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人类面对突如其来的看不见的杀手时，最需要做的，究竟是什么？
这是1910年9月。
每年的这个季节，大量猎人涌入位于中国东北呼伦贝尔大草原的满洲里，开始大规模捕猎一种被称为“旱獭”的动物。
旱獭，是松鼠科中体型最大的一种，我们比较熟悉的是它的另一个称呼——“土拨鼠”。
旱獭的肉是可食的，脂肪可以入药，但最珍贵的，还是它身上的毛皮。
旱獭的毛皮皮质好，坚实耐磨，经过加工后可以和貂皮媲美，所以在20世纪初的国际市场上很受欢迎。宣统二年（1910），一张旱獭皮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已经上涨到了1.2卢布——大致相当于当时的一两白银。仅1910年，从满洲里出口的旱獭皮就达到了250万张。
旱獭
由于每年的9月前后是土拨鼠皮毛生长最好的季节，所以人手短缺的俄国人就雇用了大量华工，一起捕捉旱獭。那些从直隶和山东被招募过来的中国苦力，最初并没有什么捕捉旱獭的经验，但好在这个季节的旱獭相对便于捕捉，聪明勤劳的华工很快学会了捕捉的方法。
尤其是他们发现，运气好的话，会遇到一种“呆笨”的旱獭：这类旱獭步履踉跄，碰到猎人时既不能跑，也不会叫，而是傻傻地待在原地，只需要一棒子打死就行。猎人们发现，这类旱獭的眼睛中有乳白色的云状物体，而且会被同类抛弃，不被允许与其他旱獭同居一穴。
每每遇到这类旱獭，猎人们就会庆幸自己运气不错。他们也知道，这是一只生病的旱獭，不费什么力气就能捕捉到。他们像对待其他旱獭一样，将它们的皮徒手用刀剥下，至于肉，就做成一顿改善伙食的大餐。
至于这只旱獭究竟生了什么病，大家并不关心。
事实上，以当时大多数人的认知水平，也根本不可能知道旱獭究竟得了什么病。
旱獭得的是由耶尔森菌属中的一种细菌引发的烈性传染病。这种传染病，曾在14世纪中期的短短6年时间里导致近3000万欧洲人死亡。
它曾被称为“黑死病”，但更官方的叫法是鼠疫。
那一年，究竟是谁先感染了鼠疫，有多种说法。
按照《东三省疫事报告书》的记载，是这样的：“工人张万寿者，向在俄境大乌拉站以招工为业。宣统二年九月初，工棚内暴毙七人。俄人闻之知为疫也，焚其棚屋，逐其工人，并将工人所有衣服行李等件尽行烧毁，以为断绝疫根之计。
“大乌拉站距满洲里百三十里，有业木工者二人被逐，于九月十七日由乌拉站来满，寓居铁路界内二道街张姓木铺，二十三日疫发相继死亡。同院田家伙房住客金老耀、郭连印二人遂亦传染于二十三日身死，是为满洲里疫症发现之起源。”
若按这份记载为准，那么这里面有几个关键点：
第一，鼠疫的初发时间，是在1910年9月中上旬；
第二，初发的地点，是在俄国境内；
第三，最初感染鼠疫的，是华工；
第四，俄国人已经知道是疫情，而不是一般的传染病，但他们只是做了简单粗暴的驱逐；
第五，在驱逐后，鼠疫被华工带回了满洲里。
当然，在当时的第一时间，很多人未必知道感染的是鼠疫——事实上，致命的细菌还在最先接触旱獭的猎人们身上潜伏，倒是通过交叉感染在木匠们身上暴发了。
20世纪初的那个秋天，广袤的东北大地提供了鼠疫传播的理想环境：
天气渐凉，一个旅店的大炕上往往要躺十几乃至几十个人，大家互相抱团取暖，房间密闭，空气极不流通。
在寒冷的天气洗澡和洗头，对于当时的东北人来说本来就是一件奢侈的事情，不佳的卫生状况加速了细菌的传播。
当时无论政府还是民众，“防疫”意识几乎等于零，各地也没有必要的防疫设施和机构，对现代医学的概念也毫无认识，老百姓生病后甚至会求助于“跳大神”这类封建迷信来治病。
