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怕没有人不知道应仁之乱吧。连小学社会教科书里也会提到的应仁之乱，是日本历史上最知名的战乱之一。
但是，如果被问到应仁之乱是一场怎样的战乱，恐怕很多人都答不上来吧。也许有人能记得“人世虚空，应仁之乱”这个双关语。或许也有人能说出“东军主帅叫细川胜元，西军主帅叫山名宗全”。但除此之外就很困难了。最终，多半以“这场战乱导致室町幕府走向衰亡，战国时代开始了”这种固定句式收尾。
关心它的人也不多。1994年NHK播放了以应仁之乱为题材的大河剧《花之乱》，结果成了历代大河剧中收视率最低的一部（不过顺便说一句，这一最低纪录在2012年被《平清盛》打破了）。这部电视剧本身不差，但收视率实在过于悲惨。
应仁之乱最为困难的问题是，人们不明白为什么战乱会爆发，也不知道最终究竟是谁获得了胜利。应仁之乱是从应仁元年（1467）到文明九年（1477）持续了十一年的大乱。一般的说明会说，室町幕府八代将军足利义政无子嗣，于是以其弟足利义视为继承人，但随后足利义政妻日野富子生下一男（后来的足利义尚），日野富子意欲让自己的儿子继承将军之位，正好那时候细川胜元与山名宗全两雄为争夺幕府的实权，介入将军家的内斗，于是应仁之乱就爆发了。然而，对这种说法已有很多的批判，有人指出了应仁之乱爆发的其他原因。
应仁之乱爆发之初，战场仅限于京都，最终却波及地方，全国各地都发生了战斗。在这样大规模且长期的战乱中，大名们到底为何而战竟不是十分清楚，实在不可思议。战争过程既无戏剧性，又不华丽，唯有徒劳无功，不合逻辑。应仁之乱这些难以理解之处，进而让它更没有人气了。
原因不详、结果不明的应仁之乱，对后世却影响巨大。大正十年（1921），东洋史学者内藤湖南在演讲《关于应仁之乱》中这样说：
若为了了解今日之日本而研究日本历史，研究古代历史毫无必要。知道应仁之乱以后的历史就足够了。之前的历史几乎与外国历史无异，但应仁之乱以后的历史是我们身体血肉直接能接触到的历史，若能真正了解它，对日本历史的所知就足够了。
与现在的日本有关的仅仅是应仁之乱之后的历史，之前的历史如同外国史。这段过激的发言十分有名，可能有的读者早就听过了。在那之前的史书虽然也关注应仁之乱，但关注程度不外说它是“一场大乱”而已，对譬如源平合战、承久之乱等战乱则更为重视。应仁之乱是日本历史上最大的事件——内藤湖南这如棒喝一般的史论，是非常有独创性的。
为什么内藤湖南认为应仁之乱与其他战乱相比有特别的意义呢？这是因为他认为，应仁之乱彻底打破了旧体制，揭开了新时代的序幕。
内藤湖南说：“正因为足利时代是个完全没有天才的时代，所以应仁以后的百年中争斗不止，战事不休。”然而内藤与之前的史家不同，并不慨叹英雄不再，战乱频发。恰恰相反，在他看来，正因为如此，这才成为一个“最下层的人打破既有旧秩序”的下克上盛行的时代。
内藤湖南认为，战国时代和乱世因应仁之乱而到来，对平民而言反倒是出人头地的机会，是件可喜可贺的事情。对出生在和平时期日本的我们来说，这实在是危险的主张。
这种颠覆性的对应仁之乱的评价，在期望庶民革命的战后左派史学之中也能看到。永原庆二在中央公论社《下克上的时代》（1965年初版）中指出：“应仁之乱的大将细川胜元和山名宗全都不是称得上英雄的华丽人物……一般意义上的政治家、武将之中，称得上英雄的成功者一个也没有。”“但如果稍微变换视角，这样一个可以说有无数无名的庶民英雄活跃着的时代，是绝无仅有的。”于是，通过发掘这些时代的无名英雄，他热情地写道：“‘历史是由民众创造的’这句又古又新的格言，可以从史实之中真切地感受到。”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后，日本史学界开始对过去以左派理论为指导的社会构成史研究提出疑问。人们指出借用西洋理论分析日本史所出现的问题，永原的研究也成了批判对象。然而，内藤湖南提出的“应仁之乱是时代转折点”的观点得到了继承。不仅如此，内藤的言论甚至被作为批判左派历史学的材料来引用。
