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胆”一词，是褒义词，一般指给国家领导人撰写各种文告和讲稿的；也指为人刚正，文采斐然。但熟悉国民党历史的人都知道，一般说起国民党的“文胆”，是特指一人的。
1948年11月13日的早晨，秋高气爽。
蒋君章早上起床，先是打了一套太极拳，然后坐在办公桌前看报纸。
大概9点半的时候，办公桌上的电话响了。
电话是国民党中央党部打来的，催陈布雷先生快点去开会。
作为陈布雷的机要秘书，蒋君章想了想，替陈布雷请了个假。
蒋君章在后来的口述回忆录里说：布雷先生在两天前就关照我，不要让他见客。连11月12日的孙中山诞辰纪念活动，他也没有参加。
但到了上午10点，陈布雷依然没有从房间里出来。
蒋君章觉得事情有点不对劲——陈布雷一般是早上8点就起床的。
陈布雷
于是，蒋君章找来陈布雷的副官陶永标，一起想方设法弄开了陈布雷房间的门——然后，就看到了躺在床上，一动不动的陈布雷：
“天哪！蜡黄的脸，睁开了的眼，张大了的嘴，而枕旁边却是一封给我的信，这是我平生所遇最大的晴天霹雳。是麻木了吧，一点没有感觉，本能地立刻拉开他的被窝，抚摸他的手，是冰冷的了，又抚摸了他的脚，是僵硬的了，最后抚摸他的胸口，还有一点温暖……”
蒋君章急忙喊来包括蒋介石专用医生在内的三位大夫。几针强心剂打下去，陈布雷依然没有任何复苏迹象。在场的人都意识到了一个事实：
蒋介石最信任的“文胆”陈布雷自杀了。
陈布雷，原名陈训恩，浙江慈溪人——没错，是蒋介石的老乡。
1911年，也就是中国天翻地覆的那一年，21岁的陈布雷毕业于浙江高等学堂，随后实现了他的夙愿——进入上海的《天铎报》，成了一名记者。
“武昌起义”爆发之后，陈布雷连写10篇《谭鄂》，按天发表，在当时上海很多报纸称武昌起义军为“逆军”的背景下，对起义进行大力的颂扬。他在文章中指出：
“鄂事成败之问题，关系吾四万万同胞之生死；鄂事万一无幸，期吾同胞无万劫回复之日。”
在那几年里，无论是在《天铎报》还是后来去《商报》担任主编，陈布雷凭借自己充满激情和预见性的评论，大力拥护辛亥革命，反对封建帝制，在上海乃至全国报界声名鹊起。
陈布雷当时对国内局势的评述和对革命的理解，得到各方面的高度欣赏：国民党方面，孙中山称他写的文章，比国民党办的报纸宣传革命更有成绩；共产党方面，当时中共领导人萧楚女曾专门致函《商报》，称主笔（即陈布雷）具有“革命精神”。著名报人邹韬奋曾在《生活》周刊上评价陈布雷：“我国现今第一流政论家。”
《天铎报》
那个时期，陈布雷的文字，立论客观，分析透彻，但同时又充满着热血激情，气势如虹。比如他在揭露袁世凯欲称帝时写过这样的句子：
“今生今世休再作此妄想，倘不死心归顺，愿提刀勒马一战耳！”
也正是因为如此，“陈布雷”这个笔名在当时名闻遐迩，人们称他为“布雷先生”乃至“布公”，清末著名的诗僧八指头陀曾赠诗曰：“迷津唤不醒，请作布雷鸣。”
1926年，盛名之下的陈布雷，被一个人看中了。
其实从1926年初开始，因为一直撰文赞扬当时代表先进力量的国民党，陈布雷就已经进入有关人士视线。那一年的11月，陈布雷的堂兄陈屺怀向陈布雷转达了一个信息：有一个人想见你。
这个人，就是当时北伐军的总司令，蒋介石。
蒋介石为什么要见陈布雷？因为出于形势的需要，蒋介石越来越希望自己身边能有个得力的新闻秘书。
蒋介石原来的秘书是邵力子，但邵力子已多次流露出亲共的思想，蒋介石不想用。他本来想起用当时的《商报》社长陈屺怀，但陈屺怀觉得自己比蒋介石大了一轮，做秘书不合适，于是就推荐了自己的堂弟陈布雷。
在国民党方面的再三邀请之下，陈布雷启程前往南昌，面见蒋介石——后来他才知道，那其实是一场“面试”。
那次和陈布雷一起参加“面试”的，还有另外一个人，叫潘公展（时任《申报》总编辑）。
面对当时已颇有威严的蒋介石，潘公展的神态举止比较拘谨，且目光闪烁。而陈布雷瘪嘴，头发蓬乱，一副无所谓的样子，这一点给蒋介石留下了比较深的印象。
随后蒋介石问了两个人一个问题：“怎么应对上海的工人运动？”
潘公展的回答是：“总司令自有妙策。”这句话答了等于没答。
而陈布雷提出的建议是：先派可靠的部队包围上海，然后再利用上海的帮会势力打头阵。
那次谈话之后，蒋介石单独留下了陈布雷，希望他在总司令部暂住一段时间。