尤其关键的是，东北当时拥有中国最完善的铁路系统。在俄国和日本控制下的铁路体系，一开始也没有对疫情有足够的认识，大量已经被细菌感染的旅客通过四通八达的铁路，将鼠疫传播向四面八方。
20世纪初东北大车店的内部
潘多拉魔盒已被打开，一场惨剧开始上演。
灾难最先爆发的地点，是哈尔滨的傅家甸。
从1910年12月10日开始，一直到1911年1月7日，傅家甸每天都有超过100人死亡。感染此病的人往往在两三天后就胸闷，头痛，呼吸困难，浑身青紫，最后痛苦而死。
关键是，这种疫病的致死率极高——在疫情暴发阶段，傅家甸确认染疫人数为1535人，死亡1535人。
吉林省也未能幸免。1910年12月14日，长春出现首个病例，随后每天因疫病死亡的人数超过50人。
在奉天省的奉天市（今辽宁省沈阳市），1911年1月2日出现首个病例，随后迅速蔓延到城市和乡村。有一个男人从市内回到村里，染病而亡。全家7口人在照传统习俗为他举办葬礼后，几天后相继染病而死，只留下一个婴儿。邻居们帮忙埋葬了这一家，拿走了这家人在屋内的各种物件，随后接连死去，最终除了一名70多岁的老妇人和3名婴儿外，全村150人全部死亡。
一时之间，东三省风声鹤唳，棺材脱销，道路边甚至随处可以看到横躺着的尸体。
当时的东三省，四处可见横尸街头的景象
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下，清朝的中央政府一开始也没有足够重视。直到1月12日北京、1月14日天津分别出现首例病例后，意识到疫病已经威胁到京畿安全的清政府，终于发布上谕：“东三省鼠疫流行，著预于山海关一带设局严防，认证经理，毋任传染内地，以为民生。”
但为时已晚。
所幸即便是临时抱佛脚，清政府还是拿出了一定的办事效率：立刻开始筹措防疫资金，设立“东北防疫总局”，聘请国内外的防疫专家到东北帮助防疫。
这三项措施的前两项，都是投入钱和精力就可以做到的，但第三项，却没有那么简单。
当时，在东北拥有各自势力地盘的俄国和日本，都站出来指责清政府防疫工作指挥不力，进而提出要独揽东三省防疫工作。
防疫需要调动从军队到警察到各个部门，所以这不仅仅是简单的防疫，而是关系到国家主权的问题。
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位年仅31岁的华人被推到了时代舞台的正中央。
1911年1月，这位华人被正式任命为“东三省防鼠疫全权总医官”。
他的名字，叫伍连德。
伍连德，字星联，祖籍广东，出生于马来西亚。
伍连德出生于马来西亚，但按1909年颁布的《大清国籍条例》规定，父亲出生在中国，即拥有中国国籍，所以伍连德也是中国人
1896年，17岁的伍连德留学英国剑桥大学曼纽尔学院，毕业后考入圣玛丽医院实习，随后又到英国、德国和法国等医院进行实习和研究，最终在马来西亚槟榔屿开设私人诊所。
1907年，28岁的伍连德接受了时任直隶总督的袁世凯的邀请，回国担任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副监督（副院长），其个人命运开始与祖国发生关联。
1910年的东北鼠疫暴发后，时任外务部右丞的施肇基（美国康奈尔大学哲学博士）洞悉日俄欲借“治疫”之机行统治东北之实，所以力荐由本国人担任防疫总医官。伍连德就是在施肇基的极力推举之下走马上任的。
伍连德上任后最重要的事，就是先要搞清楚究竟是什么引发了这次疫情——当时还没有人知道是鼠疫。
为此，伍连德在不知不觉中创造了一个纪录：他成了中国第一个现代医学意义上解剖人体的人。
12月26日晚上，傅家甸有一名嫁给中国人的日籍客栈老板娘染疫暴卒。第二天一早，伍连德和助手就赶到事发地，在贫民区的一栋小楼里开始解剖尸体。
