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蔡元培”这个名字，大家很容易联想起北京大学。确实，北大能有如今的辉煌，蔡元培功不可没。
但他一生绝不只有“北大校长”这一个头衔。
只不过，那么多的头衔，基本都被他辞去了。
1868年1月11日，浙江绍兴府山阴县的蔡光普迎来了自己的第四个孩子。
蔡光普是当地一家钱庄的经理，他的第四个孩子是个男孩，乳名阿培。阿培直到4岁被送入私塾念书后，才按照家中辈分，被定下正式的大名：蔡元培。
蔡元培兄弟姐妹一共七人，因为父亲是钱庄经理，家里还算宽裕。但在蔡元培11岁那年，父亲病逝，生活条件迅速变差。好在父亲在世时为人处世都算厚道，所以有不少亲友愿意接济蔡家，但蔡元培的母亲周氏是一个性格要强的人，她谢绝了大家的资助，硬是凭借存款和不断变卖首饰家当，撑起了这个家。
由于各种缘故，蔡家的七个孩子夭折了四个，只剩下了三个儿子。周氏一人含辛茹苦，坚持让三个儿子好好读书，期待他们能够凭借读书重振门庭。在三个儿子中，周氏管教最严厉的，也最看好的，就是蔡元培。
绍兴的蔡元培故居
蔡元培4岁开蒙，14岁时已熟读四书五经，在家乡颇有才名。母亲周氏经常陪坐在蔡元培身旁看他做功课，看到儿子困倦后，就会勒令他立刻睡觉，然后督促他第二天早起继续读书，这个习惯影响了蔡元培的一生——熬夜不如早起。
蔡元培的书法。现代书法家马叙伦曾盛赞蔡元培的文章，不过评价他的书法是“牛鬼蛇神”
1884年，16岁的蔡元培开始参加科考，母亲总是半夜起身为他烧饭，帮他准备行囊。
蔡元培没有辜负母亲的期望，17岁考中了秀才，但母亲的身体状况也越来越糟。蔡元培一直为母亲煎药喂饭，甚至仿效古制，割下左臂一块肉和药给母亲煎服，但一切都是徒劳：1886年的春天，蔡元培的母亲因病逝世。母亲的去世对蔡元培打击极大。他后来回忆：“我母亲是精明而又慈爱的，我所受的母教比父教多。……我母亲的仁慈而恳切，影响于我们的品性甚大。”
守丧之后，蔡元培再度踏入科举考场，在母亲去世一年后中举，次年进京通过会试成为贡士，1892年参加殿试，列二甲第34名，成为名副其实的“进士”，金榜题名。
在一路科考的过程中，蔡元培以他渊博的学识旁征博引，写得一手“怪八股”，远近闻名，乡试的考官评价他的文章“语无泛设，引证宏博，词意整饬”。殿试之后，蔡元培的才名更是传到了当时的帝师翁同龢耳中，翁同龢专门看了他的文章，大赞：“年少通经，文极古藻，隽才也！”
1894年的春天，蔡元培被授为翰林院编修。那一年，他才26岁，已经站到了中国无数寒窗苦读的读书人梦寐以求的科考之巅。
然而，没过多久，蔡元培就想辞去这份令旁人羡慕的工作。
让蔡元培萌发辞职之念的，是这一年爆发的一场战争。
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几乎同时开始改革进程的中日两国在各自闷头发展20多年后，终于来了一场正面对决——中国被打得头破血流。
战败消息传来，朝野震动，也深深刺激了蔡元培。在整个战争过程中，蔡元培一直对前方战事抱乐观态度，但在《马关条约》签订之后，他渐渐放弃了幻想，面对如此耻辱败局，这位年轻的翰林院编修无能为力，只能在夜深人静时痛哭流涕。
就在《马关条约》签订的这一年冬天，心灰意冷的蔡元培请假一年，回了绍兴老家——这倒还不算请辞，只能算请假。
回到老家，虽为赋闲，但蔡元培并没有闲着，作为一个“饱读圣贤书”的翰林院编修，他开始大量研读日本历史和介绍西方文明的书籍。此时，蔡元培已近而立之年，他下定决心要将自己之前所学先放到一边，潜心研究所谓“蛮夷”之学说。
一年之后，蔡元培返京。此时的朝廷上下已改革呼声高涨，自“公车上书”之后，“变法维新”已经越来越成为一种共识。
蔡元培是支持变法的，虽然他对康有为的治学以及一些作为不以为然，也没有像有些人一样以接触“维新派”为荣，但他始终认为只有改革才能改变中国的命运。
为此，蔡元培开始学习日语，因为他不满足于中文译本对西方著作的种种有意和无意的“曲解”，认为日本人已经翻译了大量西方著作，而日语相对入门简单。他甚至还“发明”了一种自己觉得很有效的学习语言的方法：直接尝试翻译日文著作，边译边学边融会贯通。
尽管蔡元培没有直接投身维新运动，而是自己在默默积攒底蕴，但他还是被这场运动的短暂和惨烈震惊了。
1898年9月，声势浩大的“戊戌变法”只经历103天就宣告彻底失败，康梁等人被朝廷通缉后出逃，谭嗣同等六人被斩首于菜市口。
蔡元培非常敬佩“我自横刀向天笑”的谭嗣同，视他为“先驱”，但同时也冷静地反思了变法失败的重要原因：“康党所以失败，由于不先培养革新之人才，而欲以少数人弋取政权，排斥顽旧。”