然后，陈布雷接到了蒋介石的下一轮“面试题”：帮蒋介石起草一篇给黄埔军校学生的文章。
没多久，陈布雷就拿出了一篇《告黄埔同学书》。
这篇洋洋洒洒的长文，无论是文风、气势，还是文字里流露出的情感，完全符合蒋介石的要求。于是，蒋介石当即提出：希望陈布雷留下来为自己工作。
但陈布雷拒绝了——他说他的志趣不在官场，还是想回上海当记者。
蒋介石当时很不高兴，但没有强求。
1927年，蒋介石率北伐军攻克南京，建立了南京国民政府。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国民党都已具有“正统”的气象，这对陈布雷这样的传统文人来说，还是有影响的。
这一年，在蒋介石的再三邀请之下，陈布雷终于决定出仕——担任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书记长。
但刚刚出仕的陈布雷，随即遭遇了蒋介石人生的第一次下野。为了表示与蒋介石同进退，陈布雷也同时辞去了职务。
掌握实际军权的蒋介石，在重新出山后，第一时间就邀请陈布雷再度出仕。
陈布雷在推辞了好几次后，向蒋介石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我的初愿，是以新闻工作为终身职业，若不可得，愿为公之私人秘书，位不必高，禄不必厚，但求对公能有涓滴之助，机关重职，非我所能胜也。”
于是，陈布雷最终出任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长。
他的命运，终于和蒋介石，和国民党捆绑在了一起。
1933年，陈布雷的政治生涯迈出了关键一步。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蒋介石觉得身边需要处理的事情越来越多，于是在1933年设立了“侍从室”。
陈布雷和陈诚，堪称蒋介石一文一武两大亲信
“侍从室”是蒋介石最重要的幕僚机构，地位相当于清代的军机处。“侍从室”下辖三个处，一处主管军事和情报，三处主管人事考察，二处主管党务和政治业务——出任二处主任的，就是陈布雷。
可以说，陈布雷经此一步，成了蒋介石身边最重要的“幕僚长”。
但他的矛盾与痛苦，也由此开始。
在这个时期，最让陈布雷纠结的，就是抗日的问题。
从个人意愿来说，陈布雷当然是主张积极抗日的，但从他所处的职位而言，却必须服从蒋介石的意志：隐忍，退让，攘外先安内。
而且，陈布雷的身份特殊——他是蒋介石的笔，他必须将蒋介石的这个思路充分阐述出来，动之以情，说服众人。
1935年11月，国民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召开，蒋介石的外交报告交由陈布雷起草。
这是一份要表明蒋介石“暂缓抗日”意图的报告，却和陈布雷的本意相悖，几度修改之后，终于成文。
11月12日，蒋介石在大会上公开朗读了这篇当时著名的对日政策演说，其中那段文字，似乎能让人咀嚼出主笔人内心的艰涩：
“和平未至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和平有和平之限度，牺牲有牺牲之决心，以最后牺牲之决心，为和平作最大之努力。”
但让陈布雷感到痛苦的事，还远没有结束。
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陈布雷本来是要跟随蒋介石去西安的，却因为在洛阳时生病没能同行。“西安事变”爆发后，陈布雷当时的心情不是感到庆幸，而是感到后悔——当时没能和蒋介石在一起。
但是，被张学良护送回来的蒋介石，很快给陈布雷出了一道难题：要他写一部记录“西安事变”经过的《西安半月记》。
蒋介石对陈布雷下达的要求很明确：
第一，要让世人知道张杨二人犯上作乱的狼子野心；
第二，要让世人知道自己是怎么感化张杨二人的；
第三，要让世人知道自己是怎么化险为夷的。
这就让陈布雷非常为难，因为他知道，张学良和杨虎城“犯上”的目的并不是要“篡位谋反”，而是要“逼蒋抗日”。而且，在整个记录中，只字不能提周恩来代表的共产党在“西安事变”中的斡旋作用。
