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场被我们的历史教科书记载的著名起义，但同时，这又是一场对我们来说印象模糊的起义：100多人起义，72人牺牲，它为何在中国近代史上有这样大的意义？
1910年11月上旬，身处南洋的孙中山，可能既失望又激动。
失望在于，自1894年亲自组织第一场起义以来，大大小小的起义，已经发动过10次，无数义士前仆后继，却收效甚微。规模最大的一次萍浏醴起义，也就坚持了半个月，起义军和民众伤亡过万。
但这一年已经44岁的孙中山，也有一件颇为激动人心的事。
1910年11月13日，孙中山在马来西亚槟榔屿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参会的有黄兴、赵声、胡汉民等同盟会主要骨干。
会议决定，以清朝的部分新军为主力，再配合八百革命党人组成“敢死队”，发动一次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起义——不仅要夺取一城，还要以一城为基地，兵分数路，大举北伐。
所有与会的同盟会会员都心情激动，因为他们一致认为：这次起义，将吸取之前失败的种种教训，做到筹备最细致、筹款最充裕、武器最完备、规模空前，最终给予清廷致命一击。
起义的地点，被定在了广州。
各路筹备活动，随即全面铺开。
孙中山直接奔赴美国，他肩负的使命只有一个，却是一切工作开展的根本：筹款。
这一次的筹款，比以前几次都要艰苦。海外华人的资助一直是孙中山进行革命的主要经济来源，但国内的几次起义结果，让海外的华人们也一度感到悲观和迷茫。好在孙中山个人还是拥有强大的魅力和威信，经过多方奔走，反复募集，最终为这次起义募来了大约16万大洋——其中来自美洲和南洋的，基本各占一半。
16万大洋虽然和革命党人之前的预期还有点差距，但这已经是历次起义筹备中，资金最充裕的一次了。
起义的具体组织工作，则交给了36岁的黄兴。
这位与孙中山并称为“孙黄”的著名革命家，也以最大的热情和精力投入这次起义当中。
黄兴在香港成立了起义统筹部，与以往的多次起义不同，黄兴这一次将准备工作做到最细，将起义筹备分了八个“课”：有专门调度新军起义人员的“调度课”，有负责购买和运送武器的“储备课”，有负责起草各种规则章程的“编制课”，有专门负责侦察敌情的“调查课”，还有专门负责各种文件的，专门负责掌管财政出纳的，连各路革命党人抵达广州的事务也有专人负责。
黄兴
按黄兴的规划，届时这场在广州发起的起义，革命党人将兵分十路，一举拿下广州，然后一路人马出击湖南和湖北，一路人马出击江西到南京，然后会师，开始大举北伐。
无论从哪一点看，这应该是同盟会自成立以来策划的规模最大、准备最充分的一次起义。
起义的时间也定了下来：1911年4月13日。
但就在起义日子渐渐临近的时候，一个意外发生了。
打乱计划的，是一个名叫温生才的人。
温生才，广东梅县人，家境贫苦，参军退役后，到南洋打工生活。在1907年听了孙中山的一场演讲之后，他加入了同盟会。
1911年，温生才已经41岁了，但他依然血性十足。在目睹同盟会一次次起义失败后，温生才对清廷的愤怒与日俱增。尤其是同盟会在1910年3月刺杀摄政王载沣失败，更是让他大受触动。
那个去行刺的同盟会的27岁英俊青年，舍一己之命，试图用炸弹炸死摄政王载沣，事败后被捕，自知必死，但大义凛然，毫无惧色，在狱中写下万人传诵的诗篇：“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没错，这个青年，就是汪精卫。汪精卫当时的义举感动了天下无数志士，其中也包括温生才——他决定以汪精卫为榜样，以一己之性命，换千万国人之觉醒。