在蔡元培看来，中国那么大，大众的改革意识尚未被完全唤醒，改革的中坚力量还没有发展壮大，维新派只是依靠一个没有实权的光绪帝，就贸然以一小群人带动一个国家的改革，是注定会遇到强大阻力乃至失败的。
“戊戌变法”失败后，京城一片肃杀。这一年的10月，蔡元培又一次请假返乡。
这一次返乡，蔡元培带上了家眷和所有行囊，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信号：他是正式辞职，不打算再回来了。
那一年，蔡元培也就30岁。在别人眼中值得羡慕的“仕途”，在蔡元培心里已经一文不值。
他决定，要用自己的方法来改变中国。
1898年，回到家乡的蔡元培受绍兴知府和乡绅邀请，做了一所学校的校长。
这所学校叫“绍兴中西学堂”，顾名思义，是一家新式学堂，中西学问皆授。蔡元培视此为他新事业的起点：以教育改变中国。
在教书育人的同时，蔡元培并没有放松自己的知识储备，他开始自修英文，并在这期间读了刚出版不久的严复翻译的《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原富》（即《国富论》）等一系列经典书，并由衷感叹：“涣然冰释，豁然拨云雾而睹青天。”
然而，绍兴中西学堂虽为新式学堂，却颇有一批旧派老师，提倡新学的蔡元培与他们格格不入，最终得罪了出资办学的旧派乡绅，无法实现自己的办学理想。
怎么办？很简单，辞职。
从事教育的第一步并不算顺利，但蔡元培根本就没有放弃的意思。在离开绍兴中西学堂之后，他又担任过几所学校的校长，最终在1901年来到了上海，担任著名的南洋公学的特班总教习。
在南洋公学，蔡元培依旧一边教书，一边学习。这一次，他要学拉丁文。
蔡元培找的老师是马相伯。马相伯当时劝他说，拉丁文已经是一门“古董语言”了，西方都已经没多少人学了，中国人更没有什么学习的必要。
但蔡元培却坚持：拉丁文是欧洲各国语言的根本，要深入了解西洋的文化，就必须学拉丁文。为此，他每天早上5点步行到马相伯家中学习，害得没有早起习惯的马相伯大喊：“太早了！太早了！”
邵力子。像邵力子、黄炎培这样的中国近代名人都曾在南洋公学的特班学习，在蔡元培的教导下受益匪浅
1902年，南洋公学放暑假，蔡元培选择出国考察——这是他第一次走出国门。
吴稚晖，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书法家。他对蔡元培的影响很大
他选择考察的国家，是日本。
在日本，蔡元培亲身感受到了留日中国学生的爱国热情和变革诉求，更是对当时留学生办的杂志《浙江潮》的主笔留下了深刻印象，那个人叫蒋百里。
此外，他还和吴稚晖结下了友谊。
蔡元培从日本回国后不久，就发生了著名的“南洋公学学生退学”事件。这件事情的起因依旧是守旧派的老师小题大做惩罚新派学生，结果发展成全校145人集体退学抗议。在整个事件过程中，蔡元培一直站在学生这边，在斡旋无果后，他选择和学生同进退：
再一次辞职。
但蔡元培这次辞职不是甩手不干了。为了避免退学的学生失学，蔡元培东奔西走筹款创办“爱国学社”。在筹款期间他的长子患重病，但他还是毅然决定去南京借钱办校，结果在码头准备出发时，得到了长子离世的消息。蔡元培含泪委托朋友办理儿子的后事，自己决然踏上了筹款之旅。
最终，在短短几天之内，蔡元培成功筹得数万元资金，成立了“爱国学社”，后来吸引了150多名具有革命思想的学生。
但这段时间，对蔡元培影响最大的，不是办学，而依旧是“充电”。
1907年6月，蔡元培终于获得了他心心念念的留学德国的资格。在德国，已近不惑之年的蔡元培开始从头学习德语，并进入莱比锡大学学习。在莱比锡大学的6个学期里，他一口气选修了40门课程，囊括哲学、文学、文明史、人类学、教育学、心理学、美学、绘画艺术等等，只要时间不冲突，蔡元培什么课都听。他尤其对当时在莱比锡大学任教的“实验心理学之父”冯特非常崇拜，连续3个学期选修了冯特的课。
与此同时，蔡元培也没有忘记自己的根。
1908年，留德期间的蔡元培
在莱比锡大学学习期间，蔡元培同时也参加大学的中国文史研究所开设的练习班，还经常去市内的民族学博物馆讲解来自中国、日本等的东方文物。
值得一提的是，在学习期间，蔡元培不仅用自己那套独特的语言学习方法“直接翻译法”翻译了不少德文著作，还写成了一部《中国伦理学史》，这部著作成为中国近代伦理学的开山之作。
在蔡元培留德的那几年里，国内的局势可谓风起云涌。身为“同盟会”元老的蔡元培在国内就是革命派的中坚分子，不仅写下大量反清和倡导革命的文章，甚至还参与过数起暗杀和爆破行动（他赴德国留学也有躲避追捕的原因）。虽身在海外，蔡元培依旧与海内外的反清革命志士保持通畅联系。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枪声响起，在德国的蔡元培兴奋不已，随后就致信当时也在海外的孙中山赶紧筹款订购大炮，巩固革命成果。