伍连德从死者的右心房抽取了血液样本进行细菌培植和涂片观察，同时通过切开死者的肺脏与脾脏表面提取组织块放入盛有福尔马林液体的容器里。在完成这一切后，伍连德将死者器官复位，缝合好表皮，为之穿戴整齐并放入事先准备好的棺材中——这一切都是瞒着外界进行的。
之后的四天时间里，伍连德在实验室里进行了紧张的分析和研究。在高倍显微镜下，伍连德看到所有切片中都出现了成群的鼠疫杆菌，而且是特有的两头着色的卵圆状。
在这样的情况下，伍连德提出了这次东北疫情的源头，是一种之前并没有见过的肺鼠疫——不同于之前通过跳蚤传播的腺鼠疫，肺鼠疫可以通过空气传播，尤其是飞沫传播，所以杀伤力极大。
在搞清楚了疫情的起因之后，伍连德立刻开始防疫工作。
伍连德在实验室
但是，困难比他想象的要大很多。
伍连德首先遭遇的，是民众的信任问题。
在现代医学尚未普及的那个年代，广大中国人只信中医，认为西医都是“洋人的玩意儿”。疫情暴发之初，东北各地不少中医给出的判断是“疠气致疫”或“干燥致疫”，各种中医“偏方”也开始频频出现，很少有老百姓愿意去西医诊所。而中医们也确实相信自己能够对抗这场疫情，都勇敢地冲到了第一线。
结果，在长春某个10万人口的地区，登记备案的31个中医，有17个染疫而亡，这个结果让老百姓开始涌入伍连德在各地开设的鼠疫医院寻求帮助。
第二个是卫生习惯问题，比如戴口罩。
由于肺鼠疫可以通过飞沫传播，所以戴口罩是一项简易却非常有效的预防办法，但当时中国人几乎没有戴口罩的习惯，甚至那些中医在接待病人的时候也不佩戴，这也是造成中医人员大量牺牲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火车上被隔离的妇女和儿童
为此，伍连德和他的助手们大力提倡每个人都要佩戴一种他发明的简易口罩：用外科手术用的洁白纱布制作，被称为“伍氏口罩”。随着疫情的加重，街上戴口罩的中国人开始多了起来。虽然很多人都不知道戴口罩的正确方法，有的套在脖子上，有的挂在耳朵上，但随着正确佩戴口罩的人慢慢增多，疫情的交叉传播得到了有效遏制。
第三个是习俗问题，比如过年走亲访友。
1911年的除夕是1月29日，正值疫情的高发阶段。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就是春节要回老家，还要走亲访友，这给疫情的传播提供了最可怕的人传人渠道。
为此，伍连德上奏清政府，并请俄国和日本政府配合，严格管控东三省铁路，派人沿途巡查，不允许携带细菌的人群继续流动。
此外，伍连德奏请调来了1160名职业军人和600余名警察，进行防疫专业训练后投入戒严和检查工作。他将这场鼠疫的源头傅家甸划分为四个区，每个区都委派军队、警察和高级医官分工合作，设立隔离区、消毒区、办公区和医务人员宿舍，密切监控街道上一切流动人员，所有参与防疫工作的人员每天都要进行严格消毒。当然，警察的另一项工作是采取必要的强制措施，弹压部分不肯理解或合作的群众——他们认为政府不让他们走亲访友乃至隔离是“违背人性”和“伤天害理”的。
当时设立的“疑似病院”
第四个问题，是社会舆论问题，比如谣言。
疫情一发，谣言四起。其中一类谣言，就是这次疫情是来自“邪恶敌人的攻击”，比如说是俄国人或日本人干的。当时流传甚广的一种说法是，这次的疫情是日本人在东北水井里投毒引发的，目的是“毒死全部中国人”。
当时设立的临时消毒所
尽管日本当时对中国的东北确实存有狼子野心，也确实在背后搞过不少小动作，但要发动如此大规模的细菌攻击，有一条逻辑是说不通的：当时在东北有大量日本侨民，他们没必要进行如此“无差别攻击”。
