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戊戌六君子”，我们应该挺熟悉了。但在这六位慷慨赴难的志士背后，可能还有些我们未必熟悉的故事。
1898年9月28日，北京宣武门外的菜市口，从大清早开始，就陆陆续续聚集了不少百姓。
到了近午时分，整个菜市口已经被围得水泄不通——但凡老北京人都知道，每次出现这样的情况，肯定是因为有人要人头落地了。
没多久，六个被五花大绑的人，坐着囚车，被押到了菜市口。
人群中发出了各种声音：嘲笑声，哄笑声，喝骂声，感叹声……
监斩官是慈禧太后眼前的红人刚毅。按规矩，需要验明六名死刑犯的正身。
六个人依次是康广仁、杨深秀、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
人群中有议论的：“老佛爷要杀他们的头，因为他们是康党余孽吧？”
这句话，也对，也不对。
朝廷要杀这六人的头，给他们定的性，确实是“康党”。但这六个被后世称为“戊戌六君子”的人，却并非都是“康党”。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甚至并非一路人。
先来说说在清廷的官方文件中排在第一位的康广仁。
他被列为“康党”之首，说不冤也不冤，说冤也冤。
说他不冤，因为他是康有为的胞弟。
康广仁，1867年生人。1898年春，31岁的康广仁与梁启超一起入京，协助康有为做一些文书整理工作。作为康有为的胞弟，康广仁自然是站在康有为这一边的，支持变法维新。不过，康广仁除了旗帜鲜明地反对“八股文”外，他的政治主张比康有为要温和许多，甚至在不少地方并不同意康有为的做法。
康广仁
康广仁曾这样评价自己的哥哥康有为：“伯兄规模太广，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举行太大，当此排者、忌者、挤者、谤者盈衢塞巷，而上又无权，安能有成？”
应该说，康广仁用五个“太”来形容康有为，且冷静分析出一个“上又无权”的大背景，眼光还是比较精准的。康广仁其实已经看清了维新派在顽固势力面前的孱弱，所以一直在劝康有为先离开京城，广开学馆，培养维新人才，再等待下一波变法维新的时机。但康有为一直不听。
维新失败，慈禧下了逮捕令，康广仁一度认为自己是不用逃跑的——我又没干什么，无非就是协助起草文书之类，“打个酱油”而已。但他毕竟是康有为的弟弟。在康有为已经率先逃跑的情况下，他是必须被用来“垫刀头”的。
按后来康有为和梁启超的记述，康广仁被捕后，一直坚贞不屈。不过，据当时看守他们的狱卒刘一鸣回忆，康广仁被关在狱中时以头撞壁，痛哭失声：“天哪！哥子的事，要兄弟来承当。”
当然，这段回忆是汪精卫说刘一鸣转述给他的，真实性待考。但即便为真，也并非康广仁的人生污点，只是人之常情，有所感叹而已。
不过，从康广仁代兄受剐这个角度看，他确实有点冤。
然后来说说排在第二位的杨深秀。
杨深秀名列“康党”第二，其实也有点奇怪：他并非像康广仁那样和康有为有亲戚关系，也不像其他四人那样，是光绪帝亲手提拔的“军机四章京”。
他只是一个御史而已。
他被列入“砍头”名单，一方面是因为他确实力主维新，但更重要的是他得罪了一个最不应该得罪的人。
杨深秀
杨深秀，1849年生人，是“戊戌六君子”中年龄最大的一个。杨深秀是进士出身，在1897年担任了山东道监察御史，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山东省检察院检察长和纪委书记。
1898年春，杨深秀认识了康有为，由于他本身一直主张要“变法维新”，所以很快与康有为互引为同道。
光绪帝虽然久思变法，但正式下令变法所依据的折子，就是杨深秀呈上的（“若审观时变，必当变法”）。在“百日维新”中，杨深秀一共上折17道，全力维护变法维新，甚至不惜弹劾阻挠变法的人——必须承认的是，他的不少折子背后的策划人乃至起草人，其实是康有为。