陈布雷一开始以“不熟悉事变经过”为由推辞，但蒋介石再三表示只能由他写才放心。结果这篇文章耗费了陈布雷的大量心血，却迟迟不能完稿。在蒋介石的再三催促下，陈布雷交出第一稿，蒋介石不满意，回去改了再交，蒋介石仍不满意，再改——这在陈布雷的“作文”生涯中是很罕见的。
而陈布雷的家人也罕有地见到了陈布雷发火的一幕——他枯坐在书桌前，许久不能写下一字，拿着笔在纸上乱涂一气，最终愤怒地把自己心爱的毛笔给戳断了。
两个月后，《西安半月记》附加了宋美龄的《西安事变回忆录》终于问世，重印30余次，成为畅销书。
蒋介石本人非常满意，但不知他是否知道陈布雷所经受的折磨。陈布雷在后来的日记中写道：“余今日之言论思想，不能自作主张。躯壳和灵魂，已渐为他人一体。人生皆有本能，孰能甘于此哉！”
真正让陈布雷“解脱”的，其实是“七七事变”。
卢沟桥事变，最终逼尽了蒋介石所有的后退余地。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发表了著名的“庐山讲话”：
“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便只有拼民族的生命，求我们最后的胜利。”
而这篇讲话中最有名的那句，就是：
“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
这篇讲话的起草人，就是陈布雷。
全国上下团结一致抗日，这让陈布雷精神大振，斗志昂扬。在抗日战争时期，当年那支“惊雷之笔”又复活了，陈布雷写了大量激励国人坚持到底、抵抗日寇的文章，如名篇《告入缅将士电稿》《驳斥近卫东亚新秩序》《告空军将士书》《抗战周年纪念告全国军民书》等。
1944年9月，蒋介石在重庆的一次讲话中，提到了那一句流传至今的话：
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
虽然没有确切证据证明，这个讲话文稿是出自陈布雷之手（但可能性极大），但陈布雷自己立刻做出表率：鼓励自己的一个侄儿和两个儿子报名参军，奔赴前线。
陈布雷的文笔，确实得到了国共两党的一致认可。1941年，周恩来托人给陈布雷带话：
“对布雷先生的道德文章，我们共产党人钦佩有加，但同时希望你的笔不要为一个人服务，要为全中国四万万人民服务。”
陈布雷并没有正面回答这句传话，而是说：
“恩来先生我也衷心敬佩，可惜共产党里像恩来先生这样的人太少了。”
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对决，随着抗日战争的结束，很快就到来了。
陈布雷重新陷入了痛苦之中。
按蒋介石的规划，抗战结束后的半年之内，就可以彻底消灭八路军和共产党。
作为蒋介石的幕僚长，陈布雷也是对此深信不疑的。但事实的发展过程，却出乎每一个人的意料——战争开场才打了两年多，国民党军队已经处于崩溃边缘。
国民党从上风一步步落到下风，位于神经中枢的陈布雷，全程经历，所以他所能感知到的痛苦，更甚于外人。
第一，陈布雷是切身感受到国民党的腐败的。
陈布雷做的官，从某种意义上说，其实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要巴结他的人成千上万。但他一直衣着朴素，自己从不搞特权，家中会客室只有三张旧沙发，配给他用的汽车，从来不准家人使用。
但国民党从上到下的腐败之风，早已一发不可收拾。1943年，还在抗战时期，时任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悄悄塞给陈布雷一个信封，陈布雷满面通红地退还给了孔祥熙。后来有人告诉他，信封里塞的居然是一张100万元的银行本票。陈布雷当场就大叹：“腐败！腐败！”
第二，陈布雷自己心里也知道，国民党从士气上已经垮了。
1947年，陈布雷曾向自己的浙江同乡毛翼虎分析过他自己所认为的“势力”二字：
“‘势力’这个词要分开来看，一个是形势，一个是力量。按照力量来说，国民党无论是陆军，无论是空军，都远远超过共产党。但是形势的话，那很难说了，形势越来越不对了，形势变化了。”
陈布雷自己也知道，当时的人心，已经不在国民党那里了。
第三，对陈布雷打击更大的，是蒋介石对他的信心。