但不久之后，局势突变，袁世凯和他的北洋军异军突起，蔡元培对此深感忧虑。在给吴稚晖的信中，蔡元培明确指出袁世凯出山的目的：“出山，意在破坏革命军，而借此以自帝。”
不久之后，蔡元培接到了陈其美的电报，催促他赶紧回国。
此时的中国，正处于改朝换代的风云时刻，蔡元培自己也知道，到回国尽力的时候了。
蔡元培这一年43岁，年富力强。更重要的是，如果说当年那个年轻的翰林院编修只是初步了解了西方文化和知识，那么如今的他，通过多年的学习和浸染，已经真正做到了融会中西，眼界、素养、思想和知识储备，早已非当年可比。
他将以一个全新的形象，登上中国近代史的舞台。
1911年12月，蔡元培抵达上海。
很快，他就要接受一项他这一生行政级别最高的任命。
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随即组阁。在考虑了章太炎、汪精卫、严修等多人后，孙中山最终选定了蔡元培——任命他为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
1912年中华民国第一届内阁合影，前排左一为蔡元培
教育总长，乃堂堂一国教育界最高长官，不过，受命的蔡元培很快就感受到了“百废待兴”的困难局面。
上任之后，蔡元培问孙中山：“教育部应该在哪里办公？”
孙中山回答：“办公室要你们自己去找。”
蔡元培只得自己走街串巷物色“中华民国教育部”的办公房间，最终还是老朋友马相伯借给他一条巷子里的几间空屋子。
办公场所有限，预算经费有限，蔡元培定下了“为事择人，不设冗员”的规矩，整个教育部连勤务在内一共只有30人出头，不足其他行政部门人数的三分之一。
虽然人数不多，但蔡元培发挥了他善于识人和善于用人的特长，聘到教育部办公的，都是当时的一流人才：许寿裳、王云五（缔造商务印书馆辉煌的总经理）、钟观光（中国近代植物学的开拓者）等等。
其中也包括鲁迅。
郭沫若在《历史人物》中写道：“影响到鲁迅生活颇深的人，应该推数蔡元培先生吧。”在五四时期涌现出的文化新人中，蔡元培对鲁迅评价最高，他在《鲁迅全集》的序言中曾称鲁迅：“何等的天才，又是何等的学力！”
1912年1月19日，中华民国教育部发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其中规定：“学堂”一律改称“学校”，教科书须合于民国的共和宗旨，禁用清学部规定的教科书，废止旧时的奖励出身制度，学校注重兵式体操。
这些规定，在清朝的教育体系里闻所未闻，震撼极大。蔡元培趁热打铁，在2月通过报纸发布了《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改革了清朝学部规定的“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这五项宗旨，提出新的五大方针，即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感教育，首次提出了“超出政治”的教育理念。
然而，作为同盟会元老和革命中坚力量，蔡元培在上任教育总长之位后才一个多月，就迎来了一项艰巨的任务：担任专使，率团北上迎袁世凯南下就任总统。
彼时，北方的袁世凯早已是当时中国最有实力的人，谁都知道，他不可能离开自己的老巢北京，去人生地不熟的南京就任大总统。所以很多人都劝蔡元培不要接受这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蔡元培并非不知道劝袁南下是天方夜谭，但他也知道，南京临时政府必须要有这样一个动作，也总要有人来牵头做这个动作——大家都退，那么他就不退了。
不出所料，率团北上的蔡元培虽然竭尽全力，但手里没有筹码的他根本没法劝动老谋深算的袁世凯，在几轮谈判之后，袁世凯用足手段，最终让蔡元培无功而返。
也就是从这时开始，南北开始出现明显裂痕。很快，同盟会成员集体辞出内阁，蔡元培虽然很想在教育上大展拳脚，但面对这样的局面，他毅然做出了自己之前有过的举动：
辞职。
至于辞职的理由，其他同盟会成员请辞时都推脱“身体欠安”或“能力不济”，唯独蔡元培把话甩在台面上：我的工作受到了很大的牵制，与我想象的不一样。
袁世凯曾当面挽留蔡元培，两人留下过一段经典对话。
袁世凯说：“我代表四万万人民挽留总长！”
蔡元培回答：“我亦对于四万万人之代表而辞职！”