1911年4月8日，广州将军孚琦在广州城外观看飞行师冯如（中国第一位飞机设计师）的表演后起轿返城，有一人从人群中飞奔而出，投三枚炸弹，欺近孚琦轿前，连开四枪，一枪中孚琦额，一枪中头，两枪中腹，孚琦当场毙命。
这个人就是温生才。
其实温生才想杀的，是屡屡挫败同盟会起义的广东水师提督李准。当杀了孚琦之后，他才发现杀错了人，但他并不后悔，当场被捕。
温生才被捕入狱后，两广总督张鸣岐亲自提审，问他为什么要暗杀大清官员。
温生才淡然回答：“不是暗杀，是明杀。”
问他什么叫“明杀”，他回答：“满清无道，日召外侮，皆此辈官吏阶之厉耳！杀一孚琦固无济于事，但借此以为天下先，此举纯为救民族起见，既非与孚琦有私仇，更非有人主事。”
严刑拷打之下，温生才一字不吐，官府最终决定将他在孚琦遇袭处处斩。
赴刑途中，温生才大笑不止，高声告诉周边围观百姓：“今日我代同胞复仇，各同胞务须发奋做人方好。许多事归我一身担当，快死快生，再来击贼！”
温生才随后被斩首、肢解、挖心以祭孚琦。
但让人们震撼的不是温生才被处斩，而是他临刑前的言语。这些人中包括被暗杀的对象，水师提督李准——武昌起义爆发后他在广东率先起义，直接推动和平光复广东全省。
但是，温生才的暗杀行为，之前没有和同盟会的任何人打招呼，属于自己临时起意。
这样的义举虽然令人肃然起敬，但也起到了负面作用——让清廷顿生警觉，广州全城戒严。
原定于4月13日举行的起义，被迫推迟到26日。
起义军接到的坏消息，其实还不止这一件事。
4月25日，就在起义发动的前一天，坏消息再度传来：作为起义的重要力量，广州新军的机枪全被收缴，步枪虽然没上缴，但大部分子弹被收去。不仅如此，清军开始大量向广州增兵，城外的巡防营也开始调入城内。
张鸣岐，辛亥革命成功后携款逃往日本，随后拥立袁世凯称帝，被封一等伯爵，卢沟桥事变后投靠了日本人，1945年9月15日病逝
做出这一切调动的，是两广总督张鸣岐。此人曾镇压过多次同盟会起义，可谓经验丰富。他的这些举动不仅釜底抽薪，更明显释放出一个信号：
和之前的多次起义一样，这次的广州起义，恐怕又提前被泄密了。
而且，因为广州城戒严，很多原先计划运入城内的枪支弹药都已经进不来了。
在这样的背景下，黄兴只能下令：暂缓起义。
一时间，分布于广州城内的各个机关迅速隐蔽，原先已经聚集到广州城的不少革命党人开始秘密分批出城。
但在这时候，却又传来了一个有利的消息：在顺德的巡防三营即将被调入广州城。
这个三营里的官兵，从上到下，十有七八都是革命党人或同情革命的人。此外，原本在城中说好准备配合起义的新军第二标的官兵将在5月3日之前退伍。
这时，作为起义前敌总指挥的黄兴，就面临一个重大的抉择：到底要不要继续将起义进行下去？
起义筹备总部此时也陷入了争执之中：有人表示一定要暂缓，忍耐为先，而有人表示机不可失，这个时机如果错过，下次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了。
最终拍板的，只能还是黄兴。而他考虑的，可能比别人还要更深一层：
这次起义，一方面筹备如此之久，大家都满怀期待；另一方面，又向海外华人筹集了那么多钱款，如果一枪不发就偃旗息鼓，不仅对革命党人的士气是一个巨大打击，今后孙先生在海外筹款也将困难重重。
但如果真的发动起义，以眼下的局势，有多大的把握成功？
可想而知，当时的黄兴，面临怎样的煎熬。
最终，在4月27日的清晨，思考良久的黄兴，留下了一封书信：