但杨深秀并非康有为的“无脑传声筒”，只是因为康有为的主张和他的主张一致，他确实是发自内心赞成变法维新的。
然而，尽管杨深秀在“六君子”中年龄最大，却颇为激进，他的一些言谈举止，已为自己埋下了杀身之祸。
当时另有一名御史叫文悌，初与康有为互相欣赏，后因观点不合交恶，上奏折攻击康有为，其中提到杨深秀受康有为“蛊惑”，“竟告奴才以万不敢出口之言”。
究竟是什么“万不敢出口之言”？据载，有一日在宫中值班，杨深秀对文悌说：“八旗宗室中，如有徐敬业其人，我则为骆丞矣！”
“骆丞”就是骆宾王，当年骆宾王帮造反的徐敬业写了一篇著名的战斗檄文，声讨登基称帝的武则天——在当时的朝廷上，谁是“武则天”，大家心知肚明。
不仅如此，待到维新运动陷入危局，慈禧准备“秋后算账”之时，杨深秀非但不愿像其他人那样作鸟兽散，反而还要上书请慈禧“撤帘归政”（《清史稿》引康梁叙述），甚至四处联系愿意“勤王效忠”的军队，深度参与了“围园杀后”计划。
事情到了这一步，杨深秀就算有一百个脑袋，也保不住了。
被关在狱中的时候，杨深秀倒确实铮铮铁骨，他曾在墙上题诗一首，最后一句是：“缧绁到头真不怨，未知谁复请长缨。”
在狱中题词留诗的，只有他和谭嗣同。
接下来要说的这个人，是“六君子”中年龄最小的，叫林旭。
1875年生的林旭少年得志，按当时的评判标准来看，应该是前途无量的。
林旭
林旭是福建人，自幼就以“神童”闻名，聪慧好学，博闻强识，一直被众人看好。到了婚娶的年纪，在长辈的主持下，林旭迎娶了沈鹊应。沈鹊应的祖父是晚清名臣沈葆桢，官至两江总督，死后被追封为“太子太保”。
作为沈葆桢的孙女婿，林旭在随岳父沈瑜庆游学武昌的时候，结识了湖南巡抚陈宝箴，可谓拥有了一个在当时堪称显赫的家族群和朋友圈。
林旭18岁那年参加乡试高中榜首，入京会试，却两年不中。遭遇1895年的“公车上书”事件后，林旭投身维新运动。
至少在1897年的时候，林旭对康有为还有点“刻意保持距离”，因为论家世人脉，林旭并不缺，论维新思想，陈宝箴等人的洞察其实要比康有为更为老到和深远。但到了1898年的时候，林旭欣然拜康有为为师，成了他的学生。
这倒并非因为那一年康有为已深得光绪帝赏识，林旭有“投机”之想法，而是因为林旭发自内心支持变法维新。
林旭当时还有一大优势：他后来成了当朝权臣荣禄的幕僚，受荣禄举荐才担任“军机章京”。
“军机章京”又被称为“小军机”，可以说是军机大臣的跟班，官衔虽不高，位置却极为重要。在慈禧控权的背景下，这套幕僚班子堪称光绪最为倚靠的，做得好的话，前途无量。
荣禄把林旭放入“军机章京”的班子，自然也有“安插”眼线的考虑。而光绪愿意接纳林旭，一是因为他需要照顾慈禧的情绪，在自己班子里平衡一下满汉关系（荣禄是慈禧的亲信，也是满人），二是因为林旭确实有才华。
林旭的一大问题，就是虽年少有才，但有些急于求成了。
由于颇有才华，林旭常常自己拿主意，对军机章京里的一些老前辈颇不尊敬，有一次甚至指挥自己的前辈继昌拟稿，结果继昌不堪受辱，大闹军机处，最终还是荣禄出面，两边说和。为此，荣禄还专门写信劝林旭要“虚怀下问”。
虽然林旭对于变法很有激情，但由于锋芒太露，他在军机处以及一批老臣面前落下个“年少轻狂”的评价，这种评价对他而言其实是很危险的。
变法事败之际，林旭对于是否应该逃跑，还是有犹豫的：自己只是参与变法图强，并无造反之意。他在与同乡郑孝胥商议对策时，自觉未必算是“康党”。
最终结果还是没有悬念：林旭和其他三名“军机章京”一起被捕入狱。
按那位狱卒刘一鸣的回忆：在被抓进来的六个人中，林旭年纪最轻，相貌最俊，在狱中依旧时时面带微笑。
他倒不是对自己的家世或人脉有什么信心，而是已经准备平静接受自己的结局。
而荣禄，自始至终没有为自己的幕僚林旭求过情。
接下来要把两个人放在一起说：杨锐和刘光第。