辞去教育总长之位后，蔡元培又一次去了欧洲，先往德国，后去了法国。在法国期间，蔡元培做了一件重要的事：成立了以他为中方组长的“华法教育会”。这个教育团体主要开展华工教育和组织、推动国内青年赴法勤工俭学。在诸多受“华法教育会”资助前往法国勤工俭学的中国学子中，有两个后来改变中国命运的人：
一个叫周恩来，一个叫邓小平。
1916年6月6日，恐悔交集的袁世凯一命呜呼，整个中国的命运又将发生一次转变。
7月，继蔡元培之后出任民国教育总长的范源濂公开表态，要“切实实行（民国）元年所发表的教育方针”。
那个教育方针是谁发表的？是蔡元培发表的。
很快，范源濂又在各界的呼吁中给蔡元培发了一份电文：“国事渐平，教育宜急。现以首都最高学府，尤赖大师主宰，师表群伦。海内人士，咸深景仰。用特专电敦请我公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一席，务祈鉴允，早日归国，以慰瞻望。”
简而言之，就是诚挚邀请蔡元培回国，担任北京大学的校长。
从一国之教育部长，变为一所大学的校长，蔡元培是否愿意？
他的答案是肯定的。
相对于在利益盘根错节的政府，在一所相对简单的高等学府里实现自己的教育理想，可能是蔡元培更想要的。
1916年10月，蔡元培启程回国。
同年12月26日，大总统黎元洪正式任命蔡元培为北京大学校长。
这一年，蔡元培48岁。他将迎来自己人生最辉煌的时刻。
蔡元培的任命状
那时的北京大学，绝非像现在这样享有盛名。
这所原名“京师大学堂”的学府，诞生于“戊戌变法”之时，招收的学生主要是一些功名在身的进士和举人，还有七品以上的官员，所以很多所谓的“学生”都带仆人来校上课，上课和起居时都被称“老爷”，官僚气息极其浓厚。
民国建立后，大学堂改为“国立北京大学”，情况略有好转，但依旧腐败和官僚气息萦绕。进北大读书只被视为升官的捷径，所以读法学的人特别多，而理工科备受冷落。学校里大多是官宦子弟，彼此之间拉帮结派，相约毕业后在官场相互照应。此外，北大当时的风气也非常堕落，很多师生晚饭吃好后就去当时北京的风月场所“八大胡同”，人们称那时候京城妓院的客人多来自“两院一堂”——众议院、参议院和京师大学堂。
北大的首任校长是严复，但因为吸食鸦片等原因，很快就被迫辞职。后来章士钊（任命后未到任）、何燏时、胡仁源都被任命为北大校长，但因为各种问题都无法做长久。
在这样的背景下，很多人都劝蔡元培别去蹚这“浑水”，但蔡元培还是拿出了当初愿意担当“迎袁特使”的劲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1917年1月1日，蔡元培正式就任北大校长。到北大的第一天，校工们在校门口排成两列，向新校长鞠躬敬礼，随后他们看到了从来没见过的一幕：新来的校长蔡元培脱下了帽子，向他们鞠躬还礼。
在对全校师生的讲话中，蔡元培明确指出：“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之地，诸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应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
在这个基础上，蔡元培提出了影响北大乃至整个大学教育界的八个字：“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这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蔡元培自担任北大校长之后，无时无刻不是这么做的。
首先就体现在聘请老师这方面——只要是真有学问，蔡元培就不问出身，不问年龄，不问资历，全力聘请。
陈独秀当年38岁，也就有个前清秀才的功名。蔡元培当时看了他主编的《新青年》中的很多文章，觉得他非常有才华，于是专门请他来北大担任文科学长。为了让陈独秀的履历“漂亮”些，还给他加了个东京日本大学（并无此大学）的学历。
周作人当年32岁，只是浙江一所中学的教师。但蔡元培知他文学功底深厚，请他做了北大文科教授，教授希腊罗马文学史、欧洲文学史、近代散文、佛教文学等。
李大钊当年28岁，是日本早稻田大学的一名毕业生。蔡元培欣赏他的才华，请他做了北大图书馆主任，后来又兼任了经济学教授。
胡适当年才26岁，但因为一篇《文学改良刍议》引起蔡元培的关注，当即被请来北大担任教授，教中国古代哲学、英文学和英文修辞学。胡适不仅做过北大教授，后来还担任了北大校长，他曾说过：“我虽在远，绝不忘掉北大！”
