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代史上，张学良获得的关注度远远超过张作霖，但谁都认可一件事：没有这个老子，就不会有那个儿子，这绝不仅仅是指生理遗传上。张作霖这个人物，从小小土匪做起，最终成为中国实际的最高掌权者，仅仅用一个“军阀”来形容他，肯定是不够的。
按照张学良的说法，他们张家的祖籍是河北大城。
据《大城县志》记载，张作霖祖籍河北省大城县南赵扶镇冯庄。直奉大战期间，张作霖曾返乡认祖，但族中老人反对。
一个说法是，因为张作霖年轻时当过“胡子”（土匪），有辱门风。另一个说法是，当时正值直奉大战，族中老人担心万一直系失败，吴佩孚会迁怒族人。总而言之，张作霖未能归宗，他一直对此耿耿于怀。
其实，张作霖的生活，和河北并无关系。因为生活困苦，张作霖的先祖张永贵从河北跑到了东北，从事农业开垦。到了祖父张发时，已经比较富裕了。但传到张作霖的父亲张有财一辈，张有财好赌、吸毒，最终因欠赌债，被债主害死。
张作霖与第五个儿子张学森（左）、第六个儿子张学浚（右）合影
1875年出生的张作霖，那一年13岁，家境破落。
此后的张作霖，流浪过，当过兽医，后来从了军，参加过中日甲午战争。再后来做过土匪，被招安后开始从副营长做到营长、旅长、师长、奉天督军、东三省巡阅使等。
在第二次直奉战争胜利后，张作霖作为“奉系军阀”首领打进北京，任陆海军大元帅，代表中华民国行使统治权，成为实际上的国家最高统治者。
对张作霖这个人，其实存在不少争议。
之所以有争议，是因为这个人身上，确实表现出了两个不同的侧面。
我们首先来看看张作霖的匪气——作为土匪的张作霖，以及剿匪的张作霖。
按照张家老一辈的人说法，张学良上一辈的张家人，没有一个是“正经死在床上”的。
这当然也和东北的彪悍民风有关。
张作霖从小就显示出了彪悍的本性。上私塾的时候，一次老师在学堂的一个门后面发现了一杆小扎枪（类似红缨枪），就问是谁的，张作霖说是他的。老师问干什么用，张作霖回答：我昨天看见你拿板子打别人的屁股，今天如果你打我，我就给你两下子。吓得老师去找张作霖的母亲：你这个孩子我不敢教。
甲午战争结束后，原本当兵的张作霖没事干，做起了兽医，经常给马贩子医治他们的马。按照张学良的回忆，当时的东北，凡是有马的人，“大多数都是有问题的”（指他们是土匪或偷马贼）。经常跟这些人接触，一来二往，张作霖也结交了不少“绿林朋友”。
1900年前后，正赶上闹“义和团”，沙俄趁机染指东北，清朝的盛京将军逃走，东北成了一个没有人管的地方，无奈之下，很多村庄只能选择自保。
那时的张作霖，凭借自己的岳父、地主赵占元的帮助（赵占元的次女赵春桂是张作霖的发妻，也是张学良的生母），组成了一个20多人的“大团”，也就是武装组织，来保障村庄的安全。
保障安全，是要收费的，也就是所谓的“保护费”。而保障安全，也难免要和其他来侵扰的土匪交火，乃至互相争抢地盘，张作霖当“胡子”的经历，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必须承认的是，无论如何，张作霖把自己的“辖区”保护得相当不错，手下人也很守规矩。在那个乱世，反而有很多村庄主动要求张作霖去“保护”，所以到后来，张作霖负责保卫20多个村庄的安全。
后来张作霖的老奉系一派，张作相（后来当到吉林省主席）、张景惠（后来做到奉军副司令，后降日，出任伪满洲国总理）这些人，都是当时加入队伍的。