之所以要把这两个人放在一起，是因为他们有不少相似之处。他们都是受人举荐进入军机处的，而他们在当时很多人看来都颇为冤枉：一是他们进入军机处时间很短；二是作为“康党”的他们，其实都不太认同康有为的观点和做法。
杨锐
先说杨锐。
杨锐，1857年生，四川人，和哥哥杨聪素有才名，被称为四川的“苏轼和苏辙”。他是两广总督张之洞的学生，很早就进入了张之洞的幕府，深受赏识，成为张之洞最信赖的人。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张之洞递上去的奏折都是出自杨锐之手，很多事情，张之洞甚至“托锐不托子”。
1895年，杨锐开始长期在北京工作，其实就是充当张之洞的“驻京办主任”，了解朝廷的动向，负责沟通和协调。“戊戌变法”开始后，张之洞希望他能进入核心层为自己掌握最新进展，所以请托湖南巡抚陈宝箴举荐，让杨锐进了“军机章京”的小班子。
杨锐是支持变法图强的，也带头参加过“公车上书”，但他看不惯康有为，反对康有为的很多观点，一度曾写信给张之洞，称康“缪妄”（张之洞曾欣赏康有为，后称康为“贼”）。
即便对自己的同事，杨锐也是有看法的。他曾私下评价谭嗣同为“鬼幽”——谭嗣同与康有为等议事，总是要避开他和刘光第；他称林旭为“鬼躁”——认为他年少毛躁。杨锐曾和谭嗣同有过多次公开的争执。
变法事败，杨锐作为“康党”被逮捕，急坏了张之洞。
与荣禄不同，张之洞为自己这个亲信幕僚几乎拼上了身家性命，托了自己所能托的所有关系为杨锐求情，并在9月27日晚亲自致电荣禄，愿意以自己百余口家人的性命作保：杨锐不是“康党”。
不过，由于问斩速度太快，张之洞还是没能刀下留人。
再说刘光第。
刘光第，1859年生，也是四川人，自幼家境贫寒，发奋苦读，最终也中了进士——“六君子”中只有他和杨深秀是进士出身。
不过，由于刘光第清廉刚正，不喜钻营，所以一直过得两袖清风，官运也很一般，在刑部担任六品官员很多年，一直得不到提拔。
变法开始后，和杨锐一样，刘光第也是张之洞请托陈宝箴举荐进入军机处的——不过，刘光第并非张之洞的亲信。
刘光第
在进入变法核心层后，刘光第渐渐发现自己被卷入了一场“帝党”和“后党”的争斗。他认为“变法”其实正在蜕变成为一场“新旧党人”的党争，而他自认并不归属任何一派，只是想参与变法图强。
刘光第也不认同当时光绪帝把所有改革措施绕过军机处大臣，直接和“军机章京”商议的做法，认为这会加深矛盾，但自己又没有什么可以改变的方法。
至于康有为的不少观点和做法，刘光第也是不认同的，但他有一件事做得颇为磊落。当时湖南有一批守旧分子罗织罪名上奏，请求诛杀康有为和梁启超。那天正好是谭嗣同和刘光第在军机处当班，谭嗣同逐条批驳那份奏折，并最终愿以自己全家百口签名作保。刘光第虽然平时不完全认同康有为，和谭嗣同也有过意见不合，但主动申请加上了自己的名字一起作保，当时让谭嗣同刮目相看。
变法事败被捕后，因为刘光第并非张之洞亲信，所以并没有人大力营救他，但他还是比较泰然的。这其中有一个原因，是刘光第在刑部做事多年，深谙大清律法。他认为，就算要杀头，之前也必须要提审，没有审问，不可能处刑。因此，他还专门安慰过康广仁。
却不料，等待他们的是一场不审就杀的处决。
事后，朝廷派人去“康党”刘光第家抄家，发现了一份刘光第还没有写完的奏折。
那是一份弹劾康有为的奏折。
最后轮到我们最熟悉的人，谭嗣同。
如果站在慈禧的角度看，在“戊戌六君子”中，谭嗣同确实是最“不冤”的：从头至尾，他就是要改革，甚至要革命。
谭嗣同
谭嗣同，1865年生人，是“戊戌六君子”中家境最好的——他的父亲是湖北巡抚谭继洵。
关于谭嗣同的故事，大家已经很熟悉了：这名“官二代”没想好好继承家业，而是顶着个江苏候补知府的缺，办学堂，倡维新，求变法，直到1898年8月，由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推荐，被光绪征召入京，成为“军机章京”中的一员。
