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家，尤其是为人类文明做出卓越贡献的科学家，无论在哪个国家，都应该是受尊敬的群体。但是，也有例外的时候。
1794年5月8日的早晨，法国巴黎的路易十五广场上，人头攒动。
群情激昂的法国老百姓们，早早就聚集到了这里，交头接耳，颇为期待地看着广场中央高高耸立的一台机器——一架由国王路易十六亲自参与设计的“断头台”。
这一天早晨，这架自法国大革命爆发以来就超负荷运转的断头台，又将执行28个人的死刑。那是28个与税务公司有关的税务官和相关负责人，也是被老百姓痛恨且唾骂的一群人。
死刑开始了。
随着一颗颗人头落地，围观百姓的情绪也慢慢被调动了起来。
第四位走上断头台的死刑犯，是一个50岁左右的人。与前面的几个死刑犯不同的是，他的神情很镇定。几乎没有什么言语，他自己安静地跪了下来，将脖子放到了铡刀切口。
法国巴黎的协和广场，原先被称为“路易十五广场”，因为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安放断头台，又被称为“断头台广场”
铡刀被缓缓拉起，轰然落下，人头落地，众人欢呼。
在场的不少老百姓并不知道，那颗掉下来的脑袋，究竟属于谁。
而法国著名数学家拉格朗日（“拉格朗日点”即因他的推算而命名）一句痛心疾首的话，似乎可以代表当时整个科学界的心情：
“他们可以一眨眼就把他的头砍下来，但他那样的头脑一百年也再长不出一个来了！”
这个第四个登上断头台的人，名字叫安托万·洛朗·拉瓦锡。
他在人类化学史上的地位，堪比达尔文之于自然科学，牛顿之于物理学。
他被称为“现代化学之父”。
拉瓦锡，1743年8月26日出生于巴黎。
他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家庭，父亲是一名律师，母亲在他5岁时过世，但留下了一笔丰厚的遗产。
按照父亲的愿望，拉瓦锡18岁考进了巴黎大学的法律系，并在之后获得了律师资格。但是拉瓦锡发现自己的兴趣并不在法律，而在自然科学。
1764年，明明已经拥有律师资格，可以去赚大钱的拉瓦锡，却去做了法国著名地质学家盖塔的助手，采集法国矿产，绘制第一份法国地图。在这个过程中，拉瓦锡研究了生石膏与熟石膏之间的转变，还参加了法兰西科学院关于城市照明问题的征文活动并获奖。
拉瓦锡
拉瓦锡的助手生涯持续了三年，也正是因为在这三年里的突出成绩和贡献，他成为法兰西科学院的院士。那一年，他才25岁。
年轻的拉瓦锡能够成为院士，自然要有拿得出手的东西。经历了多年地质勘测的工作，拉瓦锡已经明确了自己真正的兴趣所在——化学。事实上，当时的“化学”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基本上是和“炼金术”结合在一起的。拉瓦锡很快证明，自己在这个领域拥有过人的天赋。
比如长期以来，欧洲人都信奉古希腊流传下来的“四元素说”——世界是由风、火、水、土四种元素构成的。这种说法虽然早已被英国天才化学家罗伯特·波义耳驳斥，但依旧拥有大量信徒，很多科学界人士依旧无法完全走出这个怪圈。有一派学者就坚持认为：水如果长时间加热，就会变成土类物质。
拉瓦锡站了出来：这是完全不可能的。
作为有科学素养的人，拉瓦锡不会只动嘴皮子，而是直接拿实验说话。他将蒸馏水密封加热了整整101天，结果发现在瓶底确实出现了微量固体。
这难道不是证明水长时间加热确实会变成土吗？拉瓦锡却不这么认为，他继续使用实验的手段——用精密的天平称容器质量，发现容器减少的质量正好等于瓶底固体的质量，而水的质量完全不变——这就说明固体来自瓶子，和水完全无关。
这个实验将“水加热变土”的说法一举粉碎。
那一年，拉瓦锡27岁。
让拉瓦锡在人类化学史上奠定里程碑地位的，是他颠覆了“燃素说”，发现了“氧化现象”。
关于“燃烧”这一常见的现象，当时几乎所有的欧洲人都信奉德国哈勒大学医学和化学教授斯塔尔提出的“燃素”说——世界上能燃烧的物质都含有“燃素”，当物质燃烧时“燃素”就分离出来，燃烧时产生的热、光、火焰都是“燃素”逸出时发生的剧烈现象。
“燃素说”确实能解释当时一系列不能解释的燃烧现象，所以尽管它明显不能解释为什么金属燃烧后会变重（说好的“燃素”脱离呢？）之类的现象，还是几乎成了一条公理。