“……本日驰赴阵地，誓身先士卒，努力杀贼，书此以当绝笔。”
这是一封遗书。
知不可为而为之，黄兴准备拼死一战。
4月27日下午5点30分，一声凄厉的螺号在广州总督府附近响起。
100多个臂缠白色方巾，腰挂炸弹，手持长枪短枪的人出现在了大道上，呐喊着，向总督府狂奔而来。
只有这100多人？对，只有这100多人。
原先计划的十路起义军，因为各种原因，最终被减为四路，而四路中的三路，又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发动——其中包括最重要的一路，要去广州城接应即将进城的起义新军和巡防营的。
当然，即便有人当时开城门接应，也会看到一场乌龙——大部分新军和巡防营的士兵手里只有没装子弹的步枪，而且，很多人根本就没接到起义的通知。
这时候，再把镜头摇回向总督府扑去的那100多个人，就会让人产生一种空前的悲壮感——
他们勇往直前，他们孤立无援，他们，其实是去送死的。
起义军奔到总督府门前，遭遇了总督府卫队。起义者高喊：“我们是为中国人扬眉吐气，你们也是中国人，有赞成的请举手！”
卫队以开枪作为回答。
双方顿时陷入枪战。
起义军一鼓作气攻占了总督府，却发现总督张鸣岐已经逃往广东水师提督府。在将总督府点火后，起义军随即扑向水师提督府，随后与水师提督的亲卫队遭遇。
林文的祖父林鸿年是清朝道光年间的状元，做过出使琉球的大使。整个清朝在福建一共出过三个状元，林鸿年就是其中之一。林文的父亲林晸是举人，也做过官。所以，林文其实是标准的“官三代”
由于之前听闻这支亲卫队中有自己人，所以一个起义者站了出来，大喊：“我们都是汉人！应该一起同心！不要打了！”结果，被一枪命中头部，当场牺牲。
这个年轻人，才24岁，名叫林文。他家是官宦世家，本来根本就没必要出来抛头颅洒热血。
枪声大作之后，起义军伤亡惨重，其中也包括黄兴。
黄兴是整个起义的领导者，也是可以和孙中山比肩的中国革命的领导者，但他在整场起义中根本没有打算坐镇指挥，留下遗书后，他冲在队伍的最前面。
林文中枪倒地后，黄兴随即也被子弹打断了右手中指和食指。忍住疼痛的黄兴随即改变战略，让本来就人数不多的起义队伍兵分三路：一路攻督练公所；一路攻小北门；黄兴亲率一路，攻南大门，接应计划中要来支援的顺德巡防营——把城外的巡防营接进来，成了起义成功的唯一希望。
攻击督练公所和小北门的两路起义军，因为人数上的劣势，虽然奋战到天黑，但最终还是都失败了，除牺牲者外，悉数被俘。
而黄兴带队去南大门接应的起义军，还真的接到了少数闻讯赶来支援的巡防营官兵。
但是，却也上演了一出让人扼腕的悲剧。
可能因为时间仓促，巡防营没有做最重要的一件事——臂缠白巾。黄兴手下的方声洞见对方没有白巾，率先开枪击毙了对方哨官温带雄，而温带雄恰恰是带队来支援起义军的。愤怒的巡防营立刻反击，一枪命中方声洞，后者当场身亡。
两队自己人，就这样激烈地交上了火。
方声洞之前在日本留学，给妻子写下诀别信后，运送武器到广州，随后坚决留下要求参加起义，结果却死在自己同志手里
乱战之中，双方伤亡惨重，最终竟只有黄兴一人脱离战场，逃入了一家洋货店，在店伙计的帮助下，乔装改扮后逃出城去。他在城外遇见了副指挥赵声，两人抱头痛哭。
一场同盟会有史以来策划最严密的起义，最终竟然落得如此下场。
黄花岗起义后被捕的部分革命志士，均殉难
起义失败了，但故事并没有结束。
到了4月27日晚间，起义队伍已经完全被打散了，但很多人都没有屈服，有的人坚持巷战，有的人选择自杀，而有31个人，最终被清政府抓获。
这些人，都值得留下一笔。
陈可钧
陈可钧，24岁，被捕后清朝官吏问他：“你一个白面书生，何苦要造反自己作践自己？”