如果仅仅是参与维新乃至鼓吹维新，谭嗣同不至于落到人头落地的地步，关键原因还是在维新运动进入艰难时刻时，谭嗣同以一腔豪情和胆魄，直接参与了“围园杀后”计划。尽管袁世凯和相关人士之后的回忆和叙述对这段过往含糊其词，但从多方证据来看，这段历史越来越被认为是真实存在的：这件事最终东窗事发，谭嗣同和整个维新党人陷入万劫不复之境地。
按梁启超著《林旭传》，当初林旭曾劝谭嗣同勿信袁世凯，写诗给他：“愿为公歌千里草，本初健者莫轻言。”“本初”是东汉末年枭雄袁绍的字，而“千里草”意指“董”。林旭的意思是，宁可去求助当时统领武卫后军的董福祥，也别相信袁世凯。
但谭嗣同还是孤注一掷了。
后面发生的事，大家通过中学课本都很熟悉了，谭嗣同做了两件让人感慨不已的事。
一件事，就是他明明有机会逃走，却拒绝了，留下了那句话：“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有之，请自嗣同始！”
另一件事，就是谭嗣同在狱中泰然自若，在墙上留下了那两句著名诗句：“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事实上，谭嗣同虽然是“戊戌六君子”中最铁杆的“康党”，但他的思想其实比康有为要更进一步：康有为至死捏着一张“保皇”的底牌，而谭嗣同的眼界早已超越了所谓的“大清”，放在了“中国”这个层面。
现在，我们再把视线回到1898年9月28日，北京的菜市口。
行刑的时间到了。
北京有一家药店，叫“鹤年堂”，掌柜王圣一素来暗自敬佩维新派，他出于人道，配了会让人在服用后周身麻木的“鹤顶血”，让人分发给这六个人。
但六人无一人接受。
第一个，是31岁的康广仁。
他似乎想向监斩官刚毅喊什么，但因为喉咙被绳子勒得太紧，没喊出来。刽子手手起刀落，头颅落地，热血喷涌。
围观百姓中有感叹的，也有大声喝彩的。
第二个，是33岁的谭嗣同。
他走下囚车就质问刚毅：“变法何罪？为何不审而斩？！”
刚毅不答，下令刽子手动手。
谭嗣同的最后一句话是：“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第三个，是23岁的林旭。
林旭因为是沈葆桢的孙女婿，得到了唯一优待：可以穿官服受刑。行刑前，林旭希望刚毅能让他说几句话，刚毅不允许，林旭便不再坚持，脸不变色，从容就义。
第四个，是49岁的杨深秀。
杨深秀一句话也没说，慨然赴死。
第五个，是41岁的杨锐。
杨锐也问了同样的问题：“为什么不审问？”刚毅不答。杨锐随后说了句：“糊里糊涂地死，真是死不瞑目！”
最后一个，是39岁的刘光第。
行刑前，作为刑部原官员，刘光第还是发出了之前大家反复提出的质问：“按祖制，就算是强盗临刑前喊冤，也要重新审讯。我们死了没关系，国体怎么办？祖制怎么办？”
刽子手让刘光第下跪，刘光第坚持不跪，临刑前高呼一句：“吾属死，正气尽！”
至此，“六君子”全部就义。
最后还有个尾声：“六君子”的遗体是怎样收殓的。
康广仁就义后，暴尸两日，最终由广州的“广仁善堂”为之盛殓，在荒郊立一义冢。直到八国联军入京，慈禧带光绪“西狩”，才有人在原先的无字碑上刻了一行字：“南海康广仁之墓”。
杨深秀的遗体，由其长子在山西同乡的帮助下收殓回乡，缝了八大针才将头颅和身体缝合。由于杨深秀为官清廉，杨家也无力厚葬，最终在老家将他草草安葬。
杨锐和刘光第的遗体，由四川老乡、时任四川矿务商务大臣李徵庸以及御史树楠代为买棺材收殓，并出资让人一路送回四川老家。
林旭的遗体由其叔父运回老家福州，因当地习俗，暂时停放在东门地藏寺，结果却遭遇福州不少民众围攻，更有人把烧红的铁条捅入棺木。他的遗孀沈鹊应终日以泪洗面，最终在1900年抑郁而终。沈鹊应的父亲最终将沈和林的遗体合葬。
谭嗣同就义后，尸首分离，但双目始终圆睁。他家“浏阳会馆”的管家刘凤池一直在现场，趁午夜无人之际悄悄将谭的遗体扛回会馆，买棺木收殓，第二年将谭嗣同的遗体运回湖南浏阳老家。