随着战局的恶化，蒋介石对国民党的各方面工作越来越不满，其中也包括宣传工作。陈布雷曾向蒋介石表达过这样的意思：国民党的很多实际问题需要尽快改善，宣传才能取信于民，否则问题不解决，怪到宣传头上，是不公平的。
1948年初，毛泽东写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摆到了蒋介石的案头上。蒋介石自己都感到，中共提出的各种策略和政策，都恰好戳到国民党的痛处。蒋介石遂召见陈布雷，表示为什么中共能有这样的文章，而国民党所谓人才一堆，却没人能写出直击共产党要害的文章？
据说那天陈布雷情绪激动，脱口而出一句话：“人家的文章是自己写的！”
蒋介石当时一言不发，拂袖而去。
第四，陈布雷更是从自己的身上，感受到了国民党不可挽回的崩溃。
1948年7月，为了挽回已如脱缰之野马的通货膨胀，蒋介石在庐山召集新任行政院院长翁文灏、新任财政部长王云五、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等人，开会商定币制改革，由中央银行发行金圆券。
陈布雷当时的身份是中央政治委员会代秘书长以及总统国策顾问。他虽然不懂经济，一言没发，却在会后做了两件事。
第一件事，他坚持把当时中央宣传小组的100亿元法币经费存入了银行——当时有人劝他换成黄金避免贬值。
第二件事，他会后从庐山回南京途经上海时，回到家里，让夫人王允默把家中的金器、银器都整理出来，去兑换金圆券，并表示“我们要带头遵纪守法”。
于公于私，陈布雷都全力支持国民党的“最后一搏”。
后来的情况，大家都知道了：陈布雷用自己家的家当兑换的金圆券，最终成了一堆废纸。而当初存在银行的100亿元法币，最后只值几千元金圆券。
这两件事也给了陈布雷很大的触动：
“国家利益被牺牲了，个人利益被牺牲了，却便宜了金融家。”
面对这些困局，陈布雷也做过挣扎，也试图劝谏蒋介石，一是争取和共产党和谈，二是拿出些具体的办法来拯救党国。
蒋介石后来在一次会议上讲话，他说曾有人劝他，要孔祥熙、宋子文、陈立夫、陈果夫和宋美龄一起拿出5亿美元来充入国库。蒋介石当时大光其火：“宋子文有什么钱，嗯！孔祥熙有什么钱，嗯！至于夫人，那就更没有钱了。所以，这个，散布这个言论，不管怎么说，只会给党国带来危害，有利于共产党！”
当时与会人士一致猜测：敢对蒋介石提出这种建议的人，只可能是陈布雷。
1948年11月11日，早已精神衰弱，长期失眠的陈布雷受到了“最后一击”。
那天上午，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举行临时会议，在会上，蒋介石宣布经济政策失败，他表示将取消“限价政策”，转而大量发行钞票，发行总额将不以20亿金圆为限。
陈布雷再没有经济知识，也知道国民党政府准备“滥印钞票”了，而这显然是一条加速灭亡的绝路。
更重要的是，蒋介石还话中有话地说：
“各单位互不接洽，互不配合，互相拆台；党的高级干部中有人对党国前途丧失信心，未能集中精力以纾危艰；有人公开散布失败情绪，在总统府的门口竟问别人‘你有没有准备’？准备什么？准备后路还是准备投共？甚至有个别党国中坚，在此多事之秋，以国家委以的重任持敷衍、推诿的态度……”
其实，蒋介石怎会说他？但陈布雷总是在想，蒋介石是不是在针对自己。
1948年11月12日晚上，陈布雷忽然变得非常健谈，与几位秘书聊了很久，从辛亥革命一直谈到眼前局势，说完便径直上楼。
上楼前，他关照秘书：“不要让任何人打扰我，我想安静一下。”
“我想安静一下”，就是陈布雷留下的最后遗言。
在陈布雷的房间里，人们后来发现了他写的多封遗书。
他自己的遗书，是这样写的：
人生总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
倘使我是在抗战中因工作关系（如某年之七月六日以及长江舟中）被敌机扫射轰炸而遭难，虽不能是重于泰山，也还有些价值。
倘使我是因工作实在紧张，积劳成疾而死，也还值得人一些之可惜。
而今我是为了脑力实在使用得太疲劳了，思虑一些也不能用，考虑一个问题时，终觉得头绪纷繁，无从入手……
……
天下最大之罪恶，孰有过于“自暴自弃而自了”者，我此举万万不可为训，我觉得任何人都可以鄙视我！责备我！对国家对家庭都是不负责任的行为。
……
想来想去，毫无出路，觉得自身的处境与能力太不相应了，自身的个性缺点，与自己之所以许身自处者太不相应了！