胜俣镇夫在氏著《战国法成立史论》（1979年初版）的序言中提及内藤湖南的演讲，对其表示支持：“内藤湖南所述应仁之乱以前具有悠久历史的日本是个与近代日本无关的异质社会，应当舍弃，以近代日本历史学的常识来讲，他的见解近乎谬论，但就我而言，当我站在从现实生活的感觉来把握历史这一立场上时，不得不说我能够充分理解并深有同感。”此外，胜俣镇夫在1994年的论文《十五至十六世纪的日本》中也引用了内藤的演讲，将应仁之乱以后的一百年称为“旧体制崩坏，近代萌芽的时代”。
胜俣的学说从内藤的演讲中获得了启发，大胆地将日本历史一分为二，这就与左派历史学发展阶段论分段进步的理论不同了。但另一方面，胜俣镇夫评价战国时代是“在日本历史上，民众首次作为推动历史的主体力量登上历史舞台的时代”，这一理解与战后历史学的战国时代观区别不大。“以应仁之乱为契机，民众……”这一句式确实颇受欢迎。
但近来的研究朝着反对给应仁之乱赋予太多意义的方向前进。尤其是对应仁之乱“前”与“后”的政治局势进一步研究后，就看不到“以应仁之乱为界，日本骤然剧变”这种主张了。
首先，通过对应仁之乱“前”，也就是应仁之乱之前的政治状况的研究，学者发现，嘉吉元年（1441）嘉吉之变（六代将军足利义教被暗杀的事件）后，幕府的混乱统治持续了二十余年。此前足利义政被说成是愚蠢的将军，又或者说足利义政之妻日野富子插手政治，总之是将应仁之乱归咎于当权者的个人素质。然而，由于嘉吉之变以后的政治局势得以明确，应仁之乱就被评价为二十年来累积的矛盾的总清算，对应仁之乱本身的关心程度相对降低了。
应仁之乱“后”也是一样。过去的研究认为，应仁之乱后，室町幕府丧失领导能力，沦落为有名无实的存在。但随着近年来研究的发展，史学家们认为应仁之乱结束后，幕府重建自身统治的工作有所进展。幕府权威彻底丧失是在明应二年（1493）的明应政变后，这是研究这一时期的学者们一致认可的结论。如果让他们说的话，明应政变才是战国时代的开始。
的确，若关注幕府政治的变化，比起应仁之乱，明应政变可能更具有划时代意义。近年来的研究否定了将军家内斗导致应仁之乱爆发这一传统观点，而是逼近幕府内部真正的对立模式，这样的观点对研究政治史来说具有非凡的价值。
然而，当不限于室町幕府，而从对全日本社会整体的影响来考虑时，比起明应政变，应仁之乱无疑意义更为重大。此外，应仁之乱即便不是开端，但它确实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这一点就有独特的意义。即便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假如只三个月就结束了的话，是否还会在一百年以后的今天仍被人们热烈讨论，就很值得怀疑了。
因此，不仅是应仁之乱的“入口”和“出口”，对其“里面”的研究也是不可缺少的。这时不可以陷入列举没落贵族的不满，新兴的民众力量对乱世表示欢迎这种陈词滥调。但是冷冰冰地罗列“某年某月某日，某处发生了某次战斗，某某某取得了胜利”这些事实也没有意义。关键是要能够一览卷入战乱旋涡的人的生存状态。
为研究这个课题，极好的史料是《经觉私要钞》和《大乘院寺社杂事记》。两者都是室町时代兴福寺僧侣的日记。前者的记录者是经觉，后者的记录者是寻尊，二人都经历了应仁之乱，并留下了大量具有极高价值的关于这场战乱的日记。
经觉与寻尊都生活在奈良，他们所获得的有关京都和其他地方的信息中有不少不正确的传言或谣言。因而若要把握应仁之乱整体的构架和经过，二者称不上最好的史料。但是，二人的日记反映的不只是经觉、寻尊两位记录者本人，还有他们周围的僧侣、贵族、武士、民众在大乱的旋涡中如何生存、如何思考，从这一点上讲，他们的日记具有别的史料替代不了的价值。
当然，这两份史料在此前对应仁之乱的研究中已经得到了充分利用。但其只为确定事实关系而使用，否则就可能带着“这是落伍于时代变化的守旧僧侣的抱怨”这样先入为主的观念来进行理解。寻尊在日记中一再为世道混乱而忧虑，这是事实，但仅仅以“旧统治阶层的没落与新兴势力的发展”的视角，是不能完全理解这部日记的丰富内涵的。贵族与僧侣都顽强生存了下来，但对大多数民众而言，战乱仅仅是一场灾难而已。
应仁之乱给日本社会带来了什么？本书将以上述两份史料为中心，外加其他各种史料，力图具体地为大家呈现当时人们生活的样貌，并以此展开讨论。