梁漱溟当年才24岁，考北大没有被录取，但蔡元培看到他在《东方杂志》上发表的《究元决疑论》，认为他有真才实学，就请他来教授哲学。梁漱溟一开始不敢，蔡元培说：“你就当是来学习研究好了！”在当时的北大教授中，年轻人非常多，比如刘文典28岁，朱家骅24岁，徐宝璜23岁。蔡元培对这些年轻人一视同仁，只要有真才实学，都聘为教授——当时北大本科教授的月薪是280大洋，属于相当高薪的职业。
对于原本就在北大任教的教授，蔡元培也实事求是，区别对待。比如，辜鸿铭怪癖非常多，且很清高，但蔡元培知道他精通多国语言，尤其了解英国文学，留任；章太炎的大弟子黄侃恃才傲物，看不起任何人，但蔡元培知道他国学根基深厚，留任。
而对于一些学术水平低下乃至道德败坏的老师，蔡元培坚决开除，甚至还开除了一批领着高薪却教不出什么东西的外国教授，一度引来外国使馆的干预并打起官司，但蔡元培顶住压力，坚决辞退。
北大的教授阵容在蔡元培的招募下，迅速达到国内一流水准，堪称当时的“银河舰队”，而北大的学术氛围也一下子浓厚了起来。
其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也体现在北大的学科设置和学术交流等方面。
蔡元培认为，在当时的环境下，大学最重要的是文、理两科，所以他上任后就大力扩充这两科，把工科并给了北洋大学，商科停止招生。同时，他设立文、理、法三科研究所，培养研究生——这是中国高校最早的研究所。
1919年，蔡元培索性撤销了文、理、法科，改“科”为“系”，设14个学系，废除年级制，实施选科制。
北京大学文科哲学门第二次毕业摄影（1918年6月）。前排左起为康宝忠、崔适、陈映璜、马叙伦、蔡元培、陈独秀、梁漱溟、陈汉章；中排左四为冯友兰，左七为胡鸣盛；后排左二为黄文弼、左五为孙本文
在学术交流方面，蔡元培凭借自己的威望和人脉，曾邀请过杜威、罗素、班乐卫、普朗克等一批世界级名家到北大做讲座和短暂授课，甚至还让爱因斯坦和居里夫人接受了邀请，但这两人出于种种原因最终未能成行。
值得一提的是，在1920年，由于蔡元培的坚持，北京大学首次允许三名女生进入文科旁听，并在同年秋天开始正式招收女学生，轰动全国——这是中国公立大学第一次允许男女同校。
在蔡元培的主持下，北京大学在短短几年内就成了中国顶尖的大学。更难能可贵的是，大学校园内学术气氛浓厚，学生思想活跃，各种观点和思想在这里可以激情碰撞，迸出火花。在当时的中国，能有一所这样的大学，在很多人看来是不能想象的。
1920年首次进入北大旁听的三位女生：查晓园、奚浈、王兰（从左至右）
然而，在1926年，蔡元培正式辞去了北京大学校长的职务——在此之前，他已辞职过多次。
所有辞职的原因，都不是因为他自己：
1917年，因抗议张勋复辟，蔡元培向总统黎元洪提出辞职（后因复辟很快落幕而复任）；
1919年，在多方奔波营救出五四运动中所有被捕的学生之后，蔡元培亲自向总统徐世昌递送辞北大校长信（后被多方挽留住）；
同年12月31日，因为教育部不能按时发放教师薪金，蔡元培与北京其他各大专院校校长联名辞职；
1922年，北大少数学生反对征收讲义费而闹事，甚至围攻蔡元培，蔡元培因痛感“平日训练无方，良深愧惭”而辞职，引起北大师生惊恐，立刻开会挽留；
1923年，为抗议北京政府教育总长彭允彝干涉司法独立，蔡元培向总统府提出辞去北大校长职。
然而，身处当时的中国，不被政局波及的净土是不可能存在的——这一点，其实一直强调“教育应该独立”的蔡元培自己也知道。
1926年，在辞职离开北大这座象牙塔之后，蔡元培无可避免地被卷入了政治。
蔡元培辞去北大校长后，在国民党内有了一个新的职务：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
正是这个职务，引发了蔡元培一生的一大争议点：公开支持和深度参与了1927年的国民党“清党”运动。
事实上，北大在蔡元培主持期间，共产主义的气氛非常浓厚，共产党的重要创始人李大钊、陈独秀等人都在北大任教。北大也是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和新文化运动的中心，蔡元培作为北大校长，全力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始终是声援者和护航者。而当时为数不多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很多都是北大的师生和校友。