六十老人得此极不荣誉之下场，只有罪愆，别无话说。
而他在给蒋介石的《上总统书》中写的是：
……值此党国最艰危之时期，而自验近来身心已毫无可效命之能力，与其偷生尸位，使公误计以为尚有一可供驱使之部下，因而贻误公务，何如坦白承认自身已无能为役，而结束无价值之一生。
……
回忆许身麾下，本置生死于度外，岂料今日，乃以毕生尽瘁之初衷，而蹈此极不负责之结局，书生无用，负国负公，真不知何词以能解也。夫人前并致敬意。
部属布雷负罪谨上
陈布雷还写了多封遗书，给朋友，给夫人，给秘书。他还特地叮嘱，自己遗留下来700元金圆券，其中拿300元给自己的副官陶永标——那个时候，300元金圆券只能买一石米了。
陈布雷的自杀，给蒋介石也造成了极大的震撼。
1948年11月14日出版的《中央日报》，在第二版以三栏长题这样报道陈布雷的死讯：
（中央社讯）陈布雷氏于昨日上午8时，以心脏病突发逝世。
陈氏前晚与友人谈话后，仍处理文稿，一切如恒，就寝为时甚晚。昨晨，随从因陈氏起床较晚，入室省视，见面色有异，急延医诊治，发现其脉搏已停，施以强心针无效。
陈氏现年59岁，体力素弱，心脏病及失眠症由来已久，非服药不能安睡。最近数日略感疲劳，仍照常办公，不以为意。不料竟因心脏衰弱，突告不起……
国民党当时给出的陈布雷的死因，是心脏病突发。
但是，深知内情的邵力子却发火了：“宣传，宣传，一生从事宣传，到后来连老命都赔了进去，还要讲宣传！”
邵力子力主将全部事实向社会公布，“警惕党人”，“警惕社会”。随后，在11月18日的《中央日报》上，国民党官方承认了陈布雷的自杀：“……两医官判断布雷先生系服安眠药过量，其心脏已于两小时前停止跳动。”陈布雷自杀是毫无疑义的，因为他给蒋介石，给家人，给同事写好了遗嘱，交代后事。
蒋介石率众祭拜陈布雷。后排左起第一人为李宗仁，中为何应钦，最右者为于右任
陈布雷被发现自杀后，蒋介石第一时间就赶到了现场——虽然一言不发，但他取消了当天要参加的所有会议。
后来他曾对人说起，陈布雷给他的遗书，他“不忍卒读”，实在太伤感，说陈布雷的死，“等于砍了我的手和脚”。
11月15日，陈布雷的遗体在南京的中国殡仪馆崇敬堂进行了大殓。在大堂的正中央，高悬着蒋介石为陈布雷亲笔写的匾额：“当代完人”。
而陈布雷大殓的这一天，正是他自己的生日。
其实，放在我面前的有三个题材供选——都和“死亡”有关。
一个是一代军阀孙传芳，他最后被自己下令斩首的人的女儿刺杀。
一个是报业大亨史量才，他最后被国民党军统特务暗杀在路上。
这两个人一生的故事，包括最后的归宿，都有很多可写的地方。
但我却几乎没有犹豫地选择了陈布雷之死。
其实，写陈布雷的故事，挺痛苦的。因为必须从中体会一个知识分子从充满自信到迷茫彷徨，从气势如虹到悲观失望的全过程。
陈布雷的悲剧，甚至还延续到了他的子女一辈。
陈布雷有8个子女，他曾明令子女一个都不允许参与政治，所以陈布雷虽然是国民党高官，但8个子女竟然没有一个是国民党党员。
但是，没有一个政党是从来没有走过弯路的。陈布雷心爱的女儿陈琏在抗战时期就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最终在1967年的“文革”风暴中因家庭出身受到冲击，含冤跳楼自尽（后被平反）；最小的儿子陈砾也是共产党员，同样在“文革”中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到“文革”结束后才被平反（后做到《中国日报》总编辑，中共十三大、十四大代表）。
而陈布雷的嫡亲长孙陈师孟，在台湾又成了当年陈水扁的得力干将，脱离了国民党，加入了民进党，大力鼓吹“台独”……
陈布雷说自己不想当官，最想做记者，但在时代洪流的裹挟之下，每个人都不能决定自己的命运，更何况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知识分子？
在陈布雷的葬礼上，他的好友，国民党的另一个理论家和“笔杆子”戴季陶号啕大哭，说不理解陈布雷为何要选择走轻生这一条路。
三个月后，戴季陶于广州服安眠药自杀。
唉，百无一用是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