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护在京制度的崩溃，也在文化上带来了很大的影响。下面参考末柄丰的研究来进行一个大致的说明。高中的日本史教科书也讲了室町时代文化向地方普及的状况，但一般的讲解说，其原因是公家躲避战乱，逃往地方。但是，这一现象其实与武士也有很大关系。
前面也已提到，除了奥羽、关东、九州等远国，守护原则上有在京的义务，领国的统治交由守护代管理。身兼数国守护的大名家，连守护代也住在京都，小守护代（又守护代）在地方活动。当然，守护并不是一个人待在京都，通常情况下是与两三百名家臣一起在京都生活。
而且居住在京都的，不只是与守护有关的人。如本书所述，政所执事、奉行人这样的幕府政务机构职员，或者将军亲卫队奉公众，日常情况下也在将军身边侍奉。考虑到他们各自还有家族及手下人跟随，人数必然庞大。
有一个说法，应仁之乱前京都人口大约有十万，其中与武家有关的达到了三四万。
这些在京武士或是与贵族、五山僧连歌唱和，或是乐于茶道等，歌颂京都的文化生活，并派遣代官来管理自己在地方的领地。他们和那些统治着远处的寺社本所领的京都贵族、僧侣一样，都是“不在地主”。
提到室町文化的创造者，一般会想到二条良基或一条兼良这样的贵族，或是绝海中津、义堂周信这样的禅僧。但是不应忽视的是，通过与贵族和禅僧的交流，武士们的文化水平也提高了不少。
连歌师宗祇在连歌集《竹林抄》中，列举了应仁之乱前活跃的著名连歌家“连歌七贤”。其中，高山宗砌、蜷川智蕴、杉原宗伊三位是武士。高山宗砌是山名宗全的家臣，蜷川智蕴是政所执事伊势氏的家臣，杉原宗伊是备后国出身的奉公众。因为守护或幕府职员、奉公众等为了顺利处理政务，需要日常交际，连歌对在京的武士而言就是必需的教养。
虽然如此，武士对室町文化做出的主要贡献与其说是创造者，不如说是资金提供者。那个时代，武士的财力超过公家和寺社，以将军为首的在京武士是京都文化的后援人。譬如能乐的集大成者世阿弥，就受足利义满的庇护，能阿弥（连歌七贤之一）是足利义教和足利义政的同朋众。由此可知，新的文化是在武家的经济支持之下百花齐放的。
应仁之乱中，守护代朝仓孝景迅速前往越前，夺取了守护斯波氏的领国，由这个事例可知，随着战乱的长期化，守护本人若不亲自去他的领国统率国人，他的统治就无法维持。于是，大乱结束后，在京都作战的大名一齐回到了领国。
另外，以一条兼良为首，为躲避战乱逃亡到奈良等地的贵族也为数不少，但他们多数在战后就回到了京都。因为奈良在畠山义就进军河内之后，变得比京都还要危险。然而，回京之后，多数贵族再度去了地方。为了解决经济困难，他们投靠了地方的守护和国人。
公家的动向常常更吸引人的注意，但需要注意的是，守护和守护代多数在大乱以前住在京都。以应仁之乱为契机，守护和守护代返回领国，这是公家奔赴地方的前提。正因为在应仁之乱前，在京都的武士就与贵族或僧侣有密切交流，并能理解他们的文化，如今武士在地方，飘零的贵族才会决定去地方。
应仁之乱后，往来于京都与地方之间的不只是贵族。譬如说，连歌师成为一种职业，在各地旅行，谋求生计，也是这一时期的事情。他们的目的地与贵族一样，是在领国的守护、守护代，或者实力派国人的宅邸。应仁之乱以前的连歌七贤，或是侍奉特定主君的在京武士（宗砌、智蕴、宗伊），或是属于特定寺院的僧侣（池坊专顺、心敬、行助），或是侍奉将军的同朋众（能阿弥），没有人仅以连歌谋生，他们都是业余艺术家。周游各地、以开办连歌会为业的专业连歌师是在应仁之乱后守护归国以后才出现的，其中乱后排名连歌界第一的是宗祇。
此外，十五世纪后半叶以后，居住在领国的守护和守护代在国内修建了豪华的宅邸。根据考古调查，全国各地都发现了这些守护宅邸（守护所）的遗址，其中大多数是建在平地上、边长一百五十至二百米左右的方形宅邸。宅邸内有举行连歌会或茶会的“会所”（会所大多面朝园林中的水池）。主殿、常御殿、远侍等配置通常都一样。对主君斯波氏发动了“下克上”的朝仓氏居城、越前一乘谷朝仓宅邸也不例外，并没有什么地方特色或个性。
这些守护宅邸的构造是对“花之御所”（室町殿）等将军宅邸的模仿。来到地方的守护或守护代怀念曾经在京都玩味的文化生活，于是试图在领国再现那些奢华时光。中世都市史研究者小岛道裕将这种京都文化在地方再造的状况称为“花之御所”体制。
此外，根据公家兼歌人冷泉为广记录的《越后下向日记》所述，越后守护上杉氏在府中修建的宅邸还附有举行猎犬活动的马场和能让宾客住宿的禅宗寺院。这种构造应该是对京都将军御所的模仿。很多守护宅邸都建在河流西岸，这应该是对建在鸭川以西的平安京的效仿吧。
周防守护大内氏在山口以京都为模型建造了一个地方都市。这个时不时被称作“小京都”的都市，是在大内氏对京都文化的憧憬之下诞生的。
另一方面，现实的京都之内，由于守护或奉公众回归领国居住，居民数骤减，街区的范围大幅缩小。战国时期的京都，是一个由以武家、公家为中心的上京，以町人为中心的下京，以及周边的寺社和门前街市等多个街区构成的复合都市。很多“洛中洛外图屏风”所描绘的豪华绚烂的花之都景象，其实不过是描绘想象中“虚构”的京都而已，与真实状况有巨大的差距。地方上“小京都”的频出和京都的荒废，是一体两面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