1920年3月，在李大钊的指导下，邓中夏、高君宇、罗章龙等在北大发起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是中国最早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作为北大校长，蔡元培不仅同意成立研究会，而且出席了成立大会
但蔡元培本人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并不了解，也没有深入研究过，他之所以允许北大师生研究共产主义，完全是出于“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学术观点。而作为国民党元老，他对国民党自然有天然的深厚感情，对共产党惊人的发动和组织能力则感到震惊，尤其对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共产党员大量渗透进国民党，并且发动工农运动，大大削弱国民党的根基深感担忧——在这一点上，蔡元培非常赞成蒋介石当时的“清党”主张。
1927年3月24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举行第三次会议，蔡元培的老友吴稚晖在会上发表“共产党谋叛情形”的报告。4月2日，吴稚晖拟具《请查办共产党呈文》，并请“主席提出共产党祸党证据，请众参观”。
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正是蔡元培，他随即拿出了他收到的一份材料，《浙江共产党破坏本党之事实》。
在经历了几次会议之后，4月9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在报纸上发表了《护党救国》的通电，蔡元培作为主席名列其间。至此，“清党”的前期准备工作和舆论宣传都已基本到位。
在这个过程中，蔡元培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被动参与者，而确实是一个主动发起者和推动者，只是他设想的“清党”应该一切在法律和规范的前提下进行：证据明确才能抓捕，审问清楚才能定罪，罪大恶极才能杀人，且必须经“清党委员会”同意。
然而，这只是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天真愿望。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直接或借助地痞流氓之手，大肆杀害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三天之内就杀掉300名共产党员，逮捕500人，同时有5000人失踪。
与此同时，全国各地都开始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很多地方不审就杀，甚至怀疑就杀，当街就杀，一时之间腥风血雨。
很多人对此都看不下去了，鲁迅曾写道：“我平生从未见过有杀人杀成这样的。”
而周作人写了《怎么说才好》和《功臣》等文章，矛头直指蔡元培等人：“最奇怪的是智识阶级的吴稚晖忽然会大发其杀人狂，而且也是智识阶级的蔡（蔡元培）、胡（适）诸君，身在上海又视若无睹，此种现象，除中国人特嗜杀人说外，别无方法可以说明。”
蔡元培的学生柳亚子一直很尊敬老师蔡元培，但说到1927年的“清党”运动，他也忍不住写道：“蔡先生一生和平敦厚，蔼然使人如坐春风，但在民国十六年上半年，却动了一些火气，参加了清党运动。一张用中央监察委员会名义发表的通缉名单，真是洋洋大观，连我也大受其影响。”
柳亚子所说的“大受其影响”，是蔡元培把他也列入了“黑名单”。
而蔡元培自己其实也震惊了。时任“清党委员会”情报处处长兼审计处主任的姜绍谟后来回忆，“清党委员会”成立的当天，就从监狱里提出20多人枪决，第二天早餐后，蔡元培就把他叫到房间，很严肃地说：“我们不能随便杀人！昨天那样太荒唐，太草率，太不好了！……青年人误入歧途的很多，必须使人有反省的机会才好。”
蔡元培此时似乎已有一些悔意。一方面，他暗中通知一些被列入“清党”名单的共产党人士尽快逃走；另一方面，他开始在媒体上发表文章，比如《追怀不嗜杀人的总理》，以怀念孙中山之名，含蓄指责蒋介石。
然而，这些举动对整个“清党”运动是于事无补的。在这场运动中，不仅仅共产党的力量遭受很大损失，国民党党员人数也锐减，许多地方的基层党组织被破坏殆尽。
对于这一点，蔡元培自己是有认识的。1934年有一家香港的报纸提及1927年的“清党”运动，把主要责任都推给了吴稚晖，把蔡元培说成不知情，蔡元培直接在报纸上批字：“于我多恕词，而于稚晖多责备，不知何人所著。”