1902年，社会秩序逐渐稳定下来，张作霖机敏地看到，所谓的带“民团”是没有出路的，所以，他经八角台商团会长张紫云引荐，拜新民府（今辽宁省西北部）知府增韫为师，接受了招安，成了一名帮办（副营长），之后又升到了管带（营长）。
张作霖当官后的第一张照片
这是张作霖一生转折的开始。
政府招安你，一是怕你的“民团”散了彻底成为土匪，二是“以夷制夷”，要你去打土匪。
原来就是土匪的张作霖，摇身一变，立刻成了“剿匪专家”。虽然原来也被叫作“土匪”，但应该说，张作霖对扰乱地方治安的土匪还是深恶痛绝的。所以成了“官军”的张作霖，在剿匪的过程中不遗余力，再加上他本身就熟悉土匪的套路，所以收获颇丰。尤其是诱杀大土匪杜立三一役，堪称心狠手辣。
1908年，时任东三省总督的徐世昌把剿匪得力的张作霖调到辽宁西北部的通辽、洮南一带，让他去剿灭被俄国收买的蒙古叛匪。
这可能是张作霖剿匪生涯中最艰难的任务。因为蒙古草原极为干燥，经常有狼出没，而熟悉地形的“蒙匪”又相当彪悍，马术精湛。
但就是这个张作霖，总结经验教训，先是派人去卧底，然后智取强攻结合，他本人也身先士卒，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收拾了“蒙匪”里几股比较大的势力：白音大赉被击毙，牙仟被生擒，陶克陶胡被张作霖追击400公里，逃入外蒙。从这一点看，张作霖解决了危害东北边疆多年的匪患，功不可没。
而打击土匪那么得力，可能也只有土匪出身的彪悍张作霖能做到。
应该说，剿匪帮助张作霖完成了人生积累的第一步，但要再进一步，他需要另一个更大的机会。
这时，辛亥革命到来了。
在这场革命中，我们将看到的是一个反革命的张作霖和一个“革命”的张作霖。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参见《历史的温度1》中《一根香烟点燃的革命》）。
在各省纷纷响应、准备脱离清政府宣布独立的时候，奉天省（1929年张学良将其改为“辽宁省”）的新军也在秘密酝酿。当时新军第二混成旅协同（旅长）是蓝天蔚，他本身就是革命党人，而第二混成旅又是唯一驻扎在奉天省城奉天（沈阳）的一支部队，可谓时机大好。
时任东三省总督的赵尔巽知道情况可能不妙，连夜商量对策，甚至做好了跑路的准备。
这时候，远在奉天省西北洮南的张作霖，通过安插在奉天省城的手下，得知了这个消息。当时的张作霖因为剿匪有功，手下的5个营被扩编到了7个营，共拥有3500人，在当时的东北，已经算是一支不可小视的力量。
听到这个消息，张作霖尽起7个营所有兵力，马不停蹄，日夜兼程赶向奉天——他知道，自己人生一个大好机会来了。
张作霖赶到奉天的目的是革命吗？不！是去勤王！
风尘仆仆赶到奉天后，张作霖立刻晋见赵尔巽，说：“因局势紧张，唯恐总督陷于危境，迫不及待，率兵勤王。如总督认为未奉命令，擅自行动，甘愿接受惩处。”
赵尔巽这时候哪里还会怪他？表扬还来不及！张作霖随即又说：“请恩师听我部署，只要我张作霖还喘着一口气，我是愿以生命保护恩师，至死不渝。”
赵尔巽一听，立刻封张作霖为中路巡防营统领（团长），这下，张作霖手下有了15个营的兵力。
1911年11月12日，奉天召开了保安大会，绅商各界到会的有200多人。赵尔巽带着张作霖参会，在会前，张作霖已经在会场外布置好了自己的人马。
赵尔巽。此人最大的人生成就，恐怕不是提拔了张作霖，而是主编了《清史稿》