站出来用实验表示质疑的，还是拉瓦锡。
1772年，29岁的拉瓦锡开始系统地针对“燃素说”进行研究，拥有高超实验技巧的他这次设计了著名的“钟罩实验”，用来测量反应前后参与燃烧的气体的体积变化。在整个实验过程中，拉瓦锡发现物质的燃烧，其实是可燃物与空气中某种物质结合产生的结果，这也能完美解释金属燃烧后质量会变重的问题。
为了进一步确认“究竟是和空气中哪一部分结合导致燃烧”这个问题，拉瓦锡在1773年进行了进一步的实验，终于发现了那个可以“帮助燃烧”的气体是一种元素，他在1777年正式将这种元素命名为“Oxygen”，也就是我们现在熟知的“氧”。
拉瓦锡的实验室，收藏于法国工艺博物馆
1777年，才34岁的拉瓦锡在一系列精确实验的基础上，拿出了一份详细的报告《燃烧概论》，彻底否定了“燃素”说，提出了全新的“氧化”说：
（1）物质燃烧时会放出光和热。
（2）只有在氧存在时，物质才会燃烧。
（3）空气是由两种成分组成的，物质在空气中燃烧时，吸收了空气中的氧，因此重量增加，物质所增加的重量恰恰就是它所吸收的氧的重量。
（4）一般的可燃物质（非金属）燃烧后通常变为酸，氧是酸的本原，一切酸中都含有氧。金属煅烧后变为煅灰，它们是金属的氧化物。
“氧化说”的提出对当时的人类化学进程有重要意义，使得当时的科学家们能走出“燃素”的迷雾，将人类化学研究的路线重新拨到正确方向，进而快速发展。
而拉瓦锡对人类化学发展的贡献还远不止这些。
他在证明“氧化”的实验过程中，顺带再一次证实了物质虽然在一系列化学反应中改变了状态，但参与反应的物质的总量在反应前后都是相同的——这就是化学反应中的“质量守恒定律”（这个定律其实在1756年已被俄国科学家罗蒙诺索夫发现，但当时莫斯科不处于欧洲核心科学圈，此发现未得到欧洲的重视）。
他推出了《化学命名法》，正式提出化学的命名系统，使不同语言背景的化学家可以彼此交流。其中的很多原则加上后来贝采里乌斯（瑞典化学家）的符号系统，形成了至今沿用的化学命名体系。
他定义了“元素”的概念，并对当时常见的化学物质进行了分类，总结出33种元素（尽管其中一些实际上是化合物）和常见化合物，使当时零碎的化学知识逐渐清晰化，进而完全和“炼金术”分离。
他牵头统一了法国的“度量衡”——主张采取地球极点到赤道的距离的一千万分之一为标准（约等于1米）建立“米”制系统，定密度最大时的1立方分米水的质量为1千克。这套系统如今已被世界通用。
他写的《化学基本论述》在欧洲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加印几十次，与牛顿的《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并称为世界自然科学史上的“三大名著”。
到了1789年前后，拉瓦锡已经成了法国显赫一时的人物，不仅在科学界，在政界也备受瞩目，被推选为众议院议员。尽管拉瓦锡多次表示自己不想参与过多政治事务，只想回到实验室去做一名化学家，但此时时代洪流已经将他推到了风口浪尖。
随后，一个滔天巨浪迎面打来——
法国大革命开始了。
法国大革命爆发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民众对法国的税收制度不满，而拉瓦锡恰恰踩入了这个坑。
1769年，拉瓦锡在向国王缴纳了50万法郎保证金之后，成了一名“包税官”，掌握了食盐和烟草的征税权。
根据当时法国法律的规定，包税官每年在向国王缴纳了约定的税款之后，多余的部分是可以进入自己腰包的，这种缺乏制约和监督的制度无疑会导致一个极端局面——包税官为了获得更多的“多余部分”，肯定会想尽一切办法对老百姓多征税、严征税。
拉瓦锡是富家子弟，对财富其实没有太大的渴望，他当包税官的一大原因，是做化学实验的各种仪器实在太贵，需要更多的钱来购买和制造。事实上，拉瓦锡确实把税收盈余的大部分用在了仪器上，且进行了盐税改革，打击走私，在自己的农场进行农业化学实验，希望以提高产量来抵消高税收的影响。
但是，由于当时法国规定贵族和僧侣不用缴税，所以沉重的税收负担都落在了最底层的老百姓和刚刚兴起的城市中产阶级身上。数量众多的中下层民众的怒火越来越高涨，矛盾越来越集中到法国的税收制度，而作为老百姓接触到的代表，“包税官”很快就成了所有矛盾中的焦点。