当时的《盛京时报》在1月27日的文章中也指出了这条逻辑问题：“夫疫症为害最烈，中外莫不畏惧，日人亦居奉天，岂独不怕传染乎？是以谣传不辨自明。”
事实上，恰恰是因为俄国和日本在当时的中国东北有大量利益，所以它们反而是最积极的防疫合作者。伍连德也深深认识到了这一点，和俄国与日本援助的医疗力量密切合作。在防疫过程中，甚至出现日本的医官及其妻子在照顾中国病人时双双染疫而亡留下三个孤儿的事。
截至1911年3月3日，日本投入东北的防疫经费是1427万日元，俄国是24万卢布。
应该说，至少就防疫这件事而言，中日俄三国是密切合作的。
另外一类谣言，自然就是夸大疫情，制造恐慌。伍连德深知，杜绝谣言的最佳办法，就是透明公开。在他的主导下，很多地方沿路开始张贴“疫情形势表”，奉天防疫事务所自1911年1月20日开始，每天发布从前一天晚上6点到当天晚上6点的“疫病患者表”，表格里，从“本日新患疫”到“疫死者”到“患疫者总数”，每一条都非常详细。
在这样的举措下，谣言开始明显减少。
第五个问题，是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比如土葬。
伍连德经过研究发现，鼠疫细菌在人的尸体上能存活长达6个月，而中国人讲究土葬，疫情高发时，很多尸体甚至就裸露在外摆放，而坟场则成了一个巨大的传染源，这无疑大大增加了鼠疫的传播概率。
但要求尸体一律火葬的提议，又遭到了很大的阻力，因为这和中国老百姓崇尚“入土为安”的观念相抵。
关键时刻，伍连德得到了施肇基的大力支持，由施肇基不断上奏，当时的摄政王载沣最终拍板：疫区的尸体一律统一火化。
当时连同患疫者使用过的物件一律焚毁
事实证明，伍连德采取的这一系列措施，都是非常有效的。
1911年1月31日，是令当时东北疫区的很多人印象深刻的日子。
在这一天，东北疫区的死亡人数第一次出现了下降。
在这之后的2个月里，这个数字一直在持续下降，并没有出现过反复——这意味着疫情指数已经越过了拐点，开始掉头向下了。
3月1日，伍连德记录了东北疫区最后一个鼠疫病例。到了这时，他终于可以松一口气：疫情终于完全控制住了。
但这场疫情，对当时东北地区造成的伤害，也是显而易见的：从1910年10月25日至1911年4月18日，仅在东三省，这场鼠疫就夺去了近6万人的生命，其中情况最严重的哈尔滨傅家甸，有5693人死亡，占到该地全部人口的1/3——即每三人中就有一人染疫而死。
但换个角度来看，从疫情暴发到疫情结束，满打满算也就5个月左右的时间，以当时清政府的能力、东北地区的卫生条件状况和人们对疫情的认知，这场疫情能及时控制住并且没有造成更大扩散，已经是一个奇迹。
而这场鼠疫还有一个意义，就是让中国民众初步普及了现代卫生知识，让国家初步确立了防疫制度。
在这个过程中，伍连德确实功不可没。
1911年4月3日至28日，清政府在奉天组织召开了“万国鼠疫研究会”，大会的主席是伍连德，来自英、法、美、俄、日等11个国家的34位医学专家出席了这场会议——这是近代在中国本土举办的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性学术会议。
2007年，诺贝尔基金会官方网站公开了1901年到1950年之间的诺贝尔奖候选人资料。在1935年的“生理学或医学奖”候选人中，人们找到了一位获得提名的中国人。
“万国鼠疫研究会”部分参会人员合影，第一排右四为伍连德
他是那50年中，唯一一个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类奖提名的中国人。他叫“Lien-Teh Wu”。
没错，就是伍连德。