会上，革命党人力主脱离清廷，宣布独立。赵尔巽坚决反对，但革命党人群起而攻之，要求他立刻宣布独立。
这时候，一旁的张作霖发话了。
他首先把自己的手枪拍在了桌子上，然后喊道：“我张某身为军人，只知听命保护大帅。倘有不平，我张某虽好交朋友，但我这支手枪是不交朋友的！”
随着他这个信号，会场四周他布置好的人马全部掏出了枪。
任东三省巡阅使时的张作霖
革命党人偃旗息鼓。最终，会议的成果是，东三省成立了实际上就是保皇性质的“奉天国民保安公会”，赵尔巽担任会长，而张作霖当上了军政部副部长，取得了军事实权。之后，又因镇压革命党人有功，被小皇帝溥仪赐封“关外练兵大臣”，赏顶戴花翎。
但是，随着时局的发展，张作霖很快也就随风向变了。
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后，张作霖就任第二十七师中将师长。袁世凯殒命后，他更是做到了奉天督军兼省长。
以张作霖当时的资历，虽然雄霸东北，但做到督军，还是有人不买账的，比如同在奉天且身为张作霖前辈的冯德麟。
这时候，恰恰又冒出个浑人，叫张勋，他要为清王朝复辟。张勋人称“辫帅”，因为辛亥革命后，张勋为表示对清王朝忠心，始终不肯割辫。他手下的军队也都按规定留辫，号称“辫子军”。
1917年6月7日，张勋以“十三省军事同盟盟主”身份，在一帮各怀鬼胎的“好兄弟”的注视下，率“辫子军”北上，在7月1日重新拥立溥仪为帝，上演了清王朝复辟的闹剧。
举国大哗，群起而攻之。之前一直举双手赞成复辟，并让冯德麟入京协助的张作霖，此时忽然变成了“骑墙派”，面对张勋发来“速来救驾”的召唤，他选择按兵不动。（当时张勋复辟后，仅封张作霖为奉天巡抚，这也惹恼了“东北王”。）
与此同时，张作霖暗中命令在天津“观望风色”的代表赵锡嘏，去晋见反对复辟的领袖段祺瑞，表示随时“听候总统吩咐”。段祺瑞听了大喜：“不料张雨亭（张作霖的字）还赞成民国！”
因为反对张勋复辟，张作霖摇身一变，又成了“进步人士”，顺手还让冯德麟背了锅。
这其中有一个小插曲。
在得知张作霖赞成张勋复辟之后，曾有三个革命党人带着炸弹去暗杀张作霖，结果炸弹没炸准，两个革命党人自己被炸死了，剩下的一个被张作霖的手下逮捕。
张作霖问：“你们为什么要来暗杀我？”
革命党人说：“因为你支持复辟！”
袁世凯称帝后，身着朝服的张作霖
张作霖说：“那这样，我现在放你走。如果到时候我张某人真的支持复辟，你就再来炸我。你看看我是不是支持复辟！”
然而呢？1925年，被冯玉祥赶出紫禁城的溥仪，在天津遇到了张作霖。其时，张作霖的奉系已经达到鼎盛时期，成了名副其实的“东北王”乃至威慑全国。
溥仪正发愁应该怎样与张作霖这个大军阀打招呼，身前的张作霖却忽然双膝一弯，直接跪倒在溥仪面前，磕了一个响头，并恭恭敬敬地喊了一声：“皇上好！”
评价一个统治者的一大标准，就是是否爱民。
发达后的张作霖，展现出了两个相反的侧面——爱民与扰民。
张作霖的三夫人戴宪玉有个胞弟，在张作霖的奉天大帅府当警卫。这位老兄实在无聊，晚上外出游荡，用手枪射路灯做游戏，结果一条马路的路灯全被击灭。电灯公司发现后，向大帅府禀报，希望张作霖能管一管。结果张作霖管的方式就是——命令卫队长将他的这个小舅子戴某枪毙。
卫队长想，这人是你小舅子，你一时冲动，我可不敢，于是就悄悄把戴某关了起来。等到几天后，戴夫人趁张作霖高兴的时候，为弟弟求情。张作霖知道戴某居然还活着，大为震怒，叫来卫队长说：“你不枪毙他，我马上枪毙你！”最终还是把戴某枪毙了。
