己的儿子竟然做出这种事，就禀报了康熙，顺带报告噶礼的妻子纵容干儿子干泰毁坏别人房屋。
康熙立刻下令刑部查证，结果情况属实。
刑部给出的建议是，处以噶礼凌迟之刑，妻子绞刑，弟弟色勒奇和侄子干都斩首，干泰流放黑龙江。
康熙基本同意了其他的判刑，但还是念了一点和噶礼的旧情：允他在家自尽，妻子从死，财产充公。
清朝著名的科场舞弊案，其实一共有三起。
除了这起康熙年间的“辛卯科场案”，还有顺治年间的“丁酉科场案”以及咸丰年间的“戊午科场案”。若论人头落地的数量，以及牵涉到的最高官员的级别，“辛卯科场案”都算不上第一。如果勉强要算的话，大概是涉案金额最高的（有人按米价计算，折合成现在的钱至少有上亿元）。
但这起科场舞弊案却依旧很有代表性，那就是一个看似简单的舞弊行为背后，是一连串的利益链，以及触目惊心的腐败链。
自隋唐开科举以来，统治阶级碰到科场舞弊案，是有一个打一个的。当然，在这个过程中，肯定也会有各种妥协和退让，但总的态度和原则是不变的，甚至要有几颗人头落地，杀一儆百，不然不足以平民愤。
因为科考舞弊不是简单的舞弊，是所有寒门子弟改变命运的通路被堵的问题——还是被人用不公平的手段堵住的。
人不怕穷，不怕苦，但怕的是意识到再努力也没有办法改变自己的命运，怕的是连他们认为最公平的机会其实都是不公平的。
一旦这样的事成为常态，随之而来的潮水般的愤怒，是不可想象的。
当然，不能拿现在的高考去简单类比古代的科考，时代和环境也早已大不相同。然而，有些人，有些恶，有些利益链和腐败链，却并不会因时代的改变而改变，他们只会重新梳妆打扮，继续潜伏在阴暗的角落，继续干着令人发指的勾当。
任何时代都需要公平，决定个人前途命运的考试，更需要公平。
不然，寒的不只是考试者们的心。
本文主要参考来源：
1.《清史稿·列传五十二·张伯行》（赵尔巽）
2.《清史稿·列传六十五·噶礼》（赵尔巽）
3.《清稗类钞·狱讼类》（徐珂）
4.《江苏省通志稿·司法志》（缪荃孙）
5.《清实录·清圣祖仁皇帝实录·卷二五一》（中华书局，1987年）
6.《啸亭杂录·卷十·噶礼母》（爱新觉罗·昭梿，中国社会科学网）
7.《案藏杀机：清代四大奇案卷宗》（吴蔚，陕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
8.《清代江南乡试研究》（邹艳妮，湖南大学硕士论文，2016年）
9.《从清廷奏折看清康熙五十年江南科场案》（朱志泊，赵非）
10.《明清审判中的民意介入》［杨楠楠，《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06期］
11.《清案探秘：朝廷轶事》（唐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
12.《从噶礼—张伯行互参案看康熙的“满汉一体”论》［成积春，《历史教学》（高校版），2017年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