而且，拉瓦锡在1771年还和自己同事的14岁女儿结了婚，这位同事也是皇家税收公司的负责人之一。通过这场婚姻，拉瓦锡的包税官位置更加稳固，但作为一名伟大的科学家，他的形象也进一步和“横征暴敛”捆绑在了一起。
这幅著名的《拉瓦锡和夫人》的肖像画出自当时的著名画家雅克·路易·大卫之手。拉瓦锡的夫人玛丽·波尔兹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女子，事实上，她在拉瓦锡的很多实验中都担任助手和记录者的角色
1789年7月14日，法国大革命终于爆发，愤怒的民众很快把焦点对准了法国的税收制度。而作为包税官的拉瓦锡却比较泰然。一方面，他认为“包税”是国家制定的法律而不是他制定的，他只是遵守而已。另一方面，他认为自己的税收利润主要用来从事科学研究，自己为法国乃至全人类的科学事业做了那么大的贡献，不至于被逮捕。
但是，拉瓦锡还是想得天真了。
尽管拉瓦锡本人对法国大革命并不报敌视态度，但他不知道的是，敌视他的人却不少。
拉瓦锡被一步步带入绝境，和两个人有关。
第一个人，是因为一幅入选历史教科书的画作而被广大中国人熟悉的让·保尔·马拉（马拉的故事可以参看《历史的温度4》收录的《一幅名画背后的谋杀案》。著名的画作《马拉之死》的作者，就是给拉瓦锡夫妇画肖像画的雅克·路易·大卫）。
直到40岁之前，马拉还只是一名医生。不过，作为一个从小受到过良好教育的人，马拉学习过希腊语和拉丁文，能说法语、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对化学、物理和医学颇有研究，翻译过《牛顿光学原理》，出版过《光学基础知识》，还因为写《关于电的特性研究》而受到过里昂科学院的奖励。
马拉当初是很想走科学家的道路的，为此，他写了一本《火焰论》送到当时的法兰西科学院。《火焰论》的观点全部都是建立在“燃素”理论基础上的，于是受到了一名科学院院士的无情批驳，认为其“毫无科学价值”。
这个人，就是推翻“燃素说”的拉瓦锡。
1783年，马拉找到了自己更擅长的领域：成为一名激进革命家。几乎由马拉一人担任撰稿、编辑、出版工作的报纸《人民之友》成了当时法兰西最有名的报纸。马拉的诸多观点得到了法国底层人民的热烈拥护，他们直接称马拉为“人民之友”。而马拉也作为“国民公会”的主席，成为“雅各宾派”的重要领袖之一。
而马拉从来没有忘记拉瓦锡给他的羞辱。在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后，马拉率先将人民对税收制度的怒火引向了拉瓦锡，发出了号召：“埋葬这个是人民公敌的伪学者！”由此掀起了对拉瓦锡的批判。当时马拉指责拉瓦锡在烟草上洒水增加分量坑害百姓，并写了这样一段话：
“法兰西公民们，我向你们揭露大骗子拉瓦锡先生，土地掠夺者的儿子，化学学徒，股票跑腿，收税员，火药会长，银行头子，国王的书记，法国院士，瓦维叶的密友，巴黎食品委员会的渎职官，当代最大的阴谋家。这个年进4万磅白银的绅士为了收税，竟然耗用我们贫苦人民的3300万磅白银修建城墙，把巴黎变成空气不通的牢城。他在7月12日和13日的夜晚，把国家火药库搬进了巴士底狱。他还要使用恶毒的伎俩妄图进入巴黎市管会！”
事实上，拉瓦锡筑城墙是为了打击盐走私，筑墙和“空气不通”也没有任何关系。他让人在烟草上洒水是为了防止火灾，洒水是在称重之后才进行的。但是，民众的情绪却被马拉轻易调动起来。
不过，马拉没有想到的是，自己死在了拉瓦锡的前面——1793年7月13日，马拉被女刺客科黛刺死在自己的浴缸里。
另一个人，叫佛克罗伊。此人也是法兰西科学院的院士，还长期和拉瓦锡做过同事。但在拉瓦锡被指控期间，佛克洛伊做了很多背后“挖墙脚”的事，典型的落井下石。
在一些人的运作下，在民众高涨的怒意中，拉瓦锡完全不知道自己已经被推向了死路。
1793年11月28日，拉瓦锡被捕入狱。
和他一起被关进去的，还有皇家税收公司的其他27名人员，其中也包括他的岳父。
拉瓦锡入狱的消息震惊了法国学术界，各个学会纷纷向法国国会提出申请，希望能够赦免拉瓦锡，甚至准予他恢复职位。但是，当时在国会掌权的是最激进的雅各宾派，对于一系列希望赦免拉瓦锡的请求，全部回绝。