事后，张作霖对夫人赔罪说：“我实在是迫不得已，我不能私亲戚以辜负家乡父老，那还有什么脸面治理政务呢？”
但戴夫人从此与张作霖决裂，削发为尼，离家遁入佛门。
张作霖连自己的儿子也不放过。张作霖有8个儿子，张学良是长子。
当时张学良是奉军第三旅的旅长，第三旅是独立旅，是张作霖的王牌军。张作霖有一次身着便服在城里转悠，听见百姓说第三旅的人横行霸道，巧取豪夺。张作霖火冒三丈，回家就把张学良叫来破口大骂，骂了足足半个小时，整个大帅府都听得见张作霖的怒骂声。张学良低着头一句话也不敢说。
最后，张作霖把张学良关了三天禁闭，规定不许任何人探望，且也不许任何人说情，否则一起处罚。
这件事传出去后，整个奉军震动，老百姓拍手称快。
还有一次过年，黑龙江省督军吴俊升给了来拜年的张学良兄弟每人5000元的压岁钱，在一旁的张作霖看了后厉声喝问：“给小孩子那么多钱干什么？！”
吴俊升回答：“我的钱，还不都是大帅给的。”
张作霖立刻有了脾气：“这是你说的？你说的？”
吴俊升一看苗头不对，立刻跪在地上磕头告罪。张作霖这才缓和口气：“钱你留着，给我在黑龙江好好干！别让老百姓骂我张作霖的祖宗！”
张学良后来回忆，说东三省的老百姓还是挺拥戴张家的。它倒也不是完全胡说八道。
但是，张作霖是否真的“爱民”？
张作霖支持“武力统一”，自1917年至1926年，先后5次用兵关内，规模一次比一次大，时间一次比一次长。在5次战争里，关内关外，生灵涂炭，民不聊生。
在满足自己政治野心的过程中，张作霖可是从来没有想过“爱民”两个字。
一个军阀，如果能成长为大军阀，用人方面必有过人之处。
张作霖被后人称道的最大用人之术，就是识人有方，用人不疑——但他最后的失败，也与此有关。
比如王永江。张作霖发迹之初，王永江一直不理他，惹得张作霖大为不快，曾发誓一定要“搞死”王永江。但后来听人说王永江能力过人，立刻对其非常谦恭，再三请他出山帮助自己。结果，王永江从奉天警察厅厅长一路做到了奉天省长。
王永江就任省长时曾提出：省内大小官员，都由自己任命，不许张作霖干涉。这种当时看起来是“昏头”的要求，张作霖一口答应。
结果，王永江治下的奉天省，经济迅速复苏，对张作霖走出困境、雄踞关外、问鼎天下起到了重要作用。
奉天集团的人员成分极其复杂，有各路土匪、小军阀，还有各路降将、叛军，对此张作霖一律一视同仁，不混编军队，让他们全部继续独立编制，与奉军完全平等。郭松龄反叛后，他与东北军各个将领的来往书信，张作霖一把火全部烧掉，表示既往不咎。此举在当时确实感动了无数将领，纷纷表示以后都愿意为张作霖效死命。
用张作霖的话说是：“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妈了个巴子（他的口头禅），好好给我干，我绝不亏待人！如果吃里爬外，我马上枪毙他！”
但也别以为张作霖真的就是糊涂蛋，或者是个老好人。
张作霖有过一任秘书长，摸透了大帅的脾气，把他伺候得服服帖帖，但最终还是被张作霖撤了职。众将领为这个秘书长求情，张作霖的回答是：“我和他没仇，就是因为他做了我那么多年秘书长，从来没和我抬过一次杠！我可能那么多年没犯过一个错吗？这种秘书长要来何用？”
张作霖创办东北讲武堂，培养了大批东北军军官，包括张学良
张宗昌人称“三不知将军”：不知道自己有多少条枪，不知道自己有多少钱，不知道自己有多少姨太太。曾做名诗：“大炮开兮轰他娘，威加海内兮回家乡。数英雄兮张宗昌，安得巨鲸兮吞扶桑。”1932年被韩复榘派人暗杀于济南火车站