一个“恕”字，折射出蔡元培自己对这场“清党”运动的反思。
鲁迅对蔡元培在“清党”运动中扮演的角色有过一个评价：“其实像蔡先生，也还只是一般地赞成进步，并不反对共产党而已。到底共产党革命是怎么一回事，他就不甚了然。他甚至于悲哀地说，国民党为了消灭政治上的敌对者，连民族的存亡都可以不顾，这是他始料不及的。可知他同情革命者，也不过是为了民族而已。”
不久之后，蔡元培就辞去了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的职务。
辞去“主席”的职务，是因为蔡元培渐渐认清了蒋介石。
作为国民党的元老，蔡元培其实一直是蒋介石的忠实支持者。蒋介石与宋美龄举行的中式婚礼，蔡元培是证婚人。蒋介石在1927年8月第一次下野，蔡元培也同时辞职表示共进退。在蔡元培看来，只有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和稳固，才能实现他“教育独立”的夙愿。
然而，蔡元培很快就发现，自己“所托非人”。
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蒋介石很快就露出了军事独裁者的本色。对于这一点，曾经一直支持他的蔡元培深感痛心。在辞去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的职务时，蔡元培曾说过一句话：“监察制度在民主国家中发挥过相当的力量，可是现在‘豺狼当道，安问狐狸’的局势下，有什么可为的呢？”
在他与鲁迅的谈话中，他更是提道：“蒋介石是袁世凯第二，万不可信他。”
1928年，除了中央监察委员会的职务，蔡元培还请辞了所有在南京国民政府中的职务，只保留了一个学术性的“中央研究院院长”的头衔。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让蔡元培和他彻底决裂，蔡元培开始公开发表文章批评蒋介石。1932年，在做中央研究院对时局的看法报告时，蔡元培公开表达了对国民党前途的悲观，并直接点名蒋介石：“专横独裁，实为古今中外罕有，只要看他的政府，一切措施无不出自自私之心。”
1932年，蔡元培和宋庆龄、杨杏佛等人成立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目的就是反对国民党一党独裁，援救一切爱国的革命的政治犯，争取人民的出版、言论、集会和结社自由。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以蔡元培和宋庆龄等人的私人影响力，帮助过很多共产党人和爱国人士，牛兰夫妇、陈独秀、许德珩、侯外庐、刘煜生、廖承志、丁玲、罗登贤、陈赓、余文化、陈广、陈淑英等人，都曾不同程度地得到过他们的营救和关心。
杨杏佛与鲁迅的合影。当时鲁迅是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上海分会的执行委员。杨杏佛被暗杀后，鲁迅也极度愤慨，毅然参加了他的追悼会——出门连家门钥匙也不带，做好了被暗杀的准备
也正是因此，国民党政府动了杀心，于1933年6月18日当街暗杀了同盟的总干事杨杏佛——事实上，蔡元培的名字是排在暗杀名单首位的。
蔡元培并没有被吓倒，而是公开出席了杨杏佛的追悼会并发表讲话，其中有一句：“元培老矣，焉知不追随先生以去。”暗示他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
那一年，蔡元培65岁，确实也老了。
1935年7月，蔡元培发表了一则启事，宣布了一个“总辞职”：辞去所有兼职，停止接受写件，停止介绍职业。
但是，在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69岁的蔡元培的斗志再一次被点燃。他主动担任了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国际宣传委员会的委员，用尽最后的力量和影响力，为中国的抗日救亡奔走呼吁。
这个职务，蔡元培一直没有请辞。
1940年3月3日，旅居香港的蔡元培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那一天，蔡元培早晨起来上厕所，忽然感到头晕，失足摔倒，口吐鲜血。他被送入医院后诊断为疑似胃溃疡复发，在3月5日清晨进入昏迷状态，9点45分溘然长逝，享年72岁。
一生担任过无数职务的蔡元培，去世后一贫如洗，连欠下的医药费和棺木，也是他的学生王云五代筹的。