1794年5月7日，在被关押了半年之后，拉瓦锡等人被押到了法庭上。在这半年里，拉瓦锡其实一直试图恢复科学研究，还提出过愿意被罚没所有，只要让他回去当个药剂师，但这个提议也被拒绝。
在法庭上，这28人全部被判处死刑，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且为了避免夜长梦多，必须在24小时内执行完毕。
1794年5月8日，本文开头的那一幕出现了。
拉瓦锡被送上断头台
据说，拉瓦锡在临死前还想做一个实验，他和负责行刑的刽子手约定：当自己的脑袋滚落下来后，会快速眨眼睛，请刽子手统计下一共能眨几次，以此判定人的大脑与躯体分离后大概还能保留多久的意识。刽子手最后数了数，拉瓦锡一共眨了11次眼。
不过，这个故事不见于正史记载。有白纸黑字记录的，是拉瓦锡在临死前写给自己妻子的最后一封诀别信：
“我度过了非常幸福的一生。我想，人们会带着一些惋惜的心情记住我，也许在我的身后还会留下一些名誉。我还需要什么呢？”
其实，拉瓦锡很快就平反了。
1794年7月，杀人如麻的罗伯斯庇尔自己也被送上了断头台，雅各宾派倒台，之前被处决的拉瓦锡很快恢复名誉，人们为他举办了盛大而庄重的追悼会。
但是，他那颗被拉格朗日称为“一百年也长不出来的聪明脑袋”，却再也回不来了。
拉瓦锡被推上断头台，不是平白无故的，因为当时法国的税收制度确实造成了极大的不公，而他也确实在某种程度上成了民众痛恨的税收制度的代言人。
但是，正如拉瓦锡自己所言，他并非制定这条法律的人。无论他将税收用在何处，一定程度上还是成了“恶法”的帮凶，但是，应该也不至于到上断头台的地步——即便完全抛开他伟大科学成就不论的话。
这无疑就会让人审视将拉瓦锡推上断头台的这场“大革命”了。法国前总统密特朗曾对法国大革命有这样一句评价：“法国大革命就像生活本身一样，是一个混合物。它既鼓舞人心，又令人难以接受。在大革命中，希望与恐怖交织，暴力与博爱杂陈。”
确实，这场大革命在体现法国民众意识觉醒和革命精神的同时，演变到后来也释放出了大量的暴力和恐惧，甚至展现了各种人性的疯狂、残暴和卑劣。
马拉曾为法国穷人不断呼喊发声，因此被称为“人民之友”，但他在1792年的《人民之友》刊物上，却公然提出要砍下敌人的头颅，并且给出了精确的数字目标：27万颗。
罗伯斯庇尔一开始极力宣扬人权，甚至提议取消死刑。但是他上台后，却嗜杀成性，凡是反对他的人，不能辩护，不能请律师，一律被推上断头台，其中包括他的亲密战友丹东——这位战友之前也曾带人闯入监狱，无甄别屠杀了里面的1000名犯人。
在那段人心惶惶的日子里，报纸上形容罪犯的用词只有“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法庭上审判的罪名只有一个“叛国罪”，惩罚方式只有一个“死刑”。
与此同时，更多的人为了自保而开始违心举报、告密、背叛，甚至落井下石地陷害别人，但同时又为了自己的利益极尽虚伪之能事——在拉瓦锡的追悼会上，曾经落井下石的佛克罗伊还专门做了演讲，表达了对拉瓦锡的崇敬之心。
所以，在这样一个疯狂的时代，别说拉瓦锡是一个卓有成就的科学家，上至王侯将相，下至平民百姓，谁都不知道明天的命运是什么，荣辱生死，有时只在一线间。
人类一旦陷入运动式的疯狂，很容易变得面目全非，甚至自己也无法相信自己的行为。
无论中外，都有现成的例子。
这也是我们要读一些历史，记一些历史的意义所在。
为的，就是坚决不要让一些历史重演。
本文主要参考来源：
1.《油画中的科学家：〈拉瓦锡和夫人〉解读》（张九庆，《科学》，2017年第5期）
2.《做税务官的化学家被推上了断头台——于拉瓦锡忌日谈法国大革命》（叶克飞，腾讯网，2014年5月8日）
3.《〈革命狂潮与化学家〉：拉瓦锡之死》（凤凰卫视《开卷八分钟》节目，2009年7月9日）
4.《法国大革命中的著名死刑案件》（杨宇冠、杨益航、王静，《中国案例法评论》，2016年第1期）
5.《拉瓦锡“罪有应得”吗？》（程映虹，《瞭望新闻周刊》，1994年第17期）
6.《死在断头台上的“近代化学之父”——拉瓦锡》（尹传红，搜狐网，2017年4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