同为土匪出身的“狗肉将军”张宗昌落魄时投靠张作霖，张作霖用人不疑，照用不误。凭借战功，张宗昌一跃成为奉系骁将。
有一次，张宗昌从黑龙江驻地前往沈阳谒见张作霖，他大大咧咧地往大帅办公室走，边走边高声喊道：“老爷子，效坤（张宗昌的字）到了……”
话音未落，张作霖拍案而起：“出去！重进！你是军人吗？妈了个巴子的，当在家里呢！”
高出张作霖一整头的张宗昌顿时目瞪口呆，然后马上原地顿足、立定、向后转，迈步而出，然后在门口回身举手敬礼：“报告！张宗昌到！”
虽然张作霖会用人，但还是在郭松龄身上看走了眼。
郭松龄外号“郭鬼子”，意思是他打仗鬼点子特别多。郭松龄是张学良的老师，堪称奉军里最能打也最会打的将领。张学良对郭松龄佩服得五体投地，张作霖曾说：“我儿子除了不肯给媳妇，其他什么都肯给郭松龄。”
在郭松龄的辅佐下，张学良打了很多大胜仗，也树立了在奉军里的威望。张作霖对这对组合是很满意的。
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张学良在郭松龄的指导下获得了山海关大捷。郭松龄居功至伟，战后想要个“安徽督军”头衔，但张作霖最终把这个头衔给了姜登选。郭松龄立了大功，却最终什么也没得到。
张作霖觉得自己没做错什么。在他看来，东三省早晚是张学良的，而张学良和郭松龄那么好，“穿一条裤子都嫌肥”，所以早晚东三省什么都是他们俩的，还给什么给？
但他没想到郭松龄什么都不错，就是心胸狭隘，对这一次的分配，他怀恨在心。祸根就此埋下了。后来，郭松龄率7万奉军精锐起兵倒奉，大大挫伤了奉军的实力，也间接造成了后来的张作霖皇姑屯殒命。
说到皇姑屯，就要说到日本人。
关于张作霖究竟是“亲日派”还是“抗日派”，一直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
其实从做营长开始，张作霖就一直在刀尖上跳舞——逼着他跳舞的，不仅仅有日本人，还有俄国人。
1904年日俄战争开始，张作霖先是帮俄国人打仗，然后被日军俘虏，遂发誓要帮助日本人。所以日俄战争结束后，张作霖原来3个营的部队，在日本人的帮助下，扩充到了5个营。
但从此，张作霖也被日本人这块甩不掉的狗皮膏药黏上了。
当时日本人对张作霖的态度，分为两派。
一派认为，张作霖是日本策划“满蒙独立”的最大障碍，一定要除掉他。这一派的代表是日本参谋本部（二部）、日本关东都督和日本浪人川岛浪速等。
另一派认为，实现“满蒙独立”，应该利用张作霖，张作霖是日本最好的帮手，应该鼓动张作霖独立，日本便可兵不血刃地占领东北。这一派的代表是日本参谋本部次长田中义一、日本外务省和日本驻奉总领事等。
两派互不联系，各自活动。但能让日本人分为这样截然相反的两个派别，可见张作霖的手腕。
张作霖对日本的态度就是：表面答应，实则抗拒。事前承诺，事后反悔。实在不行，就去找俄国人说日本人要扩张势力，请求干预（受俄国压迫时也会去找日本人）。
一方面，张作霖非常希望得到日本的军火和军队协助，所以他确实也出让了不少东三省内的利益。但另一方面，他又不断教育子女：“成则王侯败做贼，都没关系，混出名堂就好。但就是有一点：坚决不能做汉奸！那是要死后留骂名的！”
东北老百姓一直流传着一个传说：张作霖有一次出席日本人的酒会，酒过三巡，一位日本的名流力请大帅题字——他知道张作霖出身绿林，识字有限，想当众让他出丑。
张作霖发妻赵氏带着张学良，与日本领事夫人们合影