陈可钧回答：“起义没能成功，只能说是天意。但只要能唤醒同胞，继续奋斗，我也十分满足了，你们这种利欲熏心的冷血动物，怎么会懂得这些？”
临刑前，陈可钧慨然大笑，只求速死。
李德山，43岁，临刑前对清廷官员说的话是：“大丈夫为国捐躯，是分内事。我不是不能荣华富贵，是不能像你们这样认贼作父，不知羞耻！”
李雁南，31岁，临刑前说的话是：“可恨的是我身受两处重伤，不能再打了。你们不过数年，必亡国。不要再说了！枪杀我的话，记得从我嘴里射击！”
陈更新，21岁，与清军激战三昼夜才被俘。清官员问他，年纪那么轻，为什么参与造反，他慨然回答：“同胞们都在做梦，我们是在叫醒他们！怎么叫造反？杀身成仁，从古以来都是这个道理，你们这些鼠辈懂什么？求速死！”
林觉民
喻培伦，精于研制炸弹，在汪精卫刺杀载沣时就参与提供炸弹。这次起义，他不带枪，只扔炸弹，最后伤重被俘，临刑前高喊：“学术杀不了！革命更杀不了！”
在这些人中，还有一个是林觉民，他因一篇《与妻书》而被我们所熟知：“……吾今以此书与汝永别矣。吾作此书时，尚是世中一人；汝看此书时，吾已成为阴间一鬼……”
被捕的革命党人，全都被处以死刑。
众义士死后，连同之前起义牺牲的同志，被暴尸街头，清廷明令不许收殓。
当时有个《平民日报》的记者，叫潘达微，也是同盟会会员。他组织了100多个收尸人，不顾当局禁令，将广州街头那些已经开始腐烂的尸体全部收殓，一共72具。因为潘达微的钱不够买棺木，只能把几具尸体放到一个棺材里合葬。
后共统计遇难烈士为86人，但仍取“七十二烈士”之名。潘达微1929年去世。1951年，中国政府遵其遗愿，将他的墓地移葬至黄花岗旁
随后，潘达微抵押了自己的房产，在广州城外郊区的红花岗买了一块地，作为烈士的安葬之地。
他觉得“红花”二字过艳，将此地改名为“黄花岗”。
黄花，即菊花，有节烈之意，亦取“黄花晚节”，比喻人到了晚年，依旧气节高尚。
只是，那座墓碑下埋的烈士，莫说晚年，大多正值青壮之年。
“寂寂黄花，离离宿草，出师未捷，埋恨千古。”
看黄花岗起义全程，有时候会有扼腕之叹。
比如温生才突如其来的刺杀，比如因不缠白毛巾造成的自相残杀，在整个起义的筹备过程中，其实还有不少大大小小的失误，最后，功败垂成。
但再看整个起义的过程，有时又会血脉偾张，尤其是在不利的情况下，黄兴带着那100多人还是准备冒死起义。
要知道，那100多个人，不少是同盟会来自各省的精良骨干，若放到日后，很可能都是一军之帅，一省之长。而且很多人都家世良好，完全有理由不去送死。
但他们义无反顾。
可能也有些人会觉得这样的举动好傻——没把握，就等下一次嘛，急什么？
说实话，以前我也这样觉得。但每多读一次那个时代的历史，就多理解黄兴他们一分：
火山的内部已经炙热难当，熔浆滚动，可能只要再有一颗火星，就能引发一场最猛烈的喷发，引爆黑暗时代，迎来新的世纪。
但是，谁来当火星？当一颗火星被扑灭后，谁来接力当第二颗，第三颗，第四颗？
在1911年4月26日的那个夜晚，对黄兴而言，最容易的一件事，莫过于说一句：
“先撤，再等下次机会！”
但难就难在，依旧下令出击。
谁都知道，漫漫长夜即将迎来黎明，但黎明前的那一刻是最黑暗的。那声划破夜空的鸡鸣，背后是无数志士仁人付出的鲜血和生命。
孙中山对这场起义的评价是：
“风云因而变色，全国久蛰之人心，乃大兴奋。怨愤所积，如怒涛排壑，不可遏抑。”
确实，黄花岗起义之后不到半年，武昌再度爆发起义，终于完成了之前所有起义者的夙愿。
前仆后继，星火燎原。
英雄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