他只留下了两句话。
3月4日晚，已经进入弥留状态的蔡元培不断喃喃自语，陪在一旁的内侄周新后来回忆，只能依稀辨别出几句话，其中反复提到的有两句：
“科学救国。”
“美育救国。”
这两句话，就被当作了蔡元培的遗言。
《蔡元培传》的作者唐振常先生曾综合归纳蔡元培的自我评价和别人对他的评价，给了蔡元培先生十六个字的评语：律己不苟，责人以宽。无所不容，有所不为。
我个人以为，这是很贴切的。
这篇关于蔡元培的文章，一不留神，我洋洋洒洒写了一万多字，但还是觉得有很多内容没有写。在收集、阅读资料和写作的过程中，我确实觉得蔡先生的一生极其不易，他“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精神更是难能可贵，但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却是四个字：
知行合一。
这一点，是我个人觉得蔡元培先生最可贵的一点，也是最难得的一点。
蔡元培在14岁前，是严格按照科举之路来读书的，老师甚至不允许他读《三国演义》和《战国策》，生怕他一不留神引用其中的句子，引起科考老师的反感。
可以说，蔡元培是完全按照“旧学”的路子被打造出来的，而且是这条“生产线”中的佼佼者——一路高中进士。像他这样的人，很多都在中国近代史风云际会的十字路口陷入迷茫、彷徨乃至最终顽固守旧。
然而，在国家受辱、民族危亡之际，蔡元培这个“旧学”的楷模，却能够毫不犹豫地抛弃自己安身立命所学，毅然决然地拥抱新事物，接受新思想，学习新知识，而且真的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地认真学习，甚至不顾年龄的羁绊，学日语，学英语，学拉丁语，学德语，只求为了更好更透彻地了解掌握先进的知识和文化。这一点，并没有多少人能够做到。
更重要的是，蔡元培先生不仅学，而且学以致用，知行合一。
如果说“民国教育部”这个舞台虽大但空的话，那么北京大学这一块校园沃土，让蔡元培真正有了施展自己平生所学的空间，而他也没有辜负这个历史机遇。蔡元培在北大的十年，堪称北大精彩辉煌的十年。一代顶级学府，在他的手里浮出水面，打磨成形，影响至今。
诚然，受历史局限性的影响，蔡先生在参与革命政治运动的过程中走过一些弯路，但他自己也不讳言这段历史，后来也并没有一路去撞南墙。即便从现在回望，他也一直遵从自己的内心，从来没有言行不一。
我曾想，在中国近代史上，究竟是怎样一种力量推动着像蔡元培这样的一批批先辈前仆后继，发奋图强？
想来还是“信念”二字——那种“中国一定会变强”以及“中国一定会从我们这一代开始，在我们的努力下慢慢变强”的信念。
所谓“信念”，是因为你相信，就会付诸实践，不断为之努力，哪怕当时看不到什么希望，但它会为你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最终把当初的那份相信变为现实。
毛泽东曾评价蔡元培：“学界泰斗，人世楷模”。
蔡先生担得起这样的评价。
本文主要参考来源：
1.《蔡元培传》（唐振常，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
2.《蔡元培年谱长编》（高平叔，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
3.《蔡元培评传》（张晓唯，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5年）
4.《蔡元培与五四运动》［周川，《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9年02期］
5.《忆蔡元培先生》（赵家璧，《青年教师》，2007年01期）
6.《蔡元培曾从事反清暗杀活动》（木棉，《炎黄纵横》，2008年09期）
7.《蔡元培为何支持蒋介石“清党”》（杨春彦，《文史天地》，2017年01期）
8.《小议蔡元培在1927年“清党”运动中的表现——兼与崔志海先生商榷》（邓沛，《广东党史》，2003年03期）
9.《从拥蒋反共到与蒋分离：1926年~1932年蔡元培政治态度的变化》［晁佩军，《中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03期］
10.《蔡元培主持北京大学期间的教员资格和薪俸标准》（陈明远，《社会科学论坛》，2011年0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