但张作霖抓过笔就写了个“虎”字，然后题了落款，在叫好声中，掷笔回席。
那个日本名流一看落款——“张作霖手黑”，顿时笑出声来。张作霖的随从也很尴尬，忙小声提醒他：“大帅，是‘手墨’，不是‘手黑’，下面少了个‘土’……”
张作霖瞪眼睛就骂：“妈了个巴子的！我还不知道‘墨’字怎样写？对付日本人，手不黑行吗？这叫‘寸土不让’！”
北伐战争时期，张学良曾劝张作霖不要和南方打仗，因为日本人会抄奉军的后路。
当时张作霖大怒，拍桌子叫道：“妈了个巴子的！我有30万东北军，我才不怕日本鬼子！他撑死了在南满有13000人，要想收拾他，我把辽宁各县的县长、公安局长召集起来开个会，三天就把他的铁路扒了。东北军先打重镇大连、旅顺，他13000人怎么跟我打？我怕什么日本鬼子？”
对这段话，当时不少在现场的奉军军官都有印象。这段话显示出张作霖无论是对日本人的军力判断还是应对措施，都明显有心理准备。
但1925年的郭松龄倒奉事变中，张作霖真的被逼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郭松龄虽然早就对张作霖心存不满，但直接的导火索，就是他在日本得知了张作霖准备答应日本人一系列出卖国家主权的条款（其实以张作霖的脾气，多半又是骗日本人），换取日本人军备去进攻冯玉祥的国民军。
郭松龄起兵倒奉之后，一方面是因为“郭鬼子”确实会打仗，另一方面又是因为他统率的都是奉军精锐，所以一路势如破竹，直逼奉天。
日本人当时觉得找到了机会。他们先是去找当时占据优势的郭松龄，承诺关东军出兵相助，但事成后要郭松龄听命日本。郭松龄断然拒绝。
但当时已经准备下野的张作霖，最终接受了日本人的一系列要求，签订了《反郭密约》。
结果，日本关东军一方面严格限制郭松龄部队，给张作霖以喘息之机，集结部队，到最后巨流河大决战的时候，日本人更是直接以炮兵部队介入。郭松龄最后兵败被杀。
郭松龄叛乱被平息，日本人拿着《反郭密约》来找张作霖兑现诺言，张大帅倒也毫不含糊——全部反悔，概不执行！
那一次，是真正惹恼了日本人。
三年后的1928年，军事失利的张作霖退回关外，日本人终于等来了暗杀的机会，旧仇新恨一起算。
皇姑屯一声巨响，张作霖身负重伤，送回官邸4小时后身亡。
年仅53岁的“东北王”，就此殒命。
民国时期的大军阀，其实个个都很难一言以蔽之，无论段祺瑞、吴佩孚，还是冯玉祥。当然，里面比较突出的一个，是张作霖。
从土匪做起，到最后问鼎中原，张作霖的一生绝大部分是辉煌的。但是，依我个人来看，却也觉得他很可怜。
为什么可怜？因为他的一生，是充满矛盾的一生。虽然贵为“东北王”，却身处俄国和日本两个穷凶极恶的邻居夹击之下；不想做汉奸，但又不能不做出妥协让步，时时刻刻在刀尖上跳舞。
英籍澳大利亚人加文·麦柯马克（西方研究东北亚问题的专家），在他的著作《张作霖在东北》一书中说：“就与日本帝国主义的关系而言，张作霖比一个纯粹的傀儡还多些什么；但又比一个民族主义者少些什么。”
这正是张作霖尴尬的地方。
但有一点必须承认的是，在张作霖的治下，东三省拥有当时全国罕见的兵工厂、空军部队，并且在俄日两强的夹击下，没有使东北的一寸土地沦丧。
也正是因此，更凸显了他的可怜之处：在他一命归西后才三年，他苦心经营大半辈子的东三省的80万平方千米国土和所有财富，在不到半年之内，就全部落入日本人之手。
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