1958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获得者乔舒亚·莱德伯格说过一句话：“同人类争夺地球统治权的唯一竞争者，就是病毒。”
很多人当初听到这句话时，觉得很诧异，但仔细回想一下，其实不无道理。
回顾人类历史，造成最多生命消失的其实不是战争，是细菌和病毒造成的瘟疫：第一次世界大战，算上平民一共死亡1600万人，而一次黑死病仅在欧洲就夺走近3000万人的生命；第二次世界大战大约有7000万人死去，而天花病毒在18世纪大约夺走了1亿以上人的生命。
远的就不说了，就说2020年这场我们与病毒之间的战争，全世界几乎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幸免，其蔓延之快，影响之大，让人心悸。
在这个过程中，从小的方面来说，我们看到了很多闪光点，很多动人事迹和感人画面，但也看到了很多值得反思、可以改进的地方。我们应该认识到，在这种影响整个人类的危机面前，我们不能每次都把希望寄托在具体的某一个人上面，无论是伍连德还是钟南山，而是应该有一套能立刻高效运转，每一个环节都不应该出现纰漏的成熟机制和体制——在这一方面，我们依旧还有不小的提升空间。
而从大的方面来说，如果上升到整个人类层面的话，我们还是要对自己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时至今日，人类科技文明的发达程度已远非我们的先辈们所能想象，上天入海，似乎无所不能。但在未知细菌和病毒面前，人类文明却又像一棵随时可以被掐断的小草一般孱弱——我们的这份自信，又是从何而来？
我曾看到某卫视新闻采访一名医务工作者，连夜操劳的他在镜头面前依旧保持昂扬的斗志，他不无悲壮地说：“只要精准防控，精心医治，在人类面前，任何疾病都是微不足道的！”（大意）我完全理解他的心情，也向他表示崇高的敬意，但总觉得他的话有些地方好像不太对。
半小时后，当地的本地新闻再一次播放这条消息，电视编辑把“在人类面前，任何疾病都是微不足道的”这句话给删掉了。
我个人觉得，这位编辑做得对。作为这个星球的万物之灵长，我们人类还是要时刻保持一颗敬畏之心。
敬畏，不等于选择放弃。正相反，有了敬畏之心，我们才会在事前防微杜渐，即便是灾难发生后，我们也会在退无可退之际，迸发出昂扬的斗志和巨大的能量。
人类和细菌、病毒之间的博弈，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
我们要学会有敬畏之心，那是对大自然应有的尊敬。
但面对威胁到人类生命的敌人，我们绝不会放弃投降。
加油！加油！
本文主要参考来源：
1.《清末东北地区爆发鼠疫史料》（上）、（下）（王道瑞，《历史档案》，2005年第1期、第2期）
2.《庚辛鼠疫与清末东北社会变迁》（李皓，东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6年）
3.《清末宣统年间东三省鼠疫研究》（李银涛，河南大学硕士论文，2004年）
4.《清末东北政府防疫措施述评——以〈盛京时报〉报道的1910—1911年鼠疫为例》（任金玲，《商》，2014年第5期）
5.《鼠疫斗士：伍连德自述》（伍连德，湖南教育出版社，2011年）
6.《鼠疫斗士伍连德：华人世界第一个诺贝尔奖候选人》（刘玉峰，《三湘都市报》，2013年1月20日）
7.《110年前，中国人战胜鼠疫》（《凤凰周刊》，2020年第3期）
8.《沈阳万国鼠疫研究会始末》（于永敏、刘进、王忠云，《中国科技史料》，199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