谭嗣同的父亲谭继洵在儿子被捕期间，没有出头做任何事情，只是最终为儿子作了一副挽联：
谣风遍万国九州，无非是骂；
昭雪在千秋百世，不得而知。
我去某单位做一个分享，台下一位读者问我：“你最喜欢中国的哪个朝代或时期？”
我回答：“有个变化的过程。”
小时候，我最喜欢的是三国时期，觉得群雄并起，烽火逐鹿，非常过瘾。之后想法有更迭，比如喜欢唐朝的强盛、宋朝的繁荣，也羡慕过春秋时期包容开放的百家争鸣，但我一直很讨厌一个时期：从晚清开始的近代。
读中学的时候，学中国近代史，总是匆匆翻过，原因很简单：太屈辱，不想看。
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中国近代这一段历史却关注得越来越多。因为那是一个中国人从未遭遇过的时代——“三千年未遇之大变局”。在这样激烈剧变的时代，中国的历史舞台上涌现出一批又一批、一代又一代的人，他们痛苦，他们彷徨，他们激昂，他们热血。在那样的时代背景下，人的矛盾、挣扎、坚定、信念，得到了最大程度的放大。
现在我们往往会以“上帝视角”去回看那些事、那些人，确实能得出一些看上去很正确的结论，但如果亲身回到他们当时所处的境地，谁知道未来的历史是如何走向？谁知道拯救中国、让中国富强的正确道路究竟在哪儿？只能不断地试，甚至抛头颅、洒热血地去试。
“戊戌六君子”就是这样。这六个人，虽然有一个统一的“康党”头衔，但其实六个人的观点和政见并不一致，有几个人还彼此看不顺眼，甚至相互攻击。
但他们有一点是一致的：都想让中国走出积贫积弱的局面，变得更强大。
而且，他们都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不仅仅是他们，包括梁启超，乃至康有为，他们都经历了一个剧烈的思想转变过程。还有提倡“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最后却保皇的严复，醉心“帝王术”、提倡复辟最后却冒着杀头危险真心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杨度……在中国近代史上，这样的人有很多。
我们现在回过头去看这些人的故事，有时候可能会唏嘘不已，甚至会觉得有些情节荒唐可笑，但这些都是真实的历史。恰恰是通过这些历史，我们能感受到前辈们用前仆后继的牺牲探索出道路是多么不易的一件事。
谭嗣同的父亲给儿子写的这句“昭雪在千秋百世”背后，其实是包含着他的希望的，而结果应该也是符合他的预期的，甚至根本不用“千秋百世”。
因为，时间会检验，历史会铭记。
本文主要参考来源：
1.《维新旧梦已成烟——戊戌六君子之死与晚清“自改革”思潮》［王夏刚，《中国古代社会与思想文化研究论集》（第三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葛志毅主编，2008年］
2.《戊戌六君子排名政治学》（羽戈，《激进之踵：戊戌变法反思录》，山西人民出版社，2019年）
3.《“戊戌六君子”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理念分歧》（言九林，“腾讯新闻·短史记”，2020年7月3日）
4.《谁料理了“戊戌六君子”的后事？》（心语，《炎黄纵横》，2015年04期）
5.《和而不同的戊戌六君子》（乐佳，《新天地》，2013年11期）
6.《悲戚的“戊戌六君子”身后事》（赖晨，《文史博览》，2014年11期）
7.《“戊戌六君子”流品不一》（郑小华，《领导文萃》，1999年09期）
8.《殊途同归：戊戌六君子的人生轨迹》（吉辰，《中外文摘》，2018年1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